1、1清末民国时期洛阳古玩业的兴衰清末民初之际，社会大乱，民生凋敝，而经久不衰的盗墓业开始在洛阳公开化，从而使洛阳的古玩业在乱世中逆势而上。其发展经历了早期零星交易、全面兴盛、逐渐衰落三个时期。其行业发展有独特行话和行规。 兴盛的根源 洛阳是九朝（东周、东汉、魏、晋、后魏、隋、唐、后梁、后盲）古都，也是七朝（西周、西汉、唐、后汉、后周、北宋、金）行都或陪都。自东周至北宋年间，历代帝王将相、达官显贵和学者名流的陵墓多分布在洛阳平原和北邙一代。据史书记载，帝王陵墓之主有东周的灵王、景王、悼王、定王，东汉的明帝等，巨卿名公和学者名流的陵墓之主有苏秦、吕不韦、贾谊、石崇、狄仁杰、白居易、寇准、吕蒙正、二程
2、等。唐人王健有诗云：“北邙山上少闲士，尽是洛阳人旧墓。 ”北魏孝文帝曾下诏：“死葬河南（洛阳） ，不得还北。 ”更有俗谚称：“生在苏杭，死葬北邙。 ” 由于历朝历代墓葬在洛阳聚集，至清末，洛阳地面几乎是一动地层，就能发现古墓。常常是上层是晚期墓葬，下层是早期墓葬，或是后期墓道凿穿了前期墓室，这种墓葬呈二层、三层叠加的现象不为少数。 从清末到民初，由于社会动荡不堪，洛阳古墓盗掘与前代相比开始公开化，破坏性更强，古物流失更为严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队2在洛阳西郊平原科学清理了历代古墓 4000 多座，清理出古物 15.4 万件，保守估计这个数目不及清末民国时期因乱盗而流失古物的十分之一。 发展
3、时段 1.零星交易时期 清末，洛阳只有数家古董铺，其中以会友斋最为知名。从金银铜器、珠宝、玉器到日用品均在其业务范围内，其经营方式是“守株待兔” ，即只要做一次好买卖，就能两年不愁吃喝。光绪末年，洛阳东郊塔湾村清真寺东边出土了一批周代铜器，有鼎、尊、爵等数十件。村人却以破铜价按斤卖给会友斋，卖价仅几两银子。而会友斋方姓老板一转手卖了1000 多两银子，真可谓猛赚一把。清末民初之际，北京古玩商人开始来洛阳收购古董。最初有康子英、赵梦松等人，他们住在城内前街谢家老店里，大多收购的是陶器，如蓝胎陶、白胎陶、唐三彩等。 洛阳人发掘古物，最初是无目的地进行。民国初年，洛阳北乡郑家凹人砍伐木材做饭，在沟底
4、挖掘树根时，挖出唐三彩六件，卖给了北京古玩商人。过几天又挖出来几件，于是卖了又挖，挖了又卖，先后在同一坑挖出五六十件，一共仅卖一百多元钱。在此之前，在沟塌崖崩之处露出大批陶器，由于迷信，当地人认为唐三彩是不祥之物，不能拿回家中，只好存放在村内庙堂里，后听说北京商人在城内收购，就将庙里存放的古董偷走卖掉。很快，庙内古物被盗卖一空。此时，许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徒就到处挖掘。接着，北乡数十村子互相效仿从而挖掘规模大了起来。起初，人数少，技术低下，随着挖掘人越来越多，工具和技术也不断改进，出土的古物日渐增多，相应的从事专卖的古玩商人也大3增。 2.全面兴盛时期 民国 3 年后，洛阳古物挖掘疯狂起来，
5、相伴而行的是洛阳古玩业进人全盛时期。北乡郑家凹村周围几十里内的各个村子最初挖出的古物，以陶器为主，铜器次之，金银器物很少。陶器以隋唐时期的黄釉陶、白胎陶、红胎陶、蓝胎陶和唐三彩为多数，汉魏陶器很少。七八年后，挖掘地延伸到马坡、李家村，除挖出陶器外，还有殷周时代的铜器。北窑村、塔湾不仅挖出殷周铜器和玉器，有时还出土宋代瓷器。 民国十四五年间，由于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洛阳四郊成立了许多民团、红枪会等武装组织，乡间枪支渐多，更助长了挖掘之风。从此，由夜间偷偷挖掘变成了白天公开挖掘。北乡各村，城郊的东乡、塔湾、史家湾、杨凹、凹杨、张胡同、马坡、李家村、北窑，一直到东关泰山庙周围各村，每日田间人穿如梭，
