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流弊一、有关知识分子的界定 所谓“知识分子”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人群中以具备知识为主要特征的群体。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还有着“社会良心承担者”之类的头衔，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虽然是以知识思想等为其属性界定之基础，但是“知识分子”理论上讲却是应该以坚守与弘扬这些知识和思想为使命的。所以“知识分子”从身份上看是超越了“具备知识”这一基本属性的，他们还肩负着社会批判的基本职能。我们不难看出，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界定与期许透露着明确的精英主义观念，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选民意识，这种观念的不加限制、不加论证的随意滥觞也许便是现代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的原动力之一吧？ 严格说来，知识分子是一个
2、西方近代产物，确切地说是俄国近代的产物，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知识分子条是这样介绍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 19 世纪末期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经常对国家落后状况不满，知识分子由于对社会、政治思想有强烈兴趣，而沙皇政权的专制独裁和残酷镇压机构使他们感到沮丧，于是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但包括了官僚、地主和军官，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及其他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生动描述的那样，这个阶层为 20 世纪早期的俄国革命运动奠定了领导基础。 ”后来人们便把对国家状况不满、对社会持批判态度、对政治监督抱有
3、相当的热情等一系列特征归纳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知识分子便成了完整意义的社会良心的承担者。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倾向对知识分子提出这样更高的要求，并转而根据这更高的要求对知识分子做高于其基本属性的界定，自由主义思想家海耶克对知识分子的界定就比较保守，海耶克认为：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看了这样低调的界定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心里恐怕会不很舒服，尽管大部分知识分子都难以承担对知识分子的更
4、高要求，而和海耶克界定的知识分子颇相吻合。 其实知识分子也和其他领域行业一样，是一个良莠不齐的群体，知识分子的成为社会良心的承载者只是因为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一些承载社会良心的人物，并且知识分子的基本属性以及他们从事的工作，都给人一种他们与社会良心的距离更近一些的印象，而且他们的作为也的确比其他领域更便于直接参与到社会良心中。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从这些因素得出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承担者之类的结论。 事实是，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真正成为社会良心的承担者，成为社会乃至现行制度的批判者。即便在西方，真正承担起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其实也不多见。我们看看洛奇笔下的知识分子，看看小世界中的西方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
5、我们似乎找不到什么可以承担社会良心的人物，但是他们也是被誉为社会良心承担者的知识分子。他们没能胜任社会批判的职责与使命，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让那个社会更加地值得批判。但是持精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实在不愿意主动从这个体面的位置上走下来，因此“社会良心”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更高要求便在各种附会与诠释中变成了一种界定。一种要求变成一种界定，并不意味着这种要求已被相对充分地满足，更多的时候它只能说明这种要求的妥协，只能说明这种要求在实践过程中被不自觉地强暴或自觉地出卖乃至贩卖成一个徒有其表的符号。从价值取向上把一个要求变成一个廉价的装饰，把一个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变成一个洋洋得意的标榜，持精英主义立场的知识
6、分子就这样给自己营造了惬意温暖的角色环境。 人们对近代知识分子的渊源追溯与根源追问从来没有放弃过，迄今为止形成了两类主要说法。有一派说法认为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是中世纪宫廷的俳优即宫廷弄臣，遗憾的是这一派说法虽然很有些道理能够自圆其说，但是实在是伤害了精英主义者高人一等的感受，因此至少在中国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一般习惯于把中世纪教会僧侣看成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并把中世纪教会僧侣秉承的彼岸信仰看作近代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心理支撑。虽然西方一些知识分子不愿意接受僧侣说，但是那种选民意识和牧羊人观念很迎合精英主义者的胃口，因此这一派说法在中国倒是很有些影响。 （朱学勤先生甚至进而认为缺乏彼岸
7、关注是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关于朱先生的观点我们后面再详细讨论） 可是，不管我们不习惯什么说法，或者更倾向什么说法，毕竟，知识分子是一个近代产物，究其根本，实在和任何中世纪乃至之前的内容（僧侣和俳优）没有丝毫内在的必然联系，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实则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关于启蒙运动的精神，较启蒙运动稍后的康德的概括也许是最贴切的：“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
