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解决体制缺陷关于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问题，是近几年屡被讨论的问题。我们现在提出“新型城镇化” ，那么相对来说就有“旧型城镇化” ，旧型城镇化的问题是什么？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目前人们对于城镇化大概有两种看法，一个看法认为城镇化是增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途径。 由于这个看法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有人就提出了第二种看法：城镇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结果而不是一种推动力量。在工业化后，人口会向城市聚集，城镇化就可以得以推进，城镇化是一种结果而不是推动的力量。 我个人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问题：与发展经济学公认的城镇化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当中所起的作用相比，上述的两种认识都有很大的差别。
2、 从国外学者的著述和研究看，在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当中，城镇化一直是收入快速增长和一国工业化的内在组成部分。 城市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创新的孵化、精湛技能的培育，无不在城市进行。只有在城市当中，因为有人的互相亲近和接触，通过人和人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与冲击，就可以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概念和新的产业，这是城市最大的功能。城镇化的最大作用就是培育出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创意产业。 因此，城镇化并非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而是创造出了一个能产生新思想和新创意的城市。 城镇化当然也有负面效应，比如因为人口密集会造成交通拥堵，垃圾处理、公共卫生管理会变得复杂和困难，治安管理的难度会加大等等。总之，
3、城市生活的成本就会比较高。如果我们可以尽量发挥城市的正能量，尽量减少其负能量，这样的城镇化就接近成功了。如果不是这样，城市的正能量不能发挥出来，负能量倒是很强，那就会有问题了。中国的旧型城镇化问题的根源可能就在这里。 旧型城镇化异化为 房地产开发和争建大城市 旧型城镇化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土地的城镇化优先于人口的城镇化。城市建成的城区面积比城市人口的增长要高好几倍。中国城市的市中心的容积率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城市人口的人均占地面积却比发达国家多得多，我们的土地不多，但我们城市中人均占地面积要比人家多得多。旧型城镇化不是产生新思想和新创意，而变成了开发房地产。 第二就是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各地争相
4、建设超大规模的城市。我们的城市专业化程度很低，只要扩大规模就可以，同质化很严重。 2007 年，长期关注中国城镇化问题的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农亨德森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进度落后于很多国家，城市居民的数量甚至都比跟中国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要低。 但是他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一方面国内的小城市发展偏枯（编者注：即发展相对滞后） ；另一方面国内存在很多 500 万人口以上的特大规模城市，而这样的大城市运作效率很低，比如北京。 摊大饼式发展的结果把金融业、服务业、制造业还有政府都放在（城市）里面。制造业里的工人被称作农民工，农民工是没有被城镇化的，他也不是市民。我们官方的统计数据说中国城镇化率为
5、52%，但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未城镇化的，就是实际上只是做一些简单再加工的工作。如果把这部分刨除之后，我们的城镇化率只有 35%。 这造成了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大拆大建，侵犯了民众的利益。第二个问题就是小城市偏枯，特大城市疯长。就导致了两个结果，一个是项目建设过程当中占地面积过大，投资效率低下。其次是各级政府债台高筑，威胁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建成后的城市运作效率很低。城市提高经济效率的好处没有充分发挥，但是负面效应却充分显露了：交通拥堵，生态环境恶化，城市运营成本高昂。北京就是一个典型，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很长，每天几百万人进来一次，出去一次。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三因素
6、导致旧型城镇化弊端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有以下一些主要原因。 第一是政府主导了城镇化的过程，把造城当成是提高政绩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手段。 第二是土地产权制度。我们现在土地产权制度是两块，农村那一块是集体的。最终拥有者是农民，但是农民从中得不到权力也不能获得利益。权力和利益主要掌握在村干部手里。 按照宪法的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有的。所以城镇化过程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农村土地征购的时候，其将按照农产值来定价。一旦农村土地转成城市土地后，城市土地在经过招拍挂出让后，价格将比从农村土地征购时大幅上涨。 这个差价将属于新所有者，因此这极大激励了地方政府造大城，摊大饼，尽量把土地规模做大。这样各地
7、政府不仅可以表现政绩，财政收入还能大幅增加，这就出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第三个原因具有中国特色，就是行政级别是层级化的。在市场活动当中，本来城市和城市之间是平等的。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有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和乡镇。越是上级的城市支配资源的能力越大。 反过来越大规模的城市，往往明文规定的行政级别，或者是潜在的行政级别就越高。这就造成了一个循环，就是上级城市可以运用更大的权力吸取资源，扩大自己的规模。规模越大之后，其行政级别或者是实际的行政级别会越高，这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终致我们现在的小城市偏枯，而大城市扩张得太厉害。 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解决体制缺陷 怎么能够解决上述问
8、题？我认为需要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下称“决定 ”）联系起来，改变体制上的一些缺陷，这可能会推进新型城镇化。我从亨德森等学者的研究报告中，总结出来一些要点： 一是改变各级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动城镇化的办法，通过市场运作和政府的土地利用规则提高城镇化效率；二是像决定所说的，建立跨城乡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市场，以便使资源流向效率和投资回报最高的地方；三是要改革行政层级制度，重新界定市场的职责，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决定提出了新的改革计划和规定，我认为这些规定都是有利于推行更有效率的城镇化的。当然，这些规定设想都很好，寓意都很好，但是推行起来仍有
9、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这主要包括两类问题，一类问题是由于意识形态和现在的利益格局所造成的。比如说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收入，增加了土地的收入，那么就影响到其他的在这个城镇化过程当中的利益主体，他们原有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些来自意识形态和原有利益的阻力要排除。 另一类问题是当我们推行改革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顾实际会发生的困难，所以要做一些设想。比如说决定里面就讲到，地方政府可以发债。这可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地方政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债，谁对债务进行负责，怎么监督？一些地方债的市场怎么监管？都需要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本刊记者赵磊根据吴敬琏 11 月 24 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演讲内容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