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一个时代的企业方向.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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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云与一个时代的企业方向1978 年当然是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怀想的年份,无论当时的人们怎么猜想,无论人们的分歧有多么大,无论后来的人们怎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解读,一个决绝的姿态在这一年出现,这就是要发展经济。分歧当然在所难免,但已经不再为是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讨论,而是经济发展的方法。 某种意义上,一大批从“文革”过来的老干部,可谓心急如焚,一方面他们已经进入暮年,非常渴望做一些事情,另一方面则普遍有一种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拳拳之心。这种心态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大家在无意之中却又正在重蹈当年大跃进的错误经济思维方式。 最明显的现象是,新制定出来的经济计划,有宏大急切的目标,钢铁要在 1985

2、 年达到 6000 万吨,粮食要到 8000 亿斤。这还只是工业和农业的规模指标,在具体发展项目上,人们的信心更加爆棚:10 个钢铁大企业、9 个有色金属企业、10 个煤炭大企业、10 个油气大企业、30 个电力大企业、6 条铁路新干线、5 个重点港口建设。这样的计划看上去大气磅礴,1978 年 2 月获得一致性通过,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大概 10 年之内,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按照这样的蓝图往前走。 开放之年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至今还记得这些宏大的数字带给每个人内心的亢奋。 2第一,这个国家的经济停留得太久,在过去的近乎 30 年之内,经济在倒退,企业彻底退出人们的生活,贫穷、单调、还有压抑,人们有

3、理由在这样的新鲜的经济大数法则面前,让信心升腾。经济,或者说钱,时隔多年之后,重新回到中国人的生活议题之中,人们不再谈钱色变,不再陈述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之类的陈词滥调。仅仅就这个意义而言,这些数字都具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意义。 第二,整个社会开始以企业为导向,人们普遍相信,中国要想现代化,企业、而且是大型企业的出现,是一个必须的目标。历史学家通常都把 1978 年解读成中国的改革之年,切开这样的大词,人们能够看到,所谓改革,其中一个隐形的指标,就是中国人开始在制度的意义上关注企业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起步,是一个开始。没有这一年以企业为基本导向的经济蓝图,日后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当然还

4、有外资企业、合资企业都不能起步,至于 90 年代之后出现的股份公司和股份合作公司,事实上都是建立在 1978 年整个宏观经济对企业这个新兴组织的认可之上的。 第三个重要的维度,是中国决心从先进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和项目,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过去那种全民炼钢的土办法,不太可能推动经济发展,必须向外面的世界学习。1978 年 6 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从欧洲访问归来,带来了很多新鲜的信息,比如,日本的现代化真正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前后不过 13 年;德国的高速时期更短,竟然只有 10 年时间。 这给老人们巨大的信心,他们普遍认为,之前打算用 20 年乃至 303年的时间建设中国的现代化的周期太长了,应该

5、加快进度。所以邓小平强调,要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装备,要敢于同国外的大企业做生意,而且这种生意要搞大一点,搞到 500 亿的规模。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不要老是讨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大项目,大企业。 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都是这么想的。华国锋曾对胡耀邦面授机宜到深夜,要胡耀邦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多动脑子、敢想敢干。日后有人回忆,胡耀邦曾经不止一次讲过,华国锋对经济建设有自己的想法,他当时倍受鼓舞。而李先念在工作报告中,更是提出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口号,要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放手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未来 8 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要达到 5000 亿元,未来 10

6、年要从国外引进资金 800 亿美元等等。 历史学家将 1978 年解读成开放之年,其基本的史料就在于此。仔细分析,这种开放首先是一种基于外国技术、装备、生意和企业的开放。这是我们理解历史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的对接、交流与合作,1978 年之后的经济发展可能就是另外一种风景。所以到这个时候,这个历经 30 年苦难的国家终于开始打算从开放、从企业的角度来谋求经济的发展。 陈云的怀疑与批评 但是问题马上就出现了,这就是经济建设的大跃进。 陈云首先看到了,而且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引进那么多国外资金,但是考虑过没有,我们中国有那么多配套的资金吗?”陈云的怀疑4之声似

7、乎并没有引起众人的关注,国务院很快批准了十年规划,而且要求加快引进协议的谈判,加快签订的进程。相关的领导更是热情似火,有人提出了发展经济一定要依靠财政赤字的观点,赤字无害,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通货膨胀的历史,要发展经济就无法避免通货膨胀。 陈云的怀疑终于引起大家的关注。接下来,他提出了自己关于经济发展的具体意见:既要积极,又要稳妥。陈云不同意用日本、德国的发展经验来类比中国,认为中国的工业基础远远不如他们,甚至也不如台湾和韩国,因此引进项目,不能一哄而上。要尊重国内的工业现实,尤其是材料的缺口现实,陈云主张,如果材料有缺口,无论是中央的项目,还是地方的项目,都不能安排。 后来人

8、们回忆起陈云的这个讲话,发现这是 1978 年年底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经济调整,这样的调整因陈云的批评意见而起,扭转了经济建设可能出现的大跃进趋势。更有意义的事实在于,从这个时候开始,陈云在整个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话语权和领导权迅速攀升,他以一个懂经济的专家的形象进入中央的领导核心。到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的诸多思考变成了会议公报的内容,比如要认真解决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解决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综合平衡,为发展打下基础等等。 这意味着陈云的批评还在继续。1979 年开春,陈云给李先念写信,认为国务院的计划存在物资缺口,他建议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少建设项目,也不要留缺口。

