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我亲历的“社会主义大集”1975 年 1 月，毛远新在辽宁省彰武县炮制了“哈尔套经验赶社会主义大集” ，并在全国迅速推广，地处偏远的贵州山区也概莫能外。本文作者以其亲历亲见，为我们娓娓道来。为保持文章的本真，编者对文中个别时间上的出入不作更改。 1975 年冬，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青岩公社在所属的生产大队（村） ，搞了几个月的社会主义大集（青岩人称大集为赶场） 。笔者当时是教师，被抽调为农村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员，自然就参加了社会主义大集的工作。 何为社会主义大集？它是怎样出现的？今已 81 岁、当时主抓社会主义大集工作的青岩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谢世俊谈到了与大集紧紧相关的 3 件事：
2、一是 1973 年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 ，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到贵阳“传经送宝” ，陈看到公社社员很热心赶场，拿自家的农副产品到集市上卖，就批评说：“人心都让自由市场搅散了，贵州农业上不去，就是资本主义闹的。 ”第二年中央下文：一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一律不得到农村和集市采购国家统购和派购的农副产品；而生产队需出售国家统购和派购的农副产品，一律向当地商业部门交售。 二是青岩传统上的赶甲子场（俗称“转转场” ） ，从 1958 年大跃进至2“文革”后期，列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断受到限制，先后改为一周一场，10 天一场，15 天一场，甚至完全取消赶场。1975 年某赶场日
3、，区革委兼区武装部主要领导听说群众赶集禁止不住，就亲自带领民兵和青岩中学数百红卫兵，到青岩城周边进城路口设置卡子，劝说、阻拦进城赶场群众。带着几斤、几十斤、甚至上百斤各种各样农副产品走了数里、数十里的赶场人，不得不原路回家。谢世俊还记得南街周屠夫煮了一大锅狗肉，一碗也没卖出，领导就动员他们机关干部一人吃一碗。社员戴永芳胆子大，用自行车载 100 多斤自家种的红薯从青岩直接去贵阳，刚到南明桥上叫卖，被南明区工商管理人员发现，红薯连带自行车被收缴了，没收理由是搞投机倒把。当时公开的集市贸易禁止住了，但躲躲藏藏的黑市交易是禁止不住的。 三是 1975 年谢世俊作为公社革委会分管财贸的副主任，受命参观
4、“广州交易会” ，在展览厅的一组图片深深吸引住他，说的是辽宁省出现一个批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叫“哈尔套大集” ， “四人帮”很支持，姚文元在大集前加上社会主义，中央还录制了新闻记录片） 。这个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说白了就是官方指定时间、地点，由代表国家的商业部门与生产队集体和农民个体按国家定价交换商品。 1975 年秋收过后，青岩公社革委会决定学习辽宁哈尔套，开展社会主义大集工作，先召开社队干部、驻队工作组会议，将公社的 15 个生产大队分为东片歪脚、南片新哨、西片谷通、北片龙井 4 个赶场点，明确生产队集体的农副产品按派购数量交售，社员每户交售任务为“5 个 1”，即 1 斤辣椒、
5、1 斤葵花、1 斤烤烟（或土烟） 、1 只鸡、10 个鸡蛋。不论3集体个人，多交有奖，所谓奖就是多交售的可按比例购买一些当时需凭票证销售的商品，如化肥、烟酒糖、煤油、胶鞋、铝锅、棉线团、肥皂等。会议还强调：赶社会主义大集是政治任务，要宣传到各家各户，人人皆知；党员、团员、社队干部要发挥模范作用，带头超额交售。 初冬的某日清晨，一支由公社干部、农村工作队员、供销社职工、学校教师组成的 50 余人队伍扛着红旗、开着拖拉机、驾着数辆马车，浩浩荡荡出发了。车上载着满满的化肥、农药、农膜、铁犁、锄头、镰刀、米箩、斗笠等农用物资，以及布匹、针线、肥皂、烟酒糖等日用百货，约 20 分钟来到龙井大队。在龙井小
