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府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提要：通过对苏南和温州乡镇企业不同的改制方式的比较，本文分析了改制背后的政治因素。虽然财政约束、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可以部分地解释两地改制方式的差异，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地权力关系的不同，即政治约束。本文指出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解释了谁可以参与、谁被排除在外，谁的利益得到考虑、谁的利益可以牺牲。乡镇企业改制所揭示的问题对当下国有企业的改革有着借鉴意义。关键词：政府权力；精英关系；乡镇企业改制一、引言乡镇企业的改制虽然在几年前已基本落下帷幕，但在其过程中所展示的现象、暴露的问题和改制方式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却仍然值得探讨。尤其是在目前
2、国有企业的改革遭受一些质疑、各界对产权改革莫衷一是的情况下，2004 年 8 月由郎咸平引发的对某些国有（或集体）企业改制的质疑迅速引发各界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热烈讨论，足见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 分析和检讨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现象和问题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苏南和温州两个地区农村集体工业（乡镇企业）改制的不同方式苏南的暗箱操作和不公正的改制与温州相对透明和公正的改制的比较和分析，讨论了不同的约束，尤其是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政治约束）如何决定和影响地方（社区）政府对改制方式的选择。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决定了谁可以参与到改制的过程中来、谁被排除在外，决定了谁是受益者、谁在被牺牲。改制
3、背后涉及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在这里主要指各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不是指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意义上的政治因素） ，改制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过程，改制涉及到生产性资产的再分配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相关群体的利益；各相关群体也会基于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能力，对改制方式和改制过程施加影响。所以，怎么改制、怎么协调照顾各个群体的利益，都将对经济平等和社会分层产生长期的结构性影响。综观近几年国内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中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我们发现，很少有人探讨改制过程和改制方式选择背后的政治因素。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改制的原因（Whiting ，1999；Kung ，1999；Ho e
4、t al .，2000；Li，2003；Park Shen ，2003；冯曲，2000；姜长云，2000；张军、冯曲，2000；支兆华，2001） ，改制方式的描述和各方主体的讨论（如秦晖，1997、1998；邹宜民等，1999；姜长云，2000；范从来等，2001） ；也有关于改制对企业表现（效率）的影响（Li Rozelle，2003；秦晖，1997、1998；张军、冯曲，2000；姜长云，2000；范从来等，2001）和改制的其他后果的讨论（比如，Ho 等人考察了改制对工资结构的影响，见 Ho et al .，2002；黄少安等指出持股差距的扩大带来了经营者固化、分工挤压工资等，见黄少安
5、、魏建，1999） 。一般认为，乡镇企业转制的根本原因是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如市场的逐步完善，竞争的加剧，宏观调控和信贷紧缩等）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调整和再分配的结果，尤其是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之间博弈的结果。现有的解释至少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很少有人讨论企业工人和社区居民在改制中的角色和作用。我同意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是改制中的主导利益群体，他们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制的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工人和社区居民毫无作用。如果他们抵制或挑战改制，那么改制将不能顺利推进（就像国企改制中遇到的问题一样） ；或者如果乡村政府预期到他们会抵制，乡村政府也不会毫无顾忌地按照自己的意愿
6、推行改制。因而，采取什么样的改制方式以及改制能否顺利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工人是否接受（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改制方案和（或）政府对工人和社区居民态度的预期。第二，现存的研究不能回答为什么不同地区（尤其是像苏南和温州）会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第三，现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经济领域，没有从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去分析改制背后的决定因素。以上三个不足背后的共同问题是对当地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关注不足。我的研究尝试弥补此不足，把改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从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寻找原因，以求深刻理解这一现象。正如怀特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力中所提倡的，只有当我们把社会现象置于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交叉
