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治关联指数模型构建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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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政治关联指数模型构建研究收稿日期:20121020 作者简介:张多蕾(1982-) ,男,安徽寿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务会计和内部控制方面的研究。Email:zhangduolei126com 张盛勇(1970-) ,男,山东莒县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务会计和内部控制方面的研究。 摘要:企业政治关联日益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但其度量却是一个难题。本文在分析国内外常用的政治关联度量方法的基础上,指出其不足之处,并认为政治关联具有层级性、规模性和时效性等本质特征,进而建立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政治关联指数模型。最后选择 2009 年深圳中小板的 10 家民营上市公司,应用指数

2、模型计算政治关联指数。结果显示,政治关联指数模型较好地度量了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同时,本文也指出由于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层次分析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政治关联指数模型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关键词:政治关联;本质特征;指标体系;指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1010408 一、引言 由于政府与企业目标存在差异,引致政企之间的博弈。在博弈的过程中,实力的过分悬殊导致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通常处于劣势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企业寻求各种路径来保护和壮大自己,以期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得以生存和发展。而实践证明,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是一种有效的路径

3、,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政治关联对于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以达到建立政治关联的目的。研究表明,企业政治关联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1。政治关联可以给企业带来融资上的便利1-5、更低的税率6-7-8、更多的政府援助1-9-10、更多的政府采购合同11和市场份额7,因此政治关联可以增加企业价值12-15。但也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有负面影响16-19,政治家会抽取一部分政治关联所产生的租金,只有当政治关联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公司价值才会得到提升20。 何谓政治关联?Faccio 认为,如果公司至少有一位大股东或高管是国会议员、政府部长,或者与某位高官或政党有密切联系

4、,则该公司具有政治关联1。Goldman 等认为,董事会成员如果曾经担任过参议员、众议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担任过类似于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负责人,则被定义为具有政治关联13。Fan 等以中国公司为研究对象,认为 CEO 现在或者曾经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者军队任职,则视为具有政治关联21。Chen 等认为,如果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是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现任或前任的人大代表、现任或前任的政协委员,则该公司具有政治关联22。我们综合考虑上述学者的观点并结合我国实际,将政治关联定义为: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者管理层至少有一人满足以下条件,则公司具有政治关联: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现任或前任的

5、中共党代会代表;现任或前任的人大代表;现任或前任的政协委员。 如何度量政治关联?国外对于政治关联的度量主要使用虚拟变量法1-21-23,即如果公司的高管曾有或现有政治经历,则虚拟变量取值1,否则取值 0。虚拟变量法的优点是简单明了,可操作性强,因此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中也借鉴了这一方法5-24-25。但是,虚拟变量法的缺点在于其“非此即彼”的度量结果过于绝对,无法度量不同企业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而强度差异能否得到有效度量,又将直接影响到与政治关联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效果。在论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进一步揭示虚拟变量法和其他方法的缺点,此处不再赘述。 基于以上问题,我们认为专门进行政治关联度量研究具

6、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深入研究政治关联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政治关联指标体系,并借助层次分析法和 yaahp V053 软件构建政治关联指数模型,然后选择 2009 年深圳中小板的 10 家民营上市公司,应用指数模型计算政治关联指数,最后得出研究结论。 二、企业政治关联的本质特征 本质特征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关键所在,能否抓住本质特征决定了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我们认为,研究政治关联首先应立足于分析其本质特征。我们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发现政治关联具有层级性、规模性和时效性等本质特征,这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于政治关联的理解,而且为政治关联指数模型的构建提供了依据。具体分析如下

7、: 1 政治关联具有层级性 假设 A 企业的董事长是 DL 市人大代表,而 B 企业的董事长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照虚拟变量法,这两个企业都具有政治关联,且均赋值为 1,但其强度并无差异。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认为政治关联强度具有“政治身份层级性” ,一般而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中具有的政治身份的级别越高,其政治影响力也就越大,企业的政治强度也应该越强。因此,由于 B 企业的董事长是全国人大代表,其政治级别显著高于 A 企业董事长,我们有理由相信 B 企业政治关联强度应该大于 A 企业。此外,政治关联还具有“公司职位层级性”:假设 C 企业的董事长和董事会秘书都是 DL 市人大代表,我们有

8、理由相信 C 企业董事长的政治关联强度应该大于董事会秘书。 2 政治关联具有规模性 假设 A 企业只有董事长是 DL 市人大代表,而 B 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 DL 市人大代表,按照虚拟变量法,这两个企业都具有政治关联,且均赋值为 1,但其强度并无差异。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认为政治关联强度具有“规模性” ,一般而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中拥有政治身份的人越多,该公司的政治关联就越强。因此,由于 B 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人大代表,我们有理由相信 B 企业的政治关联强度应该大于 A 企业。 3 政治关联具有时效性 假设 A 企业的董事长曾经是 DL 市人大代表,而 B 企业的董事长是