6、老幼皆赴，胜似庙会，且日夜不休。挖掘现场，犬牙交错，摊贩林立，棚帐遍设。同时，大批古玩商人不绝于途，耕地遭践踏，庄稼被毁，挖掘声、叫卖声、吵闹声不绝于耳，纷乱异常。每天成交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此时北京的古玩商人有的住在东关鸿运西栈，有的住在城内古玩商李筱亭、张允吉等人家里。开封驻洛商人，有的住在鸿运西栈穆培田、庞子绶等人家里，开封商人孙次堂直接在洛阳落户。洛阳城内本地商人从事古玩业者更是如雨后春笋。1927 年冬，挖掘古物之风又吹到东乡金村一带。当时挖出一座战国后期的王侯大墓，出土金银器几十件、玉器一百多件。初因这一带刚发4掘，城内古玩商人距离远，村人就将金银器带到郑州卖给银楼（金银珠宝店
7、） ，其余的铜器、玉器到第二年以 2000 多元的价格卖给本村的张资美、张锡唧、王道中三个商人。他们只是先付了半价，待古玩出手后才将另一半付清。此后两三年内，该地发掘出战国晚期七八座帝王和后妃大墓，也有其他众多古墓。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东乡金村成为洛阳古玩重点收购地，客商络绎不绝，一聚至少二三十人。当时张资美、张锡唧、王道中三人，除直接将古物卖给北京、上海客商外，还勾结本地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将大批有历史研究价值及高度艺术价值的玉器、金铜器转卖到国外。张资美等从中获取二三十万元横财，当时金村有一顺口溜：“金村街，三富翁，资美、锡唧、王道中。 ”金村街还有三个强人，即张澜堂、张实甫和马
8、甲子，被称为“金村街三家什” （洛阳对有钱有势的强人称“家什” ） 。其中马甲子在吸食鸦片时，常随手用一张五元或十元的钞票擦烟盘。 1931 年前后，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时任基督教圣公会河南教区第一任主教）不仅参与盗卖古物，而且亲自到金村勘察。他一面将古物转卖给美、日两国或将一部分运到加拿大，一面根据在洛阳汉魏遗址中发现的古墓情况，写成了一本洛阳古城古墓考 。日本人梅原末治也根据流入日本的金村古物，撰写了一部洛阳金村古墓聚英 。至抗战爆发前，洛阳北乡和东乡有形可见和湮没在地下不可见的古墓，多被盗掘一空。 3.衰落时期 洛阳古玩业在民国初年兴盛一时，随后由于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生意萧条起来。抗战
9、爆发后，国民政府迁洛时又一度假繁荣，不久呈衰5落状态。 由于洛阳古玩业繁荣时利润巨大，统治者开始染指以自肥。1927 年，洛阳东关清乡团团总王麟生等借筹措治安经费为名，勒令古玩商缴纳 20%的税金，此即古玩业纳税之始。 1928 年，韩复榘驻洛，古玩商人高理财等想垄断古玩业，于是他们向韩复榘献策成立古物特税机构。韩大加赞赏，于是在东大街龙王庙成立“古玩特税局” ，高理财等为局内要员。他们大量发行行帖（营业执照），分甲等 40 元、乙等 20 元、丙等 12 元、丁等 5 元四种。他们视古玩商的声望、财力大小配发行帖，并按货价的 20%交税，无行帖者不准经营，否则没收货物，并处以罚金。这样，古玩
10、商人取得了合法经营权后，盗掘买卖之风更盛。他们还暗派便衣侦查，到处勒索，受害者众多。如他们将别人买到的好货抢走，美其名曰“转让” ，有时以“赊欠”的名义抢夺别人货物，一般无人敢于讨要。 1929 年韩复榘离洛，古玩特税局亦随之瓦解。不久，洛阳民众教育馆馆长陈易、教育局局长王昭唐想以筹措教育经费为名，在城内高平街设立古玩特税局。但人选未定，被高理财等借国民党第四十七师师长王金钰的势力捷足先登，他们又在龙王庙粉墨登场。他们除按旧章征税外，还将各商家所存古物悉数搜运到局内，打算没收，以填补其运动职务所花巨款。古玩商们慑于其势焰，纷纷逃避。后因税收大减，气焰降低，许多古玩商开始回归，仍受其宰割，但比以