7、点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Mills ，1959） 。本研究运用历史比较法即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两个不同发展模式的社区样本，以求揭示改制背后的政治因素。本研究选定的两个样本是代表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两个非常不同的发展模式的苏南和温州地区。苏南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和典型代表，其地方政府一直在农村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支配或积极作用（Byrd Lin ，1990；Kung，1999；Chen，2000；Whiting ，2001；周海乐、周德欣主编，1996） 。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改制前） ，苏南都曾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镇，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是当地政
8、府追求的目标。相比之下，温州则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民营经济一直是当地发展的动力，而地方政府只是起了一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国内外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有浩繁的文献。主要的英文文献有：Nolan Dong ，1990；Liu，A.，1992；Liu，Y-L.，1992；Parris ，1993；Whiting，2001.主要的中文文献有：袁恩桢编，1987；张仁寿、李红，1990；史晋川等编，2002.但乡镇集体企业在温州也是存在的，虽然远不如在苏南那么重要。与苏南相比，温州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改革以后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和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自发进程，政府基本无力调整收入分配。两个地方的
9、乡镇企业都在 20 世纪 90年代末期进行了改制，但采取的方式及结果非常不同。为什么苏南出现了不透明和不公正的改制，从而迅速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而温州则出现了相对透明和公正的改制，从而基本照顾和保证了各相关群体的利益？本文将揭示：不同的改制方式正是两个地方过去形成的权力关系的产物。具体地讲，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在改革以后得到加强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不同的权力关系、以及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决定了两个地方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并均能成功地实施。文中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在 2001 和 2002 年在上述两个地方进行的田野调查。笔者在了解面上情况的同时，还细致地了解了两地一些乡（镇）
10、和村的改制情况，尤其是苏南的改制。深入访谈了大约 200 个人，其中有政府官员、原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和改制后的新所有者、工人、社区居民、银行官员等等，他们或者是当时改制的直接参与者，或者是利益相关人，因而都熟悉当时的情况。本文拟从描述两个地方不同的改制方式过程入手，讨论当地官员对他们所采取的改制方式的解释，以及这些解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出笔者的解释：即地方权力关系是决定两地采取不同改制方式的根本原因；并探讨改制对两地财富分配（阶级结构）和政治前景的可能影响。二、暗箱操与相对透明的改制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尤其是 1997 年以后，苏南的地方（或社区）政府对他们所有和管辖下的集体所有
11、企业进行了改制。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经历了两轮。第一轮把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合作制一种基本相似于管理层和工人持股的改制。在这种安排下，管理人员和工人根据他们在企业里的位阶、工作年限等指标购买本企业的股份，同时政府也保持一定比例的股份。但股份合作制只是暂时的安排。改制很快进入了第二轮，即彻底的产权转移。这主要是通过政府退出其拥有的股份和工人股份向管理层集中实现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进行了两轮改制。股份合作制只进行了试点，在部分企业里推行。本研究主要讨论最后的改制。 他们首先转掉了小企业，然后决定迅速转掉所有的企业。很多地方甚至制订了一个时间表，把企业改制变成了一项政治任务，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
12、蔡永顺也提到了这种运动式的改制（Cai ，2002） 。秦晖（1997） 、张军等（2000）对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也发现，在苏南一些地方，上级制定了时间表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改制。 例如，我所调查的一个镇要求在 1997 年完成乡镇企业改制80%，1998 年完成 90%，等等（访谈对象 57访谈对象的编号沿袭了我在论文中的编号。 ，镇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易手。到 2000 年底，除了少数“大而赢“和“大而亏“的企业外，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完成了改制（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 。余下的少数企业也在随后的几年里被陆续处理。从规模和速度上来说，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相
13、当于前苏联和东欧的大规模私有化，即所谓的“休克疗法“.苏南改制的基本特点是它的不透明性，可谓暗箱操作，即地方（或社区）本文所说地方（社区）政府主要指乡（镇）和村级政府。 政府快速处理了其辖下的企业。从理论上来说，当一个企业改制时，应该有五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出席：一是事实上的所有者地方政府；二是企业经营者；三是工人；四是名义上的所有者社区居民；尽管社区居民对乡镇企业并不享受任何所有者应该享受的权利，也不行使任何形式的实际控制，但还是有合法的理由来宣称他们的所有权资格。这是因为乡镇企业最初来源于集体积累，并且在成长过程中得益于工人（大部分为社区居民）的低工资。 五是债权人即银行（如果企业有贷款的话
