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就地村镇化与二元金融结构城乡一体化不是造城运动，而是人的一体化。人的一体化，不是城乡一个模样，一种生活方式，而是着眼于城乡一视同仁的同等国民待遇。本文所要论述的是：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不是消灭农民、消灭农村、消灭农业生产方式，不是把农民连根拔起，而是着眼于中国未来百年内都会面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事实，讨论并实施大中小城市、乡镇和村镇等基本城市生态的合理、可持续布局，以及在适合集中居住的乡村实现就地村镇化和与之相匹配的城乡二元金融安排，圆一个“和谐乡村、美丽乡村、把根留住”的美丽中国梦。 本文提及的就地村镇化，是指在农村人口适度集中居住的基础上，实现新村镇经济社会融合、基础设施到位、基本公共
2、服务健全，让大部分没有在城市扎下根的农民，无需远离自己的家乡，就能享受到和城镇同等的发展成果。 二元结构的长期性 一直以来，都有农村即将消失、农民即将终结、农业生产方式即将消灭的声音。但这不符合基本的中国国情，也不是世界上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民不会消失 中国庞大的农民数量，决定了城乡二元结构会长期存在。据人口专家测算，生育政策调整中等方案条件下，20302050 年中国人口将稳定在 15 亿人左右。如果在目前的快速推进城镇化的条件下，由 2012 年底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52.57%（实际上户籍人口城镇化仅为 35.29%）每年增加 1 个百分点，2030 年时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80%左
3、右。以此作为中等估计，我们有三个城镇化模拟方案，并将每个方案模拟出的农村人口数量和其他国家的总人口数量作对比： （1）保守：城镇化率 70%（仍有 4.5 亿农村人口） （2）中等：城镇化率 80%（仍有 3 亿农村人口） （3）乐观：城镇化率 90%（仍有 1.5 亿农村人口） 也就是说，保守方案下，我们还有相当于整个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中等方案下，我们还有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乐观方案下，也仍然有相当于整个日本和加拿大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使到 2100 年，中等方案下的中国人口规模也在 13 亿人左右，大量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 如同我们不能说美国、日本、加拿大不存
4、在一样，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不存在。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未来 50 年内，仍将有巨量的人口长期在农村工作和生活。农村不可能消失，城乡二元结构也不可能消失。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让这部分人口和其他人一起，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分享经济、社会进步的成果。 小规模农业仍将长期存在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小农家庭经营将长期作为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如果中国一直保持 18 亿亩耕地，50 年后，即使中国只有1.5 亿农民，人均耕地也只能达到 12 亩，折合 0.8 公顷，这只是与日本、韩国类似的典型东亚小农经济的规模，远远达不到美国农业人口人均2000 亩（306 英亩）的平
5、均规模，只是相当于它的 1/155。 除了简单的人口统计学估计，中国的地理地形也使得小规模经营更为合适。中国只有 12%的国土面积适宜耕作，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理地形，以及水、热、光等农业资源条件的极不均衡，都导致了大规模、标准化农业在大部分中国国土上难以实行。广大丘陵地区农业、稻作农业、蔬果及牧渔业，多数只适合小规模耕作。另外，由于中国小农家庭兼业化程度高，可以承受比大型农场更低的利润率。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家庭经营仍将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流。中国绝大多数农业生产单位，都远远达不到美国每个农场平均 2550 亩（420 英亩，或 170 公顷）的规模，有 280 倍的差距。 面对城乡
6、二元结构将长期维系，农业家庭经营将长期存在的基本事实，农村人口“就地村镇化” ，是当前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一个必要补充。 由恶性二元到良性二元 传统城乡关系：抽取之手 中国的农村一直面临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抽取。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要素在行政指令下大量流出，以支持“城市偏向性”的赶超战略。在农村调研中，笔者曾看到一些老屋还贴着这样的老对联“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 ，横批“劳动光荣” 。这是抽取性二元结构的典型写照。进入市场经济后，由于前期发展受遏和政府支持不足，农村已然处于弱势，在城乡边际报酬存在巨大差距的压力下，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大量流出农村，市场力量的兴起，取代了过去看得见的行政抽
7、取之手，置换为看不见的市场抽取之手。从行政抽取到市场抽取，城乡关系如同武侠小说中的吸星大法一般，源源不断地将农村基本生产要素抽取出来，这是一种恶性的二元结构。 传统的恶性二元结构，导致了城乡两极分化。城市偏向性的行政和市场双重抽取，客观上使得城镇，特别是大城市获得高速发展。中国的城镇化率虽然从 2002 年 39.09%，快速提升到 2012 年的 52.57%，平均每年增加 1.35%。然而，双重抽取客观上也导致村庄凋敝，很多农村只剩下“386199 部队” （38 代指妇女，61 代指小孩，99 代指老人） 、 “2511 部队”（二百五和光棍汉）留守农村的新描述。农村在双重抽取下，日益空
