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苏格兰启蒙运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建的意义及启示摘要：苏格兰启蒙运动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创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看，在 18 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之前，经济学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对人口、农业、税收等进行统计的“政治计算”的层次。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通过对政府与市场、私利与公益、经济行为的伦理动机与社会后果等问题的厘清与诠释，使经济学日益挣脱了干涉主义、僧侣式德性的束缚而成为“财富的科学” 。重温苏格兰启蒙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及特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而且能够为在深刻领悟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经济、政治、社会、伦理问题复杂性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经济
2、学理论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苏格兰启蒙运动；古典政治经济学；财富；自由；美德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6-05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正全面、加速推进，形成了有关转型的诸多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不断推进的同时，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道德等成为经济学界热议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及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一些2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中便有体现，其取得的重大
3、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思想启蒙，尤其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塑，被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们视为“最重要的贡献”与“最不朽的遗产” 。因此，重温苏格兰启蒙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及特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而且能够为在深刻领悟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经济、政治、社会、伦理问题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参考。 一、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动政治经济学摆脱了“政治计算” 卢梭在对“政治经济学”一词进行词源学考察时指出， “经济学（Economy）这个名词起源于希腊文 oikos（家）和 nomos
4、（法） ，本来的意思是贤明合法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后来这个词义扩大到大家庭国家的治理上。为了区分这一名词的两种意义，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经济学或家庭经济学，把后者一般称为一般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 ”历史地看，从家庭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型过程，也是伦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不断融合与分离的过程。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言，“经济的诞生体现为一种分化与混合的双重运动。 ” 经济学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曾提出重视农业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分工、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必须依托于货币，但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尺度，而不应作为贮藏的手段。柏拉图对商业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图
5、认为商业具有一定的作用，应当允许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商业是不道德的，应当3加以限制，尤其应当禁止雅典公民从事商业。亚里士多德对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财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无限性为标准，把财富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总体财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种是作为货币积累的财富，它是无限的。与此相对应，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两种科学，即经济学和货殖术。经济学研究如何取得对于生活必需、对于家庭或国家有用的东西；货殖术研究如何取得货币形态的财富，即用货币来赚取更多的货币。然而，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贬低货殖术，认为追求货币财富是违反自然的，是可恨的。可见，古希腊时期的
6、经济学只是家庭经济学或家政管理。 近代经济学的产生是从否认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与货殖术的区分开始的。1615 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奇里梯安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经济与政治从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以获取物品为目的的经济学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都是有益的，经济的政治性、公共性开始为人们所认同。然而，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与经济的过度结合使诸如威廉配第等后继者们“都是从权力的观点来思考经济” ， “实际上从未真正关心过经济理论本身。他们未曾寻求对整个经济过程做一个总体的解释。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只是人口统计和农业统计汇编” ，只是“政治计算
7、” ，而非“财富的科学” 。因此，在皮埃尔罗桑瓦隆看来， “直到18 世纪至少在亚当斯密之前几乎不存在经济学。人们只知道一方面是贸易，另一方面是政治” ；然而“政治计算的主体是君主，贸易的主体是商人，那么，没有真正的市民社会，经济就没有主体” 。因此， “英国政4治经济学之所以比法国政治经济学先进 ，也仅仅在于英国的市民社会领先于法国的市民社会。 ”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更为宽容。他并没有像罗桑瓦隆那样将威廉配第的经济学也列入政治计算的行列，而是认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认为，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古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 ”古典
8、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开始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而“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 ”研究转向生产领域意味着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使经济日益挣脱了重商主义而成为新的自主活动。 但是，不论把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定格在哪个具体时段，18 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意义都是无可争议的。相对于重商主义甚至重农主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的最卓越贡献在于，他们推动了经济的“非政治化” ，从而与政治非伦理化、伦理非宗教化结成一体，形塑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贡献描述为：“苏格兰人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于，经
9、济生活是自我调节的，经济成长是一个能动的、自我持续的过程。正是休谟以其刺激性的，但却是零碎的经济学论文发动了这场辩论。詹姆斯-斯图亚特在其政治经济原理 （1767 年）一书中，试图既回答休谟的论点，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总体的论述。不幸的是，1776 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明显使斯图亚特的著作黯然失色。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学的一个分支 ；然5而国富论可以单独地理解。它比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原理或欧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经济表 （17581759 年）和杰诺韦西的商业演说 （1765 年）结构更严密，更通俗易读，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说，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论创立了政治经济
10、学。 ” 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确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市场的地位 尽管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仍然将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 ，甚至在学科门类上还归属于政治学，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所分析的，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对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权力与政治行为进行划界，使他们从其热衷的政治计算中走出来，从而将政治经济学带进其所认为的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长期无法摆脱干涉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其无法科学解答这样一个理论难题：如果没有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手，社会经济秩序如何保证？社会公益是否可以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义者还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都没能给出科学
11、的解答。前者认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国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农主义者虽然心仪自然秩序与自由放任主义，然而他们又依托政府来维护和实现这种自然秩序，因而不仅赞成政府干涉市场，而且试图在制度化的设计中将君主的利益与经济体制捆绑在一起，甚至提出将国民财产的一个固定份额给予君主。 与干涉主义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场本身的独立性与自组织性，以及私利与公益之间的通融性。对于市场不依赖于国家的独立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相区6分的思路框架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从多个层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伦理层次，休谟
