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浅议从博弈世界到东亚货币合作看2005 年诺奖获得者谢林的经济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论文关键词: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为理论 合作均衡 东亚货币合作 论文摘要:200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的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为理论对于解释东亚货币合作过程中的“可行性”问题具有理论指导意义。200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和美国人托马斯谢林两位博弈论经济学家。 博弈论可以分为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10 年前博弈论大师纳什获得了诺奖，其提出的“纳什均衡”向西方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发起了挑战。10 年后，罗伯特奥曼和托马斯谢林把纳什的非合作博弈均衡上升为合作博弈均衡。而它们的
2、研究也是社会发展要求的，在当前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中合作均衡有着许多的对应物:欧元的诞生，对构建亚元区的设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世界各国纷纷要求加入 WTO，尽可能寻求区域性经济合作，巴以冲突下的沙龙单方面行动以及刚刚获得和谈成果的朝鲜六方会谈。 托马斯谢林是一个和解论主义者，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威胁的力量往往可以遏制威胁。他于 1978 年提出的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为理论认为单个人的决定最终导致出乎人们意料的集体行为的现象，这种人们所不情愿的集体行为不仅源于人们的决定对外部资源瓶颈的敏感，还源于人们的决定往往是对其他人的行为作出的反应。为了进一步说明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为理论，谢林提出了一个重
3、要论题:关键多数理论。在社会决策过程中，有许多强制力能让决策汇于一点形成共识。这些强制力包括文化的、习惯的因素。一旦社会形成一个特定的惯例，比如语言、风俗及其他方面，它就很难改变。 实际上，在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所面临的国际货币合作问题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国际关系通常表现为国际合作、国际竞争和国际冲突三种最基本关系形态。而“国际货币合作”是当代国际货币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具体形态。在长期竞争中就会发现:激烈竞争并不能得到想得到的利益，却常常走向恶性竞争、收益下降并可能导致冲突出现，因此，在整个国际社会越来越崇尚生态经济学和系统理论的今天，最好的竞争手段就是合作，即竞争的最佳方式就是共同进化与广
4、泛合作，合作就成为现在国际社会唯一可以选择的国际关系发展形式。合作完全成功时就会达到和谐状态，如欧元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壮大、美洲的美元化趋势和东亚货币合作前景展望都反映了在不断重复博弈中，选择合作均衡的正确性。 在国际关系比较紧张的 20 世纪 30 年代，汇率被当作主要的经济竞争手段加以运用，相互之间也是一种完全各自为政甚至相互坑害的货币贬值政策，结果是造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极大破坏，这种恶性竞争就是互相之间非合作博弈的结果。这种以邻为壑的恶性博弈在后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也出现过，但是由于这样的博弈结果极有可能遭到报复和出现两败俱伤，对抗与不合作的情况相对在减少。根据国际货币合作的历史发展进程
5、，合作各方之间的博弈是长期的、连续的，不可能只是一次性的短期博弈，对抗性或非合作博弈必然会招致报复和国际谴责，这种国际舆论的压力、国际相应机构的责难、利益相关国家的反制约与报复都会使这个挑起不合作博弈行动的国家不敢或没有办法继续这样博弈下去。因此，在长期而连续的博弈中，国际货币关系的有关各方就更可能走向合作博弈而不是非合作博弈论。 但是合作均衡作为博弈的结果并不是一毗而就的，它是从非合作到合作的过程，它是不断博弈的结果，而在这个“不断的过程”中，谢林提出的“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为理论”则直接作用于博弈各方的行为，并最终带来“合作博弈”的结果。 在符合最优货币区条件的货币关系比较密切的一组国家之间
6、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是必要的，但是，可能其中有个别国家因为地缘经济货币关系相对不一样或其他原因不愿意参加最优货币区的货币联盟建设。此时，这组国家之间就可以进行封锁，形成敌对的非合作博弈，对这个“个别”的国家实行封堵。而这种封堵一方面是由于新的货币关系而使得过去的关系中断，另一方面是合作体的各种政策也会对未参与合作的国家形成隔离与封堵。已经参加货币联盟的国家在新的合作制度下进一步调整和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货币关系，并同时加快调整与不愿意参加合作的国家之间的货币经济关系，这样就对这个不愿意参加合作的国家形成了封堵和隔离;同时，这个被隔离的国家就会想方设法进行自保或寻求更加合作对象。于是，它们之间展开了博
