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季米特洛夫的结案陈词文科的学生应该都熟悉这个名字：共产党人，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他是著名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曾做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总书记。二战之后，做了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即保加利亚的最高领袖。他早年在欧洲从事革命运动时，非常欣赏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后来派这个年轻人回中国搞革命，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再后来，这个叫周恩来的年轻人搞共产主义革命比他还成功。 但让普通中国学生熟悉季米特洛夫这个名字的，还是历史课本中提到的“国会纵火案” 。 1933 年的德国，希特勒刚刚上台当了总理，柏林的国会大厦就燃起熊熊大火。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扑救，大火才被扑灭。现场发现了 20 捆未烧尽的纵火燃
2、料和一个名叫卢贝的男人。他以前是荷兰共产党人，现在是一个失业的建筑工人。希特勒马上发表讲话，宣称：“这种纵火行为是德国布尔什维克进行的最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行为。 ”次日即要求兴登堡总统颁布紧急法令，废除了魏玛宪法中有关保证人身自由的条款。根据国会纵火法令宣布因为德国共产党意图暴动，所以为非法。第二天，冲锋队占领了德国所有的共产党党部，德国共产党被迫退出议会。随后工会被解散，德国共产党的报刊被禁止出版，包括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的 1.8 万名德国共产党人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三名共产国际驻德的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塔涅夫和波波夫。 随后，纳粹德国起诉卢贝和三名保加利亚共产党员，认为是他们在德
3、国国会纵火。审判在六个月后进行，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同纳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曾经同戈林和戈培尔当庭对质，让戈林暴怒不已。庭审的最后阶段，季米特洛夫发表了这篇青史留名的最后陈述，也可以说一篇辩护词。 辩护词不同于其他法律文书，不是为了看，而是为了说。在法庭上铿锵有力、挥洒自如地进行辩护，是多少人的渴望，又诱惑多少年轻人走上法律之路！对于这种文书来说，用笔写是一方面，具体的效果则和演说者当庭的表现关系很大。由于辩护词属于“状”的一种，所以它叫“有声状” ，主要的用途是发声。 季米特洛夫本来就是著名的演说家，慷慨激昂地在法庭上演说这篇辩护词，是他的长项。他是即兴演说，辩护词是事后人们整理的，所以其中
4、有很多和法官的对话。从这些互动的内容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庭审的过程。 季米特洛夫说：倘若我有一个自己选择的律师，我就会无疑问地懂得怎样去避免这些不利于我自己答辩的事情。 我对于特切尔博士，就个人人格或是律师身份来说，并无任何不信任之处，但在德国现在的情况之下，把他作为一个官方指定的辩护士来说，我就不能有必要的信赖。因为这个理由，我正力图自己替自己辩护。这样，当然有时我可能采取在法律上不正确的步骤。 法院既已拒绝我最后的申请，我决定自己替自己答辩。强派给我的辩护士的蜜汁或毒药，都不是我所需要的。在这个诉讼的全部进程中，都将由我自己答辩。 现在我一点也不感到要受特切尔博士为我辩护发言的拘束我宁可受
5、法庭的无辜处死，也不愿那种辩护而获得开释。 哦，原来季米特洛夫的辩护律师是法院指定的。不是他不想请律师，他向法院列出一大串律师名单，但法院都不准许。非要给他指定一名叫特切尔的律师。季氏不接受：“强派给我的辩护士的蜜汁或毒药，都不是我所需要的。 ” 德国的法院也是固执，何必不让人自己请个律师呢？有些事情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选择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的权利。记得深圳刚刚开放的时候，治安在全国算差的，深圳人每年要丢几辆自行车。但全国人民对深圳还是心向往之，因为那里有选择。 司法的公信力在于参与的过程，如果能够让参与人自由公正地参与司法的过程，行使自己的权利，他才会信服司法的结果，才能“愿赌