8、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康德的这一段话已经把启蒙的必要性，启蒙的任务与宗旨，以及启蒙的主张都概括的相当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智的勇气正是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之后的一个超越性的理想。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追求与呵护的信仰，是滥竽充数的知识分子装点与粉饰自己的招牌，是近代知识分子的最具生命力的精神指归。 毋庸置疑，运用自己理智的勇气有别于运用神启智慧的信仰，因此近代知识分子和中世纪的僧侣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过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运用自己的理智的勇气似乎和基督教的拯救意识有一定的关联。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本来就有着希腊哲学与希伯莱神学两个传统，两种传统在碰撞与整合中虽然互有高下，但
9、是彼此的渗透与影响却是从没有间断过。如果说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是希伯来传统对希腊传统的兼容，那么近代启蒙运动则可以说是希腊传统对希伯来传统的扬弃。由于基督教拯救意识的干预，近代启蒙主义超越了古希腊传统意义的冥想静观的理性，从解释世界走向了改造世界。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是这种转向的直观表述，而作为精神寓言的浮士德正是这种近代精神的直观再现。 这种改造世界的勃勃雄心可以概括为中世纪基督教拯救意识在古典理性主义的整合下由彼岸走向此岸的过程；也可以概括为古典静观理性在基督教拯救意识的整合下的世俗化过程。启蒙主义的理性已经不再直接观照诸如世界本原、神启智慧
10、等超现实的内容，而是把理性关注落实到具体的事务中，落实到人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康德所说的“有勇气运用自己的智慧”已经不完全局限于在世界本原、神启智慧上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是在日常事务中运用自己的理性。正是启蒙运动的这种现世立场与世俗化倾向，导出了真正近代意义的社会批判与政治监督等理性职能。一些近代真正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中成为社会良心的承担者的。而大多数近代平庸的知识分子也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中将“社会良心的承担者”这样的堂皇称号扣在自己头上的。 上面我们可见近代启蒙理性与古典理性乃至于神启智慧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下面我们再看看近代知识分子的特殊性。近代知识分子有别于僧侣和古代智者，他们不是
11、集中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部门，专门研究某一类问题的人群，他们是一个散处在社会各个角落、各个部门的松散群体，他们不是以阶级利益划分的，而是以知识和思想为自身规定性的，他们不构成一个实际的利益阶级，但却构成一个实际的势力阶层。这个阶层虽然不能对知识和思想形成公然的垄断，但是从舆论上讲却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因此即便在西方，我们通常所谓的知识分子和精英主义者鼓吹的社会精英也大致是同一个含义。 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现今的一些持精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喜欢从渊源上把自己归入西方近代知识分子，喜欢把自己说成社会良心的承担者，虽然大多数时候他们难以承担社会良心，但是却念念不忘自己“优于别人”的社会良心承担者的名分
12、。但是无论从文化背景与传统上，还是从政治经济条件与环境中，中国现今的知识分子从精神上和西方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西方启蒙运动下的理性精神都是扯不上什么关系的。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中国其实根本不存在俄国所谓的“知识阶级” 。 诚然，如果从海耶克的比较低调的定义来考察，中国堪称知识分子的人应该是大有人在的，但是从真正的近代精神来考察，中国堪称知识分子的，可以承担社会良心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因此有些知识分子转而开始把责任推到传统的身上，比如朱学勤先生就曾把这样的现状归结为中国文化没有终极关怀，并把这一特征说成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这种推诿的确可以让人们颇为心安理得地面对
13、现实，并且从心理上抑制传统对一个文化个体的压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推诿总是离事实有些距离。在此我想就朱学勤先生的这种说法简单说几句。 首先，我想强调一点，终极关怀并不能构成社会批判的基本前提，因此也不能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社会批判意识的理由。在有着深厚终极关怀传统的西方，真正可以承担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是凤毛麟角。德国人向来是不缺乏终极关怀的，德国的费希特也是最早鼓吹知识分子承担社会良心的人物之一，可是德国知识分子在制度不允许的情况下，在必须自己努力去争取批评的权利的时候，又都干了些什么呢？只要略做这种浅显的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的终极关怀云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实在没有什么普遍
14、的必然联系。这里我所以提到“普遍” ，是因为朱学勤先生将终极关怀简单地等同于彼岸思想，我以为彼岸思想只是终极关怀的一种方便的庸俗化，是终极关怀在普及之路上对信仰的廉价兜售。并不是所有的终极关怀都是以明确的彼岸思想的形式显现的，我们只能说，那些被普遍接受的终极关怀都是以彼岸思想的形式显现的。彼岸只是终极关怀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一种媒介。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人都有终极关怀的倾向，但是并不是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人都有彼岸思想。朱先生将终极关怀等同于彼岸思想，实在是有些想当然的牵强。 其次，我认为片面地以西方为标准，而把中国的传统状况诠释为一种缺陷未免有些耸人听闻。我无意反对做中西方的比较考察，我更无意主张在
