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精神超越” 、 “实践批判”与“话语沟通”哲学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自我理解与批判。哲学范式则以思想坐标的形式集中表达并反思着人的特定的存在方式。随着人的具体的生存方式的改变，哲学范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但哲学范式也能产生于人们特定生活实践的前面并给予引导，因为它把握的是人的生活实践的矛盾运动及其内在逻辑。着眼于现代哲学的转向和发展，不难发现，从精神的超越，到实践的批判，再到交往话语的沟通，哲学范式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但就中国现当代哲学而言，笔者认为，这三种范式固然在主导地位上呈现出替代性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一种范式可以完全排斥另一种范式，从学理上说，只有这三种范式相互依存、彼此渗透而又经历内在的转
2、换，才能从最高的哲学思想层面体现并把握住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事情本身” ；而在笔者看来，这三种哲学范式的沟通与转换，将突显出“生命文化”范式的重要意义。一哲学的精神超越、实践批判与话语沟通这三大范式，分别维系于人的生命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或方面“意识” 、 “语言” 、 “实践” 。意识、语言与实践既相互区分又互为中介。如果外在地直观地看，人在形体上与动物并无根本的差异，其明显区别在于活动方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制造并使用工具的活动，由此人在“衣食住行”生活各方面都有了自己“生产”出的文化形式。然而，许多动物都能利用自然物以求生，有些还能将自然物稍事加工，使之成为简单的工具。这样，把制造和使用工具
3、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就有了问题。更为重要的，如果人之所以为人只是在于他能够利用自然条件改造自然，那么，人不过是一种超级动物，其生活方式也就无以表明其区别乃至超越自在自然的人文价值属性和向度，因而也无以表明人类内部的情感和伦理关系。事实上，即使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也不仅仅关乎人的“智商” ，还关乎人的“情商” ，因为这是一种群体性的并为了群体的行为，这种行为让他们意识到工具可以利人也可以伤人甚至害人，因而至少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工具和使用工具的行为都得到了某种“应然”的规定，这本身就意味着人类从自然状态向社会文化状态的过渡，这里不仅涉及人对外部自然的认知和利用，还有一个人对他们自身的行
4、为和内部关系的“理解”和“范导” ；这当然也要借助认知，如认识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自己的能力，认识他们自己活动的各种可能的后果。但一种更为根本的认识是人的“自我认识” ，而这是不同于人的对象性认识的，因为自我认识不仅使人进入自我呈现和作用的状态，还意味着人的自成目的和自觉自由，这样，人才有了超越本能的应然的生活，有了可以无限扩展的心理和精神世界。而人无论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还是他们内部的关系，都必须通过这个内在的世界才能建立起来，并因而具有“属人”的方向性。因此，如果内在地看，即人就自己的生命感受和自觉性而言，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其实是人的“意识”尤其是“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人与一切非
5、人的内在区别。事实上， “人”本身就意味着“人”的自我意识，因为这是人的自我命名或自我称谓。换言之，具有自我意识、能够自我命名的存在物就是人。所以，人之所以为人其实不在于其形体，而在于他是否有关于自己的意识。打个比方，倘若一条狗开口说话，说“我是一条狗” ，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一个人了。就像童话中所描述的那些和我们一样有意识、语言、情感和意志的动物，都是人的“另类”一样。于是，便有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然而，事实上，童话毕竟是童话，在地球上只有一个物种即类人猿后来发展成为人；至于外星球的智慧生命也还是猜测。这样，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自我意识”看作天赋观念，仿佛人从来就有一个现成的自我意识，
6、有一个自觉的目的性一样，而必须考虑人的诞生或生成的过程，即那些使人成为人的具体条件与原因了。虽然这些条件与原因数不胜数，但我们今天至少知道，类人猿的相当发达的大脑、高度的灵活性、合群性，以及在特定自然环境压力下从树上下到地面，逐渐有了前后肢分工和使用天然工具的原始劳动，并且在有血亲关系的异性之间逐渐有了乱伦禁忌等，是从猿到人转变、因而也是特定的自然存在向文化存在过渡的关键环节。工具的制造也好，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出现也好，都既是这一转变过程的产物，而又反转来成为加入并促进这一过程的条件。如果说“劳动工具”主要体现了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的话，那么，人的“自我意识”则必须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即交往中产生，因
7、为“自我”总是相对于“你” （你们）或“他” （他们）而言的，这里必须有“我” （我们）与“你” （你们）或“他” （他们）的关联与区分；并且，它还要借助于名词和概念即语言符号的产生。语言符号之不同于动物那里也有的记号，在于它作为人们既具个体性又具社会性的活动的产物，是他们生活的对象、规则与意义的表征和阐释方式，兼有形象与抽象、特殊与普遍两方面特性，不仅联系着人的内在意识与感性的身体活动，还像货币一样在人们的个体生命经验与群体公共生活之间进行着流通和置换，直接作用并影响着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发挥着以言行事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8、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像、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这样，当我们从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生存的异质性上发现人有“意识” 、 “语言”并探讨它们的形成时，我们就不能不从人的整个生命活动中特别注意到“生产”与“交往”这两大形式。马克思将这两大形式概括在“实践”之中。在与思想理论相对的意义上，实践指的是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性行动，但将其理解为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或活动方式，实践就内在地包含了意识与语言，并自成目的。
