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山西蒲韩综合农协试验2012 年 9 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专程把山西人郑冰请到北京，在崇文门新世界写字楼里举行了一场报告会。在会上，杨团把“中国第一个综合农协”的称号，给了郑冰及她的团队。 郑冰，山西省永济市蒲韩乡村社区（下称蒲韩社区）理事长及总干事。虽然蒲韩乡村社区至今仍只是一个自生自发的乡土组织，但在杨团看来，因它所蕴含的多重制度开创性意义，称其为“综合农协” ，已经名副其实。 农协之所以可称之为“综合” ，是因为它身兼数职：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农民自治组织；既解决生产与市场对接问题，又解决资金融通问题；既是代表农民利益的自主性社团，又是协助政府实施农村公共服务的经济社会机构；
2、除此之外，它们大多还是从事生产经营流通的企业。 在新中国历史中，综合农协这一概念，在蒲韩社区 2012 年宣告“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农民协会站起来了”之前，几乎是一片空白。而在日韩等东亚地区，综合农协已有近百年历史。在人多、地少、农户小规模经营的基础之上，综合农协采用基层农协加全国农协系统的方式，有效将农民进行了组织化。 蒲韩社区为农民致富提供了多种服务。 潜滋暗长之中，相关制度已有突破。2013 年初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在提及农民合作时，已将多年来一直流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说法更改为“农民合作社” 。多位专业人士分析，国家开始引导合作社转向综合化方向发展的意图，已现萌芽。 “在农村因劳动
3、力、土地、资金三要素流出而形成农业副业化、农村空心化和农民老龄化的今天，综合性农民社区合作社是解决上述三农深层次问题的需要，有利于处理好政府、市场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 ”2013 年 6 月，安徽省农经学会会长陈进等多位学者指出了这一变化的现实背景。 针对上述问题，发展逾 15 年的蒲韩社区已初步发掘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并形成基本模式：它以有机作物种植为基础，将农民、土地、市场用自己的框架衔接在一起，辅以合作金融、统购统销支持，并且找到了稳定持续的造血机制。它既吸收借鉴了日韩经验，亦有多重创新，是谓综合农协目前最为成功的本土样本。 组织化雏形 永济位于山西省西南角，是该省“南大门”运城市下辖的
4、一个县级市。因地处黄河冲击平原，自古至今，都是富庶之地。 因人少地多，这里的每户耕地可达三四十亩，农民也有条件发展多种经营致富，少有外出打工者。这为郑冰的一系列制度试验，提供了基础。 从运城关公机场出发，一个多小时车程即可到达蒲韩社区办公室所在地的永济蒲州镇寨子村。 从 1998 年起，曾为该村小学民办教师的郑冰及其丈夫，在黄河滩创办了 “寨子科技中心” 。该中心先期以销售农资为主，后在郑冰坚持下，逐渐增添了农民技术培训和妇女文化活动等服务内容。 坊间流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郑冰曾一分钱不拿，每年靠婆婆种地的收入过日子。也正是以此起步，2001 年时，她开始组织建立妇女协会。从此以后，她创办
5、的各项与农民组织化有关的事业，越做越大。 2004 年时，在当地态度开明的市委书记拍板支持下，郑冰将她所创办的各个已日渐成型的组织，在永济市民政局统一注册成为“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 。这既是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农民协会”登记的社会组织，亦成为蒲韩社区各项综合性农协业务发展的开端。 因政治敏感等原因，这一名字只持续了三年。2007 年时，郑冰不得不将其更名为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后来，因为多项综合性业务逐渐纳入，果品协会这一名称显然也不适合，郑冰于是自己起了“蒲韩乡村社区”这个名字。 为了规避各种障碍，今天的“蒲韩社区” ，实际上是一个以有机农业联合社为核心的合作社联合体，社员们也自称其为
6、联合社。 目前，蒲韩社区已覆盖蒲州、韩阳两个镇、43 个自然村、3865 户人家，服务近 3 万人。 它一直坚持郑冰的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理念：一方面以经济活动创造盈利，为组织文化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组织文化活动增强社员之间的凝聚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目前尚无法套用中国现行的组织形态来对其进行划分：它既不是专业化合作社，也不是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晶，也不同于华西村、南街村等集体化的超级村庄形态。 “蒲韩社区与日本、韩国等的基层综合农协有着如出一辙的组织和业务发展体系。可以说，它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最具代表性的综合农协组织。 ”曾经多次到该地调研的杨团说。 目前该社区的各项组织结构虽时常