6、服输” 。这也是程序的独立价值。离开了程序，你怎样说裁判结果公正，说服力也是不强。正像季米特洛夫说的，无论是蜜汁还是毒药，如果是你强加给我的，我都不要。 在季米特洛夫发言的过程中，很多次法庭上笑声四起。而且庭长多次提醒季氏，发言要朝着法庭，而不要朝着大厅，这种最后陈述很容易带有演讲的气氛。虽然严格说，当事人发言的相对方只是法庭，并非是旁听席，但人们多数情况下很难避免情绪的感染，多将法庭变成演讲席。这似乎是法庭必须承受的局面，也是考验主持庭审者水平的时刻。不过，从当时的现场反映来看，旁听席上坐的应该都是真的旁听者，并非有意安排的群众。否则，季米特洛夫也没有那样充沛的精力对着一群木偶发言。 “你打
7、算什么时候才结束你的发言呢？”庭长愤怒又无奈地问季米特洛夫， “你不能永远说下去！” 季米特洛夫的发言太长了，足有三个小时。庭长也是多次给他限定时间，季米特洛夫都不听，最后警察抓住他，强行带离被告席。法庭宣布永远剥夺他的发言权。看起来如果不制止他，季氏可以永远说下去。这对于一个职业无产阶级革命家来说，并非不可能。这也确实是个庭审中普遍的问题。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没完没了，该不该打断他呢？美国以前有时候要求发言必须站着或者手里拿一块冰，以制止当事人冗长的发言。如果不是这样，除了强行打断，还真没有其他的办法。 面对庭长的责难，季米特洛夫从容地答道：“庭长先生，在这审讯所经历的三个月期间，你无数次不让我
8、开口，只对我保证说，在庭审结束的时候，我在答辩中将能够畅所欲言。现在这个审讯即将结束，但是与你的诺言相反，你又在限制我的发言权了。 ” 面对这一幕，不知我们今天的法官有没有似曾相识之感？甚至仿佛感到自己就是戏中的角色。因为我们可能都在法庭上对当事人作出过这样的承诺吧？“现在不要说了，一会儿有你发言的机会”等等。可到了当事人自由发言的时候，庭审已经接近尾声，法官也已经没有了耐心，只盼着早些结束庭审。此刻又该催促当事人了。 这样一场庭审，结果是什么？可能要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季米特洛夫被宣判无罪，当庭释放。这样一场在纳粹重压下的审判，不仅法官判决无罪，甚至检察官都当庭主张无罪。事后，希特勒对这场审判
9、大为不满，对德国的司法愈加不信任。在随后的岁月中，开始了对司法严酷的整肃。知道了这样的结果之后，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法庭上季米特洛夫最后陈述的一幕。此刻，那个不耐烦的庭长，似乎有了几分可爱。他心里一定在想：别唠叨了，马上就判你无罪了，费这么多话干什么！ 没错呀！庭长的烦恼是多么正常。根据审理的进程，这已经是最后一次庭审，合议庭不可能不知道判决的结果。他们看着季米特洛夫在那里慷慨地侃侃而谈，心里一定在想：这还有什么用呀？别说了，快些闭庭吧。我们就要判你无罪了！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季米特洛夫的这次最后陈述确实没有什么作用。即使他不作这样一次最后陈述，法院也肯定判他无罪。证据太薄弱了，没有任何证据
10、能够汪明德国共产党与国会纵火案有关。虽然季米特洛夫等三个保加利亚共产党员是非法入境，受共产国际的指派来德国工作的，但他们根本没有参与国会纵火案；虽然德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号中不乏一些激进的言辞，但他们的确没有策划这样一次纵火。套用现在的话说，在当时纳粹的重压下，德国法院还是守住了法律的底线的。只判处了那个倒霉的卢贝死刑，因为他供认不讳。 但这并未给德国刮法赢来声誉，反而让德国司法背负了恶名。上世纪 80 年代，西柏林的法院还是纠正了国会纵火案的判决，认定这是错审错判。历史并没有给当初坚持法律底线的法官、检察官们正面的评价。从这个角度讲，季水特洛人的这篇辩护词作用是巨大的。他成了英雄，法官成了狗熊。 看一下当时的庭审状况。可能是法官们人想两面讨好了。他们不停地制止、指责季米特洛夫，指责他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反而对戈林等纳粹分子恭敬有加，他们可能想以这种方式部分抵消无罪判决对纳粹的刺激。但事与愿违，结果两面不讨好。纳粹不满司法，历史也鄙视他们。看来，公正也得有正确的姿势。 送给那些想两面讨好的法官吧，你的礼物可能别人并不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