7、弈，而最终的结果只有两个:一是被隔离的国家因为损失过大而最终加人合作体;二是被隔离国家与合作体内国家的货币经济关系进一步淡化，而逐渐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的条件，最终被排除在原来的最优货币区之外。 而此时谢林的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为理论就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个别国家认为加人合作体是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但是如果周边国家都联合起来了，而自己还在孤军奋战的话，损失会更大。受到“关键多数理论”的影响，在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和现实中，周边国家或与自己关系紧密的国家之间的货币合作都会给自己形成一种压力，从而迫使自己与合作体形成封堵状态，面对更为巨大的损失，只能将自己逼进合作体中。例如，1993 年欧洲联盟同意大市
8、场建立时，丹麦全民公决否定参加，但只有意念时间，市场自发形成的封堵就使丹麦经济损失惨重，不得不在进行第二次全民公决后参与进来。而当前英国不愿意将历史上非常辉煌的英镑废除加人欧元区的决策非常类似于英国早期对待欧洲共同体的经济合作态度。英国因为自身利益没有参加欧洲共同体，并且还推动欧洲其他国家组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进行一种松散的经济贸易合作，形成对欧共体的对抗。但是，因为欧共体更强有力的合作形式产生的巨大力量，反而让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纷纷要求加人进来。其实，无论是欧共体、欧盟还是欧元区，它们的每一次发展、壮大都是谢林的“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为理论”的实证， “关键多数论”所形成的强制力是巨大的，
9、它的存在直接会影响博弈结果的最终走向。 目前许多学者都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东亚货币合作的“合意性”，论证了该区域是否具备货币合作的条件，大量实证的结果都表明东亚地区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但是在讨论该问题的“可行性”时就会出现许多的问题，其中有经济方面互补性差的问题，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差异明显的问题，再就是许多学者提到的“东方文明传统” 。 所谓“东方文明传统”包括:十分注重民族和国家的声誉与尊严，强调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对中央政府权力的尊重和绝对服从，集体主义传统价值观念，政治权威主义盛行等等。而国际货币合作，特别是涉及到建立货币区的问题，自然要求成员国让渡一定的货币政策主权，这个要求也
10、许在西方国家相对容易达到，而在东亚则会对这种“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和做法”敏感，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东亚国家是最不容易在主权问题上作出让步的。同时，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亚洲国家往往把国家的尊严等道义因素看得很重，而在进行国际货币合作中难免出现“有损国家尊严和丢面子的事情” ，正常的让步往往被视为软弱和卖国，被视为对国家主权的出卖。正因为这些，形成了东亚过去的国际货币合作传统，即必须达成共识，而且只能是非正式的合作形式。但是，这种传统也有可能利于合作，只要国家作出了选择合作的决定，那么国民和国内各阶层、各政治力量都会相对比较自觉自愿地服从和尊重国家政府的选择，这样就给东亚各国政府以相当大的自主权，
11、有利于各国达成稳定的合作协议。由于注重民族与国家声誉的传统，东亚国家一旦签订了国际法律协议，国内法律部门就会很快将其变为国家法律，而民族荣誉感则让东亚国家在加人了合作体之后不愿意落后，而是尽力刺激国家更好地参与合作。 再进一步具体来说，东亚的货币合作实际上就是在现在的东盟的基础上再加上“中、日、韩”三国，也即东盟 10+3。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一个合作体在加强其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合作体内的一系列政策协调和优惠政策在促进成员国发展的同时，很自然的也会成会对“中、日、韩”三国形成一种无形的封堵，对三方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且随着合作体内部关系的不断加强，对这三
12、个国家也会形成很大的压力， “封堵”的结果让三国都意识到加人该合作体的重要性，特别是当其中一个国家率先与东盟签订合作协议的话，出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国家领导权的考虑，另外两个国家不可能无动于衷，最终都会极具迫切愿望的加人该合作体。三个国家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为了得到东盟支持进而得到东亚地区的地缘战略领导权，就必然会争先恐后地向东盟靠拢，争相向东盟提出条件优惠的双边协议，以次作为争夺领导权的成本，这种博弈的结果必然是极大促进东亚的经济货币合作。而同样出于国家尊严的考虑，各国的民族自豪感会促使各国在这场货币合作中尽最大努力作到优秀而不是落后。 综上所述，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受谢林的“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为理论”的影响， “中、日、韩”三国有迫切加人该合作体的愿望，因为“关键多数论”会让现有东盟成员国对三国的经济造成封堵，进而让三国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转而寻求与该合作体的合作，在国家作出了合作的决定之后，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东亚各国人民，唯一会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的国家在这场货币合作中尽可能有良好的表现，而不是以落后的身份出现，这种相互追赶和攀比所带来的就是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