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西方轻商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与中国的比较摘要：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认为商业是一种卑贱的职业，不能创造新的财富，应由最下等的人来从事。他们的轻商观念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中世纪西欧社会在宗教神学的笼罩下，将商人的逐利行为斥为罪孽。商业由那些被认为下等的外来人或失去土地的流浪人来从事。但中世纪松散的社会结构又为商业留下了发展空间。商业经济的发展瓦解了西欧的封建制度，民族国家随之兴起，并迎来了重商主义时代。开展海外贸易的商人赢得了尊敬，但国内贸易依然受歧视，因为重商主义并不“重商” ，认为贸易是零和游戏。重商主义之后，轻商观念逐渐被消除。但西方形成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并未使商业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与西
2、欧相比，中国的轻商思想更加根深蒂固，因为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没有给商业的壮大留足空间。轻商思想与抑商政策合二为一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因而中国没有形成如同西欧那样强大的商人阶层。 关键词：西欧；轻商；重商主义；零和游戏；国内贸易；抑商政策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7000508 轻商思想在西方学界不是一个被经常讨论的课题，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来自营销学界，专注于西方社会的“轻营销（Prejudice Against Marketing） ”问题，缺少对西方轻商思想的整体考察。国内学界关于中国轻商思想与抑商政策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西方相关问题的关注不
3、多，2一些研究虽然涉及了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西欧的轻商思想，但很少开展专门而系统的讨论。尤其是重商主义时代以后，很多学者认为西方不存在轻商思想，因而对此缺少关注。但本文发现，重商主义并不“重商” 。本文对西方轻商思想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整体考察，并将其划分为古希腊罗马的轻商观念、中世纪西欧的轻商思想及其弱化、重商主义时代的轻商观念和重商主义之后的轻商思想四个阶段。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学者对中国轻商思想的研究成果，本文对中西方的轻商思想进行了比较，并从中获得了一些启示。 一、古希腊罗马的轻商观念 西方的轻商思想同经济思想一样古老，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399）认为商人属于最愚昧无
4、知和微不足道的人，还责难“贸易使纯净的风俗腐败” 。这种轻商思想在他的学生柏拉图身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柏拉图（公元前 427-347）在规划其理想国的蓝图时，非常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的重要性。他在理想国中说：“只要每个人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 。但专业化同时带来了交易的困难， “我们是如何彼此交换个人所制造的东西呢？这种需要产生了一批店老板。那些常住在市场上做买卖的人，我们叫他店老板，或者小商人。那些往来于城邦之间做买卖的人，我们称为大商人” 。可见，柏拉图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解释了商人存在的必要性。但他同时认为：“这（商业）是些身体最弱不能干其他工作的人干
5、的” 。在法篇第十一卷中，柏拉图说：“一有机会赢利，他们就会设法谋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3的原因” 。柏拉图认为商业是一种卑贱的行业，因而建议由奴隶或外国人来经商，反对本国公民从事本行业，他说：“如果有公民在任何情况下从事卑贱的商业，那么他要为玷污高贵的血统而受到审判” 。因此，在柏拉图看来，商人弱小、唯利是图和卑贱，从而将其贬斥到社会的最低层。从柏拉图对商人的态度也不难理解他对定价、促销、广告等营销行为的看法，他说：“在市场上无论出售什么货物，不能给同一样东西制定两种价格卖方不能为了促销而赠送，也不能用誓言来保证货物的质量。违反这条法规，任何不小于三十岁的在场公民都
