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秦制和楚风之间的儒学复苏秦始皇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国家和皇帝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经过汉代的传承，秦的王朝体制延绵达两千年。学界把秦汉之间的制度传承概括为四个字“汉承秦制” 。从国家管理的角度看，汉代的各项制度规范多数出自秦朝。然而，强调汉承秦制者往往忽略了秦与汉的差异性。西汉王朝的开国者，多来自楚地，在骨子里渗透着楚人的不羁血性。汉继楚风，从而扭转了汉初国家的价值取向，如果没有汉人对秦制的调整，秦制就可能延续不下去。从秦到汉，我们既可以看到制度的延续性和国家管理的路径依赖，又可以看到文化的变异性和社会风俗对国家管理的重大影响。学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史学领域，往往对汉承秦制较为重视，而在文
2、学领域，往往会首先感受到汉人身上的楚人习气。汉代的制度框架是秦制，而汉代的精神状态是楚风。或者说，汉制即秦制，汉韵即楚韵。把握大汉文明的特色，这两者不可偏废。 在秦制与楚风之间，汉代走出了一条国家管理的新路。在这条路上有两个人值得重视，一是告诫皇帝不可“马上治之”的陆贾，二是以秦为鉴提出“治安策”的贾谊。他们的思想，不仅在汉初影响到当权者执政风格的变化，而且对以后的王朝体制如何治理社会起到了探路作用，最终走向以儒术治国。 陆贾是楚人，不过，他的学问来自儒家。清朝唐晏在校注陆贾著作时说，陆贾是荀子的学生，而且是谷梁学的祖师，排在汉代公认的谷梁学大师申公之前。正是这种儒学功底，为他扭转西汉治国方向
3、奠定了基础。在秦末天下大乱中，陆贾追随刘邦，鞍前马后，以口才著称，战争中陆贾表现出来的不是儒家学问，而是纵横捭阖的游说才能。他曾经在刘邦进军关中时游说秦将，在楚汉相争时与项羽谈判。在刘邦建立汉朝后，陆贾列在首位的功绩是出使南越说服赵佗臣服汉朝。不过，就管理思想而言，陆贾的最大贡献，是促使刘邦立国后由武功向文治的转化。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刘邦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是看不起儒生的，而陆贾难免显露出儒者本色，同刘邦谈话时常常引用诗 书 ，所以遭到刘邦的叱骂：老子的天下是马背上打下来的，凭什么要遵循诗 书？陆贾正色回答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从历史
4、经验看，吴王夫差，晋国智伯，都是崇尚武力的强者，结果却亡在了武力上。秦朝严刑酷法，迷信暴力，结果却断了自家香火。如果秦朝建立后改弦易张， “行仁义，法先圣” ，陛下还能得到天下吗？刘邦说不过陆贾，就下令道：“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于是陆贾写出十二篇治国镜鉴。 “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 ”（史记 郦生陆贾列传 ）可以说，陆贾在扭转汉初的治国方向上是有所贡献的。 陆贾之后，在治国理论上进行系统思考的还有不少人，沿着儒学路径向前走的代表是贾谊。贾谊是河南洛阳人，少年聪颖， “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 。18 岁时
5、，就被河南郡守吴公看中，网罗于门下。汉文帝时，吴公升迁到中央当廷尉，向朝廷推荐贾谊，于是贾谊被征召到首都任博士。 博士是秦汉设置的顾问应对官职，没有编制限制，没有具体职掌，以议论朝政为业。所以，博士能不能发挥作用，主要看皇帝是否重视。秦始皇时， “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虽有几十名博士却“备而弗用” 。汉文帝时的博士就不一样了，文帝由藩王入主朝廷，在朝中缺少亲信，急需得力辅佐。而贾谊在博士中最为年轻，头脑敏捷，应对得当，在一群老朽冬烘先生中脱颖而出。 “是时贾生年二十馀，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
6、中大夫。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 贾谊的思想很杂，其少年的知识基础当以儒家为主，欣赏他的吴公又从李斯之学，贾谊有可能会受到其影响，司马迁说贾谊和晁错“明申商” ，即对法家学说比较熟悉。他还跟随御史大夫张苍学习过左传 ，在汉代率先对左传进行文字训诂研究，汉代左传的流传实际是从张苍和贾谊开始的。另外，贾谊还受到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的影响。所以，尽管刘歆称文帝时“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汉书刘歆传） ，但贾谊带有汉初儒者不同于先秦儒者的明显特色，即杂糅百家，兼习道法。这一过程，到董仲舒方告完成。 贾谊少年得志，意气风发，渴望在政界施展才能。文帝也确实欣赏贾谊，很快就把他由比六百石秩级的博士提升到
