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网络传播中的“立场正确性”辨识与调控、管理途径摘 要：网络民众的“立场正确性” ，就是网络大众在看待某事某物时，立足于比较趋同的立场并形成某种共识，它与事实真相并不完全符合，但常常以“网络强权”的形式左右其他不同舆论，甚至影响行政司法决策。从近年来的网络热点可以识别出四种常见立场，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本着公平原则，国家应加强网络文化的领导权职能。 关键词：立场正确性；共识；调控；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049-02 近年来在我国的网络大众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大众“立场正确性” ，它正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左右着国家的行政与司法。这
2、种“立场正确性”促使大多数网络大众在看待某事某物时，立足于比较趋同的立场并形成某种共识。这种共识在量上的积累可能演化成看待事物的固有不变的成见。从近年大众对一些网络热点的评论来看，他们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首先，同仇敌忾的排外共识：这类共识常常与爱国主义情结纠缠在一起，与民族尊严密不可分。特别是涉及与我国在历史上有纠葛的西方国家，他们不光彩的掠夺与侵略史给中华民族心头投下了阴影，所以与他们或大或小的摩擦都容易引起民族愤怒，很容易形成一致对外的群体意识。 “钓鱼岛事件”发生所引起的系列“抵制日货运动”就很能说明这2一点，大众式口号与大众式行为把他们的立场展示得淋漓尽致。这类共
3、识背后隐含的准则在于：凡是损坏了我国国家利益，包括伤害民族感情的事情就理所当然应该对其持抵制的立场，且常常是不加选择地全面抵制。不坚持这一立场就是“立场不正确” ，就应该受到谴责，甚至被冠以“汉奸” 、 “卖国贼”等头衔，这种立场极端化就会走向“盲目排外” 、“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变味的爱国主义” 。 第二，同情弱者的仇权心理：对弱势群体表示怜悯暗合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这种心理根源于一些难以说清的自然情绪。正如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它也符合卢梭提出的人产生善良道德而拟定的三个原理之一，即“人在心中设身处地地想到的，不是那些比我们更幸福的人，而只是那些比我们更可同情的人。 ”因此
4、，一旦在某一事件中当事人地位过于悬殊，有明显的强弱势之分，在真相还没出来之前，网民感情的天平首先就会倾向后者，很自然地选择一种心照不宣的“正确立场” 。在这类事件的整体过程中往往都伴随着网民对弱者的“支持” ，甚至通过强大的网络舆论来影响司法的评判。其常见的声援方式主要是为弱者寻找开脱罪责的根源，主要是社会根源，诸如社会公平、财富分配不均等等，比如，有人将马加爵连环杀人案归因于他的人格异化，归因于日益增长的城乡差别而造成的性格扭曲，学校与社会的心理救治系统不健全而造成的悲剧。近来这类关于网民支持弱者最终影响司法评判的案件呈上升趋势， “网民的胜利”也一次又一次掀起小高潮，许霆案从无期改派五年、
5、邓玉娇被免予刑事处罚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舆论对于司法的“绑架” 。 3第三，仇富仇官的逆反心理：前一种心理的形成是一个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受传统文化对富人的成见的影响，又有深刻的经济根源（财富分配不均） 。对于网民来说，对富人产生“仇视”更多的是跟富人的行为失范相关。这些行为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穷奢极欲的生活，肆无忌惮的炫富。其次，冷漠的社会责任感，低劣的道德操守。比如，一些富人只一味“富而思进” ，全然不顾及“富而思源” ，不仅没做到“先富带动后富” ，反而争先恐后逃避对社会的应尽责任。后一种心理则反映了千百年来回荡在平民心头“官官相卫” 、 “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 “
6、民不与官斗”等共同意识。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地位的上升已经很大程度淡化了旧政府留下的形象，并且我们党和政府也一直坚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但是一些政府官员仍然固守“官本位”思想，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力，损害人民的利益，激起人民的对抗情绪，如果政府机关没有及时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就会激化矛盾，对政府部门产生“信任危机” ，尤其是在网络普及的今天，人民对其“公仆”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中，他们一旦言语不慎或行为不检点，定会招致众口讨伐。 “表哥” 、 “房叔” 、 “郭美美事件”等频出的个体或局部事件虽然互不相关，但经过网络的蔓延和串联，就很容易给观众形成一个对政
