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 一、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 2-18 页 二 、真理和民主 18-23 页 三 、古史祛疑 23-41 页 四 、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 41 页 五 、人文易与民族魂 41-51 页 六 、传统儒家伦理异化 51-60 页 七 、道家隐者思想异端 60-75 页 八 、船山哲学思想初探 75-117 页 九 、诗化哲学与哲学的诗化 原名“序方任安诗评中国著名哲学家 ”117-121 页 十 、船山人格美颂 为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周年作 121-125 页 2 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 中国是否曾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如果有，它的历史起点在哪里？经历了什么样的特殊道路？这是“五四”
2、以来人们多次议论过的题目。经过十年动乱之后，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探寻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途径，预测中国哲学发展的未来，人们又在重新探讨这个问题，进行着各有会心的历史反思。 有的同志咀嚼中外学者曾有的一种说法而赋予新解，认为中国早就有古代的“儒家 民主主义”和“儒家人道主义”，至于近代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潮则始于宋代理学。因为这场儒学的复兴，提出了“消除异化的人性复归”，理学家们讲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即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所创造的精神文化、伦理道德的价值，这表现了民族觉醒和理性精神，是中国哲学史上媲美晚周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这种观点，把封建理学视为反封建蒙昧的理性主义，实际
3、是否认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真正的启蒙哲学。因而王夫之、谭嗣同也都属于理学系统，不过是宋明理学的改进和继续，乃至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似乎也只能嫁接在理学这一不朽的根株之上。 有的同志则从相反的另一极出发，认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乃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经历着周期性的农民战争 改朝换代而其基本结构不变，包括理学在内的儒家正统思想的强控制，窒息了一切新思想的萌芽，只是近百多年西方资本主义文朋的全面冲击，中国社会结构的超稳定系统才开始被打破。有同志通过分析世界近代史而论定东方社会注定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关系及其精神分泌物，也有些青年慨叹于祖国历史的沉重负担而以黑格尔所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爆发性的人物” 自居。在他们
4、看来，今天为了驱除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主义历史阴影，还得借助于西方近代启蒙者的思想 火炬。这种见解，也同样无视中国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当然也不会去研究中国哲学启蒙的特殊道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教训。 这种种历史反思，都是在历史地分析国情，引古以筹今，具有严肃的现实意义。普列汉诺夫在其名著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序文中说：“历史家不应该哭，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 343 页。 3 不应该笑，而应该求得深解。” 为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中国启蒙哲学的发展作一番史的回溯和论的探索。 一 思想启蒙，文艺复兴之类的词，可以泛用，但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应有其特定的含义。狭义地说，十四世纪以来地中
5、海沿岸某些城市最早滋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顺 利发展，以及由于十字军东征，关于古希腊罗马文献手稿和艺术珍品的大批发现，促成了意大利等地出现空前的文艺繁荣。好像是古代的复活，实际是近代的思想先驱借助于古代亡灵来赞美新的斗争，为冲决神学网罗而掀起人文主义思潮。“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使得“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又被广义地理解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反对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意大利看作“近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典型的国家” ，把但丁 (1265 1321)看作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 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是标志“封建中
