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凯末尔改革的余音凯末尔，是土耳其人民尊敬的国父。在土耳其国父墓，回响着凯末尔坚定的声音 “我发誓：在恢复土耳其人民的尊严之前，我绝不屈服，绝不后退！” “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 凯末尔是集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他戎马一生，从上尉一直晋升到元帅。1915 年加里波利之战，他指挥的土军击退了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印度和新西兰军队的登陆进攻。1916 年8 月，因保卫首都伊斯坦布尔，获得“伊斯坦布尔的救星”和“帕夏”的称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土耳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1918 年10 月，土耳其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面临着被肢解分裂。国难当
2、头，凯末尔挺身而出，他着手把全国各地分散的爱国组织统一起来，重新召集战败后残余的军队，他对全国大声疾呼：“祖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正处在危机中” ， “不独立，毋宁死！”他向战友们发出呐喊：“如果我们没有武器战斗，我们就要用牙齿和指甲来战斗。 ”他号召全体人民：“只有民族的意志和毅力才能拯救民族的独立。 ” 在凯末尔的推动下，土耳其议会在 1920 年 1 月通过了土耳其独立宣言国民公约 ，宣布土耳其应该享有完全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废除治外法权。以他为领导人的大国民议会在 1922 年废除延续了 6 个世纪2的奥斯曼苏丹制度。1923 年 10 月，又通过修正案，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凯末尔
3、全票当选第一任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后又担任了人民共和党主席。 凯末尔让土耳其人铭记的不仅是他的建国大业，更是他的改革业绩。土耳其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之后，凯末尔以非凡的魄力和远见卓识，进行了土耳其划时代的社会转型和改革。 执掌政权之始，身为总统的凯末尔郑重宣告：“他们认为这就是结局，认为我达到了目的，但这不是结局，仅仅是开始，只有现在，我们的事业才真正开始了。 ” 凯末尔深知，虽然建立了共和政体，土耳其社会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和宗教习俗，土耳其社会进步与发展会受到严重阻碍。在决心改革之时，他警告那些抗拒和抵制改革的人：“你们若要顽固地带着另一个时代的旧习，就会成为社会的弃民。我们不但要维
4、持我们固有的一切，同时更要学习如何从西方获取一个进化民族不可或缺的东西。 ” 他大声疾呼：“能否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 凯末尔深刻认识到，土耳其人要想生存和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面地学习与改革，采纳现代文明，把土耳其建设成为一个世俗国家。从1925 年开始，凯末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运动。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政治改革 凯末尔领导革命成功后，相继采取了决定性的政治措施：废除素丹制（王权） ，废除哈里发制（教权） ，将封建君权和神权政体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彻底解决了奥斯曼帝国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3制度，建立了现代国家政体。 法制改革 1924 年，土耳其政府废
5、除了宗教法和宗教法院，确定了国民议会的立法权，颁布了以民主共和制为指导的国家根本大法土耳其共和国宪法。 1926 年，大国民议会颁布了以瑞士民法为蓝本的民法 ，以意大利刑法为蓝本的刑法 、以瑞典诉讼法为蓝本的刑事诉讼法和以德国商、海法为蓝本的商法与海上法 ，以及民事诉讼法 、 法院组织法和律师法等，建立起现代司法制度。 教育改革 1924 年，大国民议会颁布教育世俗化、现代化法令，规定学校必须在国家监督之下；学校必须向受教育者提供非宗教的现代化教育；学校必须向受教育者传授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和思维方式。 文字改革 1928 年，大国民议会公布文字改革方案，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并决定在
6、1929 年在土耳其全国实行。 社会生活与习俗改革 1925 年，凯末尔在全国发起了世俗化运动，议会通过法令，号召全国采用礼帽和便帽，废除男士戴费兹帽，妇女戴面纱和头巾的旧习，并倡导妇女解放。政府还关闭了一些伊斯兰宗教设施，废除宗教称号，废除希克拉历而采用公历。 经济改革 凯末尔进行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国家主义” ，由国家统一管理国民经济计划、经济建设和国家直接在工业、交通运输业、银行等方面直接投资经营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同时学习苏联，从 1933 年起执行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奠定了土耳其工业化的基础。 凯末尔推动的改革运动是一次以“世俗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改革，4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革命，它
7、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封建思想，尤其是宗教神权思想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控制，在土耳其树立起现代生活观念。革命胜利之后，历时 15 年之久的改革，使一度濒于灭亡的“西亚病夫”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 凯末尔提出的“六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改革主义” ，于 1937 年写进了土耳其宪法，至今仍是土耳其每个小学生都要熟记的基本知识。 在历史上，土耳其与中国曾有着共同的命运，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王朝统治，在近代成为“常败之国” ，西方称亚洲东西两端有两大病夫：东亚病夫（中国） 、西亚病夫（土耳其） 。土耳其与中国都是在一战后的民族耻辱中觉醒，开始进行走向现代的奋斗之路。凯末
8、尔改革很早也曾引起中国人的注意。192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土耳其一书，该书比较了土耳其与中国，倾慕凯末尔的改革实践，在书的结论中认为，两国“同为近东远东两大病夫，相似之处甚多，现在土耳其已经霍然病已，而中国转有病入膏肓之势；我们目睹彼邦人士激昂振奋，顺利进步之处，应该是如何的羡慕与惭愧呢？昔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不要徒然惭愧，我们还是进一步的努力去结网罢！”那时谈凯末尔，人们应会联想到孙中山，凯末尔作为土耳其的国父，有幸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走的更深，更远。 凯末尔在土耳其的改革尽管有其局限性，也留下了不少后遗症，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凯末尔的远见卓识和改革部署的决心、胆略、步骤，都无愧于“国父”的尊荣。仅是他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制定颁布的5民法 、 刑法 、 刑事诉讼法 、 商法 、 民事诉讼法 、 法院组织法 、 律师法等一系列现代司法制度，就值得我们对中国法制建设的漫长历程作应有的反思。值得注意的是，凯末尔在改革中既引入了西方的司法制度，也学习过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和“五年计划”模式，不拘一格，在实践中探索，也是值得称道的。 1981 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不发展，就会灭亡”土耳其创始人凯末尔和他的改革 ，以凯末尔的话振聋发聩。今天，再回首中土两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成败得失，我们应有更多的思考、启迪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