9、接着,他又针对新华社的一份关于 1979 年生产计5划和物资供应的报告,指出缺口很大,这种有物资缺口的经济计划不是可靠的计划,中央应该引起重视。邓小平认为陈云的思考很重要,要求国家计委重新考虑。他的原话是, “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些调整,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 ” 显然,邓小平听取了陈云的意见,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暂时搁置几年之内引进 800 亿美元的思路,支持陈云对经济格局进行调整。 渐进主义经济思路 1978 年之后的陈云,对经济工作的理解,他的谨慎的经济政策,可谓其来有自。 在中共老一代领导人之中,陈云的经济思想,尤其是他的经济工作经验,一直

10、都是独树一帜。熟悉陈云的人知道,他对 50 年代后期大跃进的教训印象极为深刻,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这使得他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向来崇尚稳健,偏爱一种比较稳定、均衡的经济增长,反对激进的、欲速则不达的高速度、高投资率的经济方式,一直努力避免经济周期的大起大落。 陈云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一种平衡观念,即财政收支的平衡,银行信贷的平衡,商品供需的平衡。这种保守的经济趣味,让他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与整个国家的狂飙突进大异其趣,以致遭遇长时间的边缘化,甚至被整肃。在 60 年代,陈云曾经短暂出任中央经济工作小组和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力主经济调整,挽救大跃进经济政策所造成的严重经济陷阱,一度得到民间好评,不过他

11、很快就被打到。 陈云再一次掌管中国经济,是在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和李先念商6量,建议国务院成立财经委员会,而最合适的主任人选,就是陈云,由他来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事实上,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工作,主要由李先念主持,但是他立即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并且表示,愿意给陈云当副手,出任副主任。 和李先念一样,有很多人对陈云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才能极为看好,纷纷建议陈云重新掌控国家经济政策。 1979 年 2 月,吴江明建议,中央应该请陈云参加经济领导小组。而老资格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更是专门写下文章, “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在经济工作中是一贯坚持正确路线,现在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了,陈云同志

12、是久经考验的我党最有经验的经济统帅。 ”所以薛暮桥建议,应该让陈云多管一点经济工作,党中央在做出经济决策的时候,能够多听听陈云的意见。同时,薛暮桥也向陈云喊话,应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防止在经济工作再犯严重错误。 许多年之后,历史学家回头看这一段故事,发现老一辈的人们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有一种有趣的平衡与合作。邓小平的价值主要是在政治方向和战略决策上,陈云则是在经济决策方面具有话语权,在经济事务上,邓小平主要依赖陈云。而李先念更多的似乎是一个政策执行者的角色。 1979 年 3 月 14 日,陈云和李先念给中央写了一封联名信,提出了关于财经工作的六条指导性意见。 第一,前进的步子要稳妥,不要

13、再折腾,必须首先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即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第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7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第三,目前的国民经济没有综合性的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必须调整。第四,要用两三年的时间来对整个国民经济秩序进行调整,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第五,经济发展指标必须可靠,尤其是钢铁的发展指标必须可靠。不仅要重视数量,还要重视质量,要着重调整国家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铁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的发展的比例关系。第六,向外国借债,必须充分考虑到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到国内的投资能力,做到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 显然,这六条意见,正

14、是陈云经济思想的集中呈现,反映了他对1950 年代大炼钢铁和大跃进的反思、警惕和纠正,也反映了陈云在经济政策方面明显的渐进主义作风。许多年之后,人们回过头来审视这样的历史转型,会看到很多具有本质意义的经济态势。第一,中国经济终于在陈云的努力之下,去掉了一种大革命式的好大喜功的反经济的陈旧思维方式,让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变成了一个理性的经济命题和过程命题,即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暴风骤雨,不是狂飙突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陈云为整个共产党管理经济进行了一次巨大的观念启蒙,共产党人要尊重经济的规律,不能用革命的决战思维来管理经济。第二,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依赖于国内经济的调整和修

15、复,而不是首先依赖于外国资金和技术的引进。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相比晚清时代清朝政府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纯粹技术引进路线,陈云把经济管理的重点,放在了国内经济秩序的重建之上,这为日后的更大范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奠定了结构基础。第三,陈云的经济渐进8主义思路,在一种经济规律的意义上,在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方式的缝隙处,通过一种不自觉的方式,给予市场的自发秩序,尤其是给予日后蓬勃兴起的企业家阶层一个生长的时间和空间。 任何狂飙突进式的经济发展,任何忽略经济结构的经济发展,一定是由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在的政府所推动,这意味着政府遮蔽和掩盖了所有来自市场的力量。 虽然陈云当时当地的立足点,依然是依靠政府来主导经济,事实上他也不可能超越他所在时代的经济思想,但是他所采取的渐进主义的经济思路、他对于那个时代国家经济的努力调整、他对于即将展开的又一轮经济大跃进的阻击,为市场经济的构建,为中国企业家的日后的普遍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作者为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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