11、前略有缓和。 如果说重税及当权者的压迫是“权力”的破坏，那么战乱和匪灾就是“野蛮”的破坏了。1928 年，军阀薛嘉宾部在洛驻扎，听说孟津县王庄村在黄河渡口发掘战国时期大件铜器数十件，就立刻把东西全部抢夺6到手，再卖给古玩商人。1946 年夏，洛阳西北乡张岭村发掘出铜兽 4 个：两个大的高六七寸，长一尺六七寸；两个小的高四五寸，长一尺左右。此事被洛阳驻军武庭麟得知，立即将张岭村围得水泄不通，声言必须将全部货物及交易双方一并带回城内处理。此时因一半货物已经送进城内，且买卖人亦不在乡间。村人没有办法，只得忍气吞声，暗送金钱于次日进城将货取回，交给围军，方才撤兵。 古玩商的财物在兵匪横行的豫西地区日益
12、成为不务正业强人口中之食，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土匪抢劫绑架古玩商的现象频频出现。洛阳古玩商荣老炳被土匪以“应邀看货”为名绑架。数日后才得知，荣的家人不得不送 1000 多元将人赎回。当荣从龙门南接回时，双耳被黄蜡灌满，脚下带木制脚镣，两脚已溃烂不堪，骨头已外露。洛阳古玩商人吴长富因避官方抓捕，被土匪绑架，后来花去 3000 元，仅抬回一具死尸。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实行严厉的文物保护政策，严禁破坏、盗卖地下文物。这时，除极少数暗地有些活动外，其余古玩商不得不关门。至此，畸形繁荣达 40 余年的洛阳古玩业寿终正寝。 独特的行话和行规 伴随着洛阳古玩业的畸形繁荣，形成了其独特的行话和行规。
13、一是古玩称谓独特。洛阳经营的古玩主要有以下称谓：“红绿货”“软片” “硬片” “绣花地毯” “古钱图章” “金石文玩”等。 “红绿货”一般指宝石、珍珠、翡翠、玛瑙、珊瑚、松绿石、琥珀等物品而言；“软片”即指字画、古书、碑帖等；“硬片”指宋、元、明、清各代瓷器；“绣花地毯”是指古代的刺绣品、缂丝、地毯、椅披、桌裙、袖头等；7“古钱图章”常指出土的古代货币和官私印鉴、名人图章等；“金石文玩”是指古代铜器、玉器、陶器、古今名砚、竹制品、象牙雕刻及供陈设的一切艺术品。 二是经营方式多样。洛阳古玩商因财力大小、社会地位高低及市场变化的不同，逐渐形成四种经营方式即东伙关系、死伙、活伙和搭伙。 东伙关系是指
14、掌柜与伙友关系。在此经营方式中，掌柜大权独揽，而伙友只是雇工，无权参与大宗交易，工资较低，一年仅有二三十元左右。 死伙就是合伙人出资相当、赔赚平分、无东伙剥削的经营关系。如发生利害冲突，必须清算手续，互不相干时方可自由买卖。北乡井沟村“三公司” （杜元凯、王廷和、赵宗文三人） ，城内“八公司” （林治堂、潘芗九、高理财、王玉山、于文英、郭荣恕、于仲雅、赵培荣八人）及东乡金村三大财主张资美、张锡唧、王道中一伙均采取此种经营方式。 活伙也称“碰伙” ，即平时各做各的生意，偶尔在买卖时碰在一起，临时各自愿意在这一宗生意上结伙，货物卖后，利润清算后，即各不相干。结伙人数不定，少则二三人，多则二三十人，其人数的多少与出土文物多少和能否保密有关。二三十人的大伙，一般因到的人多，在购买时相持不下，都不愿由某人单独购买，只好来者都有份。1946 年，洛阳北乡南陈庄发掘出八匹唐三彩飞马和其他物品，众多古玩商闻讯立即云集该村，都想购买。在此局面下，谁也不能单独购买，于是众人协商即由城内任绍堂任股一半，其他古玩商任一半，方才解决问题。 搭伙是一种特有的经营形式。即若甲买到一物，乙见之想算一份，8或因两人感情深厚，甲遂同意。此种情况有平均出资的，也有一方不出一文钱的，古物卖出后双方平均分配利润。一般此种情况很少出现，在洛阳主要限于兄弟之间、连亲（亲姊妹异姓亲属）之间。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