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飞地经济模式及其互利共赢机制研究摘要：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探寻飞地经济模式的内在发展机制及其约束条件。飞地经济模式是一种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它通过建立地区之间互利共赢的利益机制，找到了突破行政区划分割、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思路。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于飞地经济模式的认识仍然存在着许多误区和疑问。笔者以利益共享和资源空间配置为着力点，结合我国各地飞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个案，系统而全面地探讨了飞地经济模式的内在机理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更好地透视我国区域合作关系，深入思考我国区域体制的变革方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飞地经济；互利共赢；区域合作 中图分类号：F12
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7009409 一、引言 飞地经济是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嵌入式”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核心在于，在打破原有体制和行政边界限制的前提下，通过在行政上不存在隶属关系的另一地建立自己的产业区，进行跨区域的经济开发，实现产业和相关要素的整体性转移，进而推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重新配置。 飞地经济模式的出现，有它的客观必然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在带来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引起宏观层面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区内不同城市之间产业成长的差异性。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助推了这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差异
3、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跨国资本流动越来越频繁，范围越来越广阔。在这种情况下，开放之初那些坐拥有利地理位置和政策优惠的我国沿海开放城市或地区成了外国跨国公司和其它外资企业的海外飞地。这些地区很快成为海外产业转移的承载地它们或者成为资金的实际或潜在的目的地，或者成为跨国公司总部的所在地，抑或成为新工厂、新购物中心和新住宅区的所在地。然而，由于受我国长期以来实现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影响，再加上行政边界的刚性约束，早期利用国外飞地发展模式的发达地区或城市与相对落后的内地经济缺乏密切联系。眼下，这些发达地区受到土地、环境以及生产要素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制约，大都面临着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压力，这促
4、使趋利的资本急需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因此，借鉴国外建立域外飞地的经验，我国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创造性地提出了跨行政区的飞地经济模式，并试图借助于飞地经济模式，为这些地区在区域之外寻求提升本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飞地经济模式产生必然伴随着制度上的重大创新。近年来，国家确立“统筹协调”的基调，要打破地方封锁，推进区域整合。究竟以何种经济形式取代各自为政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各级政府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飞地经济模式可以在不改变行政体制框架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要素向优势区位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仅很好地解决了发达地区寻找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各地竞相招商上项目，工业区重复建设，以及区位条件差的地区或受空间约束的地区
5、突破土地资源限制拓展发展空间等问题，也为欠发达地区解决资本、人才和技术短缺问题开辟了一种新的扶贫模式。而这些恰恰构成了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或区域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传导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飞地经济模式必将成为引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为区域体制改革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发展思路。 本文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国内跨行政区的飞地经济模式及其实现机制方面。在综述国内外学者有关飞地经济领域的研究进展后，以资源共享、利益均衡和协调发展为着力点，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来探讨飞地经济模式利益主体互利共赢的内在机制及其相应的理论命题，并结合中国各地飞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个案，对这些理论命题进行深入剖析和佐证
6、，同时，还将对飞地经济模式的区域发展效应及互利共赢的约束条件展开进一步讨论，最后，提出分析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飞地（enclave）原本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它是指位于其它国家境内而与本国不相毗邻的领土，或同一国家内位于某一行政区域包围之中而为另一行政区域管辖的土地。 飞地既可以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可以存在于某一国家范围内的行政区域之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工业区可视为“国外飞地” （foreign enclaves） 。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政区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地区性飞地。比如，飞地型城镇就是其中一种1。在城市研究中，飞地通常是指城市向外推进时，出现
