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权力与资本的“联姻”：形成机制与对抗策略收稿日期：2012-11-20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企业伦理问题研究” （09wkpy19）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理论构建与运行机制：中国社会转型期核心价值问题研究” （GD12CMK01） ；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研究” （2012ZY001） 作者简介：刘 燕（1970-） ，女，河北丰南人，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E-mail：L 摘 要：权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是转轨国家体制摩擦一大产物，导致出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
2、“双缺陷模式” ，并进一步深化为“政府俘获” 。本文主要以俄东欧转型国家为研究对象，由转轨国家“权力问题”的争论开始，具体分析了“权力资本”产生的背景与形成机制。主张通过公民自由、维权社团等法治制衡方式，破除权力与资本联合的基础，消减制度性腐败。 关键词：权力资本；政府俘获；社会团体；法治制衡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2-0018-08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前苏东国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普遍地放松对经济与社会的严格管制，实行市场开放、改革政治运行体制，全面实施经济、社会及机构性的改革措施， “转轨国家”或“转型国
3、家”遂得此名。 “转轨”或“转型”是制度体系整体变迁的特殊历史过程，目的是构建一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机制、增强向现代化国家演进的动力与条件，因而重要的不是财富本身的增长，而是如何平稳迅速、低成本地建立起配套协调的市场化制度体系与有效的实施机制。转轨国家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路径与模式，蕴含着极大的转换成本与社会风险，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因此尤为重要。 “权力资本”因制度转换成为突出的转轨问题，也是破坏公平与效率的社会“毒瘤” ，对俄东欧转型国家这一问题的研究对进入到改革深水期的中国而言具有警示意义。 一、转轨国家官员“权力问题”的争辩 转轨国家中央集权时代最突出的社会特征表现为政治的“领
4、域合一”与“中心限定”两方面，即以政治为中心直接统合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其它领域为一体，形成对其它领域的发展限定，政治的标准、身份、意识形态、手段、改造等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是社会生活决定性的因素。集权时代，官员政治权力（包括职位权力）在社会生产和分配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与单一性作用，制度转轨时期，官员权力将有何变化呢？ 1.“权力贬值与精英循环”论 Nee 在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再分配系统”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导致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市场刺激、市场机会和市场权力成为社会分层的基本机制；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向上流动机会都因此转向了市场，表现为直接生产者权
5、益增加、政治资本相对经济资本贬值、人力资本回报上升、出现新的社会结构等1。这里， “再分配系统”的实质即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社会与经济的组织系统或管理系统。自此，Nee 被视为“市场转型论”的代表人物，他所强调的政治权力弱化、经济资本强化且由此决定精英生成的观点引发了广泛争论。 Cao 和 Nee 针对各种反对观点分别从理论和方法上做出了回应2，修正后的观点认为，干部（官员）权力会因市场转型丧失相对优势但非绝对优势；修正的论证方法是在验证再分配权力是否贬值时，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和企业主等新兴力量群体视为“直接生产者” ，即代表经济资本，并同时考虑干部权力优势因其人力资本上升受到的影响。 Ne
6、e 一方的核心观点可概括为“权力贬值与精英循环” ，简言之，直接生产者将因市场转型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机会，官员的再分配权力因而丧失其优势；修正的观点承认了再分配权力的连续性，认为这是局部改革和干部人力资本增长的共同作用。 2.“权力维续与精英再生”论 市场转型无疑亦是政治权力价值、官员权力地位的转型。学者们提出了不同于倪志伟的观点，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1）权力增值论。有学者认为，在转轨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中，市场机制发育成长于原有体制，原有的政治再分配权力作为稀缺资源将向社会资本进而向私有资本进行转化，昔日官员等政治精英的政治权力并未贬值，反而有机会在市场交易机制下获得市场化的权力收益
7、3-4。 （2）权力复制论。Szelnyi 和 Kostello 以市场渗透度为依据区分了市场转型的不同经济类型，指出：“阶级结构的变动往往是例外的结果，而社会秩序的复制将是常态”5。 （3）权力并行论。这一派的观点认为，制度转轨是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变迁， “路径依赖”原理使得官员的权力优势仍将继续存在，与市场交易机制并行的是“再分配系统”的延续6。 （4）权力转移论。政治精英的权力并未削弱，不同的是，权力由中央集权下放至地方政府进而被转移至地方官员手中7。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地方政府及官员能够以“厂商”的角色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同时，地方关系网络使之呈现出“代际传承”的特点8。 （5）转移差