8、洞化，农村教育、文化、资源环境等问题，都日益严重。 新型城乡关系：帮助之手 暂且不说农村基本要素不可能一直保持廉价且大量的供给，即使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未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也有必要“弃恶从善” ，由抽取型、极化型的恶性二元结构，转变为反哺的、公平贸易的良性二元结构。 实际上，政府自新世纪开局以来，已决定开始向农村伸出帮助之手，实施反哺农村的战略。2006 年两会上，中央高层已经宣布应该开始“清还对农村的欠债”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多次提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并确定了 2020 年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可以预见，抽取型的恶性城乡二元结构，正在转向反哺型的良性城乡二元
9、结构。 在此基础上，农村人口的就地村镇化战略，借助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契机，接续上届政府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契合本届政府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政府反哺农村提供有力抓手，让农村恢复自生能力，让城乡要素公平合理地交换，转向多层次城市生态下的城乡良性二元结构。 新型城镇化、城市生态与逆城市化潮流 城镇化与城市生态的国际经验 城镇化有两个国际经验，就是多元城市生态，和逆城镇化潮流的兴起。城镇化不是单向的向城市流动，而是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对流联动，存在一个“城市化-逆城市化”的循环链，人口的净流量动态地塑造了城市和农村的规模，促成多元城市生态。总结欧洲各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差别城市化”模型，反映城
10、乡人口随时间的联动过程。图 1 显示了不同规模的城市和村镇间人口对流的结果。图中，纵轴代表人口净流入量，横轴代表时间。1、2、3 分别代表大城镇、中等城镇、小城（村）镇。U 代表城市化的人口集中阶段，C 代表逆城市化的人口去集中化阶段，PR 代表总人口开始的逆向流动（大城市总人口净流出）的时间点。大、中、小城（村）镇的人口数量是动态关联的，大城市会经历人口集中加速、人口集中减速、人口净流出的循环，与此关联，中小城（村）镇也经历人口净流出加速、人口净流出减速、人口净流入的循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新建成的城市郊区的建筑风格，只暂时性地反映了一代人的独特价值观，当郊区土地完全建好，交通开始拥堵，很多
11、原本吸引老一代人的城市价值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人们会在更偏远但又快捷的农村地区找新的居住点，远郊小镇和农村受到青睐。这样，更偏远的小村镇得到建设并聚集人气，城市化逐渐波及全国每一个村镇。从城市化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因素，主要是土地治理、土地价格和土地的充足程度。此外，另一些“软因素” ，包括大众对城镇环境和风景的态度，对其可达性、移动距离、安全、绿化、服务、保健的评价，也会造成城市化的阶段变化。 中国的逆城镇化潮流 按常住人口算，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人口离开城市回到乡村工作和生活的潮流，未来可能增长很快。目前至少有四股逆城镇化的“返乡”人群，加入了“新上山下乡运动”： 一是大学生下乡，以大学生返
12、乡创业和大学生村官为主，据统计，2011 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数量超过 21 万，到 2015 年，中国的大学生村官数量将达到 40 万人，覆盖 2/3 的行政村，到 2020 年将达到 60万人，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村官的目标。加上下乡支农、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等，会有 200 万人以上的大学生，加入逆城镇化的洪流。 二是在城市有正式工作和住房的退休人员。无论是“叶落归根” ，还是“衣锦还乡” ，或是“退隐田园” ，越来越多的城市人退休后回到农村养老，正在改变农村的文化与基础设施面貌。 三是都市农夫，周间白领周末绿领。周间工作繁忙，节奏紧张甚至压抑，在周末和节假日到城郊农村休闲，甚至常年租地，
13、这种一周内的候鸟迁徙，拉近了城乡距离，也带来了经营农业，发挥农业多功能性的新理念，提供了新商机。 四是返乡农民工。当农民工迈入中老年，在城市已无就业优势时，多数会回乡务农和养老。同时，也有不少农民工结束长时期的异地打工生活，回农村创业或兼业经营。 四类群体中，农民工群体是数量最多，未来可能增长非常快的回乡人群，很可能扭转农村人口净流出的局面，转变为农村人口净流入。据调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能够外出的基本已全部外出。在农村劳动力外出数量基本不会增多的情况下，基本可以从现有异地农民工的流向上，判断农民工的将来的“降落地点” ，不用考虑农村劳动力进一步流出。 按照当前农民工的年龄结构，未来中年农民工人
14、数将会迅速增多，假设 4050 岁为农民工结束异地就业的终结时间，那么这部分人群在今后十年会持续增多，到 2020 年出现一个大幅度跃增，2030 年后， “终结异地”的人数才会开始出现下降。农民工中年返乡后，农村将逐渐积累出庞大的中老年“沉淀层”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村地区常住人口中，50 岁以上人口为 1.83 亿，占农村总人口的 27.6%，40 岁以上人口为 2.96 亿，占 44.6%。也就是说，有 23 亿的中老年农村常住人口，在未来 20 年内基本不具备城镇化的意愿和能力。 除了中老年农民工外，2.6亿的农村在城务工人员，已有大量人员在农村已建好新式房舍，目前是春节回乡居
