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鲍曼其人,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1925年出生在波兰西部波兹南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1939年，二战爆发，鲍曼全家逃亡苏联。1943年，18岁的鲍曼参加了在苏联的波兰军队，战后，鲍曼升为上尉，不久又被升为上校。1953年的反犹太清洗中，他成了牺牲品，被突然撤消职务。1954年起，他在波兰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1966年，鲍曼担选波兰社会学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1968年因反犹主义和“毒害青年罪”被驱逐出波兰 。1972年后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1990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
2、奖。,现代性与大屠杀,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大屠杀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在鲍曼的研究中，他将大屠杀视为人类的共同问题，是现代理性必然出现的结果。反犹主义的灭绝计划应该被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现象；也就
3、是说，是只有在现代性的发达国家才可能发生的事。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提升理性以排除所有其他的行为标准，特别是使暴力的运用屈从于理性计算的趋势，早已被认定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大屠杀的现象就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犹太人的处境,犹太人被卷进了历史上最残酷的冲突：这就是介于前现代世界和行进中的现代性之间的冲突。现代性给欧洲犹太人的处境造成的第一个冲击就是使他们被选作反现代主义式抵抗的首要目标。最早的现代反犹主义者都是反现代性的代言人。在走向现代性的途中，每一扇门在砰
4、然关上时，犹太人的手指正好放在了门缝上。他们伤痕累累地从把他们从犹太人隔离区解放过程中走出来。他们追求透明世界的不透明性，是渴望确定性的确定中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双腿跨在所有的屏障上，子弹从每一边呼啸而过。实际上，概念中的犹太人已经被认定是渴求秩序和清晰的现代梦的“粘性物质”的原型，被认定是一切秩序的敌人：旧的、新的，尤其是渴望得到的。,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大屠杀得以顺利进行，就因为在迫害者与受害者之间达成一个默契：理性。只要任何一方是非理性的，大屠杀就不可能进行下去。纳粹的理性在于其对灭绝计划的理性设计。他们把屠杀过程分解为一个个程序阶段，每个人只负责某个阶段，与受害对象产生足够的距离，如此一
5、来每人都在屠杀，但没有人具体地直接地屠杀，也就是说，现代工厂的分工制与管理方式高效而低价地维系着大屠杀。从逻辑性出发，纳粹们理性地实施着各各步骤，没有人在屠杀，但所有人都在屠杀，这就是“无人统治”。,犹太人的配合,纳粹把犹太人集中起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犹太委员和犹太警察），直到把大家都送进毒气室为止。在“自我保全”的理性引导下，犹太人选择了配合。保全族群的考虑：“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策略，用处最大的是数字游戏：数字更大的生命比起数字更小的生命要好，杀得更少比杀得更多要少一些可憎。牺牲一些，拯救多数这就是记录在案的犹太委员领袖的辩词中频数最高和反复出现的语句思维出现了奇异的转折，判决处死
6、被理解为高贵的、在道德上值得表扬的对生命的卫护。“我们不决定谁将死去，我们只决定谁将活下来。”（狼和羊）,自我保全的考虑,犹太委员和犹太警察们面对着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死，要么让别人死。很多人选择的是延迟自己的死，以及延迟其亲朋好友的死。不可抵御的活下来的冲动把道德的审慎推到一边，随之而去的还有人的尊严。在为生存而遍起的争夺中，自我保全的价值戴上了不可置疑的选择合法性的王冠。为自我保全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在最终的结局危如累卵时，所有的手段都似乎可以自圆其说。,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
7、on)不仅有可能，而且格外“合理”并大大增加了它发生的可能性。大屠杀得以完成的条件也许仅仅是使基本的道德驱力的影响弱化，使屠杀机器与这种驱力产生并起作用的领域相隔离，使这种驱力边际化或者对于任务而言彻底无关。这种弱化、隔离和边际化是纳粹统治动用了现代工业、运输、科学、官僚机制以及技术等强悍的工具所取得的成就。在官僚体系内，上级是道德关怀的最高目标，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权威。超我从评价行为的善与恶转到评价个人在权威体系中的功能行使的好还是坏。,在道德管制的领域内所取得的种种社会成就当中，需要提到的是：距离的社会生产，它废止或者削弱了道德责任的压力；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这有效地掩盖了行动的道德意
8、义；以及区隔和割离的技术，这增加了对那些应该是道德评价对象以及道德刺激反应对象的他人所遭受的命运的淡漠。,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大屠杀配备着只有最先进的科学可以提供的武器，走的路线也是由科学管理有序的组织所设计。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大屠杀不是人类现代化之前的野蛮和非理性习俗遗传。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更确切说，它是任何一座其他大厦里都不可能有的居民。 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而烟囱，这个现代
9、工厂体系的象征，则将焚化人体的躯体产生的滚滚排出。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则源源不断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费恩戈尔德大屠杀到底有多么独特？,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关系,从思想根源上看,这一种族灭绝计划跟两个现代性的世界观和实践活动紧密相关。一个是科学理性；另一个是社会管理思想。 从社会体制上看 ,大屠杀是同现代官僚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实际操作上看,大屠杀是同现代工业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屠杀的教训,其一：大多数人在陷入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高的处境中时，很容易说服自己置道德责任于不顾，而另行选取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在一个理性与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就是最主要的
10、失败者。残酷的极致是在毁灭受害者之前剥夺他们的人性，抗争的极致是在非人的条件下守住人性。 珍妮娅晨冬,大屠杀的教训,其二：将自我保全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无论如何不是预先注定的，不是铁板钉钉、必定如此的。有人被迫这样干，也有人不屈于压力。因此不能把这样做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那些施压者身上。有多少人选择了道德义务高于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邪恶不是全能的，它能被拒于千里之外。,拯救之途,在纳粹内部，岗位职务与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而在犹太人内部，自我保全的压力压倒了道德的选择。在整个社会的道德处于缺失状态之下。大屠杀，名正言顺地发生。道德与实用的分离是我们的文明进程得以取
11、得最蔚为壮观的成就和最令人胆寒的罪行的基础，而它们的重新组合则意味着我们这个世界同自己令人生畏的力量做出妥协的可能。恢复理性所剥夺的属于道德的存在空间。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推荐：雪国列车,改编自获得1986年昂格莱姆国际漫画节大奖的法国同名科幻漫画原著，由韩国著名导演奉俊昊执导。故事讲述一场突如其来的气候异变让地球上大部分人类灭亡，在一列没有终点、沿着铁轨一直行驶下去的列车上，载着地球上最后幸存的人们，“雪国列车”成为了他们最后的归宿、最后的信仰也是最后的牢笼，在这里，受尽压迫的末节车厢反抗者为了生存与尊严向列车上的权利阶层展开斗争。,现代反犹主义,大屠杀得以实现，现代反犹主义当然是重要引线，但仅有反犹主义不会导致大屠杀，它必然要有现代作为第一推动力。在整个西方的文明进程中，犹太人所处的社会位置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创造并推动了现代性，而对现代性恐慌的西方社会要把带来现代性的犹太人清除出去，讽刺的是，这种清除中使用了现代性的理性、技术与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