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多方协力 共襄善举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 自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布实施以来，遇到了哪些困难？有什么解决办法？临近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 实施两周年之际，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义联” ）在北京举办了职业病防治法研讨会，来自政府部门、学术界、实务界的 10 余名专家进行了交流与探讨，在加强预防工作、增强政府监管、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提高劳动者安全和防护意识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预防是关键环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所工伤保险研究室主任张军认为，工伤保险的赔偿与预防一定要结合起来。一些国家即使通过商业保险来进行赔偿，商业保险公司也会积极参加预防工作。尘肺病人的
2、病情不可逆且并发症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可能连工伤保险基金都无法承担。但是，如果工人在工作中佩戴了符合防护标准的劳防用品，患病的概率就会减少。所以，在职业病的防治问题上，预防是非常重要的。我国 90%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型的，而职业病防治法对中小企业的约束效果很差。对此，张军建议应通过多种手段加强预防，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职业危害防控。政府要承担已经产生的职业病群体的责任，同时要把工伤保险的赔偿与预防结合起来，减少新的职业病的发生。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的陈超元向大家介绍了目前正在试点的工伤预防费管理办法 。试点单位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拿出 2%作为工伤预防费用，进行宣传教育
3、和培训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希望通过工伤预防费的使用，来强化预防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孙树菡认为，我们现在很多工作都是事后进行填补，医疗保险是“治病保险” ，工伤保险是“工伤后怎么赔”，但还有相当多病例的没有赔。虽然职业病是不可逆的，但是可预防。她希望在职业病诊断和赔偿之外，各方能更加重视预防工作。 北京大学医学部贾光教授说，提到预防问题，如果把重心往前提，投入很少，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如果能让基层工作者掌握更多的防护知识，作用可能会更好。同时，如何更好地让工人接受一些劳动防护用品，需要一定的过程。企业发了防护用品之后，工人不去使用，肯定有原因。因此，劳动防护装备的标准制订需
4、要社会共同的参与。 落实政府与企业责任 对于遗留职业病问题，张军认为，首先政府要承担历史责任。在任何工业化发展初期的国家，都会面临职业病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却忽略了对安全生产的重视，导致大量的职业病群体被遗留下来。2012 年，我国职业病群体的存活数量为 57.7 万人，但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大概只有 10 万多人，中间有 50 万人的缺口。这个缺口在哪儿？张军认为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及农民工群体。 随着经济的发展，职业病问题不会越来越减弱，反而会越来越严峻。1962 年，周恩来总理曾经说道：“绝对不允许由于劳动条件不好而造成新的，尤其是大批的职业病发生。 ”“一定
5、要设法消灭矽肺。 ”张军认为，这些话我们现在“不敢说” ，更何况众多的职业病患者没有缴纳工伤保险。职业病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这样一个群体，应该说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因此需要由国家和社会来承担这个责任，绝对不能由个人承担。一些国家通过政府建立专项基金，或者政府与企业联合起来，来解决这一历史问题。张军希望政府通过财政投入，并采取多渠道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社会责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梁晓晖表示，很多纺织企业都对防护设施的使用建立了严格的制度，但是还存在很多落实不下去的问题。从产业结构来说，如何让企业真正重视劳动防护这件事，还需要让其认识到，职业病会让
6、企业面临巨大的商业损失。所以， “我们要把职业病和产业链联系起来，但是现在大家还没有看到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 ”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吴颖萍讲述了 2011年接触的一个案子：几名职工在工厂吸入了有毒有害物质，脸变黑且发青。其中四五个员工被鉴定为职业病之后，老板到当地安监局又哭又闹，他说：“我买的劳动防护用品是从美国进口的，但是工人不按规定使用，操作不当。 ”话虽如此，但企业的责任是推卸不掉的。用人单位有责任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并可通过规章制度等来确保劳动者正确使用。 提高防护与维权能力 北京大学医学部贾光教授曾经遇到这样一个工人，他在工厂工作了30 年，没有出
7、现任何职业病问题，而其他工人却很严重。这名工人介绍了自己的经验：“一是我坚持佩戴劳动防护用品；二是坚持清洗；三是我发现一个规律，口罩稍微湿一点，吸附性就会好很多。因此，我经常戴半湿的口罩。 ”一些工人不愿意戴口罩，和个人意识和教育背景、知识背景有关。工人在一起，健康的习惯是互相传染的。所以健康教育很重要，工人的自身认识也很重要。贾光介绍了几个提高工人防护意识和水平的方法，比如，从工友中发展防护能力和水平较高的，让他们去影响自己的同伴。 中国社会保障杂志编辑向春华认为，用人单位应建立一个考核机制。有的用人单位在劳动防护用品穿戴考核方面做得严格，戴不戴会影响职工收入。 “但是这又涉及如何让企业提高
8、积极性的问题。 ”向春华表示，企业应有一定的外部压力，比如与收益相关，才能够提高在考核劳防用品使用情况上的积极性。 “但是，目前中国的企业都不具备这样的外部压力。 ” 吴颖萍介绍，在劳动者维权、工伤认定过程中， “推倒重来”的现象很常见，加大了维权成本。政府不应只停留在法制宣传上，还应告诉劳动者如何维权，在各个流程中作出提示，并对其进行定期培训，以减少劳动者维权中不必要的麻烦。吴颖萍建议，可以做一个报表，附上各个环节的流程表及提示，让卫生部门等向下发放，各部门按照规定去做。劳动关系是解决工伤问题的瓶颈，能否加快流程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说， 职业病防治法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立法、执法、司法及一些社会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立法、执法、司法都连动起来了，有助于实现职业病防治的目标。在立法方面，立法者要保护劳资之间的平衡，填补法律空白，增加可操作性；在执法方面，执法方法非常重要，需要政府下很大的决心，也需要政府宏观的调控能力；在司法方面，要优化法律程序，降低劳动者维权的成本。另外，作为社会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工会、非政府组织和劳动者也要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 义联主任黄乐平在总结中说，职业病问题是中国劳资问题的最深刻的缩影。解决职业病问题，政府与企业要承担起责任，工人要有觉悟和力量。在劳、资、政博弈的过程中，工人如果没有力量，职业病问题将很难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