7、变化，但一些基层的组织模块已基本形成： 首先，农户之间自下而上通过民主自治形式形成组织和治理结构。在该社区，3865 户社员每三年一次选举出 773 个代表，代表即为小组组长。在此基础之上，这 773 个小组组长再选出 35 个理事，由其选出 9 个常务理事。 在常务理事之上，郑冰既是理事长，又是总干事。协助她的是三个年轻助理，分管经营、公共服务和财务。 “这样的一种农协治理结构兼顾了公平与效率，以相当低的决策成本实现了以自愿为基础的集体决策。 ”综合农协研究机构、北京农禾之家的一位研究人员对其评价称。 其次，在选举结构之外，这 773 个小组组织亦兼有经济职能，分属为 22 个（现调整为 1
8、8 个）已正式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该社区对内将其称为技术产销班。它们按照各类作物种植分别负责农技培训与推广，以及农资和农产品的统一订购、统一销售和集货。 为这 22 个产销班进行农业生产与技术推广服务的，是蒲韩社区内的一个经营部门（登记注册为有机联合社） ，由六名专职员工负责。而为这22 个产销班分别进行农资购销服务和农产品营销服务的，则是社区的另外两个经营部门农资购销中心和城乡互动中心。 在整个社区范围之内，目前整体划分为两套体系：一为盈利型板块（包括青年有机农场、城乡互动中心等组织） ，一为公共服务型板块（包括老年康乐服务部、妇女文化活动中心、健康协会与儿童教育、社区农民学校、生态家园等
9、组织） 。 两套体系之间的资金，由社区进行统筹安排。盈利型板块的收入，在扣除各类成本后的剩余，主要用于三个方面：一是支持蒲韩社区自身公共服务老人、儿童、妇女等各类人群所需要的照顾服务、文化教育事业，还有清扫垃圾、节庆礼仪等多方位的公共事业；二是促进社区经营事业的发展，包括购买大型农机具等；三是给正式社员进行按股分红。 为了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该社区已建立起一个由 50 多名本地农民构成的全职授薪工作团队，他们合起来构成总干事团队，平均年龄只有 20多岁。在郑冰看来，他们是整个社区延续的重要推力。 统分模式 从经济角度来看，蒲韩社区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曾有过职能先从轻变重，再由重变轻的试错经验。
10、 2005 年起，蒲韩社区开始谋划发展经济业务，并先后到河南南街村和四川成都考察，之后决定借鉴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和成都生态农业的发展经验，在社区所辖的寨子村，启动“千亩生态园”项目。 项目开始当年，全村有 200 多户农民自愿加入，共计流转了 870 亩土地，全部采用入股农协的形式，由社区与农户签订合约，三年有效益后再分红。生态园建成后，采取两种耕种管理模式：绝大部分土地是由社区雇人管理，少部分则由农民家庭自己经营。 但后来，由社区雇人进行管理土地很快暴露出问题，并最终导致整个项目的失败。社区雇用了 20 个本村的种植管理能手，但他们并非全职，管理并不到位，引起了村民不满，使管理陷入困境
11、。另外，社区统一管理的部分成本太大，却迟迟不见收益。农户要求当年分红，最终使社区遭遇了信任危机。 问题集中爆发以后，生态园项目难以为继。到 2007 年底，土地重新划归家庭，此项目宣告失败。 但从好的方面看，项目失败却留下了两个重要的制度遗产：一是坚持并推广有机作物种植；二是与社区雇佣管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初由农民家庭自己经营的部分显出了勃勃生机。这启发了社区从此不再采取涉及土地整合、雇佣管理方式的对接市场，而是转向土地合作、家庭经营的方式。 2008 年起，蒲韩社区开始以有机农业联合社为依托进行组织，在其下分别注册了多个专业性生产合作社。为了保证部分控制土地，社区规定：为了加入合作社，农户
12、必须在自家土地上预留 1 亩至 5 亩（最多）的土地进行生态转化，截至 2012 年底，由社区掌握的土地已达近万亩，其中 3800 余亩已经彻底完成生态转化。 为了增强吸引力，社区规定：第一年每亩土地转化费用收 30 元，第二年减半，第三年起完全免收。而在转化完成后，农户也自动获得了社区正式社员的身份，能够在为每亩有机土地缴纳 500 元的股金后，享受社区内的互助金融服务。 如此，社区内小农户的土地被分成了两类：一类为继续保有完全独立耕种选择的大部分土地，一类为失去部分耕种权的有机土地。 之所以称之为失去部分耕种权，是因为在这些有机土地上，假如农户希望获得社区的统购统销服务，则必须选择 27
13、种有机种植目录之上的品种它们已基本涵盖了当地适宜种植的全部品种。 此外，为了保证产品的有机性质，他们还必须在种植过程中采取有机农资及方式，并接受社区定期检查。而这一部分土地上的农产品，也必须全部卖给农协（价格高出市价 20%-30%不等） 。 即便如此，在这些有机地块之中，他们依然可以根据自身风险喜好，自由选择套种不同的经济类作物。 这样，土地的合作形式就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它并未采用流行的、将农户的全部土地都拿过来进行土地规模化经营，而是将所有的种植环节进行划分，将技术合作、机械化、销售等部分进行规模化，构成“统” ；将耕作选择和过程留给农户，形成“分” 。 合作社通过划分农户土地