7、府官员的整体坏印象，甚至在失望、悲观、愤懑中形成一个共同的对整个官员队伍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的后果就是对一切政府行为都产生偏见，一旦偏见被固化或普适化于一切行政事务中，就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大众自认为的“正确的立场” 。 第四，蔑视权威的挑战心理：网民对权威持质疑与不屑立场的形成4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网络时代无疑是一个挑战权威的时代，因为没有哪个历史时期的人拥有现代人具有的质疑权威的条件，网络在加速信息整合的同时，不仅扩大了每个个体的视野，而且加强了个体之间的联系，所以，无论多么权威的专家，被芸芸大众挑出丁丁点点的毛病不足为奇。其次，作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的专家并非一个独立阶层，随时面临一个
8、“站队”的问题，面临一个为谁说话的问题。如果某位专家受利益驱动或为了标新立异，爆出一些“出彩”的观点，一旦触及普通大众的利益，极易将自己推上风口浪尖。这类例子很多，近年一些专家有关卫生、教育和住房方面的言论就屡遭质疑。最后， “三浮”专家（浮浅、浮躁、浮华）的比例日益增加让专家队伍屡屡“蒙羞” 。他们不严格按照科学方法和原则进行调查研究，只凭一些散漫、生硬残缺的证据就对某一问题做出简单轻率的判断，给网民造成“专家不专”的印象。比如在曾经疯传网络的“百家讲坛”上，一些讲传统史学的专家大搞“耍噱头” 、“无厘头” 、 “博彩头” ，以“知者更无畏”的气概为历史人物“翻案” ，在播得网民开心一笑的同
9、时，也抹黑了专家的声誉。再如近来专家在地震、房市、股市上的预测屡屡失利，他们既解释不了自然，也解释不了社会的频发事件，固化了网民对专家的概念：学者实为“噱者” ，专家实为“砖家” ，也自然强化了他们“逢专必拍砖”的立场。 由上可见，“立场正确性”的形成有其合理原因和深层的社会根源，但它并非立足于寻求事实和真相的重合。它所具备的强大排他性和在审视事件时固守以偏概全的立场不仅不利于揭示事物的真相，反而容易导致对真相的蒙蔽。如果任其发展，它就可能凌驾于真理之上，甚至形成霸道的立场，5淆乱是非，损坏公正。因此通过引导、节制和调控等手段转化这种固化的立场，谋求实现感性舆论向理性舆论的转型，提高网民明锐而
10、理性的判断事件的能力，让理性型舆论成为可供国家感知民意的“晴雨表”显得非常重要。做到这一点之所以可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网民主体的构成并非来自一个共同的阶层，具有流动性与不稳定性，他们一致立场的形成要么基于因共同嗜好或偏好凝结而成的心理倾向，要么是在其共同社会经历中形成的趋同情感结构，一般不涉及自己具体利益的得失，因此，他们因某一事件形成的看似一致的立场是不难通过适当方式弱化的。这可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敦促媒体牢守新闻报道的准则。尽管“立场正确性”形成的背后看似没有可以识别的“意见领袖”在操控，但无疑媒体是始作俑者，媒体对舆论发展方向起主导作用，所以媒体报道必须坚守客观性标准。第一，要保障新
11、闻事实的准确。这需要新闻事件的采写必须运用第一手资料，必须用事实说话。对于其中的人名、时间、地点、事件、数字必须反复核实，多渠道采访、多方位印证，不能有任何环节的推测、臆测，那些未经核实的材料只能视为新闻线索，绝不能作为成熟稿件上版面。第二，新闻的报道方式一定要客观，不要加入采编者个人的主观倾向，对事件、事物评说的言论也要恰如其分、准确适当，要尽可能做正面诱导。事实证明，很多具有危害性网络舆论之所以发酵，常常与一些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眼球采取的具有“选择性倾向”报道方式有关，或在报道的标题中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观判断，或不从事件整体出发，对当事人的言谈断章取义。 6二是重视和正视引起“立场正确性”形
12、成背后的各类事件。 “立场正确性”虽然常常形成于某类孤立的时间，实际层面的危害性不大，但因为其滋生的根源深厚，形成的成见影响深远，因此必须在高度重视前提下勇敢正视。在整体上，要正面看待“网络立场正确性” ，要将其看作对政府和媒体的一种舆论监督，而不能视其为“洪水猛兽” 。对于那些容易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必须及时疏导，通过正面报道，对内容进行规制等方式减少尽可能被民众误会的可能；对于那些已引起不良反响的事件，应该快速做出反应，及时准确地揭示真相，尽快做出处理，给大众做出交代，防止事态的扩大，切忌欲盖弥彰，引起民众根深的误解从而强化某种成见。 三是大力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网络“立场正确性”的形成在很
13、大程度在于大众面对各种信息时，缺乏相应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通过媒介素养教育，让网民认识到媒介信息是经过刻意筛选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融合，其“真实”与客观世界真实存在差异，因此必须学会理性地辨别信息的真伪，不盲目相信媒介所报道的信息，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对各类信息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批评性意见。特别是对那些不良信息，应该认知其危害性，规避其危险性，不能盲目传播，人云亦云，要遵守道德准绳和坚守法制底线。通过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学会正确解析信息，运用信息，有效地利用媒介完善和发展自我。最终实现达到帮助网民正确理解分析媒介信息，提出批判意见，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的目的。 7总之，国家应该对公众舆论实施有效的领导权，提高网民明锐而理性的判断事件的能力，让理性型舆论成为可供国家感知民意的“晴雨表” ，成为提高国家执政能力有效的借鉴。只有这样的舆论占主导地位，才能为社会肌体换上“健康的皮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