6、可以法律的名义痛打发誓的人” 。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继承了柏拉图对商人的看法，并进一步提出了商人的剥削本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农业、牧业、渔业和狩猎是值得称道的致富方式，它们“顺乎自然地由植物和动物取得财富，事属必需，这是可以称道的” 。对于经商，亚里士多德给予了严厉的斥责，他说：“（商人）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 。他还否定了商人的公民资格，认为：“城邦不能以从事贱业为生而行动有碍善德的工匠和商贩为公民” 。商人获取财富的方式只有靠剥削，使他人蒙受损失，因此，市场交换行为也就被视为一种“零和游戏” ，不能产生新的财
7、富。这种观念自亚里士多德以后长期存在，因为人们很自然地专注于形式效用（form utility） ，而很少注意到交换效用（exchange utility）或占有效用（possession utility）的存在。古希腊先哲对待商人的态度逐渐形成了一种轻商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不仅深深渗透在西方主流学4术思潮中，甚至对马克思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 356-323）率领他的大军东征西讨，建立了横跨欧亚的马其顿帝国，为希腊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崛起的罗马帝国也成为希腊文明的载体，使希腊文化产生了更加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力。古希腊哲人的轻商思想也随着希腊文化的
8、传播而得以流传，并统治着人们对商业的认识。跟上述希腊哲人一致，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认为零售商和各类小商贩都是卑贱的、无耻的，因为他们“不编造一大堆彻头彻尾的谎话就捞不到好处” 。在古罗马的法律体系中，商业活动往往与偷盗行为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商人比盗贼更为恶劣。因此，罗马的商业活动都由最下等的人从事，尤其是伴随战争而来的战利品贸易。这些战利品掌握在罗马上层人士手中，成为天然的商品，但这些商品的经营全部由奴隶和外来人完成。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他们（罗马人）的气质、他们的荣耀、他们的军事教育、他们的政体，使他们远离了贸易” 。 二、中世纪西欧的轻商思想及其弱化 罗马帝国逐渐衰落后，轻商的文化传统依然源
9、远流长。在西罗马灭亡后的中世纪（Middle Ages，约公元 515 世纪） ，轻商思想在西欧社会统治着人们对商业的认识，尤其是基督教教义成为商业或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长期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其对商业的态度与古希腊罗马并无二致，只是更具有神学色彩。在教会看来，商人难以取悦于上帝，他们的逐利行为是一种罪孽，对于拯救灵魂是危险的。在这种宗教教规的笼罩下，商业被认为是下等人从事的职业，尤其5是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十三世纪以后，人们对商业的认识有所转变，基督教的轻商观念似乎开始动摇。宗教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纳（12251274）提出了诸多理由为商业利润辩护，如对物品的改进、不同时
10、间和不同地点之间的价值差额、承担的风险等。阿奎纳实际上指出了运输、仓储、风险等重要的流通功能，并承认商业可以创造部分效用。尽管如此，阿奎纳实质上依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轻商思想。因为在他看来，尽管贸易是必要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通过贸易来发财致富却是罪恶的，商人的货币只是一种便利交换的工具，不应当产生利润，即 GG是一种无耻的行为。可见，托马斯依然坚持认为商业活动本身有“某种卑鄙的东西” ，因而轻商传统也深深扎根在他的思想中。从根本上讲，阿奎纳尽管已经承认商业承担的重要功能，但未能阐释占有效用这个观念，依然将直接的市场交易视为一种零和游戏。另外，由于运输、仓储等也可以被视为生产过程的延续，因而
11、对这些功能的承认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对商业的偏见，如马克思在解释商业的剥削本质时，就将这些功能视为生产功能，而非流通或营销功能。 中世纪的轻商观念也与人们对财富的认识有关，即认为只有土地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中世纪西欧社会的特点是国土的层层分封，将国家分割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封建领地经济或封建庄园。在这种封建制度下，从领主到农奴的每一个层级都依附于土地，唯有土地被视为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因此，脱离于土地的商业活动被普遍认为是卑贱的，自然留给了那些外来人（如犹太人）或失去土地的流浪者。 层层分封尽管创造了一个个封闭的封建领地经济，但同时也导致各6个封建领地彼此隔阂，形成了一种松散的社会结构，这为游离在封