8、异论。这一派认为市场转型存在途径差异，在考察市场对不平等的影响时，需充分考察转型的具体条件和制度措施，特别是官员权力，以及权力与利益之间可能的关系9。 Zhou 批评倪志伟修正后的观点与方法，认为倪解释逻辑混乱与实证假设模糊，同时指出，制度变迁包含复杂的因果关系，形成市场机制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应通过审慎观察去理解与揭示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10。综上，相比倪的观点其批评一方主张“权力维续与精英再生”的核心观点，认为制度变迁并未导致权力不平等机制的根本转换，原有政治精英的阶层结构不会根本性变化，官员也未丧失机会与资源优势。 3.权力资本并重论 Szelenyi 曾提出过一组具有“对冲”性质的国家治理
9、模式，认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具有抵消市场不平等（市场失灵）的作用，而市场机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则具有抵消再分配权力过强（政府失灵）的平等化效应。这一观点似乎已成为学术共识。合理的推论是：转轨国家原有集权制度更有利于权力拥有者，市场转型直接目标之一正是构建增进财富生产的机制，促使直接生产者受益，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势必挑战政治资本唯我独尊的地位，官员权力相对贬值，这也是“市场转型论”的主张。然而，转轨实践却演绎出不同的逻辑：市场转型下的社会分层机制既青睐于直接生产者，也未抛弃权力拥有者。孙立平指出：“市场和再分配对于不平等起的作用不是反向的，而是同一方向的。正是这两个因素在同一方向
10、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严重分化这一现象的出现”11。正是这样的现实，转轨国家制度体系转换过程中的权力问题显得更加耐人寻味。 赫尔曼12认为，东欧与独联体国家早期致力于反权力垄断租金与反权力过分集中的积极改革受到抑制，或在实施中遭遇到阻挠与破坏，使这些国家陷入到低效或无效均衡状态，带来的是持续的经济衰退与高风险社会。转型国家的现实经验表明，权力的支配性并不因市场转轨而自动消失，制度转换期间的混乱与相对无序完全可能使这一特殊的稀缺资源参与到再分配体系中，并与资本相结合，进行权钱交易，形成转型国家普遍的“腐败现象” 。二、转轨国家“权力资本”的产生背景 1.华盛顿共识转型战略的负面影响
11、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俄东欧等国秉持“华盛顿共识”开始向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挺进、向西方民主宪政转轨。共识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和私有化”13。华盛顿共识预言：“一旦确保宏观经济与社会稳定的社会内部组织出现，一旦一种市场经济的物质基础设施形成，一旦社会向它的受过教育的公民提供作为世界经济参与者的平等机会（无须任何会议去讨论实现这后一个目标的方式） ，繁荣就会到来”14。坚持如上训导，俄东欧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摧毁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十年左右建立起了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但与此乐观预期相反，急速的“休克疗法”却导致了严重的制度缺陷与长期的国家治理失
12、效，自由化与私有化进程在“矛盾制度”甚至“制度真空”的状态下运行，表现为近十年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许多国家长期陷入到严重的“转型衰退”之中。对此，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评价到：“在现代社会里，即使受到自然灾害、当地军事冲突的打击，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产量像东欧和前苏联各共和国那样下降得如此剧烈。整个地区在转轨的前 7 年已整整丧失了 1/3 的国内生产总值，另一个 7 年里也不可能恢复到转轨前的水平。20 世纪后半期最坏的情况：乍得在 19601990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50%，而俄罗斯仅用了 7 年时间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一半，在同一期间，与扎伊尔相似，每一年衰退 8%”15。 俄东欧遵
13、循共识指导非但给民众带来普遍的福音而且导致严重的社会贫富极化，不同阶层处于分裂之中。不得不说，其中企业与政府官员彼此勾结瓜分公共财产和公共资源是个突出问题，在转轨国家并非个别现象。视为东欧“转型明星”的波兰，2002 年重要的选举报的民调数据显示，民众对私有化持否定态度的人占 87%，持肯定态度的人仅占7%；74%的人将“私有化”描述为“盗窃” 。被称为波兰改革总设计师的科勒德克支持私有化转型，即便如此，他也认为，华盛顿共识“是与统治阶层、支持它们的媒体以及某些利益团体的政治利益相一致的。当怀着明天更美好的强烈愿望的社会大多数，正倍感上当受骗的时候，那些相关利益集团和政治精英们却迅速地使他们自
14、己的境遇变得更好起来”15。 针对俄罗斯的“财阀政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2001）评价到：“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一个所谓的自发调节市场经济可能会演化为黑手党资本主义以及一个黑手党政治体系。 ”他断言，错误政策的后果“实际上是必然导致寡头结构本身的继续维持”16。与俄罗斯黑帮政治与寡头集团快速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多数民众的贫困。斯蒂格勒（2000）在我与 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分歧一文中如此评述：“在整个 90 年代中期，俄罗斯经济持续坍塌，产出下降了一半。即使是在郁闷的苏联时代末期，也只有 2%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却目睹了贫困率激增到 50%，超过一半