14、） 。但在改制过程中，改制变成了两方的游戏，即政府领导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游戏（邹宜民等，1999） ，其他几方利益相关者工人、社区居民和银行都被关在了门外。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内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只限于几个人，尤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以无锡的五陶镇作者对苏南的地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为例，据该镇一干部讲，他们镇转制时主要是“党委书记说了算，别人根本没有份儿，识相的镇长和副职们也都有意识地让书记决定“（访谈对象 57，镇干部） 。不透明的改制带来了背后的操控和讨价还价，结果极大地便利了当时在任的经营者，同时也可能为参与决策的官员带来利益。我在苏南做调查时，社会上流行着一些传言，说是一些政府官员尤
15、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从改制中谋取了不少好处。企业经营者通过向他们的政府主管行贿以求得到有利于他们的改制结果。无锡市检察院公布的信息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传言。信息显示，从 1997 年到 2000 年，检察院收到的关于经济犯罪的公民举报线索中，公有企业的改制和破产占了最大的比重。 表1、2、3 列出了该地改制的主要信息。从表 1、2、3 中可以看出，在任的厂长（经理）是改制的最大受益者。在五陶镇，除了一个例外，所有的镇办企业都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那力村更是把所有的企业无一例外地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相比之下，苏州的万光镇倒是表现出了一些多样性。23 个镇办企业中，有 4 个处理给了外边的人，其中
16、包括 2 个外省人。尽管如此，现任的经营者仍然是最大的赢家。如果我们加上其他管理人员，80%以上的企业转给了现任的管理人员。换句话说，经营者买断，或者说内部人私有化，是苏南改制的主要方式和结果。这一发现与其他发现是一致的，见秦晖（1997） 、邹宜民等（1999） 、Kung（1999） 、Oi（1999） 、Li Rozelle （2003） 。 工人们成了输家。国有银行也是大输家。新的企业所有者采取各种手法逃废银行债务，因为银行归中央政府。关于改制过程中的逃废银行债务问题，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 。 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人，同时也作为名义上的所有者（因为大多数的工人是当地居民） ，工人
17、们没有被征询意见，更不用说参与改制的过程了。他们的利益无从得到保障，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而且，在改制的过程中，关于补偿的动议根本就没人想到或提出过。当我在访谈中提到有关对工人补偿的问题时，访谈对象们先是惊讶，然后随即摇头：“补偿？没有补偿，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没这个事“（访谈对象 64，镇工业办干部） 。在随后的企业人员调整中，工人中的有些人成了裁员的对象。当然，苏南的地方（社区）政府也在改制前后要求新的企业所有者尽量不要裁减工人，以免引起失业上升和社会不安。不过这种要求并没有强制性。 相比之下，温州乡镇企业改制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方法。温州通过相对透明的方法，一个一个逐步地转掉了他们的集体企业。
18、明显的不同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做出最终决定前，不同的改制方案被提出来在员工（包括经营人员和工人）中讨论，只有在基本形成共识后才会进入下一步；第二，一旦决定拍卖，政府会进行公开竞标，因而存在竞争（尽管局限于企业内部的人） ；最后，根据在工厂中工作的年限，工人们会得到相应的补偿。以温州乐清市虹桥镇的转制过程为例。在 80 年代，当乡镇企业被叫好的时候，虹桥镇曾以其发达的乡镇企业在温州闻名一时（赵顺鹏、朱知喜，2000） 。因此虹桥可以说是温州地域上最接近苏南模式的乡镇。从1993 年开始，虹桥陆续把镇办和村办企业一个一个地改制。除经济原因外，温州的改制主要是政治原因引起的。当外部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
19、渐渐有利于民营企业以后，温州就开始为原来的“红帽子“企业摘帽子，同时改革他们的乡镇集体企业。邓小平 1992 年南方谈话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到 2001 年底，除 2 个以外，虹桥转掉了所有镇办企业。从总体上讲，改制的过程是透明的。在任何一个企业改制之前，镇有关部门都会先征询有关各方的意见，提出各种可能的方案来讨论。例如，2001 年，当镇政府决定为一个镇办企业改制时，他们提出了三种方案：股份合作制；租赁；拍卖。镇企业办召开了几次会议听取职工的意见，还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了解大家的态度，看工人们同意不同意改制、同意以什么方式改制等等（访谈对象 176，镇企业办干部） 。另一个镇办企业的厂长告诉我
20、，他们厂自 1993 年改为股份合作制以来一直惨淡经营，但要改制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根据工会法的规定，要 70%的职工通过才能改制。别说职工了，本厂的支部都通不过。所以也就无法改“（访谈对象174） 。只有在达到基本共识以后，改制才能继续。如果决定了拍卖，那么会在镇政府进行公开的招标。尽管招标不对外公开，但至少为企业内部人员提供了竞争的机会。1994 年当乳制品厂改制时，当时的厂长和两位副厂长参加了竞标。最后，该厂以 4151688.88 元成交，比标底价高出了 100 万元（赵顺鹏、朱知喜，2000：137） 。企业被拍卖后，镇政府从拍卖企业的所得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补偿工人。工人们得到补偿后
21、，原来的劳动合同宣告终止。新的合同可以在新的所有者和工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重新签订。在虹桥改制的文件里，很大部分是关于给工人补偿的文字，因为每个人都要在收据上签名盖章。例如乳制品厂，工人们根据人头（每人 5000 元）和在工厂的工作年限得到了从 1 万元到 3 万元不等的补偿。这种补偿相似于国有企业改制中采用的买断工龄。 通过事前征询工人们的意见和事后对工人们进行补偿，工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他们的反对因而也被缓解了。补偿也为随后的企业重组和瘦身扫清了障碍。从表 4 可以看到，两地改制的主要区别在于过程是否透明，工人们是否被允许参与，以及工人们是否得到了补偿。通过这一比较不难发问：为什
22、么苏南和温州改制的方式如此不同？下面我将首先讨论当地政府官员给出的解释，然后予以分析并作出我自己的解释。三、地方官员的解释及其问题在转型与经济学中，罗兰得（Roland，2000）列出了私有化过程中的各种约束，包括财政约束、政治约束、信息约束、管理约束和现金流约束。事实上，这些约束中的大部分都被当地官员提到了，虽然他们使用的是一套他们习惯的表达术语。在苏南，当我问到当时改制的方式和政策选择的背后原因时，当地官员给出了三种解释。访谈对象 55、83，政府官员；71、73、74，政策研究人员。 一种解释是急于改变现状的时间压力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改制方案有更多的考虑和选择。第二种解释是大规模的迅速改制是改制启动后政府管理和监控能力不足的反应。第三种解释是严重的“内部人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