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基于二元结构的城市规模优化研究摘要当前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文章基于俱乐部理论探讨了二元结构下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城市中个人依据自身的福利函数进行决策，而决策的集体效果就构成所谓的俱乐部效应，但是这样的经济活动自身并不能导致人口配置的社会最优，文章由此提出了通过一系列行政和经济政策实现城市规模优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方法。文章的结论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战略、缩小城乡差距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关键词城市规模；集聚经济；俱乐部理论；城镇化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55 1 引言高峰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质和二元路径J.南开
2、经济研究，2005（5）：29-36 最早提出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的论述见于Marshall（1890）1，Marshall 认为集聚经济本质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来源有三个：一是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二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得以深化，三是允许低成本的投入产出关系。Fujita（2001）2、Fujita 和 Thisse（2002）3提供了更为规范的表述，并强调了城市和产业的空间布局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Combes（2005）4、Leunig 和 Overman（2008）5指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集聚效应可以提高工人的边际收入产品，企业由此可以支付2更高的工资，但
3、工人的生活成本也会随之逐渐升高，工人净工资等于工资减去生活成本，是一条倒 U 型曲线，最大净工资决定了最优城市规模。Tiebout（1956）6认为，个人决策可以形成集体的力量，并在城市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这种集体力量被称为俱乐部效应。Laurila（20067，20118）进一步从俱乐部理论出发研究了最优城市规模，他提出不仅要考虑工人净工资，而且要考虑净福利。 本文以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为背景，以俱乐部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最优城市规模实现的路径，特别是探讨了实现最优城市规模的政策措施和方法。我们从个人福利函数出发研究个人优化决策带来的集体结果（即城镇化） 。此外，城市规模模型表明不仅可以通过政策
4、影响城乡的整体人口规模，而且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影响个人迁移的决策，因而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政策手段。城市发展并不能保证实现城市发展规模的社会最优，中央政府应该通过管理手段和经济手段寻求人口在城乡间的最优配置。 2 模型及其政策含义 从俱乐部理论的观点来看，人口集聚可以带来正外部性，表现为在私人消费的基础上增加集体消费，还可以使人们享受更多闲暇。我们假设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或家庭）可以通过选择居住地最大化其效用，则其决策问题可以表示为： MaxU（qx，qy，l） stw（1-l）=pxqx+pyqy（1） 其中，qx 和 qy 分别为私人和集体消费数量，l 为闲暇，w 为实际工3资， （1-l）
5、为工作时间，px 和 py 为私人和集体物品的市场价格，该效用函数有 U（?）0 和 U（?）AWR，可以观察到系统性的人口迁移，这就是城市化进程。理论上，只要福利差距存在，城市化进程可以一直持续到 b 点，在这一点同样有 AWU=AWR，人口迁移会停止。b 点是稳定的，任何随机的人口流动都会引发逆向的迁移，这一点农村人口数量只占总人口的很少比例，显然很多发达国家都停留在这一点，其总的社会福利是：图 1 福利因素导致的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迁移 但 b 点并不是最优的，最优解是 c 点，因为 c 点的城市人口平均福利最大，人们会同意停留在 c 点，即应该寻求最优的发展规模使福利最大化，这就是内俱乐部
6、规则（Cornes and Sandler，1996）9。内俱乐部规则的存在意味着城市有可能主动停止人口迁移，使得城乡福利差别维持在 AWcU-AWcR 的水平（Laurila，2011）8，这意味着在缺少外部干预的情况下 c 点是可持续的。 但从整个经济来说，b 或 c 点都不是最优解。社会最优解是 MWU=MWR的 e 点。在 e 点，整体福利水平为： We=neAWeU+（n-ne）AWeR（4） 社会最优不取决于人口的自由迁移，也不取决于城市发展政策。式（4）给出的福利水平既高于图 1 中b 点的福利水平（区域 egh） ，也高于 c 点的福利水平（区域 ecf） 。该最优解下城乡之间
7、存在福利水平的差距，其实现必须依赖中央政府的政策。5图 2 说明经济政策如何实现城市规模及福利的最优化。为实现由边际福利曲线 MWU 和 MWR 决定的最优配置 e 点，有两种经济措施：一是对城市征收额外的税收，使城市平均福利曲线下移到 AWtU 位置；二是对农村增加投入，以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使农村平均福利曲线上移到 AWsR位置。理论上存在税收 te 和转移支付 se，使 AWtU 和 AWsR 交于 be 点。在 be 点，社会最优人口配置可以实现，若其他条件不变，必有te=Te/2=se，因为中央政府将增加的城市税收全用于对农村的转移支付，该点的解是稳定的，由于该点将福利差 Te 在城
8、市和农村之间平分，该点福利 Wde=We。 最优解不限于 e 点。设想从 te=Te/2=se 开始，政策力度可继续加大，则人口迁移和配置的最优解会从 de 点沿一个上升路径向左移动到 dz 点（见图 3） ，所有由政策变动导致的人口配置构成图 3 中的平均福利集合AWz。在该曲线上福利在城乡之间平均分配，其中，de 至 dz 的部分可导致两个城市的平均福利都提升，因而是帕累托最优的。dz 点的最优条件是： dAWU/dnU=-dAWR/dnR（5） 边际福利曲线 MWU 和 MWR 也会在政策作用下移动，在 dz 点两者恰好相交。人口的最优配置 nU=ndz，nR=1-ndz，城市与农村都达
9、到最优规模，总社会福利则为： Wdz=ndzAWdzU+（n-ndz）AWdzR=nAWdzU（6） 这里，平均福利曲线 AWz 的实现表示政策进一步促进了集聚经济，并改善了集聚不经济的状况。图 3 最优人口配置政策集合 63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及其优化政策分析 城镇化在中国有特定的含义（孙雅静，200410；温铁军，温厉，200711） 。中国的城镇化既包括短期内以工业化和大中城市快速发展为背景的城市化过程，又包括以非农产业为背景的城镇化（李炳坤，2002）12。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基本以三个层面开展：特大型城市和都市圈、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县镇乡。城镇化会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但需要政