7、了空间上与原建城区断开，职能上却与原有市区保持密切联系的城市用地，这种空间上与原建城区分隔的城市建成区，称之为“飞地” ，而这种城市扩展方式则称为飞地型。许多大城市的卫星城实际上就是飞地型扩展的结果。显然，飞地不仅有政治含义，还有经济含义。飞地与经济活动结合起来，就形成人们所说的飞地经济。 国内外学者关于飞地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有不同的视角。现有的文献中，国外学者对于飞地经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国外飞地或出口飞地、飞地与经济增长、飞地对就业的影响等方面2-5。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飞地经济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近年来西方发展起来的那些有趣的飞地经济理论一直都在试图探究的核心问题。
8、Gallagher 和 Zarsky6的新书“The Enclave Economy”是第一本以“飞地经济”为名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们以墨西哥的 IT 产业为例，全面而系统地探讨了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在这里，作者不仅关注飞地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影响，更主要的是考察了 FDI 对当地社会和环境造成的一系列影响。在此基础上，深刻反思了 FDI 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相关政策制定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他们是站在飞入地的立场上，来分析由国外直接投资形成的飞地经济的现实意义。其隐含的前提假设是：FDI 给飞入地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付出环境代价。与此相反，Kaulik 和 Manash5在
9、哈理斯-托达罗（Harris-Todaro）模型的基础上，就国外飞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地探讨了存在大量国外飞地的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对外资税率的降低尽管会在短期内导致国民收入的减少，但在某种情况下，它提高了国民收入长期均衡水平。他们从发达国家的立场出发，认为欠发达国家只要适当地进行财税政策调整，飞地就可以为其经济的持续增长做出贡献。针对这一问题，Jonathan 和 James7进一步实证研究了飞地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他们发现，少有证据表明已有飞地的情况与长期经济增长、不平等和政府规模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但是，在经济增长过
10、程中，大量存在飞地的国家其政府的行政力量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比那些无飞地的国家来得更强、更大。应该说，这些研究告诉我们伴随着开放的区域结构体系的形成，以飞地为依托的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和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及要素流动会越来越频繁。尽管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由于制度层面的原因，对于飞地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不同，但飞地作为一种经济模式，有着它对经济发展特定的作用路径和机制。这一命题对于我们认识区域协作和资源空间整合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上述研究鲜有涉及飞地经济模式的内在机制。 在我国，学术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关注飞地经济的问题截然不同。从整体经济运行来看，我国的区域经济具有典型行政区经济的特征8。所谓行
11、政区域经济，是指资源空间配置受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经济活动受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经济行为直接影响的一种区域经济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区域之间也存在经济联系和合作关系，但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成本非常高。飞地经济模式恰恰是基于这种特定的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体制之上的，它是两个相互独立、资源禀赋存在差异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体制和边界限制，通过规划和税收分配等合作机制进行跨空间的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飞地经济模式可以绕过行政壁垒，充分发挥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同时还可以有效避免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9。但由于飞地经济模式牵涉到多方利益，因此
12、，需要建立一个市场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来完成这种利益协调过程。安增军和林昌辉10从地方政府的视角探讨了飞地经济模式的基本共赢条件与战略思路。笔者认为，作为飞地经济主体的政府的目标是多元的，因此，可持续的飞地经济模式的互利共赢应该建立在社会经济生态资源复合系统整体效益最优目标基础上。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触及到了飞地经济模式发展中深层次上的合作机制的问题，但还远不够深入。我们发现，面对飞地经济的实践，人们更多进行的是多维度、多视角的对策性研究。比如，李昌昊11对“飞地工业”的概念内涵、既有实践、理性价值和推广路径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探寻“飞地工业”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思路。李骏阳12则从开发区扩张的