12、建领地经济之外的商品经济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商人起初可能是从农村的市集中产生的，也可能是从君主的仆从中分化出来的心，但商人真正能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出现取决于西欧松散的社会结构和众多失去土地的流浪者和冒险者。封建庄园之外的流浪者没有土地，只能筚路蓝缕开辟远程贸易通道，穿梭在社会的夹缝中，靠从事商业活动谋生。由于没有固定的寓所，他们也被称为流浪商人或经商的游民。毕竟，任何一个领地或庄园都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而且容易受到远方新奇货物的吸引，尤其是领主们对奢侈品的渴求成为流浪商人的天然市场。11 世纪前后，西欧人口开始急剧增加，进而使更多的人从封建庄园中游离出来，形成了大规模的流浪者。这些流浪者
13、都首选商业作为谋生之道，并迎来了中世纪商业的繁荣。商人队伍在壮大的过程中，也在寻求安身立命之地，他们选择了那些交通便利，又能保证货物和钱财安全的地方，即城镇和城堡。经过商人的不断经营和改造，城镇和城堡演变为城市，带来中世纪城市经济的兴起，而城市作为一种不同于封建主义的制度结构必然会削弱封建领地制度。至此，商人阶层已经作为一只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不仅拥有自由和谋生之道，而且拥有了立足之地，发展成为除教士和贵族之外第三特权阶级，即市民阶级。他们享有商业特许权和城市自治权，这对封建庄园内的农奴非常具有诱惑力，因而成为瓦解封建领主经济的重要力量。但商业特许权和城市自治同时也渗透着封建势力的因素。商
14、业特许权尽管保护了部分商人的利益，但其目的是将商业限制在封建权力可控的范围之内，因而限制了商业的自由发展。城市自7治及其行会制度同样也限制了商业的自由发展，阻碍了市场范围的扩大。行会制度是中世纪城市经济的特点，在其产生之初有助于保护城市商业，但同时给市民施加了一种封建式的身份限制心。行会成员被禁止任何的促销活动，如对顾客的劝说行为、惠赠行为、广告等都被认为是不诚实的，并将得到惩罚。当然，对于教会和封建贵族而言，商业复兴是不幸的，即使非常富有的商人在他们看来也是卑贱的。 在商业的复兴和市民阶级的壮大过程中，我们看到两种经济制度的矛盾，也看到了两种思想观念的对立。这表明城市经济的壮大已足以对封建领
15、主经济构成挑战，而商人阶层的兴起也正在改变人们的财富观，对宗教神学构成了挑战。在此背景下也酝酿了 1416 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尤其是后者实现了西欧社会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认为不应该把财富视为罪恶，主张人们顺从上帝的呼召，在各自的职业中追求与获取财富，此为上帝所允许并加以支持的。因此，商人的逐利行为已经不再被认为有违上帝了。随之兴起重商主义使商人得到了更尊贵的地位。但重商主义依然将商业视为一种零和游戏，重视国际贸易而非国内贸易，强调通过贸易顺差来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重商主义所关心的是国家财富的增长问题，其产生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 三、民族国家的形成与重商主义时代的轻商观念 中世
16、纪西欧在对国土层层分封的同时，也导致了权力和政府的分割，因而国家成了“一个松懈的领土集合体” 。集合体中的每个领主对自己的领地都有独立的统治权，摆脱了对国王的依赖，甚至使国王成为一个没有实权的摆设。每个封建领地的居民都与外界隔离，与其他领地的居民8“没有共同的命运，没有共同的国家，他们并不成为一个人民整体” 。因此， “国家”也成了一个空洞的概念，对领主而言， “国家”可有可无，任何领主都可以带领手下造反。而且，在每个松散的集合体之上是统治着整个欧洲的基督教会，在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中，欧洲各国都臣服于罗马教廷，失去了各自的民族独立性。可见，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普遍缺乏民族或国家意识的时代，并不存
17、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政权统一的国家，所谓国家或民族也都是一些地理概念而已。 “英格兰 、 法兰西 、 德意志 、 波西米业等等主要是一些地理概念，而不是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 ；英格兰人 、 法兰西人 、 德意志人 、 波西米业人等等也主要表示他出生在哪一块土地上，而很少带有民族区分的意义” 。这种分割的封建领地制度在 1115 世纪达到鼎盛，但该时期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经济的兴起又成为瓦解这种制度的重要力量。 如前所述，商品经济的不断渗透和城市经济的兴起，改变了封建领地自给自足的封闭状况，并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商人，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随之而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给教会和教皇的宗教
