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胡良友故意伤害案皮肤擦伤 现在想来，当时的我还是年轻气盛。次日一上班，我就找到了那个审判长的办公室，气喘吁吁地对着他说：审判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上次说的本案法医鉴定中的“创口” ，其实在医学上不叫做“创口” ，而叫做“表皮擦伤” 。所以，你说的什么“颈部创口累计达到 8cm”构成轻伤是不成立的。 奇怪的是这个老法官并没有为我的说法感到吃惊，也许他早就知道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他带着一脸冷漠，又似在自言自语：不叫“创口” ，你说叫什么，是你说了算还是法医说了算啊。 我也声调低沉下来：我找了外科专家，专家说被害人颈部的那个伤痕叫做“表皮擦伤” ，而非人体轻伤鉴定标准里的“颈部创口” 。 “表
2、皮擦伤”指的是仅仅有表皮损伤，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上所说的“创口”指的是包括表皮、真皮和皮下脂肪组织受创。你们的法医心里清楚得很，这个鉴定我认为完全是在作假。听到这里，审判长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暂时这个案子不会开庭了，你回去等着开庭通知吧。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没有等到开庭通知，却等到了那个法官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朱律师，你能不能来一趟法院？不是开庭的事，你来一下就知道了。 无法推辞，我也想去看个究竟，于是就骑着一辆借来的摩托车，一2路狂奔赶到法院。见到了审判长之后，他说：朱律师，这个案子我看还是组织双方调解一下算了，你看如何。调解，当然好啊，我们也愿意，那就直接说，对方有什么条件吧。审判长说
3、：我们也征求了一下对方的意见，对方还很不愿意，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人家才答应下来，他们要你们赔偿 6 万元，撤诉。 一听到 6 万元，我脑袋一下就蒙了。那可是 1994 年啊，我立马说：要 6 万元？就这么个表皮伤？！审判长接着说：这也是对方的意见，我们也还是要做做工作，你也跟你当事人家属商量一下看看能赔多少钱，但是我看这样子最低也得三四万吧。你有消息给我回个话。 回到家里，我就跟我的这个同学说，法官说可以调解了，但是说要6 万块啊。话没说完，我的那个脾气暴躁的同学就发飙了：好几万个屁，我听说对方这个人一共只花了 400 多块钱的医疗费，什么事情也没有，要 6 万块，这不就是讹人吗。为了顺利解
4、决案子，我要求同学给我一个底线，他倒是爽快：顶多两千元，多一分钱没有，你就根据这个底线跟他谈吧。 法官和律师间的调解 过了几天，法官又打来电话问：商量得怎么样了，是不是可以调解啊？我也直截了当地说：我问了，当事人家里说只有两千元，同意就可以调解，不同意就算了，爱咋判咋判。我想三言两语就挂了，然而，法官却不嫌麻烦。这种调解本应该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情，怎么现在变成法官和律师之间的调解了。后续的谈判又进行了多次，法官代表对方的调解意见从六万降到了两万六千元，并说这也是他们的底线了，不然3法院就开庭判了。很明显，到了后期，法官的语气中带有明显的威胁成分，他甚至还说道：你作为律师不要帮助当事人挑词架讼
5、啊，要想办法把案子处理下去。 我把这些情况再转达给当事人家人，他们已经吃了我那个同学给的定心丸，反而坚定了将官司打到底的信念，说大不了就判三年算了，一分钱也不赔，还说让我放开手办案，不管是什么结果都不会埋怨我。有了当事人的信任，我也平静下来，正在积蓄力量准备上阵出庭的时候，审判长的电话又来了，他又说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到法院协商。 我实在记不得是第几次到法院去了。看到我来了，那个老法官居然莫名其妙地起身迎接，并安排一个实习生模样的小姑娘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以一种极为和缓的语气说道：朱律师啊，这个案子你看拖得有点久了啊，我看我们双方再做点工作就差不多算了，你看怎样？我说：行啊，但是他们家人也给我交了
6、个底，如果赔两千块钱就同意调解，还说多一分也没有，我也是很难做工作啊。况且我还是觉得这个案子不构成轻伤啊。老法官说：我们也很重视，但是，两千，那怎么行？人家住院就花了两万多啊。我惊诧道：不就是一点眼皮上的伤吗，缝了一针，花了两万多？哎，老法官似乎一言难尽：后来精神病又发作了，在市里精神病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花了两万多。毕竟被告人打了他，说有责任也有责任，说没责任也没责任。他们认为是被打后诱发的精神病，所以，我们还是认为他们的要求有一定道理。 我说，诱发的，说明这个人原来就有啊。打个架总不能把人打成精神病吧？ 4眼睑损伤 这时候法官话题一转说：朱律师，我们也看出来你很认真，跟其他律师不一样，很难得
7、。但是还有个情况不得不跟你说一下，被害人又找法医看了一下，法医说他左眼角有个一厘米的伤口，也是符合轻伤标准的。 说到这，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一腔怒火腾地就起来了：你们自己法医搞的虚假鉴定，结果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还有完没完，如果老这样我就去控告你们法医作伪证。他说：这不是在与你沟通吗，生什么气啊。但是法医确实说了人体轻伤鉴定标准里面还有一条叫做“眼睑损伤影响面容者”也可以定为轻伤。 原来我的当事人打的那一拳正好打在被害人的左眼角上，当时左眼角上有个一厘米长的伤口，缝了一针，但是几乎看不到痕迹。说来也巧，我小时候摔了一跤，左眼角也留下了一个一厘米长的伤口，而且由于当时老家的医院里没有针了，就没有缝
8、针，直接贴一块胶布就长好了。我一边想着这个突发情况的应对策略一边说：那不行，还是考虑申请重新做个鉴定吧，免得双方分歧太大。 审判长说看情况吧，如果能调解，那就不用做了，说罢，他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快速闪了过去。那一瞬间，我读懂了他的用意：定伤害没底气，想在“威胁”下调解。同时，我也看到了另一个层面的内涵： “轻伤鉴定”的结论，的确在法院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但是，既然他提及新的法医意见，我还必须得认真考虑，于是说回去再跟当事人5家人商量一下再说。回去后我并没有与当事人家人说明情况，因为他们已经告知了我调解的底线，我也清楚他们给不了我任何可以参考的建议。我要做的就是再次研究如何破解这
9、个所谓的“眼睑损伤影响面容者” 。 如同前两次一样，专业的问题专家解决，我再次来到医院，找到一位眼科专家，我指着自己左眼角上的伤痕部位，问叫什么。眼科专家不假思索地回应道：这不就是眼睑吗。我说，我是想知道用医学专业的术语能不能说这个地方不叫眼睑。这位专家思索了一下，说：这样，我回去查查资料，然后给你回话。 回到家中，面壁思索，我一个人独自在房间里琢磨后续的问题，开庭怎么辩护，质证怎么进行，不开庭，两千块赔偿真的能搞定吗？夜色降临，我走出家门，夜晚的天空依然璀璨，我独自走在大街上，无心顾及身边过往的行人。天气渐冷，人们行色匆匆，我缓步慢行在有些清凉的微风中。难道是我错了？为什么这个案子大家都不愿意接手，我接手后为什么他们都以那样的眼光看我？我所做的一切真的毫无意义？同行们普遍认同的办案流程，真的就是真理吗？难道，我是强迫症？或者是偏执性心理障碍？ 这样的思索常常在越来越冷的夜空里伴着我，只是依旧没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