6、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的“伟大人物” ，并肯定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 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的确，从 14 16 世纪，从意大利到法国、西班牙、荷兰、英国，涌现了一大批文化英雄、思想巨人。就哲学方面说，被黑格尔赞为“哲学烈士”的意大利的布鲁诺 (1548 1600)和梵尼尼 (1586 1619)，虽以相同的命运被教会烧死了，但他们却使“理性和所谓天启之间的斗争燃烧起来了，在这个斗争中，天启与理性对立 起来，理性独立了” 。同时， 16 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及其所唤起的下层贵族的起义和伟大农民战争，也对中世纪神学统治进行了猛
7、烈冲击。“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重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 。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剖视西欧历史，从整个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思潮中所发现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著者序，孙静工中译本上册，第 3 页。 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445 页。 资本论第三卷，第 24 页。 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49 页。 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445 页。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 367、 371 页。 自然辩证法导
8、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445 页。 4 的“重新觉醒的哲学” 的启蒙性质。 确定意义的启蒙哲学，应当区别于中世纪的异端思想 (那可推源于 12、 13 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唯名论，乃至更早的作为 “中世纪革命反对派”的神秘主义异端 )，也与西欧以后作为政治革命导言的资产阶级哲学革命的理论发展有所不同，应仅就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相适应、作为封建旧制度崩解的预兆和新思想兴起的先驱这一特定含义来确定它的使用范围。至于它的实质，可否从马克思的这一提示给予说明：历史“很少而且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进行自我批判”，而这种自我批判的历史阶段，“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 (如果处于那样的
9、历史时期，革命会代替批判，或者说批判已不再是解剖刀而是消灭敌人的武器 )。这就是说，一个社会的自我批判总是在自身尚未 达到崩溃但矛盾又已充分暴露的条件下进行的。 14 16 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正是在封建社会远未崩溃的条件下所进行的自我批判。人们给予这个时代以不同的名称，如“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五百年代”等，但这种自我批判乃是世界各主要民族走出中世纪的历史必由之路。我们说，中国有自己的文艺复兴或哲学启蒙，就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在特定条件下展开过这种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在 16 世纪中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而出现的哲学新动向 (以泰州学派的分化为标志，与当时新的文艺思潮、科学
10、思潮相呼应 )，已启其端，到 17 世纪在特定 条件下掀起强大的反理学思潮这一特殊理论形态，典型地表现出来。至于这一典型形态的哲学启蒙的往后发展，却经历了极为坎坷的历史道路。 人们惯于中西哲学对比。事实上西方也有不同的发展类型。如果说，意大利、法国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文艺复兴直接取得了辉煌的思想成果，英国更以特殊的历史条件成为近代哲学运动的前锋和产业革命的策源地；那么，德国、俄国这些封建主义包袱较为沉重的国家，启蒙运动则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崎岖的道路。奇特的是，它们的近代思想启蒙，都是由“贵族的国民运动”或“贵族的革命家”开始发动的 ，又都依赖于农民反封建 斗争所提供的巨大动力。 纵观历史，如果
11、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的中国与欧洲这些国家对比考察，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250 页。 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108 页。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3 4 页。 参见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 (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 )、德国农民战争四；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纪念赫尔岑。 5 则不难发现，中国显然异于意大利及法、英等国，而与德国、俄国却有不少历史的相似点或共同点。例如： (一 )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经济发展都缓慢而落后，宗法关系的历史沉淀使封建统治势力既腐朽而又强大，由于封建制母体内资本主义因素发展不足，使近代社会