7、比千石秩级的太中大夫，相当于今日由副处一跃而进入司局。级别倒是小事，关键是他因为皇帝的重视而进入了决策核心。政策的变化，法律的修改，对诸侯管理策略的调整，都出自贾谊的提议。于是，文帝打算把贾谊进一步提拔到公卿之列。但是，朝中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大，一批元老大臣担心贾谊得宠，开始攻击他。中国的政治体系有个特点，欲速则不达。如果贾谊停留在太中大夫的层次暂时不动，尽管元老仍然会讨厌新贵，但多半会看在皇帝的面子上容忍他。现在皇帝有意让他进入三公九卿行列，这就危及到开国元勋的地位。于是，以丞相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为代表，下决心要把贾谊拉下马。他们对贾谊的评价是“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
8、擅权，纷乱政事” ，必欲除之而后快。文帝的帝位又是这些元老与吕氏争斗而得来的，朝中几乎没有文帝的亲信，他只有表现出对周勃等人的高度尊敬和信任，皇位才可稳当。所以，文帝只能牺牲贾谊，把他外派为长沙王太傅。长沙王是当时唯一的异姓王，经过汉初的权力纷争，其他异姓王都已经被铲除干净了，只剩一个根本掀不起风浪的长沙王，这个王爷自己都提心吊胆，何况辅佐他的太傅。把本来在权力中心的贾谊派给长沙王，几乎同流放差不多。贾谊自己也灰心到了极点，凭吊屈原，写鵩鸟赋 ，摆出一副人生道路走到尽头的架势。这个时候的贾谊，已经淡漠了儒家的进取理想，沉湎于楚风骚韵。如果当时有现在的医疗检测手段，恐怕能给他检验出抑郁症来。 天
9、无绝人之路，文帝思念旧情，召见贾谊。时值文帝正在祭祀，便在未央宫的宣室询问贾谊鬼神之事。贾谊对答如流，再次给文帝展现了他的才能。诗人李商隐曾感慨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 ，给世人留下一个文帝对贾谊用非其才的印象。其实不然，在汉代，祭祀是政治行为中相当重要的活动，鬼神与国家安危大有关联。但是，文帝受制于大臣，不能把贾谊直接用到中央关键岗位，也是实情。这次召见后，贾谊的命运明显改观，他被改派为梁怀王太傅。同原来的长沙王太傅相比，这两个太傅大不一样。在长沙王那里，等于政治生命的终结；而在梁怀王这里，等于政治生命的重新开始。梁怀王刘楫是文帝的小儿子，聪颖好学，深得文帝喜爱。让贾谊辅佐梁怀王，无疑等于明示
10、：好好干，总有出头之日。贾谊对此当然心领神会，于是，在辅佐梁怀王之馀，又开始上书朝廷，畅言国事。根据学界的考证，贾谊最重要的政治论述治安策 ，就是这一时期写出来的。 然而，世上不如意事总十有八九，意外往往会打乱事先的筹划。梁怀王坠马身亡，对贾谊的打击太大。史称“贾谊自伤为傅无状” ，哭泣岁馀而死。很明显，贾谊既为梁怀王的夭亡而哭，也为自己的命运而哭。但一切都无法挽回，梁怀王死后仅仅一年光景，贾谊也郁郁而亡，年仅 33 岁。 秦王扫六合，睥睨天下，建立了大一统的秦制。外表十分威猛的帝国，却被不读书的项羽刘邦推翻。高唱大风歌的汉高祖，以楚风的豁达消解了秦制的戾气，却未能改变自身的赳赳武夫形象。此后
11、西汉的变革，开始于秦制和楚风之间的儒学复苏。这一儒学复苏过程，同叔孙通、陆贾、贾谊、晁错都有关系。叔孙通最先以礼仪形式为儒术见用于朝廷做了铺垫，然而这种铺垫并不具有思想史意义，仅仅是让刘邦感受到儒术对维护皇帝的尊贵有用而已。陆贾真正开启了汉代儒学之端，他以纵横家的口才留下了“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名言，并提出了取守异势的基本思路。贾谊实现了儒家学说与帝制关系的改造，使仁政王道与中央集权融合，同时又在具体治国方略上吸取了法家的具体举措，把国家制度与风俗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以儒术为主的治国方向。晁错在贾谊的基础上，向法家靠拢，在儒术的外表中更多地注入法家的内涵。到了董仲舒则以诸家渗透的方式完
12、成了儒家学术的大一统修正，汉制由此确立。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深得汉制的精髓。给汉制奠定儒家基础和王者形象的，以贾谊最为着力；完成这一演变过程的，则以董仲舒最为出名。 儒学复苏和儒者从政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陆贾和贾谊的政治命运，是儒者从政的一个范本。严格来说，从陆贾开始，儒者从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先秦儒者不少，孔门弟子有的在政坛相当出色，然而，他们面对的是列国纷争，在秦完成统一后，儒者还能不能在政坛上有一席之地，谁也难以断言。人们所熟知的焚书坑儒，给从政的儒者敲了一记警钟。叔孙通为此不惜放弃儒家的思想内涵，可以用谀言奉承秦二世，可以用楚服换掉儒袍讨好汉高祖，进而可以用古