12、认为，每一个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认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认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联盟的天性；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不会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在社会观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的生成与有序化是自发的，不是契约论者所主张的需要人为的理性建构，经济运行能够实现自我调节，这是由分工、交换、自由竞争等作用的结果。其中，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的论述最具形象和说服力。 在 18 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时代，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当时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关系到财富分配的社会后果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认识与评价。对于
13、私利与公益问题，曼德维尔率先通过蜜蜂的寓言，诠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私恶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论式逻辑使其理论说服力大打折扣。后继者休谟、斯密、弗格森在对曼德维尔“低调的人性”改造的基础上，从情感主义的维度对私利与公益的相通性进行了深入阐述。按照他们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动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够通过情感的相互认同而协调各自的行动与利益，从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非常重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由于理顺了政治学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伦理学中私利与公益的关系问题，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使经济学日益摆脱了干涉主义7和僧侣式德性的束缚，并成为“财富的科学” 。然而，这并不
14、是说作为“财富的科学”的经济学从此远离乃至排斥政治学与伦理学；恰恰相反，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时候， “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 。因为，经济学中一些根本问题的解答依赖于伦理学：一是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即“伦理相关的动机观” 。二是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即“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 。也是基于这一认识，阿马蒂亚森严肃批评了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限于篇幅，这里简单阐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中两个根本问题的分析。 （一）经济行为的“伦理动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经济人的解释模式，甚至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首先提出了这一人性假设。诚然
15、，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承认自私是人性中最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着社群主义倾向的弗格森，也认为人最倾向于“只关心自己的” ，并极力强调人的社会性也是为了消解这种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反对对人性自私的过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论上秉承着一种辩证的态度。因此，在经济生活中，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人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据此对其进行极端化与庸俗化理解，将人的自利与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与利己主义。对此，莱昂内尔罗宾斯曾对斯密的人性论做了非常精辟的辩护：“在国富论的全书中，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它们当然可能只是他个人的
16、幸福；但也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朋友情谊，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中心8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 ，也同样是一种曲解。随着购买力的提高， 仅仅出于物质性的关心不管物质性一词作何解释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 ” （二）对于“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们既充分肯定了财富的积极效应，也客观评价了财富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对财富及其增长采取了科学和辩证的态度。对于商业文明的积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业文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经济上，财富的增长能带来日益精致和舒适的物质生活。在政治上，工商业与技艺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社会的
17、阶层结构，催生与壮大了中产阶级，从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业社会的政治形态。在精神生活领域，商业文明能够敦风化俗，有助于重诺言、守时间、爱秩序、节约、谨慎等商业精神的成长与发育。对于商业文明的消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现代市民社会发生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其潜在的问题与危机：一是社会分工容易导致人的片面化与单向度发展，使得每个人“就像是一台发动机上的零件” 。二是追求财富的欲望具有腐蚀道德的倾向，会使人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没有德性支撑的财富崇拜容易将人引向感官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的深渊。三是在过分商业化的社会中，私人化特征极其明显，人们容易蜷缩在狭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
18、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会增加极权主义、政治奴役的风险。 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特质的诠释及启示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家庭9经济学和 1516 世纪的重商主义，也又有别于 19 世纪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三个重要特质或维度：一是人本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与理性人假设的信奉者；相反，他们从情感主义的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客观公允地评判人的自利情感与社会性情感，以及两者互动共融的心理基础与协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论辩了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从而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人本主
19、义的心理学基础。二是政府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 “最小国家”理念的笃信者。尽管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架构中，一方面着力强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极力排斥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行政干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是有着浓郁的制度主义特色。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强调政府作为“竞赛规则”制定者与裁判者的对于“看不见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市场机制的缺陷，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因为“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 ，甚至提出政府应当承担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的职能。
20、如，弗格森认为，政府应当“保证家庭的维生之计和住所；保护勤劳的人从事自己的职业；调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条件、人类的社会公德心和他们各自为个人打算的追求间的矛盾。 ”三是伦理维度。与阿马蒂亚森所批判的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既重视分析“伦理相关的动机观” ，又注意探究“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 ，把财富与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10然而，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对于某些局部经济行为或经济领域“精细”的技巧性分析，丢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多重的分析维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无视经济分析的道德伦理维度，仅仅围绕经济人的自利假设展开研究，反而为现实
21、社会中的不道德经济行为提供了依据。我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马克思”到“斯密”的转变过程。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对斯密以及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市场原则与市场精神也存在很多误解与偏差，也存在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经济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为以经济人、自由放任、 “守夜人”国家、价值中立等为特质的“斯密主义”的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过度市场化、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凸显。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根据我国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总结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规律，还要反思问题和教训，突破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偏狭化理解，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这一背景下，重温和思考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有助于我们突破形形色色的“斯密主义” ，理顺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德性等相互关系，真正理解与践行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的理念，从而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