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低生育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亚洲人口下降及老龄化 据权威专家观察，中国目前是全球低生育率国家俱乐部中的一员，平均每名妇女生育的子女总数少于 1.5 个。如此低的生育水平与其过去的情况截然不同，将给本国及东亚地区带来持久的重大影响。 低生育率导致人口下降。这种情况已在日本出现，在其他东亚低生育率国家中也已初现端倪。东亚总体人口增长已陷入停滞，预计 2015 年至 2035 年，总人口将增加不到 2%，而到 2035 年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人口将普遍下降。下降速度尚不确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未来的生育率，但毫无疑问东亚将迎来人口下滑。 人口学家确信，人口下降可部分归因于儿童及壮年人口的数量
2、已在迅速减少。联合国预测，从现在到 2035 年，儿童数量将减少 8000 万，大约是现在儿童人口的 17%。而 25 至 59 岁壮年人口的数量预计将减少逾1.2 亿，约为当前壮年人口的 14%。这将对经济生产和服务及人口繁衍产生深刻影响。 低生育率对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有根本性影响。2015 年至 2030 年，亚洲低生育率国家 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总数预计将增加 2.3 亿，即老年人口将增加逾 80%。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过去出生的大量人口正在变老。上世纪 60 和 70 年代出生的大量人口将从 2020 年开始达到 60 岁。由于人口平均寿命延长了，60 岁以上人口将继续增加。 2可以这样考
3、虑这个问题：即中国广为讨论的 4-2-1 问题。如果中国家庭都只有一个子女，那么中国家庭的构成会是 1 个孩子，2 个父母，4个祖父母，有可能还有 8 个曾祖父母。中国的家庭会非常老化，多数人口为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如果妇女生育率为 1，那么中国人口会以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为主导。 人们常常认为移民能够部分缓解老龄化问题。事实上，新加坡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其开放的移民政策，人口年龄结构也更加年轻化。然而，像中国这样的人口体量，不可能通过鼓励移民对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很大影响。简言之，亚洲低生育率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即将来临，甚至可能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剧烈。 人口老龄化亦可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最直
4、接、最迅速的影响可通过经济生命周期来考察。人在生命起始和结束的两个阶段时间较长。在这两个阶段期间，人的消费量远高于劳动产出。幼年和老年阶段的赤字，必须由壮年阶段的盈余来平衡人们在壮年阶段的劳动产出高于消费。人在劳动年龄阶段产出的盈余可用于：供养家庭成员；纳税，从而为公共教育及养老体系提供资金；以及储蓄以供未来之需。 人的经济生命周期可用各年龄阶段的劳动收入和消费的平均价值来概括。图 1 显示了部分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情况。 不论是中等收入抑或高收入国家，年龄 20 岁出头或以下人口的消费都高于劳动产出。同样，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消费也高于劳动产出。平均而言，人们一生中产生盈余的年数略低于 3
5、5 年，即从二十五六岁到五十七八岁之间。 3高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的生命周期模式十分相似，但也有些重要区别。高收入国家的儿童教育和健康支出远高于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老年人消费也更高。在高收入国家中，劳动收入提升得稍晚，达到峰值也更晚，且在晚年下降的幅度更剧烈。 各年龄段的产出在各国也不尽相同。这取决于诸多因素，诸如儿童上学时间长短？最好的工作岗位是由较年轻的人还是较年长的人获得？预期退休年龄是多少？各国的消费模式也十分重要。父母是否在孩子身上投资巨大？老年人是否在医疗及长期护理上有高额开销？ 在中国，在几乎所有年龄段上，平均消费都低于劳动收入；年轻人的劳动收入高于年长的。不过，随着中国人口
6、老龄化程度加剧，以及为应对老年人口扩大所带来的需求和挑战而制定各项政策， 这些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 生命周期盈余阶段的人口比例增加，在过去几十年间对东亚人均收入产生了有利影响，被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然而，第一次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未来将会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利阻碍（图 2） 。1990 年至 2010 年，中国的第一次人口红利使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提高了约 0.7 个百分点。而从 2010 年至 2050 年，第一次人口红利将转为负数，在 2030 年至 2050 年对经济增长率造成逾 0.5 个百分点的抑制性影响。 不过，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甚至有着更强大的发
7、展效应。如果生命周期盈余向着更促进增长的方向发展，如增加储蓄、投资及人力资本支出，就能实现这一点。近期一项对第一次和第二次人4口红利综合效应的评估得出结论：适度的低生育率具有有利的发展效应。若中国能将生育率提高至 1.7 左右，人口老龄化趋势将放缓。即人口增长仍会下降，但趋势更趋平缓。重要的是，1.7 的生育率将带来中国能够实现的最高可持续人口红利。 中国应为年轻夫妇提供支持性环境 中国是唯一持续不鼓励生育的低生育率国家。在新政策下，中国一些夫妇会选择不生育或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了平衡他们的选择，其他夫妇必须生育三个甚至四个孩子。作为第一步，中国应取消政府设置的所有生育障碍，将注意力转向为养育中国下一代的年轻夫妇提供支持性环境。这一努力可大力借鉴中国学者的出色研究和亚洲地区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的许多邻国都在努力解决超低生育率的问题。就在不久前，一群杰出学者齐聚檀香山的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探讨这一问题。他们指出影响生育率的七个重要社会特点，即：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婚姻与生育的联系、帮助或阻碍父母平衡工作与家庭义务的因素、性别平等、教育体系、住房市场以及政府对育儿成本的补贴。中国必须紧迫关注这一问题，制定出前瞻性的、应对本国人口新现实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