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城市化对异质性劳动力就业影响新近研究综述摘要：通过梳理分析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城市化对异质性劳动力就业规模总量和就业分布的影响，发现城市化有助于促进城市中异质性劳动力合理就业、推进城市就业结构优化和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并在总结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明确了今后研究方向。 关键词：城市化；异质性劳动力；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6.036 自人类文明社会以来，城市生活已经成为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原因（Jacobs，1984） 。城市化是生产率提高的最终或根本原因。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快速增长，改
2、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02%，2011 年城市化率为 51.3%，首次突破 50%，城市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和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城市化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就业稳定增长、城市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对城市化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如取消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区别，统一调整为居民户口，使在中国存在了几十年的二元制户籍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既有利于中国城市化的加快推进，也有利于解决城市化中面临的劳动力就业压力。但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中也出现了2诸如城市化发展缺乏产业支撑、交通拥挤、人口大量
3、失业、环境恶化等城市病。此外，目前中国 80%的制造业、FDI 和对外贸易分布在东南沿海，产业分布失衡、就业难与用工荒现象并存，在城市化发展方面也是“千城一面” 。因此，中国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需要重新审视城乡空间布局和城市规划，以促进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促进异质性劳动力合理流动与就业。本文试图在梳理总结目前有关城市化与就业研究的最新进展基础上，结合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探寻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化与异质性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内在机制，为将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1 城市化对城市正规部门就业规模总量的影响 1.1 城市化对城市制造业就业规模总量的影响 尽管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也存在城
4、市劳动力失业问题，但总体来看，城市化有利于社会就业总量扩大和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从动态分析来看，城市化水平提高，促进了工业化水平发展，使得工业和服务业在城市聚集，由于工业发展和服务业的崛起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Glaeser et al.，1992；王国刚，2010） 。陆铭等（2012）研究发现，随着城市化深入推进和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劳动力就业概率将会显著提高：城市规模每增加 1%，城市劳动力个人就业概率将平均提高 O.039%0.041%。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化过程中大量企业集聚于城市，企业集聚能够有效地推动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可以扩大就业
5、需求，加速劳动力的聚集，如此循环往复，累积效应愈加显著。当然持有过度城市化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发3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和农业劳动力份额不平衡会影响将来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劳动力就业，但 Moir（1977）发现，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城市化水平和劳动力结构，但是反之不成立。然而对于高度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是负相关关系。此外也有学者担心大量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会冲击城市原有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而 Borjas（1994）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对城市本地居民就业的影响程度很低，且没有降低本地市场工资水平。城市化仅是影响就业的众多重要因素之一，因而在合理推进城市化的
6、前提下，需要做好扩大就业的配套政策。 1.2 城市化对城市服务业就业规模总量的影响 Singelmann（1978）首次提出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随后大量文献对于城市化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关系做了研究。Lewis（1978）认为大量工业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在城市集聚会产生的知识溢出效用，使得企业可以从更先进企业处学到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并且集聚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使企业更易获得和运输中间品，同时，城市集聚也使城市吸引力增强，进而吸引大量更高技能劳动力进入城市和企业，这既提高了企业和城市的生产率，又促进了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扩张。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研究发现，中
7、国城市化的推进有效促进了城市服务业发展和产出，并创造了大量的城市就业机会。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制造业在城市的集聚和扩张，对服务业就业会产生“乘数效应” 。Moretti（2010）研究发现，对于给定城市，制造业每增加 1 个就业机会，相同城市的服务业部门（不可贸易部4门）就会增加 1.6 个就业机会；可贸易部门每增加 1 个就业机会，当地服务生产部门则增加 2.5 个就业机会。此外，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和不同行业，就业乘数效应作用大小亦不相同。从劳动力技能水平层面来看，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乘数效应更加显著；从行业层面来看，高科技行业就业乘数效应表现得最为显著。当然，城市中不同部门的就业乘数效应作用大小
8、也存在差异：城市中不可贸易部门的就业乘数大于可贸易部门的就业乘数，甚至有的时候可贸易部门就业乘数有可能为负。对于就业乘数效应的分析，既有利于引导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间劳动力的合理分布、进一步完善城市经济发展政策，同时也为研究城市规模对城市劳动力就业影响提供了新依据。 2 城市化对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规模总量的影响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sa-tion，ILO）的定义，非正规部门通常组织机构水平低、劳动和资本之间区别很小或没有区别，且规模小，如果存在劳动关系，这种关系也是建立在偶然就业基础上，通过亲属或者私人关系来获得保证，而不是通过合同关系。而正规部门
9、通常具有良好的管理机构、更大的资本密度、更好的技术和技能。与正规部门相比，非正规部门也有其竞争优势：一是它们避税带来的成本优势，二是非正规部门的平均工资低于正规部门（Yuki，2007） 。但非正规部门既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又对于人力资本积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Todaro，1997） 。在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非正规经济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然而非正规部门就业，通常和低生产率、低工资、工作时间不稳定、工作环境更危险等联系在一起，且非正5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缺少社会安全保障，如失业保险等。此外，ILO（2007）认为，农村向城市移民的快速增长，是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10、。尽管正规部门可能不能为城市新进入者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但是人们仍然愿意移民到城市，这就刺激了非正规经济的发展。原因之一是城市正规部门的增长增加了人们对城市生存部门生产产品的需求。结果城市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上升，这也使城市最低工资和农村最低工资差距加大，进而刺激了移民。另一个原因是，移民者期待能够在正规部门找到一份工作，但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有时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甚至 50 年以上（Cole and Sanders，1985） 。Rauch（1993）首次提出城市化与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份额之间的倒 U 型关系，Elgin and Oyvat（2013）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一结论也符合库茨涅茨假