14、，给农民提供了相当大的自由选择权，也保护了其由自身进行统筹规划应对风险的积极性。在一些研究者眼中看来：正是因为蒲韩社区这种“不怕麻烦”的本性，才能形成这种既保护小农户自由自主禀赋，又通过社区联合起来与市场谈判的体制。 而即使在农户剩下那些没有进行统购统销的土地上，社区内也基本实行了“五个统一、一个独立”的经营管理原则：即统一监测用肥、预防用药、选用种子、技术培训、达标销售，社员独立生产经营。社区的技术推广、联合购销、资金服务等部门，为会员提供全方位服务。 由于规模和区域优势明显，农民在蒲韩社区提供服务的各个环节中，有些是降低了成本，有些是提高了收益，而社区也在这些环节中既强化了与农户的紧密关系
15、，也增强了与市场的谈判能力。 为了加强与市场的对接，蒲韩社区专门设立了城乡互动部门，除了传统的经销商收购、与城市消费者直接对接，亦通过与公司合作进行更有自主性的产品销售。 经销商之所以愿意与之合作，是因为它的农产品可以进行统一收购，能够降低采购成本。而为了更好地与前者进行博弈，社区的每个工作人员也需及时联系 50 个-150 个家庭，及时掌握他们的种植情况，以便做到跟客商谈判时心中有数。 从 2011 年开始，蒲韩社区还开始与香港迈思国际有限公司合作，由后者统一收购前者的有机棉。 据该公司驻永济负责人鲁峰透露：迈思曾设想过花 3 亿元租种联合社的数万亩土地，集中进行有机棉的生产。但在郑冰坚持下
16、，该公司选择直接与蒲韩社区合作，截止目前的所有花项，仅是建设了一个数百亩地的生态农场。 金融尝试 日韩综合农协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合作金融部门。前者在中央设立农林中央金库，后者则构建了农协银行体系。 蒲韩社区在此领域内亦有制度安排，并有机地融入社区总体框架。而实践过程，同样经历了试错。 1993 年起，经济学家茅于轼开始在全国各地进行小额贷款试验。2005 年时，在一次会议上，茅于轼的下属沈东曙遇到了郑冰。经过一段接触后，双方开始以项目合作的形式进行小额贷款发放。 2006 年首期贷款项目的贷款本金为 40 万元，月息 1.5%。因全部还本付息，双方合作开始扩大，2007 年总额提升为 2
17、00 万元，2008 年总额上升至 400 万元。 2008 年 5 月，农村小额贷款的金融政策出现松动，于是从 2009 年起，北京富平学校方面开始在永济蒲州镇设立富平小额贷款公司（下称富平小贷公司） ，办公地点设在寨子村，注册资本金 3000 万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这个小贷公司，都是山西永济市内唯一的一家。 为对其进行扶持，蒲韩社区抽调了包括王变娥在内的 12 位金融骨干，与富平小贷公司签约成为其员工。富平方面，则只派驻了一名总经理。 王变娥原本是蒲州镇张留庄村的农村妇女，此时已年过不惑，但却坚持读书看报。2006 年起，她开始成为双方合作项目的具体执行者。富平小贷公司成立后，她
18、成了信贷部主任。 但从公司化运营伊始，双方的各种矛盾便依次出现。 在此前的三年项目运营中，贷款的利息收入为 100 万元左右。蒲韩社区认为总数已经不少，因此，当富平小贷公司提出将月息调高至 1.75%时，社区多次明确表示反对，但最终无效。 按照变更后的贷款政策，农户的单笔最高限额 2 万元，分三个月、半年期和一年期三种，月息为 1.75%，年息 21%，可提前还款，但需多缴一个月利息。 按照当时银监会规定：小贷公司的利率不得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年利率 5.31%）的 4 倍，富平小贷公司的年利率实际已接近上限。超过这个上限，不管是民法通则还是民间舆论，都会将其视为高利贷。 时任北京富平创
19、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沈东曙说，据他们的统计，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户的平均利润率超过了 70%。表明他们能够承受较高的利率。但诸多解释，并未获得蒲韩社区的支持。 除了利息由 1.5%提升为 1.75%，引起较大争议的主要有两点：一、不足贷款期限，必须缴纳违约金；二、农民多次贷款之后，贷前成本已经降低，但利息并未体现出优惠。 王变娥的体会则显得更为朴素：同样的贷款凭证，蒲韩社区的制作成本是 2.8 元，向农户收取 3 元；而富平小贷公司的制作成本是 3.5 元，则向农户收取 20 元。 “仅此一项，每年的收入就是 10 多万元。 ”王变娥说。而按照她作为内部员工掌握的数据，在三年的合同期内
20、，富平小贷公司共放款 1.3亿元左右，利息收入逾 2000 万元。 合同期满之后，富平小贷公司与蒲韩社区双方并未续约。为解决金融短板，从 2012 年 9 月起，郑冰转而开始在蒲韩社区内部植入自己认为理想化的合作金融种子。 在获得一系列的外部援助之后，目前蒲韩社区内的资金互助部门共有三块初始放贷资金：其一为正式社员按照 500 元/亩的标准缴纳的土地股金，目前有 1635 户，总额近 170 万元；其二，社区内部以流动股金名义吸纳的部分资金；其三，香港施永青基金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按照 110 配给的 1700 余万元的贷款授信额度。仅前者一家的授信额度，已达 1000 余万元。 对这些外部资金的计息方式是：社员内流动股金的月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