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型记者”：中国语境下的解释性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以《三联生活周刊》的工作理论为例【1】.doc

1、“学者型记者”：中国语境下的解释性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以三联生活周刊的工作理论为例【1】关键词： 学者型记者 解释性报道 新闻专业主义 三联生活周刊摘要：本文通过对知名新闻杂志三联生活周刊的个案研究，考察了中国语境下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实践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并尝试用“学者型记者”的概念进行概括： 一方面，它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共性，例如自主意识、服务公众、注重事实等；同时又体现着新闻专业主义某些经常被研究者忽视的特定面向，诸如在媒体功能 上强调以“理解”推进对复杂中国社会的认知来“服务公众”的基本内涵；在角色认同上，与一般的客观报道以及强调记者介入的调查性报道保持疏离，也不认同于 以“舆论监督

2、”名义出现的“批评报道” ；在常规行为准则上，强调以特定社会科学知识构成的分析框架，注重对社会结构变动的理解，从而与关注事件、人物、行 动为中心的一般新闻报道理念形成区分。本文认为， “学者型记者”代表着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的一种重要类型，其出现是从业者职业独立意识的体现， 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在新时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一、关注“被扭曲或忽略”的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已经构成了近年中国新闻改革研 究的关键议题之一。在一项题为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献中，学者陆晔和潘忠党（2002）指 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在当今中国新闻改

3、革中是以“碎片”和“局域”的方式呈现（in a fragmented and localized form）的。具体包括如下特征：其一，就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而言，话语建构被限定在新闻业务领域，且在不同语境中共同被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 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与之相对，专业主义的其他内涵，尤其是涉及到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角色、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的成 分，在建构过程中或被扭曲或被忽略，且专业主义话语也不被允许用来整合专业社区、确立独立专业人格。其二，专业主义的“普适性”被赋予了“中国特色” ，因 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

4、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这一研究结论能够帮助我们总体把握、理解中国大陆新 闻业专业主义建构的特征，但如果深入到新闻改革的局部、特定的媒介组织进行观察，会发现：那“被扭曲或者忽略”的专业主义成分恰恰可能构成了从业者话语实 践中最为着力的部分。以本研究关注的三联生活周刊（以下简称“三联” ）的工作理论为例，恰是着眼于对媒体功能、记者角色以及职业认同，来表述或规范新 的操作技能或专业手段。就专业主义建构的“中国特色”而言，不少论者大多都承认中国知识分子重视思想文化启蒙的传统是当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重要 底色（陆晔、潘忠党，2002；李金铨，2010；童静荣，2006 等） ，并且将这种传统在新闻业

5、的体现回溯到近代政治报刊的出现，尤其是张季鸾时代的 大公报 。芮必峰（2010）甚至认为，历史产生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新闻从业者既不构成“描述”也不构成“规范” ，毋宁说一种带有“英雄情结”的 “参与”精神构成了从业者职业理念的主旋律，并将之解释为文化传统中与“士文化”密切相连的“侠文化” ，断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 期里还是” 。确切与否暂不置论，可争辩的是，这一思维路径与它批评的对象一样，也是总体层面的判断；而就具体实践也可以观察到，至少在新闻改革的某些地 带，新闻从业者已经有意识地在反思所谓的“中国特色” ，无论在理念还是操作层面，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启蒙传

6、统（或者说“侠文化”精神）表现出了一定 的疏离感。有从业者就明确指出，记者不是“独行侠” （张志安，2007:286-299） 。我们选择“三联”这份在中国新闻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新闻周刊作为观察对象，主要试图探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如果说某些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曾经较为系统、清晰、明确地表达过“新闻专业主义” ，那么，它的内涵 是什么？它就是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吗？其二，这一话语实践中有所谓的“中国特色”吗？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那种入世和思想文化启蒙的传统，如何与特定的 新闻实践相融合？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研究是上述研究的延续和对话，因而我们也尝试评估这一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经验分析的基础