12、长期处于难产之中； (二 )反封建农民战争都曾大规模兴起，农民成为反封建革命的主力但又无法取得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却直接间接地为启蒙思潮的崛起提供了历史的动力； (三 )新兴市民以至资产阶级晚生而 又早熟，都由于软弱而各具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和两面性，无力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结果，竟然要由无产阶级联合农民来挑这副担子； (四 )由于近代社会长期处于难产状态，改革运动几起几落，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都呈现出特别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新的在突破旧的，另一方面死的又拖住活的，形成历史运动的多次洄流。这些，似乎是德、俄、中这类国家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兴起之前社会状况的一般特征。总起来，正如马
13、克思在描述德国状况时所指出的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 ，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然而，就在这种新旧杂陈、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反映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反对封建蒙昧主义的启蒙思潮毕竟冲破了重重阻力而产生、发展了。尽管这些国家的哲学启蒙运动都遭到了挫折而未能很好完成历史的任务，但却唤醒了一代代后继者。德、俄、中三国在这一时期都诞生了一批思想巨人，对人类精神文化作出巨大贡献。在德国，从路德
14、、闵采尔到歌德、席勒、贝多 芬，从莱布尼兹、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直到培育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俄国，从拉辛、布加乔夫到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从普希金、赫尔岑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直到培育出普列汉诺夫、列宁。在中国，许多事情和沙皇俄国相同或相似，封建压迫的严酷，经济文化的落后，以及先进人物为了国家的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都是相同的。 但中国作为东方大国，某些方面更为落后。列宁把俄国解放运动中摸索真理的先进人物分为三代 ，而中国在历史难产的痛苦中觉醒的先进人物， 资本论第一版序，资本论第一卷，第 10 11 页。 参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参见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
15、6 为摸索真理而走过的道路更加艰难曲折，似乎可分为五代。单就 哲学启蒙说，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到颜元、戴震、焦循等同具人文主义思想的早期启蒙者属一代，阮元、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开始放眼世界的地主改革家为一代，严复、谭嗣同、康有为等努力接受西学以图自强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一代，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后期梁启超及王国维、蔡元培等试图会通中西自立体系的资产阶级学者为一代。三百年来，一代代思想家呼唤风雷，一阵阵古今中外思潮的汇合激荡，终于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崛起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 。中国哲学革命才被推进到
16、一个新阶段。 二 通过以上简略的对比分析，似乎可以看出，德、俄、中三国走向近代，对沉重封建包袱进行自我批判的道路，确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同时，也可以看到，民族的苦难，历史道路的曲折坎坷，也具有二重性，既留下耻辱的印记，又留下光辉的战斗业绩。恩格斯在 1850 年回顾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时，曾严肃指出：“在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也曾表现过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后代为之惊惧”；并具体分析指出：“十六世纪的德国革命的特殊神学理论性质，对于不属于此世的事物有 压倒一切的兴趣。从不光彩的现实中来的抽象，构成后来从莱布尼兹到黑格尔的德国人的理论优势的基础。” 列宁在
17、1914 年回顾俄罗斯民族的传统时，曾指出：“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丽的祖国而感到无限痛心”，但应当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产生了工人阶级政党并“证明了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 。至于列宁对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历史评价和对他们世界观矛盾的辩证分析，更达到了很高的科学 水平。从经典作家这些示范性的论述中，理应得到启示，应当以什么样的历史感和科学方法来总结自己民族的历史传统，怎样分析自己民族的哲学启蒙到哲学革命所走过的特殊道路并由此得出什么样的历史教训。