9、现任 DL 市人大代表,按照虚拟变量法,这两个企业都具有政治关联,且均赋值为 1,但其强度并无差异。这也不符合常理,我们认为政治关联具有“时效性” ,正所谓“人走茶凉” ,一般而言,曾经拥有的政治身份的影响力应该逊于现在拥有的政治身份。因此,由于 A 企业董事长是离任的人大代表,而 B 企业董事长是现任人大代表,我们有理由相信 B 企业政治关联强度应该大于 A 企业。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政治关联具有“层级性” 、 “规模性”和“时效性”等本质特征,从而导致政治关联存在强度差异。而虚拟变量法却忽略了这些本质特征,无法有效度量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学者们也在积极寻求更加有效的度量方法。有学者采用

10、赋值法3-18,即根据政治身份的级别赋予不同分值,级别越高,分值越高。该方法反映了政治关联的“层级性” ,但忽略了“规模性”和“时效性” 。有学者用具有政治背景的董事比例来度量政治关联13-26,该方法反映了政治关联的“规模性” ,但忽视了政治关联的“层级性”和“时效性” 。李维安和邱艾超在充分借鉴 CCGINK 公司治理指数的基础上,依据公司治理层级的系统性原理,初步构建了反映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综合政治联系的政治联系指数(PC 指数) 。该指数综合考虑了政治关联的“层级性” 、 “规模性”和“时效性” ,为科学度量企业政治关联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27。但是该方法在指数模型中只考虑了公司实际控制

11、人、董事长、CEO,以及监事会主席的政治身份,对于其他董事或高管未予考虑,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该指数的精确性。 三、企业政治关联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已有的方法无法有效度量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政治关联本质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构建更加精确的政治关联指数模型。首先要构建指标体系,即选择哪些指标来度量政治关联。构建指标体系主要围绕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进行。之所以不考虑股东大会,是因为在股东大会中,中小股东对企业并无实质性影响力,而大股东一般本身就是公司董事(或者董事会中有其代表人) 。首先,董事会作为全体股东的“代理人” ,同时又作为经理层的“委托人” ,对公司有着

12、整体的领导、判断和计划并且能够制定公司的核心决策28。因此,如果董事会成员拥有政治身份,一定会对企业政治关联指数产生重大影响。董事会一般设有董事长、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其次,监事会是由股东和职工分别选举产生的监事组成,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行为及公司财务进行监督。因此,监事会成员如果拥有政治身份,也应该会对企业政治关联指数产生影响。监事会一般由监事会主席(也可设副主席) ,监事和职工监事组成。最后,作为董事会的“代理人” ,经理层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和行政事务,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层决定了公司内部运作效率,对公司绩效和价值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经理层成员拥有

13、政治身份,同样会对企业政治关联指数具有重要影响。经理层一般由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以及董事会秘书等构成。 依据政治关联的本质特征,我们选择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作为度量政治关联的一级指标,并根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具体构成分解为 12 个二级指标,每一个二级指标又按照政治身份的时效性特征分解为两个三级指标,每一个三级指标又按照政治身份的级别分解为五个四级指标。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a 为了行文表述的方便,我们将中共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统称为“代表” ;b 为了尽量简化指标体系,综合考虑到不同级别政治身份的实际影响力,我们将全国“代表”与厅局级官员归为一个层级,省级“

14、代表”与处级官员归为一个层级,以此类推。这种归类方法难免有些武断,但一定程度上囿于政治影响力确实很难量化。 四、企业政治关联指数模型构建 在上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我们借助层次分析法和 yaahp V053 软件构建政治关联指数模型,具体步骤如下: 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依据表 1 所示,构造一个层次结构模型。在这个层次结构模型中,包含五个层次:最高层(目标层)只有一个要素,即政治关联指数;中间层(准则层)包括三个层次,分别是一级准则层: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二级准则层: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具体人员构成;三级准则层:现有政治关联和曾有政治关联;最低层(方案层)指不同级别的政治身份。层次结构

15、模型如图 1 所示。 对于以上指数模型,需要说明三点:如果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层的某一职位由多人担任(例如,有 4 位副总经理) ,并且拥有政治身份的人数多于 1 人(例如,两位副总经理拥有政治身份) ,那么应该累计计算。如果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层中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员存在职位兼任现象(例如,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则采取“孰高原则” ,即选择较高职位(选择董事长)所对应的政治关联系数,而不重复计算。如果董事会、监事会或经理层中的某位成员具有多重政治身份(例如,既是市人大代表,也是省人大代表) ,也应该采取“孰高原则” , 即选择较高政治身份级别(选择省人大代表)所对应的政治关联系数,而不

