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独立电影制映之殇【】二十多年来，独立电影的发展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在夹缝中生存”：没有拍摄许可、流通渠道有限、文艺性题材过于生僻等等原因，让独立电影长时间被隔绝于多数受众之外 去年 10 月，一部涉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留守儿童、春运大潮等社会经济转型问题的纪录片归途列车 ，让来自武汉的青年导演范立欣获得了第 33 届新闻及纪录片艾美奖的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 从电影界新人到凭借纪录片崭露头角，一路走来，这个过程于范立欣而言其实异常艰辛。从选题上就可看出，范立欣的这部作品不能归类于当下国内主流纪录片的行列，没有海报和广告，没有导演见面会或新闻发布会，更不依赖于政府机构或者电影工作体
2、制，而完全由个人出资，由小的文化传媒公司或者个人工作室来进行制片工作。像这样的作品，因其“小家碧玉”的“独立”之态，业内电影人士笼统称之为“独立电影” 。 1990 年，一部叫流浪北京的纪录片让导演吴文光成为“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 ，预示着中国独立电影的正式诞生，算起来今年它刚刚才“22 岁” 。二十多年来，独立电影的发展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在夹缝中生存”：没有拍摄许可、流通渠道有限、文艺性题材过于生僻等等原因，让独立电影长时间被隔绝于多数受众之外，就算有少数的观众能够“闻香而寻” ，亦可能面临找不到放映平台的窘境。 民间放映是主要渠道 与当下绚烂夺目的院线大片、热闹非凡的娱乐节目不同的是，独立
3、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独立” 。所谓“独立” ，就是它不依赖于政府机构或者电影工作体制，而是完全由个人出资，由小的文化传媒公司或者个人工作室来进行制片工作，完成一系列作品。 因此，一直以来独立电影都给人一种“小家碧玉”的感觉， “秀而不媚，清而不寒” 。加上宣传力度不够，流通渠道有限，独立电影便长时间被隔绝于多数受众的视线之外，就算有少数的观众能够“闻香而寻” ，亦可能面临没有放映平台的窘境。 北京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的“文津?清影?放映”播放平台正是应这些少数观众的需求而产生的。清影工作室放映计划的发起人之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拟定清影工作室的工作范畴为“纯粹的纪录片放映” ，也
4、承诺这是一个用于“免费欣赏”的放映计划。所以，从 2009 年春开始，四年来，定时、定点、免费上映独立电影，已经成为清影工作室风雨不改的工作规律。截至目前，已有 200 余部独立电影在清影工作室上映，近百位导演到场交流。 对于独立电影目前在中国的发展现状，雷建军向方圆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因为题材和受众的关系，独立电影的生存难题一直未能解决。 “你刚问我独立纪录电影到底是不是一个产业？就拿今天到场的人数来看，它肯定不能算是一个产业。想让它产业化很困难。举个例子，贾樟柯如果只拍艺术电影，他都是活不了的，更何况这些拍纪录片的导演呢？稍微文艺一点的片子就没有几个人去看。并不是导演们不想做产业
5、化，而是真的没有市场可言。如果有市场的话，资金就会来找你。像舌尖上的中国的导演（陈晓卿） ，接活都已经接到 2015 年以后了。 ” 尴尬的影展们 3 月 2 日，清华大学的寒假结束，清影工作室重回放映的正轨。长期针对海南黎族人进行拍摄创作的上海独立电影导演谢戎带着他的纪录片俄查准时登场。 俄查曾经是海南岛中部的一个黎族古村。之所以选择俄查，谢戎回忆，当他初次接触俄查时，这个村子还保留着最原始的生态，但最终在中国现代化的滚滚车轮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影响下被摧毁殆尽。 谢戎在与观众交流的过程中，也没能说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为何这个曾经怡然自乐的村庄会如此轻易地消失。 “我想去记录它，至少形成了一份
6、资料，它现在确实已经没了，整个海南的黎族村落都没了。 ”谢戎说。谢戎告诉方圆记者，或许最开始的想法只是想记录即将失去的老东西：“我所有纪录片有个共同主体，就是特别舍不得老东西。在上海的时候，我拍了好几年关于拆迁的题材，例如世博会之前大面积拆掉的那些老房子。我自己没办法改变，就拿起机器来拍摄，来记录。 ” 此次来京，除了将自己的片子进行小范围式放映之外，谢戎说，自己的片子已经入围今年北京影像展十佳纪录片，这次来是参加北京独立电影展的，参展信息早已具体到几月几号在哪里开幕了，可是就在前两天，活动被告知推迟或取消。 “不知你有没有关注去年的北京第九届独立电影展？它在北京东郊宋庄原创艺术中心开幕，开幕