6、学操场上彩旗招展，四周墙壁贴满“大干社会主义，大批资本主义” ， “多交售农副产品支援国家建设”之类标语。场上一字排开的数十张课桌上堆满各种商品，高音喇叭不断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 “革命样板戏”歌曲。龙井寨附近的大坝、关口、姚家关、西冲等村寨的男女老少公社社员穿着整洁的服装，三三两两挑着、背着、提着各式各样的农副产品来到集场收购处交售。场上数十个工作人员满面笑容，热情接待既卖又买的公社社员。工作人员很自豪，胸前佩戴的青岩公社社会主义大集工作证 ，似乎在告诉你：“我们和你一样，都是在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 集场上人群熙来攘往，人数多时达三五百人，似有过节的气氛
7、。 笔者的工作是采写广播稿，公社领导知道笔者当英语老师的女朋友普通话说得好，就指派她当播音员。广播稿分两类，一类是赶集前几天写好，得经领导审定，内容不外乎是“批林批孔，批资本主义，社会主4义大集好，多交售农副产品给国家的重要意义等”口号式的文稿。另一类是现场采写，每场七八篇十几篇不等，即时交出，即时广播，虽每一篇才几十百把多字，几分钟完稿，但鲜活、生动，有示范性、鼓动性。如“走来了！走来了！小西冲的老贫农王大爷背着辣椒、旱烟走来了，今天他多交售了 5 斤辣椒，获得 1 斤包谷酒、两盒香烟的奖励。罗大爷很高兴地说：没有奖励我也要多交，我们翻身解放全靠毛主席” 。 “大家快看，大家快看，收购处三个
8、穿着漂亮民族服装的姑娘正在交售葵花、茶叶、鸡蛋，她们是关口生产队的年轻女社员，就是关口寨布依族罗家三姐妹，大姐叫罗世香，二姐叫罗世美，三妹叫罗世红。向罗家三姐妹学习！多交售农副产品支援国家建设” 。在宣传鼓动和紧缺商品奖售下，有完成了任务又急忙倒回家拿东西再交售的，有本打算少交转为多交的。下午 4 时，人们渐渐散去，场上堆满了辣椒、花生、葵花、茶叶、鸡蛋、棕片、土烟、中药材等农副产品。来时的运输工具已大大不够用，50 马力的红星拖拉机只有来回地跑，工作人员改为步行回家。 春节前，青岩公社社会主义大集结束，供销社年终报表显示：好几种主要农副产品收购量都明显超过 1974 年，特别是花生达 20
9、万斤，而头年才 8 万余斤；葵花 2 万 2 千斤，头年 1 万 9 千斤。 （笔者发现：花生收购量成倍增加，根本原因应该是春播时节，供销社引进良种，组织生产队增加种植面积） 。公社革委会主任总结说：“不光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社会主义大集反对了资本主义法权，割了资本主义尾巴，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明年秋收后还要继续搞。 ”第二年“文革”结束，5不了了之。贵师某女教师回忆：“赶社会主义大集时，我是花溪公社营上村团支书，我家喂养的两只母鸡正在下蛋，舍不得交售，领导同意拿到集上过过称，散场时再抱回家来。 ”笔者所在的青岩公社没发现此类现象。 赶社会主义大集收购的农副土特产品，按“城乡都需要的副食品优先供应城市”的方针，绝大部分调进贵阳，凭票证供应有城市户口的市民。笔者 1977 年结婚，由于参加过社会主义大集，与供销社主任混熟了，特批到 10 斤花生、5 斤葵花，兴奋不已。 38 年后的今天看社会主义大集，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下，靠行政命令、说服动员、思想觉悟，是能收到一些效果，但这种做法既违背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又伤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是不能长久的。 作者单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政协 责任编辑：姚胜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