7、上，我们试图 用“学者型记者”来概括以“三联”为代表的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 “学者型记者”不是什么新鲜概念，在中国新闻教科书以及某些记者指南手册之类的 语境中，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类似的“专家型学者” ）经常被作为一种对记者类型的划分和职业发展的规划，指记者基于长期对某个行业或领域的报道经验而积累下 丰富的识见，从而超越了一般从业者。与这种使用不同， “学者型记者”在本文中是中国语境下一种新闻专业主义职业认同的特定类型，涉及三个方面的表述：即新 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陆晔、潘忠党，2002：20） 。换言之，借助这个构词法上的偏正组合，

8、我们 想用它来考察描述：以解释性报道为主要实践模式的“学者型记者” ，表达了怎样的一种角色意识和职业认同？与以客观报道、调查性报道等其他实践方式下的新闻 专业主义理念存在何种共同和差异之处？我们还将探究这一话语在中国新闻改革中的特定内涵及生成语境，并对其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做初步解读。二、 “学者型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内涵我们用“学者型记者”这一概念来概括“三联”的新闻理念和 职业认同，并非空穴来风。有人曾形容其编辑部中有一种“社会学的野心” ，而“三联”新闻理念的主要阐释者李鸿谷如此回应：“如果把一个社会学者变成一个有 好奇心的研究者，那么着更符合我对记者的期待” ， “如果你做记者这行的话

9、，社会学可能是你用过的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张志安，2007：256） ， “历史学者总结历史研究如果要有突破，一般会在两个方面有所进展才能有突破的机会，其一是新材料；其二是新方法。这一理论也非常适合于新闻。 ”（邓科主 编，2008：204）如果对比塔奇曼的研究（2008：65） ，媒体从业者往往没有什么明确的“理论” ，日常的实践是在某种编辑部共识下进行协商的结 果，那么“三联”的上述表述显然与一般的新闻从业者有着明显的差异，甚至其论及新闻采集也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就微观实践层面，这种差异最明 显的体现，是“三联”以解释性报道作为主要的报道策略和模式。一般而言，客观性往往被作为新闻专

10、业主义的标志（舒德森，2010b：55；黄 旦，2005:68） ，但若从新闻报道实践着眼，与新闻客观性相关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也呈现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思考中，例如，解释性报道作为一种特定而 重要的新闻实践类型，它与客观报道之间的矛盾，是否也体现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和认同中？丹尼尔C哈林（2006：209）将这个问题视为新闻实践 中的根本性冲突，如何取得一致“一直是含糊的” ，而且依赖新闻专业化也“永远无法消除” 。舒德森将“解释性报道”与“告知公众” 、 “调查性报道” 一起列为新闻民主功能的三个首要方面（2010：23） ，认为三者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区分。学者大多承认在调查性报道和客观报

11、道之间存在着上述记者角色上 的张力（舒德森，2010b:106-7；凯瑞 2009:54） ，但对解释性报道在新闻专业主义中扮演的角色着墨不多。塔奇曼（2008:106）在研究 中亦发现，对记者而言， “客观报道与新闻分析有何不同” ，是“公认的最难回答的问题” 。就记者的角色而言，相关文献多采取记者角色的中立者和参与者“两分 法” ，或资讯提供、调查与解释、对立等“三分法”（罗文辉、陈韬文，2004） 。有研究发现，中国的深度报道从业者对应该扮演“记录者”还是“影响者”的 问题并无一致看法， “如果从专业或理想的角度，他们更强调记录 ，而从现实的语境出发则同样强调新闻推动社会进步的影响 （张

12、志 安，2008：51） 。“学者型记者”的核心定位是“记者”而非“学者” ，这体现着“三联”最为基本的职业认同。 “三联”传播自己理念的广告语是“记录社会进程中重大的事件” ， “记录”的表述显示出“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对自 身角色的基本定位：新闻从业者是中立的观察者，而非参与的倡导者或鼓吹者【2】 ，其从业者对此有清晰的表述：“记者就是一个观察者，一个旁观者” ， “一个中立者” ， “记者不是新闻中人与事的直接利益方，他是一个闯入者” ， “是非曲 直，并不要求你想法官一样裁决，而只需要观察。 ”（张志安，2007：251；李鸿谷，2010）与之紧密相关的新闻专业主义另一内涵，即服从于事