15、住，城乡两栖，形成新民居的巨大存量，也为将来结束两栖生活，定居乡村，做了提前预备。面对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进不了城市，回不了家乡”的窘态，乡村的根，也为他们提供从身体，到心灵上的依归和慰藉。 逆城市化潮流的出现，使得一个新型的城乡交换关系可以预期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讨论城镇化可能要去除一些假问题，面对一些真问题，这样才能讨论出真正的出路。就地村镇化不仅是多元城市生态的必然要求，也是逆城镇化潮流的必然体现，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和谐、城乡良性互动的一大举措。 就地村镇化与三层次城镇化统计口径 在逆城镇化人群的心目中，城市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对于他们，城市已然没有吸引力，或者没有发展的机会。如果强行将他们
16、“化”到城市，纵使能获得暂时的高城市化率，但就业机会、生活保障、精神追求的残缺，都会让城市出现从物质和精神上的“贫民窟” 。推动就地村镇化，实现城乡人口顺畅对流，既能让农村更像农村，也能让城市更像城市。新型城镇化有了就地村镇化作为补充，才有了多元城市生态，才是高质量的城镇化，才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多元城市生态中的就地村镇化 既然我们可以预期小农村社制长期存在，我们就要设想一个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小村镇同时并存的城市生态。如同自然生态有大树、灌木和小草，金融生态有大银行、中小银行和社区金融及非正式金融一样，城市也会有大城市和数量庞大的小村镇同时存在的基本生态。至少在 50100 年内，小
17、村镇不会消失，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基本事实，不能只考虑“化” ，只考虑一元的安排，而是要考虑二元的安排。 就城镇化本身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农业要消失了，农村不存在了，所以要消灭农村、消灭农民，无视农村事实上存在 250 多万个自然村，60 多万个行政村，4 万多个乡镇的基本事实，一味地在城镇化中强调城镇这一元，无视农村另外一元。 建立三层次城镇化统计口径 既然新型城镇化要求的城市生态，应该是一个大、中、小城镇和村镇并存的城镇体系，无论是从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看，都有必要建立健全城镇化统计体系。 国外城镇化成功的国家，都较早地健全了城镇统计体系，所用标准存在差异，但大多是以人口聚集程度为标准，少
18、数以住房聚集程度为标准。例如，从 1910 年开始，美国国家统计局就开始使用如下统计标准：2500 人及以上人口集聚区，就算作城市地区，不论是城、村、自治区，只要达到标准就被计入城市地区人口。据此，美国人口的城市化率在1920 年超过了 50%。日本规定当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 4000 人，或一个区域总人口大于 5000 人，这样的地区就叫做人口集聚区，加总占全日本总人口 60%，甚至被叫村的地方也可能有城镇人口。在法国，住房聚集地区人口超过 2000 人是城市，而在葡萄牙是 10000 人。 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土地等自然资源稀缺，正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中期，应该建立“人口+功能”的多口径城镇
19、统计体系。目前按照行政等级区划，将城镇常住 6 个月及以上作为城镇人口的统计标准，大有可供改进的空间。新型城镇统计体系一方面不仅要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人口的聚集和分布特征，还要考虑到新型城镇化的质量问题。所以，在人口方面，需要依照人口规模或密度，建立多口径城镇化统计标准，将符合标准的新村镇、农村社区、大城市郊区农村等，纳入宽口径的城镇人口统计范围。另一方面，不论是村镇、城镇还是城市，核心是能提供居民合意的功能，如经济自生能力、职业发展机会、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等。客观地看，从最小的城镇单位到最大的城镇单位，城镇功能的数量和完备程度必定逐渐增加。所以，规定一个城镇必备的基本功能，将符合标准的人口
20、聚集区纳入城镇统计范围，将更好地反映就地村镇化的质量，丰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基于调研和对农村的认识，我们仿照货币供应量 M0、M1、M2 的指标，提出三层次城镇化的狭义与广义指标，既考虑多元城市生态，与城镇化不同层面的基本事实，又便于国际比较。这样，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可以有三个指标： （1）户籍城镇化指标（U0） ，是过去一直采用的指标，2012 年达到35.29%； （2）常住人口城镇化指标（U1） ，是狭义指标，也是现在通用的指标，2012 年达到 52.57%； （3）计入村镇的广义城镇化指标（U2） ，村镇的规模可以商议，如果依照法国标准的 2000 人，或美国标准的 2500 人，中国约有一半的村庄，已经可以视为城镇化了。伴随适度集中居住实践在各地的不断扩展，未来可能有超过 70%的村庄，可以视为广义城镇化统计指标中的村镇。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考虑就地村镇化的基本现实，中国已经实现了比较高的城镇化率，广义城镇化率可能已经达到 80%，甚至接近 90%了。 当纳入就地村镇化后，新型城镇化才会走出传统的以资为本、以地为本的造城运动，转向政府提倡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主要是不再努力推动数字上的“农转非” ，而是对既有的人口集聚区铺设基本公共基础设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至少不再简单地将医院、学校、邮政、银行等基本网点撤并，而是进一步走向均等化。考虑当前的新型城镇化与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