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认真学习历史 树立人民史观摘 要：读史使人明智。学习历史的热度在近些年也在不断升温，然而，面对众多的历史读物，如何去分辨？同一段历史，不同作者为什么会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解读？对历史知识的认知，产生了英雄史观与人民史观两种不同的观念。而从英雄史观走向人民史观，更深入地从人民史观来认知历史，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 关键词：英雄史观；人民史观；“劳动”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057-02 唐太宗有句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对历史的阅读与学习，中国人历来都非常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
2、传统已经成为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历史情怀。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执政者，对于历史的学习更是不可或缺，纵观历朝历代，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的规律：凡是有所作为的政治家无一不对历史了如指掌。 时至今日，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已经无需更多赘述，近些年来的历史阅读热潮也在不断升温。从百家讲坛的热播到明朝那些事儿的热卖，从五百年来谁著史到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讲话，无一不彰显出了当今社会对历史的关注，这也与历史转型期以及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重叠在了一起。但是面对同2样的历史，结果往往是仁者见，智者见智。有些人学会了机关算尽，另一些人则学会了吃亏是福；有些人学会了“人不为己，天
3、诛地灭” ，另一些人则学会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有些人学会了口蜜腹剑的厚黑学，另一些人则学会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民族大义。这许许多多的不同却都来自于一部相同的历史，这样巨大的差异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历史不仅仅在于历史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读史者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认知历史？以何种眼光来审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背后是杂乱无章的还是有某种客观规律在发生作用？究竟什么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如果把所有人的答案总结起来追根溯源的话，基本答案只有两种，那就是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 一、以“礼”为基础的英雄史观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
4、中，英雄史观是人们认知历史的总起点。君权神授的观念通行于世，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性，以英雄是历史的推动者来解释历史，所以就有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传统。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阅读历史就成了鲁迅先生笔下所说的“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 ”。虽然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唐太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言，但是读史者所关注的，或者他只能关注的依然是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造成这样的现象与人认识人类社会的出发点有密切关联。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古代东西方虽有不同，但归根结底却可以总结为一个“礼”字。在这个“礼”的基础上，儒家文化逐渐发3展出一套以“三纲五常”为
5、核心的礼义文化，社会规范都以“礼”为根本，实践“礼”的主体就是帝王将相，而“礼”也只能由父及子，因此，封建皇权世代相传。而底层的人民群众因为没有“礼” ，只能接受皇权的“礼”的规范，所以说“礼不下庶人” ，是因为基层的群众只能被上层的“礼”所规范。因此可以说“礼”是古代东方社会认可的社会逻辑起点。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虽与东方完全不同，但同样也可以归结为一个“礼”字。不同的是他们创造了一个抽象的宗教概念，在穆罕默德和上帝的圣言下，建构了一个“赎罪”的人间世界，而那个至高无上的神就是“礼”的化身，这个虚无缥缈的神在人间的代言者就是那些掌握了宗教之“礼”的先知和神父们，而普罗大众们只能向这种被先知
6、和神父规定好了的“礼”购买赎罪券。 通过对东西方古代历史的简要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的原则，那就是所有的社会规律和规则都从“礼”这个起点展开，然而“礼”的性质也就决定了只有脱离了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者才能开展，这也就是古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原因所在。这也就导致了这个起点的展开只能是自上而下，而不能是自下而上的。因此，造反在古代史中无论东西方都是被社会道德严肃谴责的对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礼”的最高权威。顺其自然的结果就是， “礼”的代表者只能是历史中的英雄，他们才是人类社会的主体，是历史叙事的主角，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由这些英雄薪火相传，创造历史的充分条件只能是英雄，而芸芸众生只
7、不过是这一命题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已。英雄史观的正统地位也就此确立。以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史记为例，其中的本纪、世家、4列传、表、书五种体裁的文体中，本纪、世家、列传三者记录的都是英雄，而表和书用于记录事件和历代朝章国典。此后的中国历史中，历朝历代的史书基本以此为蓝本进行描述，怪不得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说出了读中国历史读出的三个字“人吃人” ，这人如何吃人呢？靠的便是这封建“礼”教。 二、从“礼”走向“劳动” 历史发展到了近代， “资产阶级撕下了中世纪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 “劳动”取代了“礼”成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们认识社会的逻辑起点。 “礼”可以有一个最高代表者