18、17、 18 世纪中国的哲学启蒙，似应看作中国近代哲学的历史准备的一个特 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 1962 年单行本，第 17、 175 页。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610 页。 7 殊阶段，它是明末清初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明末清初，封建社会末期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资本主义萌芽的新滋长，自然科学研究热潮的蓬勃兴起，反映市民要求的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及其统治思想已经走到上述马克思所说的尚未达到“崩溃时期”但已“能够 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阶段。尽管衰朽的宗法封建关系及其强固的上层建筑多方阻挠和摧残着一切新事物的生长，尽管在农民大起义失败的血泊中以清
19、代明的王朝更迭使旧制度得以延续，形成清初一段历史洄流，但这并不能改变历史已经形成的封建制趋向“天崩地解” (黄宗羲语 )的新趋势，从而孕育着近代哲学思想“破块启蒙” (王夫之语 )的新动向。姑举数例： (一 )这一时期合乎规律出现的早期启蒙思潮，曲折反映当时市民反封建特权的要求，直接受到农民大革命的风雷激荡的影响，表现出某些越出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他们提出“必循天下之公”，“不以 天下私一人” (王夫之 )；要求以“天下之法”代替封建专制的“一家之法”；声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 )，甚至怒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唐甄 )，在起义农民“贫富均田”口号的震动下
20、，他们提出种种平均地权的设想，或主张土地公有、平均“授田” (黄宗羲 )，或主张“有其力者治其地”、“故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王夫之 )，或主张“亟夺富民田” (颜元 )、“有田者必自耕” (李塨 )。这些改革主张，与当时农民革命的理想有质的区别，却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有着隐然的联系。至于他们反对“崇本抑末”，主张“工商皆本 ”，抨击科举制度，主张设立学校，以及要求发展科学技术和民间文艺等，更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 (二 )早期启蒙学者以特有的敏感，注意并尊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与“核物究理”的新方法，以丰富自己的哲学。他们主张“质测即藏通几” (方以智 )，尊重“专家之
21、学”，认为“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 (王夫之 )。首批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混合宗教宣传所译介的一些古希腊和近代的科学论著，受到启蒙学者的衷心欢迎，而当时启蒙学者强调以科学态度对待外来文化，“欲求超胜，必先会通” (徐光启 )，“深入西法之堂奥而规其缺漏” (梅 文鼎 )，并正确地评价了当时传教士们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有可取之处，而神学世界观则不足道，“泰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 (方以智 )。明清之际的自然科学研究热潮和中西科学文化的早期交流，使这一时期启蒙哲学的理论创造从内容到方法都具有8 新的特色。如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关于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的理论论证，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俟解中关于物质不灭和能量
22、守恒原理的具体论证等，都由于吸取科学成果而达到新的水平。 (三 )早期启蒙学者反映新的时代要求，开辟了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他们痛斥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虚夸学 风使知识界陷于唯心主义的网罗：“足不出户”，“游谈无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 (顾炎武 )；平日高谈阔论，大讲为“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一旦国家有事，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 (黄宗羲 )。这种“蹈虚”“空谈”的学风，被看作是祸国殃民的根本。启蒙思想家们在研究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无例外地注重“经世致用”，提倡“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本溯源，讨论其所以然” ，“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反
23、之实” 。他们提倡面向实际，注重实证的求实学风，广泛地进行社会调查，博物考察和历史研究。如顾 炎武为了写天下郡国利病书，“足迹半天下”，“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方以智编写通雅、物理小识更是“采摭所言，或无征，或试之不验。此贵质测，征其确然者耳。适以泰西为剡子，足以证明大禹，固公之法，而更精求其故，积变以考之” 。王夫之也是“自少喜从人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读史、读注疏，于书、志、年表，考驳异同，人之所忽，必详慎搜阅之，而更以见闻证之” 。启蒙者的治学方法，突破汉宋，别开新途，日益孕育着近代思维方法。 以
