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梅花与牡丹：中国文化模式文化模式这个概念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率先提出的，她的两本书文化模式和菊与刀把文化模式的概念阐释得很清楚。本尼迪克特提出，我们研究文化不能停留在具体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现象，一般说来，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各种文化特质倾向于整合成一个首尾一致的文化模式。 中西文化模式为什么有区别？这个区别不是今天的区别，而是很早以前的。大约在 1 万年前，冰川大量融化，气温回升，开始了狩猎、放牧向农耕的过渡。 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初始地理禀赋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文化与其他各个大洲发展的不同。人类学家戴蒙德在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认为，人类社会中权利与技术的歧异无法反映文化
2、或种族上的差异，文化与种族的差异来自于被各种不同正回馈循环强力扩大的初始环境差异。对初始环境正回馈在经济学上是很好解释的，就是增加收益，增加收益的结果是路径依赖。微小的初始地理环境差别，在短期不算什么，但长期来看，会使文化产生巨大差别，如“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 文化基因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而正是文化基因体现了一个民族的价值。 中国文化模式的初始 地理环境：两个平原 地理环境对文化起源和发展至关重要。众所周知，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历史上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齐名，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是，也许许多文化和考古学者忽视了中国文
3、化起源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初始环境：在黄河流域上有两个相对独立又相邻的平原。一个是黄河中游地区的关中平原，另一个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北平原。 与希腊半岛、尼罗河谷及两河平原相比，中国不是一块“新月沃地” ，而是有两块“新月沃地” 。两个平原的共同点是半干旱地区常见的肥沃的土壤，即风吹来的厚厚的尘埃沉积层，黄土覆盖厚度一般在 100 米以上。只要有足够的水，耕种是容易的。两大平原面积广达 41 万平方公里，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分布范围不超过 20 万平方公里，古埃及文明不及 10万平方公里。更晚期的古希腊、古罗马乃至中美洲文明，其分布范围则更为狭小。中国农业在两个平原上很容易开展起来。 从时间次序上说
4、，中国文化最早发祥于黄河中游的关中平原，包括汾河、渭河、泾河等大支流的河谷，也就是后来仰韶文化或彩陶遗物分布的核心地区。 从关中平原向东，要经过艰难险阻的地理走廊，即陕晋走廊。河段内支流绝大部分流经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严重，是黄河粗泥沙的主要来源；峡谷下段有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如果是走陆地，从西安往东，过函谷关沿黄河南岸行进，可以顺利到达辽阔平坦的华北平原。 华北平原是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国古代人口相对集中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耕地严重不足。与希腊半岛、尼罗河谷及两河平原相比，黄河流域高五个纬度。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鸿篇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文明发
5、展阶段。对中华文明的诞生，他套入文明起源的“挑战与应战”模式，阐述为：“我们发现人类在黄河流域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挑战严重得多，这里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我们所能肯定的仅有这么一点，就是在黄河岸上居住的古代中国文明的祖先们，没有像居住在南方古代中国的人们那样享有一种安逸而易于为生的环境。 ”照汤因比的说法，较之长江流域，中华文明之所以首先在黄河流域诞生，是由于这里的居民遇到了艰苦环境的挑战，而他们也成功地应对了挑战。长江流域文明应是“黄河农民”带来的。 两个平原有各自不同的初始地理环境和挑战，而且相邻，由此产生了不同但又能融合的文化基因。 两个平原的文化基因 黄河中
6、下游地区的华北平原，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有的年份雨量稀少，有的年份雨量暴增。日本气象学家田家康在气候文明史中认为：气候的变迁对人类文明和历史的进程有着深远又重大的影响。吴文祥、葛全胜（2005）首先根据古文献学、考古学以及天文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分析了史前洪水可能发生的时代，然后利用高分辨率的气候代用指标重建了传说时期的气候背景，推测传说中尧舜禹时期的大洪水发生于公元前 4200 年到公元前 4000 年。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描绘的洪灾画面“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可以想象黄河泛滥的惊心动魄，古老的黄河如一匹难以驯服的野兽，任意奔流，日夜怒吼，滔滔不息
7、，吞噬着万顷良田。 环境越困难，刺激文化基因发育的正能量越强烈。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是黄帝部落，既与黄河水患相抗争，又保持着对黄河的依赖。黄河的河道变化不定，无法进行正常的灌溉，只能种植不需要灌溉的粟（小米） 。 可以想象，对于大范围的水旱灾害，单凭少数人的力量或局部治理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而大规模的治水活动必须进行统筹考虑，并协调各方共同行动，这就需要统一治水行动。黄帝部落在治水中齐心合力，辛勤耕耘。可以说，自强不息、坚毅勇敢和苦难辉煌的“梅花精神”是黄帝部落在艰难而波澜壮阔的生存发展中锤炼出来的核心精神。 关中平原的地理环境多样和复杂，条件相对较好。人类学家发现，“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和乡
8、村生活源于丘陵和山地，而不是源于低地河谷。公元前 4000 年，关中平原这一带便存在着农耕的村落，西安半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孟子滕文公上曾记载关中平原“草木畅茂，禽兽繁殖” ，直到战国时期依然有着“山林川谷美，天才之力多” 。 炎帝部落一开始就是在比黄帝部落生存环境好的地方，但环境多样性挑战仍然很大，必须敢于创新。炎帝对技术的钻研预示了中华民族自诞生之日起就擅长于技术改进。 易经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白虎通记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
9、之，故谓之神农也。 ”而耒耜的发明和五谷的种植在考古中均得到证实。 由于人口增加，农业需要扩大耕地面积。神农，又被称为炎帝、火神，他所传授的实际上是焚林垦殖、刀耕火种的生活。可以说，是炎帝部落进一步拓展了农业革命的广度和深度。炎帝部落物质相对充盈。从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炎帝神农之时原始产品交换开始萌芽。 易经系辞云：“神农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 炎帝部落敢于创新求变，包容多样性，自觉摒弃保守的生存状态，培养出巨大的创造冲动意识和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特质，可称为“牡丹精神” 。 炎黄联盟奠定中国文化模式 由于地理位置不同，黄帝部落在华北平原受的磨难多，所以组织
10、能力和意志力比较强；炎帝部落在关中平原面对多样性生态环境，容忍失败，宽宏包容，敢于创新，所以发明创造多。 由于人口增长对资源的压力，黄帝和炎帝在阪泉之野打了三次大战，黄帝部落占优势。炎黄部落毕竟是“亲属” ，最终两大部落智慧地联合起来，共同迎战蚩尤族，并取得胜利。 如果说炎帝神农氏是原始技术、生产、交易、娱乐、艺术的发明者，那么黄帝就是制度、军事、部落管理的创立者。炎黄部落联盟结合的优势在于继承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发扬光大了求变、创新精神，是“梅花精神”与“牡丹精神”的完美融合。 汤因比说：“在公元前 221 年政治统一之前，中国早已实现了文化统一。 ” 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说， “中国一直就是中国人的，几乎从它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早期阶段就是中国人的了。 ”甚至可能早在公元前 6000 到 8000 年，中国文化就统一了。 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个文化兼容体，拥有得天独厚的“梅花与牡丹”两个基因，既坚韧不拔又敢于创新，既刚毅果敢又包容宽厚。从炎黄部落联盟的那一刻起， “中国人”诞生了，中国大地的命运就已经基本注定了。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文联副主席。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