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象牙塔里的心魔菁菁象牙塔，即使不是神性的摇篮，至少也要闪耀些人性的光华。然而，近些年来，发生在高校特别是高校领导层的职务犯罪、学术腐败现象却让人深感群魔乱舞、妖风肆虐。而高校所存在的一些体制性痼疾，以及少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另类心理，也让高校腐败这艘鬼船渐行渐远。 是贪欲作祟还是信仰缺失 一些教科书式的文章，一提腐败就说是贪欲横行，对此笔者并不认同。高校与其他行业不同，除了经济腐败、行业腐败，还有学术腐败。一些人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审稿时拉关系、托人情，出版时买卖或盗用书号；在职称申报、科研立项以及科研成果鉴定评奖中，材料“注水” 、骗取课题、虚假炒作；在职称评审、导师遴选、科研基金发放、各种奖项
2、的评比等过程中，徇私照顾、内幕交易、程序草率。应该说，知识分子的操守在一部分人身上呈现整体性塌方，并不是“贪欲”二字就能囊括的，更确切地说，它是源自信仰的缺失。 信仰的英语为 faith，其包含有 believe 和 belief 的含义，诗意化的中文意思则是仰望。无论是政治信仰、宗教信仰还是纯道德信仰，有信仰的人有所畏惧，反社会行为便会少很多。当然，前提是不能信邪教，或是走火入魔，歪曲教义。知识分子的信仰又是什么呢？除了具有普遍性的政治信仰外，高校这个社会精英云集的地方，更应当漫溢着对精神自由和民主法治的信仰。 回到“贪欲”二字。对高校而言，其主要使命理应是教学、研究等社会职能，清汤寡水安之
3、若素，较之民营企业家、私人业主或是高端金融、法律、管理人士，高校领导和教师的收入确实不高，由此产生的不平衡亦属情有可原。毕竟“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 ，落到谁身上也难免有些愤愤不平。实际上，对物质的追求本身就是人类的本性。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如果运用得当，是对人性的尊重，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信仰沦丧后的物质追求，就一定会嬗变为贪欲。所以知识分子犯罪，贪欲并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失去精神信仰。 从组织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少数高校知识分子的信仰缺失，往往源自对较高层公务员腐败现象的失望和模仿，以及对干部任用、职称评定、课题申请等方面不公现象的不满。有的高校领导和专家学者一路走来，对党在历史上
4、的一些决策失误和重大挫折也并未做到科学、历史地看待，由此失去对真理发自内心的信仰，沦为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现实范例，这才是导致高校腐败现象的根本心理动因。 高校信仰缺失后的腐败情形和一般腐败没什么区别，但落在知识分子阶层上则更显突兀，笔者称之为“返祖现象” 。具体表现为：像动物一样攫取食物（表现为金钱，如贪污索贿） ；像动物一样无限制占有雌性（接受色贿、嫖娼、通奸、包养二奶等） ；像动物一样争夺领地（钩心斗角、任用亲信、重金买官等） ，真可谓斯文扫地、衣冠禽兽。人类是一种高级动物，但依然是动物。有句俗话说：猴子变成人，需要千万年；人变成猴子，只需要一瓶酒。人能在历史长河中将自己从动物
5、的群体中分化出来，靠的就是智力劳动和语言表达，而对此发展到极致的正是知识分子。较之一般人，知识分子理应更守礼，更文明，更具有道德信仰。缺少信仰，就会在心理上形成一种信仰空洞，动物性的一面必然占据上风，贪欲肆起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代偿机制到失衡心理 心理学上有个代偿机制，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对此有过专门论述，认为成年后的异常行为往往是其童年期缺失的一种代偿，笔者暂且将其称为历史性代偿。 陈昭方教授出任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消息传到湖北省京山县宋河镇，家乡人民奔走相告，为这位山区农民出身、通过多年奋斗成为中国名牌大学常务副校长的老乡，感到由衷的自豪。然而在 2009 年，这个曾经荣获过湖北省“新长征
6、突击手” 、 “高等学校优秀政工干部”等殊荣的经济学博士后却因受贿 205 万元应声落马。陈昭方姐妹兄弟共七个，他排行老二，父母是普通农民，当时家大口阔，生活异常困难。为求学，他吃苦耐劳，成绩优秀，但时运所致，仅读了半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陈昭方只能回家务农。东窗事发后，他自己也坦言，在武汉大学总会计师的位置上之所以中饱私囊，一定程度上也有其早年对贫困生活和机遇缺失的刻骨记忆，这就叫历史性代偿。 还有一种则是现实性代偿。南方医科大学副校长陈志中受贿 500 余万元，但办案人员了解到，陈志中个人生活很节俭，甚至连矿泉水瓶都要攒下来拿去卖。但其儿子在 2007 年还是一名学生时，名下却有一辆价值
7、约 50 万元的进口汉兰达轿车。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把戏，实际就是对现实生活刻意低调的一种现实代偿。当然，这与某些犹太富豪坐拥千亿，却连一张打印纸也要正反使用的性质明显是不同的。 说到心理代偿机制，检察系统还真做过些研究。由南京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与鼓楼区纪委、检察院联合组成的课题组，根据实证研究所揭示的职务犯罪心理特征、演变规律以及公职人员的堕落历程，研制推出职务犯罪风险自评手册 。这份手册里包括了 34 道“测腐题” ，从动力因素、调节因素、特征因素、心态因素、潜意识等五个方面自测腐败心理倾向和风险评估。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其围绕的核心就是被测人是否具有强烈的代偿意识和代偿能力。