15、考察中体现庸俗的民族本位意识，但是我也不赞同在考察中立足荒谬的“西方本位意识” ，即便汉文化传统果真如朱先生所说缺乏终极关怀其实确切地说应该是缺乏彼岸思想，我们也只能说这是一个现象，而不应该简单断言这是一个缺陷。 更何况，终极关怀作为人的一种心理方向，几乎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建筑在情感与自我之上的追问倾向，中国人如果不是较之西方人更为“劣等”的人种，实在不该缺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以为所谓的“基因缺陷”严格说来应该是彼岸思想而不是终极关怀。至于中国缺少彼岸思想，其中优劣得失，作为一个文化史题目，恐怕就不是可以简单衡量的了。朱先生本人我不清楚，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是在盛唐讨论这个问题，面对着西方被彼岸
16、思想禁锢着的生产力与人文思想，我们不会轻易断言缺乏彼岸思想是一种基因缺陷的。 事实上，社会良心的承担者不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概念，只有具体的个人承担着社会良心与社会批判的职责，实在没有某个群体承担着这样的使命和责任。将社会良心的承担者泛化为一个类概念，归根到底是精英主义者的拙劣把戏，是精英主义者试图高人一等的自欺欺人。在中国，这样的说法不过是旧时代乡愿嘴里的圣人教之类论调的翻版而已，至少从动机和效果上看，二者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论证自身先验地高人一等的说词，至于是不是果真承担着社会良心，却不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 中国许多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持精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大多受过比较系统的西方教育
17、，至少是西化的现代教育，其中很多人提起传统来就像摸黑去出恭，却在灯光下看见自己的手被秽物污了一般地厌恶，但是他们大多忘记了，这些秽物多半是他们自己刚刚弄出来沾在手上的。虽然出恭是在人类乃至生物进化中早就存在的生理行为，可是具体到自己手上的秽物，实在和出恭的历史扯不上什么关系。我想每个清醒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抱怨出恭这个生理行为，而只会怪自己不小心吧？用出恭比喻也许有些不雅，但却很能说明问题，也很贴切。在此我无意影射传统像秽物一样令人作呕，只想提示，即便我们把传统当作秽物，传统也像出恭一样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即便那些仰慕西方的精英主义者把传统当成一摊染在手上的秽物，他们也难以摆脱出恭这一基本的
18、生理行为的限制，所以他们也只能是在自己的臆想中超越传统，也只能是在最表面的程度上拥抱西方，因为“食品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秽物的结构不尽相同，而食品结构是另一种与出恭一样久远的生理行为决定的，因此是不能在短期内彻底“拥有”的。所以，不管大家看上去怎样地西化，但是大家的秽物只能是中国食品结构的产物。一个精英主义者尽管可以给自己贴上各种新鲜的标签，但是他还是沉沦在自己文化背景的种种流弊之中，而且正因为他的反传统立场，他才只能承载传统的流弊而不大可能焕发传统的优秀之处，在他眼中，传统应该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的。 正因为此，我倾向于关注中国知识分子在本民族文化传承上的线索，尽管很多人自以为可以像一个
19、西方人一样进食与消化，甚至可以像一个西方人一样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指手画脚，可是我以为他流露出的卑鄙和显现出的高尚，还是和自己的传统背景有着更深的渊源。因为毕竟，我们和西方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 。下面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线索，看看他们是怎样凭借本土的精英主义思潮走向“精英”的。限于学力，概括之际难免偏陋，还望方家不吝指点。 二、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精英”的历史线索 和西方不同，就像朱学勤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国历史上没有彼岸思想，故而并没有形成全民性的宗教信仰，因此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西方近代意义的那种世俗化过程。中国的智慧自始至终是立足于世俗的，立足于现世的，而且中国出现以社会批判为
20、使命的近乎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也要早于西方，只不过由于文化背景、历史条件的差异，中国最早的社会批判走向了一个更为抽象的方向。我们赞同也罢，反对也罢，歌颂也罢，诅咒也罢，这是中国的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只有面对之而不能回避之。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文明没有中断也没有转移的古国，因此中国的读书人在古代我们通常称之为“士” ，也不曾像西方那样经历智者、僧侣、知识分子等一系列转折变化，中国的“士”有着两千多年的连贯演变。而“士”的分化与演进及其构成的“士风”的分化与演进，才是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渊薮。中国现当代的知识分子只是从分工上、从知识结构上、从身份定位上有了现代意义，但是从骨子里还是难以摆脱传统的约束与影响，特别是在一些劣迹上，更是不脱传统余弊、“士风”末流的影子。 为什么人们大力倡导反传统，到头来竟然总是反了传统的冠冕却留下了传统的黑尾巴呢？上个世纪初人们大张旗鼓反传统的时候，是一刀抡下去不问青红皂白地砍杀的。虽然大有玉石俱焚的声势与魄力，但是最终受冲击最重的还是其中优秀的东西，而传统中的各种弊端却总可以在后人的惰性比如对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呵护中死灰复燃。这也不足为奇，任何向上的积极的优秀的东西总是和人的惰性格格不入的，总是趋向于否定人的本能方向的。因此有识之士反传统之弊的时候，更多的人起而否定那些让他们经受很大压力的优秀内容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