7、开了三次，闭幕也闭了三次。第一天开幕的时候，影片放了半个小时左右，就遭遇拉闸停电。后来就转移地方，去了栗宪庭先生家里（栗宪庭电影基金是北京独立电影展的主办方） 。那是个夏天，没有空调，看片的时候每个人都汗流浃背。 ”谢戎无奈地说。 对于那次被微博上的人戏称为“史上最短的影展” ，作为评委之一的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崔卫平记忆更深。 崔卫平在为纽约时报中文网写的闭幕三次的“北京独立电影展” 一文中介绍：“早在春节之后， 有关方面就对今年的影展不断进行问讯和干预。举办方必须不停地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解释。上面的意思很明确，即停办。援引的依据，是 2001 年底出台的电影管理条例 。简单地说，所涉及的
8、条款指向两个方面的限制：第一，影展需要正式报批给国家电影管理部门，获得批准方可举办；第二，用影展统筹张琪小姐的话来说，影片的内容涉及煽动性的及社会阴暗面的问题。 ” 但对于需要报批的要求，崔卫平说：“这个影展是栗宪庭个人工作室的内容，展映的影片属于艺术家的个人创作，它们有着与商业片、娱乐片完全不同的起点。因此，没有必要报批。也没有明文规定说，展示运用 DV 拍成的艺术家的个人创作，一定需要报批。 ” 环球时报记者大卫?弗里森则在别向独立电影“叫停” 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当时的遗憾：“虽然一些电影中的内容会让官方感到紧张 ，但是他们要感谢独立电影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和商业价值。独立电影是一种相对非对抗性
9、方式来吸引社会关注的有效途径北京应该以包容的态度对待独立电影，在这个领域中，中国可以发掘出拥有创新精神的导演、演员、制作人和剧作者，这些人能够把国内电影工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果只依靠少数知名电影制作人来引领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话，从此我们看到的只会是乏味而重复的中国主流电影叙事。 ” 无独有偶，中国新锐电影的另一个平台，南京的“中国独立电影年度展”（CIFF） ，也在去年停止展示了。 “本来应该在去年 11 月办的，但到现在也没有再继续了。 ”当代艺术家、独立策展人、CIFF 中国独立电影年度展艺术总监曹恺向方圆记者表达了遗憾。 既然“阻碍重重” ，那当初为何要办这样一个展？曹恺表示，既有历史
10、潮流的推动，亦是个人机缘的到来。 据曹恺分析，从 1999 年开始的高校扩招趋势，成为了办展的一个重要契机。 “很多艺术类院校，乃至文科大学，甚至一些综合性理工科大学，纷纷开设跟影视相关的课程，影视制作的队伍迅速庞大起来，有很多全新的作品脱颖而出。 ” 除了这个原因，为 CIFF 提供过场地的“晓峰纪录片工作室”负责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晓峰指出，2001 年底的 DV 运动，也起到了推动作用。2001 年 9 月， 南方周末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北京“实践社”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独立映像节” ，第一次将“独立”与“民间”拉进人们的视野中。 “北京民间电影组织实践社成功地举办了首届中
11、国独立映像节 ，随后开始了大串联式的全国范围内的巡回展映，这是中国独立电影第一次大规模地从地下浮出水面。 ” 曹恺在博客中写道。 CIFF 作为一个低调存在的独立电影展映活动，缘起于 2003 年非典前后， “实践社”前首脑之一的张亚璇陪同贾樟柯在南京与曹恺等人会晤，而南京在当时具备这样一个放映环境，亦有场地愿意做这样的放映，更有一些机构愿意出资扶持，所有因素归拢到了一起，办展便水到渠成。 于是， “第一届中国独立电影年度展” （CIFF）2003 年在南京仓促举行。从筹办到最后完成，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因为是草创时期，获得影片的渠道未打开，所以，南京这边主要是通过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