10、府采取合理规划和措施，增加投入，优化配置，尤其是针对广大中小城市和县镇乡的发展大力扶持，以解决我国城镇化进程出现的多重矛盾。 前述理论模型说明，社会最优并不是自动实现的，因此需要中央政府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以实现最优化配置。政府可以采取的政策有两类：一类是管理措施，例如对人口迁移的数量、标准等方面的规定、限定，以及对地方发展规划、住房建设、服务水平等方面的管制等，通过这些措施调整和优化城乡人口和资源配置。图 1 中，假设中央政府知道地方城市政府选择的最优规模 nc 不是全局最优，则为了实现 e 点的社会最优配置，政府可以通过一些法律法规、城市规划等管理措施强制性地实施人口数量的管理和人口迁移。
11、此外，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的保障房建设也有相关的正面效应，因为大规模保障房建设降低了迁入城市的生活成本。对于已经发生了集聚不经济的某些大城市，需要实现类似从 b点到 e 点的移动，可以考虑的政策包括强制性的人口限制措施。 另一类是经济措施，即利用货币手段调节不同主体的福利曲线，如税收、财政的转移支付等（图 2） 。例如物业税就是一种合适的税收选择，7对于社会的存量房产征收物业税，可以增加城市的生活成本，从而减少城市生活的平均福利。物业税目前在我国是地方税种，直接用于转移支付的功能有限，但如果以物业税的普遍实施为基础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可以解决目前地方财政收入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强
12、化中央财政对于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转移支付能力。 目前，推进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是一个共识，但问题很多。其中，制度约束依然严重制约城镇化进程，如农民工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无法平等享受城镇公共福利，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下难以获得市民化的发展资本（马晓河，胡拥军，2010）14；政策方面，行政干预过度而市场力量不足；结构方面，大城市快速现代化，而小城市和城镇发展滞后，甚至功能丧失，各城市优先发展经济，而社会服务和保障严重滞后。所以，当下的“新型城镇化”要有良好科学的顶层设计，吸取国内外城市发展教训，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具体来说：第一，明确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马凯，2012）15；第二，通过多层次的城镇化战
13、略统筹协调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利用两者相互促进的特性逐步化解二元结构的矛盾；第三，突出政府的规划、引导、保障和监督作用，减少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充分利用市场和民营经济的活力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奠定城市的经济基础；第四，继续探索合理稳妥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实现土地资本化，这样既可以解决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公平待遇问题，也可以为农业和乡镇发展、农民工进城提供资本金，还可以拉动内需；第五，最终解决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问题，切实解决农民工进城生活的住房、社会保障和创业扶持问题；第六，探索发展城镇化的创新8模式，政策上要鼓励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4 结论 本文基于俱乐部效应
14、的理论，分析个人在城市中生活的福利，从个人福利函数出发研究个人优化决策带来的集体结果，解释了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镇化进程、探讨了最优城市规模的实现及可以采用的政策工具。基本观点是：城市的经济活动自身并不能导致人口配置的社会最优，因此需要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改善城市规模和提高整体社会福利。其中，政策有两类：一类是管理措施，例如对人口迁移的数量、标准等方面的规定、限定，以及对地方发展规划、住房建设、服务水平等方面的管制等；另一类是经济措施，即利用货币手段调节不同主体的福利曲线，例如税收、财政的转移支付等，这些政策在调节人口的配置，促进城市合理有序的发展，实现城市规模的社会最优方面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
15、作用。具体而言，人口迁移数量的标准、地方发展规划标准、经济措施的具体制定等，则是我们进一步要研究的主要方向。本文对于解决当前背景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和思路。 参考文献： 1Marshall APrinciples of EconomicsM.Macmillan，London，1890 2Fujita M，PKrugman，A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MIT Press，Cambridge，2001 93Fujita M，J-FThiss
16、e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Cites，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2002 4Combes，P，GDuranton and HOvermanAgglomer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Spatial EconomyJ.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2005，84（3）：311-349 5Leunig THOvermanSpatial Patterns of Deve
17、lopment and the British Housing Market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08，24（1）：59-78 6Tiebout C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5）：416-424 7Laurila，H，Three Approaches to the Economics of Inter-municipal MigrationM.Tampere University Press，Tampere，Finland
18、，2006 8Laurila HOptimisation of City SizeJ.Urban Studies，2011，48（4）：737-747 9Cornes R，TSandlerThe Theory of Externalities，Public Goods and Club GoodsJ.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London，1996 10孙雅静“城镇化”与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5）：115-118 11温铁军，温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教训J.中国10软科学，2007（7）：23-29 12李炳坤关于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几个问题J.中国工业经济，2002（8）：29-36 13王小鲁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10（10）：20-32 14马晓河，胡拥军中国城镇化进程，面临问题及其总体布局J.改革，2010（10）：30-45 15马凯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8）：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