15、的俄罗斯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阶层分化与强势集团涌现，说明“市场转型论”所持的官员丧失权力优势与机会优势的观点遭遇到现实的挑战。 2.转型国家“强势权力”的持续 急速自由化与私有化转轨战略忽略了这样一个前提：转轨国家存在着“强势权力”的制度遗产，这给非规范制度条件下的权力与资本创造了“联姻”好机会，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扩张并强化了表现的舞台， “联姻”的结果是形成了特殊的“权力资本”而使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公共权力注重公平，经济资本注重私利，权力资本则将政府行政过程与经济市场过程并入同一利益轨道，精英联手使得公共权力与市场同时服务于资本增值，稀缺资源被用于分配领域而非财富生产，这不仅有悖
16、于建立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转型初衷，而且使大多数转轨国家陷入到一种“秩序分裂”的陷阱之中。加之同时出现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症状，引发了严重的转型病症：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 激进私有化将产权重构演绎为俄罗斯的私人黑帮资本与中东欧的民族资本殖民化，宪政改革则将民主化推进演绎成为精英联盟对社会公共财富肆无忌惮的剥夺，急剧的利益分化、权力腐败、焦虑与愤懑的民众情绪使社会整体处于断裂和崩溃的边缘。不得不承认，能够最终完成和平过渡对任何民怨沸腾的社会都是一种幸运，无论对穷人富人、权贵草民都是如此。Szelenyi 提出的“对冲”概念认为，理论上市场能够解决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政府失灵” ，政府能够解
17、决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市场失灵” ，然而转型实行的市场经济却无法提高甚至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导致社会发展的衰退，钱颖一称之为“坏的市场经济”17，原因在于缺少公平竞争的经济运行前提。公共选择学派基于理性人的逐利动机认为，如果政府约束不力，则市场经济存在先天缺陷，这一解释能够说明强势权力得以持续的根源。 三、 “权力资本”的形成机制 1.权力“资本化” 制度转轨是历史客观变迁过程与主体主观选择共同作用之结果，是“权”与“利”的结构重组与机制再造，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权力”与“利益”不会自动让位。利益群体和掌权者或权力集团无疑具备适应环境的自我调整能力，甚至可以控制转型变迁的进程与路径。从拉美
18、、中东欧、俄罗斯及东南亚国家的变革来看，官员掌控的社会公共资源越丰富，不规则制度条件下的权力市场化运作方法和途径将会越发达。借助于组织力量和行政权力，权力资本化可以表现为至少两种方式：一是直接方式，即具有特殊社会地位与关系网络的权力行为主体（个人或机构）组织和支配经济活动，直接参与增量的利益分配或存量的财产剥夺；二是间接方式，通过设置规则、程序和门槛，以保护特定集团的垄断利益。 在集权时代政治主导的社会结构下，政治精英完全控制经济活动，没有独立的市场交易，企业是政策执行机构与政府全面经济计划的生产单位。既不存在独立于政治体系的经济主体，也谈不上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既无经济精英之说，也无彼此渗透的
19、“权力资本”问题，执政业绩、个人政绩、晋升激励是官员们的选择偏好。而当以权谋私式的腐败由个体行为演变成为集体行动，通过制度设置维护集团利益，企业与国家利益取向则出现分化，类似于“内部人控制” ，官员们控制了企业。在“官享、官有和官治”的社会，官僚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这正是转轨国家转轨前“官僚资本主义”实质的写照。即便如此， “权力资本”仍然缺少资本运行的基本条件即市场交易，权力自我强化却无与资本进行市场交易的必要。 在缺少独立司法、公民宪政、契约执行和公平竞争等市场健康运行所必须的制度保障和组织环境中，官僚制度主导的市场化转轨改革以产权改造推进私有制，然而“私有化”本身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市场
20、经济的公平竞争，这一旗帜反而为精英们提供了一个重构利己规则的机会。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或直接据公为私在任何时代与任何国家都并非新鲜事物，公开的权力设租、寻租却显然不是堂而皇之地那么普遍。当两大集团相互渗透甚至不分彼此，资本“收买”权力至政府决策层，权力与资本的“联姻”条件就成熟了。一方面官员们利用私有化改革，重新界定产权，合法化低价转移公共财产为私人资产，同时以规则控制与市场机制组织廉价资源进行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则通过权力设置垄断特权（限制市场准入、控制要素供给、倾向性政策措施等）限制体系外竞争者进入，形成行业垄断，攫取超额利润。转轨的一头是绝对权威的纯粹计划经济与权力政治社会，另一头是规范化
21、的现代市场经济与现代公民社会，两者之间形成了权力资本运作的条件：一是经济精英的资本经济权力，二是政治精英们手中依然强大的公共权力，前者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价值增值，后者则仍能够有力地干预市场交易，如此，创造了一个权力与资本的内部供求市场。经济资本与政治权力均成为权力资本实现价值增值的手段，资本化与权力化的程度决定了权力资本的增值程度。 以俄罗斯为例，其转轨造就的私有者群体是通过占有国家财产进行财富积累。在 1994 年完成的“小私有化”改造中，65%股权为内部人所掌握，呈现出“内部人控制”的企业治理模式，新兴“企业家”的利益得到了充分体现。据调查，61%的新企业主原来都是党、政府、企业的精英成员，私有化为原领导人和投机者大量侵吞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18。19941996 年完成的“大私有化”改革中，官僚集团掌握国家政策制定更是借私有化改革之机，行“非法占有”合法性之实，许多私人金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