13、礼夹杂秦仪设计出朝贺仪式取悦皇帝。在叔孙通导演的朝贺仪式中，刘邦发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感叹。这不是儒家从政，而是儒者在政治面前的屈膝，所以，坚守儒家信念的人鄙视叔孙通。陆贾则触及到了以儒术治国的本质，但是，陆贾的形象，更多地偏于策士和辩士。同贾谊相比，陆贾要幸运得多，这种幸运，正是来自于陆贾对儒术的变通。以陆贾获取极大名声的出使南越为例，在游说南越王赵佗时，陆贾说服赵佗的观点，来自儒家的夷夏之辨和孝悌之道，而打动赵佗的方式却是王国安危和利害关系，显然，儒家式的道义观念，法家式的利害算计，纵横家式的危言耸听，被陆贾糅合为一体。陆贾的这种策略，使他既能做到要求刘邦“下马” ，又能确保自己
14、安然无恙。当他给刘邦提出“下马”建议时，既强调“行仁义，法先圣” ，又推崇俭约，要求人主无为。陆贾的聪明，还表现在对待吕氏上。当吕后把持朝政时，陆贾称病引退，悠游享乐。但他又私下给陈平出谋划策，让陈平结交周勃以对付诸吕。文帝能够当上皇帝，也有陆贾一份功劳。文帝即位后，陆贾又担任太中大夫，后来再度引退，“竟以寿终” 。班固在比较陆贾和郦食其、朱建、娄敬、叔孙通等人后赞曰：“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其最优乎！” （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 ）可以说，陆贾以其灵活变通，为后代儒者从政提供了一个榜样。如果说叔孙通是内圆外滑的“识时务”儒者，那么，陆贾就是
15、内方外圆的“善变通”儒者。 贾谊同陆贾有相似之处，就是在思想上都受到道家、法家的影响，其儒家基调虽在，却已经不能回归到先秦儒学，只能根据大一统格局调整自己的治国学说。但贾谊与陆贾的不同在于，他的行为不善变通，有点“一根筋” ，这同他早年一帆风顺有关。吴公的赏识和推荐，文帝的器重和提拔，使他不知什么是挫折，看不到政治的险恶。他本来要一鼓作气，主持汉朝的制度变革， “汉兴至今二十馀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 ”文帝当然乐意接受贾谊的提议，按照汉书礼乐志的记载，文帝虽然高兴，但周勃灌婴等人不高兴，他们本能地觉得贾谊以年轻新锐的角色冲击着元老勋臣的地位，于是共同发力，把贾
16、谊赶出朝廷。对于贾谊受到排挤这一事实，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源自汉代刘向，认为贾谊才高遭忌，庸臣排斥贤能。“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 ”（汉书贾谊传 ）这种说法得到后代的多数人认可，尤其是怀才不遇或者才高见弃者，很容易对贾谊产生同情心理。加上司马迁把贾谊与屈原合传，更会使读者类比屈原而产生联想。另一种解释以苏轼为代表，他专门写有贾谊论 ，认为贾谊自己处置不当。苏轼也承认贾谊是王佐之才，但不能“自用其才” 。汉文帝不用贾谊，错不在文帝而在贾谊自己。 “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绛侯
17、周勃是拥立汉文帝的首席功臣，太尉灌婴统兵数十万与吕氏一决雌雄，他们与汉文帝的关系，要比父子兄弟骨肉更密切。贾谊一朝被重要，就不知天高地厚让文帝“尽弃其旧而谋其新” ，这不比登天还难？贾谊要想站住脚，就应该“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 ，以高超的政治见解打动皇帝，以优游浸渍深交大臣， “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试观贾谊吊屈原，赋鵩鸟，“是亦不善处穷者也” 。所以，苏轼认为贾谊是“志大而量小，才有馀而识不足也” 。苏轼之所以专门把贾谊拿出来大发议论，其目的是为儒者参政提供一种思路。 “愚深悲贾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
18、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慎其所发哉。 ”平心而论，苏轼的议论不见得公允。例如，周勃、灌婴与文帝的关系，并不像苏轼说得那样和谐。然而，贾谊不能忍辱负重，确属其短。可以说，贾谊的悲剧，为儒者从政提供了两方面的教训。从与叔孙通、陆贾的对比来看，贾谊是真儒者，进取和狷介正是对先秦儒者精神的继承，而陆贾的圆融，有可能使儒者失去自我；叔孙通的不讲操守，更会以投机行为使儒者变质。贾谊的可贵，在于其守住了儒家的根本。然而，贾谊缺少了儒家通达的一面，经不起逆境磨炼，这又使其人生走向偏隘。平心而论，汉文帝还是尽可能采用了贾谊的政治主张。所以，班固才称其“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 此后历代王朝，儒者从政，基本上不出叔孙通式的放弃操守、陆贾式的圆通和融、贾谊式的耿介狂狷三种类型。而三种不同际遇，又对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形成不同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