12、等人的关系获得独立电影资源，最后收集了大概 20 多部的影片用来放映交流。 据曹恺回忆，第一届设有两个放映场地，一个学校报告厅、一个民间私营艺术空间。很简单，桌子、椅子、屏幕，就这些东西。 “第一届导演来的很少，只来了几个吧。可能是比较仓促，很多人来不了，还有一些人不知道南京到底是什么情况，所以不愿意过来。但我记得，王全安带着他的独立故事片来了，还有广州的周浩。宁浩的处女作叫香火 ，也参加了我们第一届独立影展。 ” 那时候的王全安， 图雅的婚事还没有拍。而又有谁会知道，没过几年，宁浩就拍了疯狂的石头 ，一下子变成亿元俱乐部的导演呢？“很多事情都在不可预料之中。 ”曹恺对方圆记者感叹道。 后来，
13、国内的独立电影展随着从事独立电影制作的人越来越多，规模也逐年有所扩大。但曹恺表示，每一年仅仅是一小点的进步，这样的影展从来也没有真正做到比较理想的一个程度。 独立电影仍缺乏合法身份 曹恺把自己操办的独立电影展形容为“半地下的工作”：“为什么说是半地下 ，是因为我们所有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包括排片表、日程、流程等各个环节。它只是没有大张旗鼓做广告宣传，没有真的在影院放映而已。 ” 曹恺认为，中国独立电影的发生和发展，已经是一个无法忽略、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是一个具体存在的现实。随着来自民间的创作数量增加，质量水涨船高，在信息交流渠道上，中国独立电影已经可以直接和国际一线电影节接轨。同时，通过国际
14、互联网络和自制 DVD 的传播，独立电影亦找到了在商业院线和官方频道之外的第三种影像生存方式。 现状既然是如此，在曹恺看来，迄今为止最大的问题，不是资金、渠道、市场产业化，而是独立电影在中国合法性的问题。 日前，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实行电视纪录片题材公告制度的通知 ，通知对象包括广播影视局、电视台、电视制作公司，这就意味着电视纪录片将要像电视剧拍摄需备案公示一样，需先通过广电总局报送公告程序才可拍摄，并在电视上播出。 雷建军认为， 通知显然针对的只是电视纪录片，目的则是将电视台之间的题材进行题目汇总，以避免不必要的“撞车” 。若将通告范围延伸到独立电影里的独立纪录片领域上，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15、。 “从这也可以看出，独立电影实际上仍然处于管理真空区。 ”雷建军告诉方圆记者。 曹恺也认为，这些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独立电影的问题。中国的电影审查条例只是一个行政条例， “它只是个行政命令，没有法律支撑” 。没有法律正常的保护，很多独立电影出来后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因为“只要是没拿到电影放映许可证的东西就是非法的” 。 曹恺表示：“一方面，来自民间的独立电影信息在官方和半官方的公众媒体上可以被广泛报道和传播，另一方面，独立电影本身因为缺乏合法身份（合法拍摄的身份和合法放映的身份） ，而无法取得面对公众公开放映的资格。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合法存在的悖论和依法限制的悖论。 ” “墙外
16、”的风景 中国很多优秀的独立电影都有一个共性墙内栽花墙外香。 “你拿了几个奖了？”这句话成了独立电影酒会上大家经常提起的问题。将自己作品拿到国际电影节中参展、获奖，已经成为国内独立电影制作者推广自己作品的重要渠道。这就造成了很多优秀的独立电影，国外声誉颇高，国内观众知道的却寥寥无几的现状。 其实独立电影导演去国外参展获奖这个现象，并不是因为“墙外的风景”更好。曹恺认为，独立电影的窘境，全球都如此，只是国内是“重灾区”罢了。在国外，独立电影也无法进入商业电影发行的渠道，但与国内不同的是，国外有专门的独立电影发行商。这条路在中国还尚未开通。 从大环境来看，西方国家的独立制作产业、市场和政策上都有较
17、多优势。曹恺告诉方圆记者：“国外的环境跟国内的不一样。国外的独立电影导演更多考虑电影本身的东西，比如有好的电影题材、制作能力，就能更自由地参加各种电影节，可以争取各种国家的、政府的、私人的电影资金支持来进行创作，也可以跟独立电影的公司进行合作，自由度比较大。 ”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独立电影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反映着一个国家影像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与宽容度。对待这份愿景，贾樟柯“御用主演”王宏伟作为独立电影的一员就曾站在自己的视角上表达过一份宽容： “水至清则无鱼，至浊则易朽臭。至清至浊都称不上是正常的水。良性的循环可以让水系焕发出多重的效应，独立影展如一小沟水，这沟水淌到了今天，夹杂着四季的雨雪冰霜、两岸的冷暖炎凉。只要一直流淌着便是好水，便是沧浪之水，这沟水里有草、有鱼，好像还有蝌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