13、角度，对开发区飞地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研究，总结了其基本特征和实现形式。李瑜13系统分析了飞地经济模式的基本特点和产生条件。童彤14总结了各地发展飞地经济可资借鉴的经验，提出了赋予飞地经济以生态意义的观点。王泽夫15及其创立的飞地经济研究中心对飞地经济模式的创新意义做过更为深入的研究。飞地经济涉及主体广泛，关系到飞出地和飞入地两方的利益问题，只有紧紧围绕这个关键才能更好地构筑起飞地经济模式的内在机制，从而使飞地经济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正是本文试图努力达到的研究目标。 三、理论假设 针对现有文献的缺陷或薄弱之处，我们需要构筑一个飞地经济互利共赢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众所周知，飞地经济模
14、式的主要载体是飞地型的产业区。飞地型产业区的行为主体是由飞出地与飞入地组成的。假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飞地经济所牵涉到的各方主体均具有经济人特性。在飞地经济模式运行过程中，各方主体都会根据自己所获得的利益和承担的代价来做出最有利于自身的决策。那么，互利共赢往往就成为飞出地与飞入地双方区域合作的现实基础。 因此，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始终以“互利共赢”作为主导概念来确立研究的视角。在这里， “互利共赢机制”不单纯是指收益分配机制，它是对飞地经济发展中的发展目标、收益分割、产业兼容、资源特性、风险和合作结构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整体性的制度安排。 1 飞地经济发展目标选择的冲突与调适 一般来说，飞地型产业
15、区是由多个行为主体构成的，这种多个主体共生共存的特性决定了飞地型产业区是典型的需要协调的系统。因为飞地型产业区的各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往往会单独采取行动，从而与飞地的整体发展目标产生冲突。因此，协调的目的在于使整体收益大于部分收益之和。 假定飞入地的目标是双重的：收益水平和环境保护。但飞出地更注重对产出水平的追求。通常，为了保持一定的环保水平，飞入地必须进行相当规模的资金投入才能补偿环境破坏。在规定的环保标准下，飞出地往往依据环保投入选择产出水平或投资规模。如果双方能够就产出水平和环保目标的选择进行磋商，并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把环境问题内化为飞地经济的约束，实现各方发展
16、目标的一致性。可见，飞地经济模式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使得飞出地与飞入地都实现正收益，经过利益主体之间的反复调适过程，最终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飞地经济各利益主体存在着自治性，每个参与者都努力在自己的决策范围内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若要在各利益主体之间达成合作，也必然要求将合作收益进行适当的分配。 为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在飞地经济中，各方利益主体的发展目标往往存在冲突和不一致的地方，各方必须通过相互调适，然后通过契约约束功能和自履行机制来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和市场行为，最后才能达到整体效用最优的目标。 2 预期收益分割与利益分享 一般地，双方预期收益分割或分
17、配要求双方利益所得均达到最大化。当考虑机会成本时，预期收益的分割还会受到各自机会成本的影响。机会成本是飞出地与飞入地双方放弃眼下的合作后的所得，它是双方进行合作的“底价” 。引入机会成本因素后，利益均衡要求双方扣除机会成本后的净收益的乘积最大化。这时，机会成本也可被看做双方各自在飞地经济中能够得到的最低收益。它表明，双方利益所得等于在自己最低收益的基础上，加上总的收益扣除机会成本后的余额再按分割比例进行的利益分享。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未分定的利益的分配比例该如何确定。它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合作契约的形成可能是以飞地的某一方为主而建立起来的，也可能是各方利益主体经过均衡协商的结果。利益分割比
18、例和利益共享要经过讨价还价来实现。二是一切导致一方机会成本增加的因素，都会造成另一方未分定利益的减少，进而改变原来的分割比例和共享利益。 为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2：预期收益的分割，要求飞地利益主体在考虑机会成本的基础上，通过讨价还价将预期收益在双方之间按比例进行分配。分割比例的确定是分享专业化利益的有效机制。 上述命题表明了这样的道理：飞地经济模式带来的利益不能由一方所独享，而是由整个飞地经济的各方利益主体共同受益。而利益分割比例的确定是实现飞地经济互利共赢的基本保障。 3 产业结构上的兼容性与互补性 飞地的设置要和当地的产业结构相融合，形成优势互补，才能发挥产业集聚的效应。从分工的
19、协调考虑，双方产业相容，将带来协作利益。因此，存在一个产业兼容度。 定义兼容的困难在于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兼容性这一事实。比如有强式兼容、弱式兼容或部分兼容之分。完全兼容是无法实现的，现实中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兼容。所以，设兼容度通常表示部分兼容。 产业兼容度影响实际产出规模和效率。换言之，改变兼容度对飞入地与飞出地双方的产出均衡有重大影响。比如，将飞入地的兼容系数提高，而产出保持不变，它意味着产业对于飞入地来说有更大的互补性。相反，则具有排斥性。 飞地经济中产业优势互补使双方受益。但是，飞出地能否通过使自己的产品与对方的产业结构相匹配而受益就成了问题的关键。为了获得互补利益，需要双方进行产业兼容性方
20、面的一系列协调。而协调会引起交易成本上升和潜在的利益损失。因此，处理好互补性和兼容性的关系日益成为飞地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为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3：飞地经济中，飞入地与飞出地产业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到双方的利益。通常情况下，互补型的产业结构往往有更大的协作效益。 4 资源、风险与合作结构的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飞地经济模式可以理解成一种“基于契约关系的合作联盟” 。一般情况下，在飞地经济活动中可能会存在“强势”一方，它主导着合作契约的安排和飞地管理方式。另一种情况，合作契约和管理方式则是由飞出地与飞入地双方协商均衡的结果。这就是说，存在着两种飞地经济的合作结构：单边主导型结构与双边共管型结构。 单边主导型的飞地合作结构和管理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投资比例、收益分割比例、风险成本、环境成本和监督成本的权衡。双边共管型的飞地合作结构因为共有权限制了机会主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风险，但是，由于文化与价值观方面的原因，使它具有更大的合作弹性，从而带来额外成本。 为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 4：飞地经济合作结构模式的选择是参与飞地经济活动的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