9、这一本质上属于现代的认识，突破了西方思想史上主要从道德与政治活动方面理解实践的局限，不仅拓宽了而且深化了实践的含义。而哲学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自我反思和理解活动，正是以思想意识为内容、以语言符号为形式，并具有一定的实践效能的。由于意识、语言和实践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于是哲学便有了直接生成于人的自我意识活动的“精神超越” 、以实践活动为出发点的“实践批判” 、基于语言交往的“话语沟通”这三种哲学范式或形态。在中国学术界，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作用与需要，这三种哲学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它们之间既有一种历史性的发生和替代关系，又共时地存在着，值得我们给予深入的思考和解析。通过这种思考和解析，我们也
10、许能够对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及其命运做出更为深入和准确的理解，在哲学上做出更具涵盖性和解释力的范式建构。二我们先来看直接生成于人的自我意识活动的“精神超越” 。纵观中国古代和西方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我们很容易发现，古代哲学虽然萌生于人们对于万物本原的探究，但进入到雅斯贝斯所说的标志着人类精神突破的“轴心时代”时， “精神超越”几乎成为东西方共同的思想追求与主题。如所周知，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直到黑格尔的哲学主流，其特点即在于对观念、精神的推崇，而其目的则在于通过意识和精神的超越取向，促使人们摆脱肉体的限制并走出人们直接感觉着的自然现象世界。笔者将这种哲学名之为“精神超越”的哲学范式。这种哲学的出现
11、首先意味着人类重大的历史性觉悟，即人们意识到要把自己从自然万物中分离出来，为自己的行为立法，从而过一种自为的社会文化生活，就要区分出并超越人自身及其感性世界的暂时性、偶然性和特殊性，发展自己的自我意识并借以强化、提高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使人获得自我认同并实现自我决定。而人的生物性肉体直接属于自然万物，其感觉具有明显的相对性和流变性，肉体欲望则天然具有自利性和排他性，人的物质生产劳动也是“由必须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所以，西方许多思想家都把自我意识或精神确定为人的本质，重视直接维系于人的价值意识和生活信念、张扬真善美圣而贬斥假恶丑俗的道德、宗教和政治活动。在他们看来，只有这种活动才体现着人的高贵
12、优越，才能提升人的道德和精神境界，并建立起“天经地义”的社会价值秩序。因而，他们在思想理论上所做的工作就是力求让精神摆脱肉身的局限乃至反转来支配肉身，从而达到最高的超越性和最大的普遍性。在西方传统的哲学形而上学和宗教神学那里，这种逻辑上在先和价值上优越的“精神”更是把自己确立为超验之域的绝对实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精神超越的哲学，在历史上不仅与人们的文化价值观直接联系，也往往通向其社会政治观。例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就同时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柏拉图的理念论首先设定灵与肉、理念与现象的二元对立和灵对肉、理念对现象的绝对的一元主宰，随之他就以人的理性、情感与欲望三者自上而下的主导关系，得出国王、武士和工
13、匠农夫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天然联系”。文德尔班认为，在柏拉图的理念的王国中，其他理念从属于善的最高理念不是在逻辑上特殊从属于一般，而是在目的论上手段从属于目的。 这正是柏拉图关于社会政治秩序合理性的价值依据。可以说，柏拉图理念论一类关于精神超越的哲学，并非要所有的人都从肉体欲望中摆脱出来（但劳动者要懂得“节制” ） ，进入到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而是要建立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等级关系。这也许才是“柏拉图主义”在西方经久不衰的最重要原因。中国哲学并不像西方的柏拉图主义那样二元化和极端化。但在先秦儒家和后世的士人们那里，精神的超越不仅同样构成其思想的主流，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地为他们区分上下尊卑的社会等级
14、关系辩护。儒家固然看重人的整个生命，主张积极入世，但人的生命整体的价值完全在于它异于禽兽的“几希”即善端，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孟子） ，因而人们“入世”的前提就在于把自己修养为君子；“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 （孔子） ；做到“内圣”就会自然成为“外王” 。后世的儒家看重的也是人的存心养性即道德意识的确立，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这虽然不是只看重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或内在超越，但这种提升或超越却是人们成就王道事功的根本所在。老子主张道法自然，绝圣弃智，对人的主观意识的努力不以为然，是因为他发现这种努力恰恰服务于人的争权夺利，人越是“有为” ，竞争越激烈
15、，世道越混乱。庄子也主张“心斋” 、 “坐忘” ，同样因为他厌恶人们在社会中一切追名逐利的行为，认为这些行为到头来都只能“伤性殉身” 。他最为欣赏和憧憬的是精神的逍遥与自由，这也是他对“物”的立场的超越和“道”的视域的获得。然而，其一，精神活动毕竟不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一旦与人的感性活动分开，精神的超越就有流于虚妄的可能。而在一些观念主义者那里，这种可能果然成为现实。精神的至上论导致了精神的抽象化。其二，精神的超越固然有益于理想的文化价值秩序的形成，但如果理想的文化价值秩序维护的却是现实的社会等级秩序，那么，精神的超越就势必成为精神贵族轻视劳动者的特权和强化社会支配性关系的条件，这样，人们追
16、求精神超越的旨趣也就完全异化了。这不能不让人们重新思考和看待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和功能，特别是在人们发现彼岸的信仰其实是此岸生活世界的问题的投射之后。于是有了对人的现实实践的新的重视，有了“实践批判” 。我们知道，当西方形而上学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它的极限状态时，它也在孕育着生活实践的取向。意识和理性既受制于而又超越着人的肉身及感性实践，也不能不对人的肉身及感性实践有所眷顾和回归，尤其是在它充分展开自身可能性的情况下。因而黑格尔自己就多次申说“行动和“实践”的重要；费尔巴哈在激烈地批判了黑格尔的“理性” 、“精神”哲学之后，更是提出建立“感性哲学” 、 “实践哲学”这样的新哲学，如他所说“从理