18、神权造成重创，为民族国家的成立提供了思想文化和政治上的支持。一方面，中世纪的城市制度显然是作为封建制度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商人和市民都要遭受封建领主和教会的限制，而王权也因封建割据势力和教皇的制约而形同虚设，因此，市民与国王有共同的利益，成为对抗封建领主势力和教皇的天然结盟。国王以此为契机，依靠壮大起来的城市力量击垮了封建贵族和教皇，实现了中央集权，做到了国家的统一。国王或君主成了国家主权的象征，真正意义的“国家”也随之产生了。9另一方面，西欧卷入了争夺控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贸易路线的争斗之中，战争频发，费用之剧增令人惊愕。当然，战争也激发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此背景下，建立具有强大经济
19、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政治组织实体，已是大势所趋。 民族国家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尽管学界对民族国家的定义莫衷一是，但可以看出，这个概念生来就具有极其浓重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结，并发展成为重商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决定了民族国家的好战和侵略性，因此“侵略或所谓防务就成了政策的重点” 。为此，国家必须储备足够的贵金属为战争和防御做准备，因为在当时缺少能够迅速积聚资金的手段或方法。这是重商主义产生的一个社会根源，西方有学者认为“重商主义时代就是从急需提供从事近代初期这一伟大民族斗争所需岁入中诞生的” 。民族国家成立后，爱国主义高涨，国家的发展成为重大课题，这在当时看来，需要众多的金
20、银货币来刺激投资和就业。但一个国家金银资源的储量是有限的，必须通过对外掠夺或对外贸易增加本国贵金属货币的数量，显然，后者是最佳选择，即通过商品出口换回金银，这就是重商主义的历史起源。重商主义极其重视金属货币，强调通过贸易顺差增加自身的金银数量。后来的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等经济学大师都认为重商主义把货币当做唯一的财富，并进行了严酷的批判，如穆勒直言重商主义的这种认识“引导欧洲的政策走上一条彻头彻尾错误的道路” 。但这种批判过于偏颇，如上所述，重商主义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无论是对于战争和防御的需要还是刺激国内经济的需要，贵金属都是最重要的财富。因此，在重商主义者10看来，贸易顺差将会增加国家的财富，
21、而贸易逆差将会减少国家的财富，贸易双方必然有得有失。由此，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再次附体，即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 “一方收益即另一方之损失” 。正是秉持了这种观点，重商主义对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表达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merchants）表示尊敬和爱戴，而对国内零售商或中间商人（middle.men）则表示蔑视，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内贸易不会给整个国家带来任何净收益。正如托马斯孟在其被誉为重商主义圣经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所指出的：“倘使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交换（国内贸易） ，国家是不能由此增加财富的，因为一个人的所得就是另一个人的所失。倘使我们是与外人交换的，那么我们的
22、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 。显然，在重商主义看来，国内商业是不能创造财富的。不仅如此，重商主义者还认为，消费也会导致国家财富的减少，尤其斥责对进口奢侈品的消费，因而节俭也成为重商主义普遍遵循的一个信条。在这种情况下，鼓励消费的广告、促销等营销行为也是会被排斥的。这似乎是从亚里士多德经由中世纪的行会制度遗留下来的。总之，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上文得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结论，即重商主义在“重商”的同时，依然继承了轻商的文化传统。实际上，重商主义重视的是国际贸易，同时轻视国内贸易，因为他们将贸易视为一种零和游戏。这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本质，对内无比忠诚，对外又无比残忍，为了让自己国家更加富裕，高度赞扬通过贸易这种“邪恶”的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国际化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