16、重复计算。 由公式(1)可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系数分别为06282、00864、02854,说明董事会对政治关联指数(目标层)的贡献率最大,经理层其次,监事会最弱,这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现状基本相符;由公式(2)可知,董事长、副董事长、执行董事,以及非执行董事的政治关联系数分别为 06305、02014、01082、00599,说明这些职位对董事会(准则层)系数的贡献率呈递减趋势;由公式(3)可知,监事会主席、副主席、监事、职工监事的系数分别为 06615、01819、00994、00572,说明这些职位对监事会(准则层)系数的贡献率呈递减趋势;由公式(4)可知,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

17、监、董事会秘书的系数分别为06822、01593、00980、00605,说明这些职位对经理层(准则层)系数的贡献率呈递减趋势;由公式(5)可知,各具体职位的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董事长(03961) 、总经理(01947) 、副董事长(01265) 、执行董事(00680) 、监事会主席(00572) 、副总经理(00455) 、非执行董事(00376) 、财务总监(00280) 、董事会秘书(00173) 、监事会副主席(00157) 、监事(00086) 、职工监事(00052) ,这些系数代表了各职位对政治关联指数(目标层)的贡献率。公式(1)(5)体现了政治关联具有“公司职位层级性”特

18、征,即具有政治关联的人物在公司中的级别或实际影响力越大,则政治关联强度越大。同时也体现了政治关联的规模性特征,即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中如果有多人具有政治身份,那么应该累计计算多人对政治关联指数的贡献率。 由公式(6)可知,现有政治关联的系数为 075,曾有政治关联的系数为 025,说明现有的政治关联强度远远高于曾有的政治关联,这体现了政治关联的时效性特征;由公式(7)可知,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政治关联系数为 04690,厅局级官员/全国“代表”的系数为 02694,处级官员/省级“代表”的系数为 01427,科级官员/市级“代表”的系数为 00756,科级以下官员/县级“代表”的系数为 004

19、34,说明了所拥有的政治身份级别越高,政治关联的强度越大,这体现了政治关联具有“政治身份层级性”特征。 五、企业政治关联指数模型的应用 在我国,相对于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因此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更值得关注和研究。因此,我们以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选择 2009 年深圳中小板的 10 家民营上市公司,通过审阅公司年度财务报告,采集政治关联相关信息,并应用上述指数模型计算各公司的政治关联指数。为了更好地体现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计算出的政治关联指数乘以 100 予以标准化。 我们以七匹狼公司为例:该公司董事长现任市政协委员,根据公式(5) , “董事长”对应的系数为 03961;根

20、据公式(6) , “现任”对应的系数为 075;根据公式(7) , “市政协委员”对应的系数为 00756;因此该董事长对政治关联指数的最终贡献率=0396107500756=00225;该公司有 1 名副总经理现任省党代会代表, “副总经理” 、 “现任” 、 “省党代会代表”分别对应的系数为 00455、075、01427;因此该副总经理对政治关联指数的最终贡献率=0045507501427=00049。最后,七匹狼公司的政治关联指数=00025+00049=00274,经过 由表 6 可知,政治关联标准化指数平均值为 44700,标准差为30500,中位数为 31500;标准化指数最大值

21、高达 93200(华峰氨纶) ,最小值仅为 08500(精功科技) 。这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这 10 家民营上市公司均具有政治关联,但是由于政治关联具有层级性、规模性和时效性等本质特征,从而导致政治关联存在显著的强度差异。这也进一步说明,相对于虚拟变量法、赋值法等度量方法,政治关联指数模型较好地度量了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 六、研究结论 企业政治关联是一个日益引起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难以量化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的是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问题,而很少专门研究政治关联如何科学度量问题。本文在深入分析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发现政治关联具有规模性、层级性和时效性等本质特征,并指出以往度量方法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并借助层次分析法和 yaahp V053 软件对各指标进行权重赋值,从而构建了一个政治关联指数模型,并选择 2009 年深圳中小板的 10 家民营上市公司,应用指数模型计算政治关联指数。结果显示,虽然这 10 家民营上市公司均具有政治关联,但各公司的政治关联指数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政治关联存在强度差异,也进一步说明虚拟变量法、赋值法等传统方法无法有效度量政治关联的强度差异。但不容忽视的是,政治关联指标体系的构建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层次分析法本身也是一种主观赋值的方法,所以整个指数模型同样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未来研究方向是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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