17、想到实在的过渡，只有在实践哲学中才有它的地位” ；说“新哲学” “本质上具有一种实践的倾向” ；而“理论所不能解决的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随着哈贝马斯所说的“实践优位”取代“意识优位” ，原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哲学终于让位于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是现代实践哲学的典范形式，它在终结传统哲学的同时，将理论引向实践的历史的批判，因而笔者将其称之为“实践批判”范式。在对实践的理解上，马克思不仅大大地突破了前人的眼界，并且给予了重构：不是“高明”的道德与政治，也不是“超越”的精神活动，而是“世俗”性的生产劳动才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形式，劳动者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在马克思看来，在创造对象世
18、界的同时确证着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意义上，生产劳动本然地具有自由自觉的性质；只不过人的活动的这种优点，也能够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人的缺点，即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作维持自己生存手段的情况下。这样，马克思从人的物质生产出发，顺理成章地将人的需要的变化、人自身生命和他人生命的生产、生产中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再到一开始就被物质所纠缠着的意识和语言，以及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分化，作为构成人类历史的矛盾运动的基本要素和环节一一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 “实践”作为打开人们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钥匙，绝不是一个单一的同质的光秃秃的概念，不是可以离开自然和社会条件的支持与约束的“纯粹的活动” ，而是对人类实际的、
19、充斥着内在矛盾的生产生活的批判性指认和革命性抉发。哲学上的“实践批判”范式以实践为思想坐标，旨在让人们确立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和态度：不要从观念和书本出发，而要从自己具体的生活实践活动出发去揭示现实世界的矛盾，并根据这个矛盾来推动现存的社会条件和环境的变革。实践批判是以工业生产、市场经济为其主要形式的现代实践的内在性质与功能，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体现，因而既包括否定性、变革性，也包括肯定性和建设性。其“革命”和“批判”首先是广义的而非狭义的“革命” 、“批判”概念后者旨在打倒或推翻反动的、异化的社会制度及其人格代表。但是，在阶级分裂和对抗严重的时期，人们很容易把这两种概念的
20、革命与批判混为一谈，由此也会带来许多问题，如认为“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从而不断激进地实施革命大批判，其实是以革命替代建设；不讲程序的合法性，忽视新的社会秩序的建构；并且，由于对革命所做的主观片面的理解，导致一些“革命者”一味地单向度地反对、征服外部世界，而完全无视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自我改造的必要性，由此导致这些“革命者”内心世界的贫乏和虚妄，使得“革命”陷入盲目性并具有破坏性。在我们国内，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这种情况以及对马克思实践观点和“实践批判”的狭隘的功利性的解读，成为一个长期存在、至今也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而这是与现代文明的要求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很不合拍的。因而，将前述“精神超
21、越”扬弃于“实践批判”的范式之内，并将形式的程序的公正作为现代文明的成果给予接受，通过交往伦理即符合一定规范的话语沟通，为解决人类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对立提供可行的思路与途径，就成为十分必要甚至极其重要的哲学思维形式。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实践批判”固然强调的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暴力革命” ，但这是有条件的；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后来都提出了资本主义“和平”地转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且，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中本来就包含着“自由的精神生产”和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进行话语论辩的思想。在今天我们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现代文明秩序的合理性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当重视“话语沟通”的民主协商功能，而不是以天生的革命派自居，动辄就“推翻” “打倒” 。话语沟通旨在发现、揭示并敞开现代人的生活的道理与秩序。传统哲学的语言是由高度抽象的概念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构成的，哲学本体论的语言更是自我指涉的。因而，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所讲的道理和所开显的秩序，其实是一个超时空超历史的“自我”或“绝对观念”在自身范围内的游戏，这里贯彻的无非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机制。而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突出的是语言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用法，即现代话语理论所说的话语。话语（discourse）也译为言谈、交谈、陈述；对话、讲述和论证也都被视为话语的形式。话语涉及交谈或对话的双方和话语发生的时空条件。在当代欧陆哲学中，话语被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