8、，但是劳动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因此，这样的一种飞跃不仅是人对社会发展规律认知的改变，更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原因所在。 与之相适应的是，人民史观在这个阶段开始孕育、产生、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们虽然认识到了劳动的基础地位，但是却在肯定劳动的同时为它套上了一个新的“礼”的枷锁，这就是资本。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们的眼中，普通劳动者所拥有的劳动能力虽然应该挣脱封建王权的束缚，但是却应当受到资本或者市场的制约，而拥有资本和能够左右市场的只能是资产
9、阶级。所以，尽管他们用“看不见的手”来形容市场的作用，但是在这支“看不见的手”的背后，确实资本这支有形的手在起支配作用。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正是资本地位不断提高，最终成为新的隐形5的“礼”的过程。 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那些阻碍历史发展的事物不会自觉地躲进历史的垃圾堆，它要与任何扬弃它的事物进行殊死的斗争。而拥有更多进步因素的事物也不会自动获得斗争的胜利，只有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斗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因此，这也是历史总是以往复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原因。彻底打破“礼”的藩篱，确立以劳动基石为社会逻辑起点的人民史观就成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使命。马恩所创立的历史
10、唯物主义理论，就是从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出发，以劳动为逻辑起点，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去认知和解释历史，为我们展现出了一幅崭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图景。 三、确立以“劳动”为基石的人民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人民史观告诉我们，一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千千万万的劳动者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描绘出来的，离开了劳动，无论是“礼”还是“资本”都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劳动才是人类社会和历史的逻辑起点，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是所有的劳动者。人民史观的这一认识，把原先逻辑倒置的英雄史观进行了更正，不仅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了正确的历史逻辑，更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马恩所处的年代，由于各种客观
11、历史因素的影响，他们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了对资本的揭露与批判之上，对于未来的社会发展只是指出了道路，而并没有进行更深入的论述。接过马恩手中的火把继续前行的第一位先行者就是列宁。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时至今日依然散发着它的理论光芒，对于所有近现代史的阅读者和学习6者来说，它都是一门必修课。而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 、 纪念白求恩等关于人民史观的论述，就是前赴后继的共产党人对于人民史观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从劳动的视野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所谓的“礼”和“资本”都失去了为统治者辩护的合法性，因为人的出生、能力以及工作身份的不同，只不过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而造成的， “一个码头的搬运工和一
12、个哲学家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即便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也道出了社会发展的玄机，今天的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比他做得更差。因此，在高喊“自由、平等、民主”口号的今天，首先就应该是劳动权的平等、自由和民主。所以，所谓的由于工人懒惰而没有工作的借口，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为自己辩护的逻辑倒置的借口而已，而每天疲于奔命，唯恐失业，唯恐失去劳动机会的劳动者才应该是这个社会的主人。 当然，人民史观的确立并不意味着英雄没有了用武之地，不是把英雄丢进了垃圾堆，而是对它进行了扬弃。人民史观中同样有英雄的概念，只不过它已不是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而是从人民群众中脱颖而出的创造性劳动者。所谓“时势造英雄”
13、 ，即说明英雄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可遗传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创造性的劳动而成为了人们景仰的英雄。他们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也归属于人民。时传祥、雷锋、焦裕禄、杨善洲、吴菊萍、吴斌这些平凡而又响亮的名字就是他们的代表。因此，如果说人民是历史发展这个命题的充分条件的话，那么英雄就是这个命题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所以，7用人民史观来解读历史，就是要求我们从人民的立场来解读历史，向着人类社会更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劳动” ，毛主席“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这句诗就是对人民史观一句极佳的注脚。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历史转型期，阅读历史，寻找未来的前进方向是每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的应尽之责。人民史观，是每个共产党员在阅读历史之前应该好好学习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有如此，才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步伐坚定，走向辉煌。 参考文献： 1 韩毓海，著.五百年来谁著史 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 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