13、实这一 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一个有着基本常识的记者，即使他没有足够的方法论准备，只要他有足够的努力，找到别人没有找到过的材 料，相信那些未曾披露的材料本身已经构成了自身的逻辑与结论。 ”（邓科主编，2008:204；李鸿谷，2010） 。在此基础上， “学者型记者” 的理论意义，恰在于为我们的理解解释性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样本，在媒体功能上它强调以“阐释性理解”推进对复杂社会的认知为“服 务公众”的基本内涵；在角色认同上与一般的客观报道及强调记者介入的调查性报道保持疏离；在常规行为准则上强调以特定社会科学知识构成的分析框架，体现在 选题、采写、

14、编辑等方面注重对社会结构变动的理解。“三联”在对“阐释性理解”的强调中表达出特定的对“中立者”和“记录者”的定位， “一个媒体 还是应该对历史或现实有相对纵深的观察、领悟、叙述和方法。这可能是操作者本人或团体所拥有的一种自我使命感。 ”（张志安，2007:254）这种“自我 使命感”固然基于新闻周刊的特定操作规律，但更重要的是着眼于 30 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变，“中国对我们才是最陌生的” ，因而，如何通过记者的记录、发现 和阐释去推动对“陌生中国”的理解，就成为媒体“服务公众”社会责任的选项之一，而且这种推动背后亦隐含着一种行动：“在这样一个大规模变化的时代” ， “媒体真正的责任是去观察这

15、种变化，成为规则重建的一部分力量的来源。 ”（同上，p.253）在此前提下，如何观察、记录并呈现这种“阐释性理 解” ，就成为勾连媒体使命与日常操作规范之间的关键。对“三联” “相对纵深的观察”而言，重要的是找到解释或分析的框架。这里的“解释框架”并非新闻社会 学研究中所谓“frame” ，即“一些心照不宣的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存在，发生了什么，什么重要，以此形成我们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 （舒德 森，2010a：43-4） ，它不是一个新闻从业者隐含着“集体无意识” ，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寻找和建立过程，甚至被上升到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新闻方法 论的层面；就操作而言，特别是最为典型的封面报道，

16、 “解释性框架”实质上是一种利用社会科学的知识工具或某种具有理论色彩的概念，形成对中国社会结构性变 动的把握。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展开的新闻实践，与一般对“新闻”的理解存在着甚至是颠覆性的差异。在李鸿谷看来， “新闻一般定义是对变动的事实的报 道” ， “变动的事实”往往依托“恒定的结构”而成新闻，但对目前剧变的中国社会而言， “变动的事实”背后的某些结构性因素如行业，也是变动的， “而且比变 动的事实更厉害” （李鸿谷，2009c） 。 “学者型记者”的日常解释性报道实践，就在为公众理解这种结构性变动提供阐释性理解。于是， “按此逻辑，那些事 件本身的重要性应当让位于它的背景” ，事件背后的制度

17、、环境以及人物， “相对于那些事件与冲突，其实是更大的变量” 【3】 （李鸿谷，2009b） 。这 种新闻价值标准判定上的变化，渗透在“三联”编辑部对封面报道重大题材的选择中，也体现于记者、编辑在新闻采访写作处理材料的筛选、排除、强调、叙事的各 个环节中。被作为“三联”封面报道“样本”的一些操作范例，在不断反复的重述中也多是立足于各个具体特定的“解释性框架”如何寻至的过程。仅举一例，在 2008 年有关“猪肉涨价”的封面报道中，这则在客观报道常规中的硬新闻，被视为“中国社会一起结构性变化的前兆” ，报道从事件进入到背后的供需关系，再 进入到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变化，再落实在农村政策的变化的政治分析