24、上举例似足以表明， 17 世纪中国崛起的早期启蒙思潮，就其一般的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看，已显然区别于封建传统思想，具有了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实行自我批判的性质。这种批判之所以可能并必然出现的社会基础，是当时农民、市民反封建大起义的震荡下地主阶级内部的政治分化。一部分在野开明地主知识分子被卷进了反对明末腐朽统治和清初民族压迫的政治斗争的漩涡，他们震惊于当时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变局，把先进汉民族的自取败辱引为沉痛教 潘耒：日知录序。 王敔：姜斋公行述。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碑。 方中通；物理小识编录缘起。 王敔：姜斋公行述。 9 训，“哀其所败，原其所剧” ，利用他们的文化教养，对他们认为导致民
25、族衰败，社会腐化、学风堕 落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进行了检讨和批判，并把批判的矛头无例外地指向了作为封建正宗思想、统治思想界达五百年的宋明道学唯心主义。尽管每个人的自觉程度不同，批判的侧重点有异，甚至各自的思想倾向还存在着矛盾，但社会前进运动的客观要求，正是透过这些矛盾的合力，透过特定关系下的思想三棱镜，十分曲折但又十分合理地反映出来。 16 世纪中叶以来的哲学运动的这种曲折反映，既有其生动的历史内容，更有其自身发展与思维规律相吻合的逻辑进程。 中世纪哲学意识发展到王阳明的心学，已走到极端。王阳明的心学唯心主义的彻底性孕育着自 我否定的因素，使泰州学派必然分化，分化中必然出现“掀翻天地
26、”、“非名教之所能羁络” 的异端思想家。其中“异端之尤”的李贽，以他的“童心说”和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封建独断论的怀疑和否定，标志着对封建社会自我批判的开端。中经东林、复社的政治实践，“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 ，唤起了方以智、黄宗羲等从不同侧面去突破传统思维方式，开拓“质测即藏通几” (自然哲学 )，“通儒必兼读史” (历史哲学 )等哲学认识的新领域和探求真理的新途径。同一时期，合规律地涌现了一大批从不同角度剖析宋明理学的思想家，诸如陈确、朱之 瑜、傅山、李颙、孙奇逢等等，各不相谋，而自相呼应。王夫之以一定的历史自觉，从哲学上总其成，“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 ，不仅全面扬弃
27、程、朱、陆、王，批判地总结了宋明道学，而且精研易理，熔铸老、庄，旁及佛、道二教，博取新兴质测之学，特别是按照“依人建极”的原则，高度重视人类史观的研究，使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发展到顶峰，并落足到天人、理欲关系问题上的明确的人文主义思想，预示着新的哲学胎儿已躁动于母体而即将出世。“我者，大公之理所凝也。” “自吾有生以至今日，其为鬼于天壤也多矣。已消者已鬼矣，且息者固神也 ，则吾今日未有明日之吾而能有明日之吾者，不远矣！”“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的中世纪僵尸“虽其未消，亦槁而死” 。一个“明日之吾”、“大公之理所凝”的新的“自我” 王夫之：黄书后序。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
28、 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 王夫之：思问录内篇。 王夫之：思问录内篇。 10 即将诞生 !王夫之的哲学，逻辑地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哲学发展圆圈的终结。 尔后，颜元、戴震除了继续揭露宋明道学所强调的天理人欲对立的伦理异化是“以理杀人”外，颜元重“习行”、倡“实学”，戴震则重“心知”、察“分理”，分别显示了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唯物主义唯理论的哲学倾向，历史地预示着朴素形态的唯物辩证法必将代之以形而上学方法为特征的新的哲学形态。但是， 由于清初历史洄流中新经济和新思想横遭窒压和摧折，这种新形态的哲学在戴震之后虽经焦循、阮元等的努力仍未能诞生。 19 世纪初叶，中国以鸦片战争之后的民族苦难而转入近代。结果，明
29、清之际早期启蒙哲学的思想成果几乎被掩埋了一百多年，而到 19 世纪末才在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运动和排满革命运动中重新复活，起着一种思想酵母的特殊作用。 三 从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出，中国确乎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但决非始于宋代理学，恰好相反，它是在对整个宋明道学 (包括理学和心学 )的否定性批判中开始的。正因为打破了宋明道学的思想桎梏，才产生了人 文主义的初步觉醒。应该说，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大风雨中，我们民族也产生过自己的巨人。我们有自己的但丁，如汤显祖、曹雪芹，且他们唱的不是“神曲”，而是“人曲”；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如郑燮、石涛、陈洪绶，他们画笔下的人
30、和物都表现了倔强的异端性格；还有自己的布鲁诺式的“哲学烈士”，如何心隐、李贽，他们敢于背经叛道，死而不悔；我们更有自己的弗兰西斯培根，如徐光启、方以智、梅文鼎，他们学贯中西，开始了铸造自己“新工具”的事业。至于王夫之、黄宗羲这样博学深思、著作宏富的思想家，在世界文化史的这一阶段上可说是旁世无匹。但是，当清初历史转入洄流中，他们虽然“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 ，但也只能“且劈古今薪，冷灶自烧煮”(方以智诗 )，“思芳春兮迢遥，谁与娱兮今朝” ，遥望着未来历史的春天而眼前却感到孤寂。他们的思想火花，没有能形成照亮黑夜的“火流”，而他们散播火种的著作反而成为清王朝禁毁的对象。他们曾想对传统宗教神学和各种“镇压人心”的邪说“伸斧钺于定论” (王夫之语 )，建立起“理性法庭”，但清初建立的文字狱法庭反而对理性和自由实行了严酷的审判。 黄宗羲：山居杂咏。 王夫之：祓禊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