8、必须声明，代偿机制本身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关键看用在什么方面，用之不妥就会变成心理失衡。高校党政领导、专家教授，都属于社会高位人群，大多数是能人和精英。其中有些人更是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有素质、有学问、有能力，无论干什么行当都会是成功者。因而，当他们看到社会上有许多人获得了金钱、地位和荣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无所作为”是一种被剥夺、被损害，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失衡。于是便试图在经济上找代偿，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平衡自己失衡的心态。 比如，当有的高校领导或行政管理人员仕途受阻，升迁无望时，便会感到“失意” ，而将原来争取晋升的努力转化为“捞一把”的动力，逐步将心思放到以权谋私上；当有的高校
9、人员攀比失当，物质欲望增强时，便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并产生不满情绪，形成权钱交易的动机；当有的高校人员人际关系紧张，特别是家庭不和时，首先在生活上“越轨” ，随之而来便是入不敷出或欲罢不能；有的专家学者各种荣誉加身，自感功成名就，唯缺利益，或者产生应该乐享生活的心态，便逐步走上歧途，最终失去了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财富人格。 法律人格和心理人格的逐步趋同 心理学上有一门二级学科叫人格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不同人之间的不同性格取向，譬如 A 型人格、B 型人格。知识分子人格更接近于民法上的人格权概念，指的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尊严。这两个概念本不是一回事，但这里必须要揉在一起说，因为对高校贪腐分子这
10、个群体而言，其法律人格和心理人格已慢慢趋同，而趋同的桥梁便是行政化。 近二十年来，以权力为中心的大学行政等级制度愈演愈烈。从科级机构、处级部门、厅级学校、省部级大学，到科长、处长、厅级校长、副部级院士、省部级校长等等，一个部门，就是一个权力；一个带“长”字的行政干部，就是一级权威。层层级级，大权小权交错，形成一个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资源支配系统。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腐败现象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孤立的，与负面环境紧密相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趋之，如果“一把手”首先不能把持住，那么下面的管理层、教授层乃至普通的行政人员、教师员工，则一定处处唯领导马首是瞻。学校招生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招
11、收关系生、人情生；有的利用学生求学心切，以帮助学生入学、选系、改专业等为名索贿受贿；在教学考试中，有的教师收受学生钱物私自修改学生考试分数，帮助学生蒙混过关；在学生管理中，有的教师利用各种评比、奖励、资金发放等工作便利谋财，或收受学生钱物，或直接贪污挪用保管的经费。凡此种种，虽非普遍现象，但有哪一样是和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职业人格相称的！ 在这样一个行政化强烈而又缺乏有效监管的环境中，一些知识分子的法律人格慢慢从独立民主演变为阿谀奉承。老话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现在坐几分钟冷板凳就屁股发痒的所谓学者，只剩下对权力和金钱的膜拜。黄梵所著第十一诫的主人公齐教授是个声名显赫的
12、学术权威，可他利欲熏心，投机钻营，生活腐化，不仅榨取学生的科研成果，而且为了捞到科研经费，获取当权者的认可，甚至不惜修改数据，拿人命关天的炮弹轨道数据当儿戏。在齐教授身上，我们看到少数走向堕落的知识分子“象征性的背影” ，权力正在通过金钱和地位来诱惑知识分子放弃道义与良知，这就是高校腐败的法律人格。 随着法律人格的坍塌，心理人格也正慢慢嬗变。一般而言，无论是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还是胆汁质的知识分子，都会在其教学中呈现出不同的风采和特点，然而，在行政异化和外界诱惑下，这种缤纷多彩的心理人格在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逐渐褪色，演变为新的颇有讽刺意味的心理变体。有人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类：一是被包养的“二奶
13、” ，如战国时食有鱼、出有车的士；二是被抛弃或嫁不出去的“怨妇” ；三是持独身主义的“尼姑” ，但出家前大多受过刺激。有人更是重口：知识分子算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 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真谛，在于彰显光明、完美的德性，在于使民众自我布新，在于使人们达到较高的精神境界。而一个缺了“德”的教育，哪有能担负“育人定国”之责的道理呢？ “一个人不可能既时髦又出类拔萃” ，这是俄国人的观点，我们可以不同意。但对知识分子而言，既要做社会良心，又要锦衣玉食，恐怕是有难度的。总不能如鲁迅在阿 Q 正传中所描述的那样，剪掉了辫子，就以为很革命了，不仅要玩革命党的威风，还要和吴妈困觉，这是不可以的。 编辑：成韵 郑宾 （更正：本刊 2016 年第 3 期第 11 页中的“观察标签”一栏作者署名应为“郝春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