18、层面。这显然就与将社会新闻作为简单的告知或调查真相就有所不同，由此诸如灾害、事故、群 体事件等种种“经典的社会性新闻” ， “其实都是我们认识中国巨变的机会” （李鸿谷，2009b） 。 “三联”还以结构的视角重新理解新闻报道的“现场” ，提 出了“事件现场” 、 “行业现场”和“人际网络”的“三重现场”的概念（李鸿谷，2009c） 。严格意义上，“三联”所阐述的“现场”是从业者对新闻事件的 空间建构，类似于布迪厄（2004：178）所讲的交织着各种社会力量冲突、控制与合作，具有一定历史结构和实践自主性的“场域” （field）概念， 用李鸿谷的话来说， “现场由一系列关系结构构成。这些关系结

19、构，如果失去认识，你并不能真正复原现场，也很难说你建立了真正的现场感。 ”由此可 见， “三联”对“阐释性理解”的强调与“告知” （客观报道） 、 “揭丑” （调查性报道）有着微妙的交叠，但亦有重要不同。它与“揭丑”一样，注重对事实的深 度发掘，而不似“告知”那般对信息源（特别是官方信源）采取“径直” （straight）报道的态度（哈林，2006） ；它与“告知”相似，对报道对象采 取一种疏离和中立的观察态度，不像“调查性报道”那般咄咄逼人的介入，它比客观报道更为深入，又比多是围绕“事件”展开的调查性报道更注重“结构” 。西 方新闻专业主义时常为研究者所诟病的是，它在组织常规的约束和压力下形

20、成的新闻偏向，即以事件、行动和人物为中心，负面的；超然的；技术的和官方色彩（舒 德森，2010a:59-69） ，一些持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学者，也由此分析新闻媒介作为社会主控意义的再生产机制，恰是通过“关注事态的直接形态而 非其结构性不平等的潜在原因，并强调现有的新闻表述渠道调解冲突的能力”而实现（格雷汉姆默多克，2006:224） 。由此对照， “学者型记 者”的意义或在于，它从一个特定面向推进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例如它更强调对“事实的结构性变动”的关注，通过阐释性报道推进人们对自身社会生 活的深层理解，“观察有别于你生活的东西，对有别于你的生活的那些人和事提供一个解读和方法。

21、 ”（张志安，2007：255） 。某种意义上，这种“阐释性 理解”类似于吉登斯（2003：277-80）所讲的“双重阐释” ，首先通过对事实的搜集采访解释日常生活的理解和建构，然后再将之置于社会科学专业性理 论概念的意义框架下进行再解释。或源于此， “三联”敢于声称自己进行的，是一种“知识生产” 【4】 。三、 “学者型记者”的中国生成语境“学者型记者”的定位还需要更深入的解读。首先，作为一种新闻专 业主义的特定话语实践，它是某种“中国特色”的东西吗？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而言，不是。置于世界新闻业的横向坐标下观照， “三联”的“学者型记者”的定位， 一定意义上与美国大西洋月刊 、 哈泼斯和纽约时

22、报杂志等“综合人文杂志”的理念具有共通之处【5】 ，例如纽约时报杂志声称“我们的使命就是 通过新闻深化读者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坚持“用社会学视角观察一切” ；大西洋月刊也宣称其“使命”或“传统”在于“确保人们能够理解世界，理解美国” （王栋，2008:86, 109-111） 。甚至，某些操作手法也有类似之处：例如， 大西洋月刊 “每个月都会聚焦于一个高度概念化的，非常容易辨识的封面报道” （同 上，p.87） ， “三联”也喜欢“造词运动” ，喜欢“制造语词、制造话语” ，典型如用“三重世界”提炼对马加爵的报道、用“阶级斗争”分析赵忠祥、饶颖事 件【6】 （张志安，2007:257；邓科主编，2008:201-3） 。但是，社会情境的不同使得表面相似的理念蕴含着重要差异。美国综合人文 杂志可能更注重故事性、人文性和趣味性，再有就如大西洋月刊所说的通过“教育公众”提升社会整体的人文素养，但身处中国改革的特定社会情境下， “三 联” “学者型记者”定位，远非如此“优雅” ，它首先实践在“三联”从人文色彩浓郁的杂志向新闻杂志的转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