11、设。由于要素的推拉作用，在城市化发展早期阶段非正规部门的份额处于增长趋势，而在城市化后期阶段处于下降趋势。此外，在城市化与非正规部门就业关系方面，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一半以上的工人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城市化和非正规部门相互关联且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非正规部门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部分，也代表了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对于发展中国家就业创造、生产和收入增加起着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快速的城市化显著促进了城市中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增长。尽管国外学者对城市化与非正规就业予以了较多关注，但目前国内鲜有此方面的研究。 3 城市化对劳动力就业分布的影响 城市化与异质性劳动力就业分布之间的关系
12、是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6地理学（NEG）中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大量文献对城市化中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以及劳动力就业分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Krugman（1991）认为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经济集聚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导致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或内陆地区/城市相城市部门或城市中心地区流动。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流动到城市部门，这些劳动力必须在人力资本积累和工作之间选择他们的时间分配。但是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工资存在差异，所以工人必须考虑他们在什么时间移民到城市。 城市劳动力分布方面，Henderson（1974）利用马歇尔外部性的概念综合了 AMM 模型（Alonso-Mills-Muth Mo
13、del）的城市内部结构理论，用它来解释城市经济活动的集中和城市异质性劳动力的分布。Davis andDingel（2014）基于前人的有关研究，根据城市中异质性劳动力分布，以劳动力技能水平来刻画城市比较优势，将比较优势和城市化直接联系在一起，研究了城市的比较优势，认为在分析城市经济问题和城市间异质性技能分布结果时，同时考虑这两方面更加符合现实。为了使异质性更加明显，Davis and Dingel（2014）假设劳动力技能是连续统的。在国际贸易背景下，要素供应驱动的比较优势传统理论HO 理论使得理论家们通常将区位要素供给看成是外生禀赋，由于劳动力在城市间流动，当刻画比较优势如何决定产出构成时，
14、应将城市要素供给外生化。大量的连续统要素和连续统部门的比较优势研究文献大都与 Costinot and Vogel（2010）的研究有关。然而这些文章假设国家的要素禀赋表现出单调似然比特性，由此可知，如同均衡产出，城市技能分布也表现出这种特性。因此，从理论层面来看，一个国家内的城市是研究这些比较优势7的基本要素。 此外，Glaeser et al.（2010）和 Davis and Dingel（2014）研究认为城市间部门的异质性劳动力就业分布将和与技术有关的协同聚集相一致。随着城市化推进，大量企业和劳动力在城市集聚，一方面使得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城市集聚水平提高，促使城市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快
15、速提高、生产成本下降。Sveikauskas（1975）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每增加一倍，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将会增加 5.98%。另一方面，学习效应和知识溢出效用也使得劳动力技能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从城市集聚中获得的收益更大。高生产率和高工资使城市对高生产率企业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吸引力更强，大量高生产率企业和高技能劳动力进入城市。高技能劳动力更愿意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主要原因是在大城市或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地区，学习效应更强、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更快、劳动力匹配效率较高使得劳动力在城市获得工作或变动工作的机会更大（Sato and Ze-nou，2014） 、收入增长也更快。同时也有学者从其它方面（如劳动力
16、进入城市的壁垒、国家政策偏向等）研究了劳动力集聚于大城市的原因。Elgin and Oyvat（2013）研究发现，在许多国家，不仅政府实施的国内贸易政策严重偏向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且社会投资包括教育、医疗、公路、供水、电力等也是严重偏向城市地区。所以，为了使家人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医疗健康服务，异质性劳动力偏向于进入大城市。从城市间异质性劳动力分布来看，劳动力互补效应的存在，使大城市既有高技能劳动也有低技能劳动力，但大城市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份额远高于小城市（Combes et al.，2012；梁琦等，2013） ，而低技能劳动力则大量集聚8于小城市。从城市中不同部门来看，高技能水平劳动力集聚技
17、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部门，低技能水平劳动力则选择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就业，以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王世平等，2015） 。 4 结语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是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或者从 NEG 角度出发来研究城市化或经济聚集，鲜有文献从异质性劳动力着手，基于城市比较优势来研究城市化以及城市就业。而 Davis and Dingel（2014）通过引入解释城市比较优势、由异质性劳动力个体比较优势和个体的区位选择共同控制的空间均衡模型，将现代贸易理论和城市经济学结合了起来，为城市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分析视角。从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尽管国内外文献对于城市体系理论研究已经比较
18、丰富，但是以城市技能劳动力分布为切入点，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研究城市化才刚刚开始。另外基于比较优势的这一新的城市体系模型虽然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依然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理论方面，现有研究是在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一假设条件下进行的，而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二元结构的国家，显然这并不适合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因此只有改进假设、开发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模型，才能探讨劳动力有限流动下，技能、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和城市比较优势的内在作用机制，才能检验中国城市的比较优势。而对于劳动力有限流动下城市的比较优势研究的国内外文献非常匮乏。因此，发现城市的比较优势，并根据各城市不同比较优势采取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就显得更加的迫切和重要，这将是今后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也必9然会得出一些新的有趣的结论。此外，我们还可以基于城市异质性劳动力分布状况，研究城市人力资本与城市韧性（即城市遭受外部冲击时，城市经济发展得以恢复的能力）之间的关系，分析城市人力资本影响城市韧性的机制，这对于构建具有较强韧性的城市、推进城市化健康稳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