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宋茶叶生产发展原因补论 【内容提要】本文在总结唐宋茶叶生产发展原因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就社会生产力的转移、小农生产方式的特性及其演进、市场的发展变化与茶叶生产之间的关系作了补充论述。文中认为，唐宋时期，茶叶的种植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由坝区向山区的转移以及由此引发的山区开发；茶叶生产的特性与小农生产固有的细小性、分散性相一致，而且与小农经济实力和经营独立性的增强以及与市场联系的加强紧密相关；市场是茶叶生产的内在要素，市场的发展变化拉动着茶叶生产向新的发展方向迈进。 唐宋时期，茶叶生产异军突起，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支柱产业。茶叶的广泛种植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的产业结构，而茶叶作为执商
2、品界牛耳的大宗商品的流通则强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与此密切相关，茶税、茶利成为封建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庞大官僚机构的运行。 正因如此，唐宋茶叶生产发展原因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和探讨。到目前为止，下列数端原因得到了很好的论述和揭示：（一）茶树主要生长于热带季雨林常绿阔叶林地区，具有喜温、喜湿、喜酸、耐荫的生态特性，唐宋南方优越的自然环境特别适宜茶树的种植；（二）茶树为经济作物，它的种植会与粮食种植争土地、争人手、争肥料、争节令。唐宋两代，农业生产得到巨大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为茶叶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唐宋时期，人口迅猛增长，为茶叶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充足
3、的劳动力；（四）由唐至宋，饮茶成风，茶叶消费面广量大，反过来促进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应该说，这些均是导致唐宋茶叶生产空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结合唐宋时期整个社会经济的新发展、新变化来看，上列数端也并不完备。在我们看来，除了这些原因之外，茶叶生产的发展至少还与社会生产力的转移、小农生产方式的特性及其演进、市场的发展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本文拟对这三方面的原因试作补论。 一、社会生产力的转移与茶叶生产的发展 全面地考察我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唐宋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阶段。在这一时期，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多种生产工具的改进，受强大人口压力的驱动，在全国不少地区尤其
4、是南方地区，人们开始把开发的目光由平原、坝区转向丘陵、山地，与山争田，与山争地，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土地垦殖浪潮，从而揭开了一场社会生产力在空间上实现大转移的历史性序幕。 社会生产力由平原、坝区向丘陵、山地转移所产生的直接结果便是山区的开发。在山区开发过程中，梯田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应运而生。如在福建， “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 ”（注：方勺：泊宅编卷 3。 ）在皖南， “凿山而田，高耕入云者， 十倍其力。”（注：方岳：秋崖先生小稿卷 38。 ）江南东路的徽州，虽然梯田“层累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快牛剡耜不得旋其间” ，但“大山之所落，深告之所穷” ，仍然有“民多田其间者。
5、 ”（注：罗愿：新安志卷 2叙贡赋 。 ）这表明梯田开发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而梯田的出现则巨大地改变了山区的面貌，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区域，引发了社会生产在外延上的巨大扩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梯田就是社会生产力在空间上发生巨大转移的最显著标志。 与平原、坝区不同，山区不仅各种资源丰富，而且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对生产的发展而言，它可以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这对调整生产结构，形成多种经济模式，挖掘丰富的资源，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生产潜力无疑极为有利。所以，应该说，在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山区开发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是社会经济持续向前发展的一大动力和源泉。 茶叶经济的崛
6、起正是这种新的活力的最充分体现。因为，茶叶是一种广泛适宜于丘陵、山地种植的山区经济作物。陆羽茶经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韩鄂四时纂要讲到种茶时说：“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于两畔深开沟垅泄水，水浸根必死。 ”宋子安东溪试茶录也说：“茶宜高山之阴，而喜日阳之早。 ”可见，唐宋时期，人们对茶叶适宜山区种植的生长特性已有了普遍认识。在社会生产力由平原、坝区向山区转移的过程中，由于茶叶一方面适宜山区种植，另一方面又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人们便开始广泛栽种茶树。这样，茶叶生产就迅猛发展起来了。 关于唐宋时期茶叶生产发展的盛况，许多学者已作过较好的描述，
7、兹不赘言。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山区是茶叶生产发展的主要场所。据张途所见，唐代，祁门县一带， “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 （注：全唐文卷 802，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 。 ） 。祁门之外，其它许多地方的情况大多类此。如益昌县， “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 （注：全唐文卷 795，张樵书何易于 。 ） 。宋代，茶叶的主要种植场所仍然在山区。章如愚说：“夫南国土疆，山泽连接，远民习俗，多事茶园，上则供亿赋税，下则存活妻子，营生又（取）给，更绝他门。 ”（注：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 57。 ）吕陶茶寄宋君仅有诗见
8、答和之 （注：见净德集卷 31。 ）诗云：“九峰之民多种茶，山村栉比千万家。朝晡伏腊皆仰此，累世凭恃为生涯。 ”照此看来，在南方广大山区，茶叶种植几乎成了当地人民生产的唯一行业和生活的唯一来源。山区开发与茶叶生产发展的紧密联系由此可见一斑。 山区开发与茶叶生产之所以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从山区方面来讲，虽说它可宜农则农，宜林则林，但在南方广大山区，毕竟受地理条件的制约，经济林木的种植是许多地区生产经营的最佳选择。宋代四川九陇县税户牟元吉， “自来只以佃食茶园为业” 。为什么他只在园中种茶而不种其它东西呢？原因是， “其茶园偏峻，不任种植诸般苗色” ，只好“逐年举取人上债利粮食，雇召人工，两季薅铲
9、” ，种植茶叶， “指望四月小满前后，并纳诸般税赋” （注：吕陶：净德集卷 1 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 。 ） 。正因如此，山区开发必然选择茶叶种植为普遍性的生产经营方式。而这也就是说，茶叶生产之所以能够得到迅猛的发展，其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它适应了唐宋时期社会生产力由平原、坝区向山区的转移，以及由此引发的山区开发发展趋势。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山区开发与茶叶生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式的作用。一方面，山区开发巨大地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茶叶生产的发展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着山区开发的进程。据唐宋两代茶书及有关地方志记载（注：据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
10、 。 ） ，在南方的广大山区，茶叶的种植连山接野，范围十分广泛。如在四川的南平军， “西南至大梁，茶园二百一十里” （注：元丰九域志卷 7。 ） 。又如在浙江钱塘宝严院一带， “盖南北两山及外七邑诸名山，大抵皆产茶” （注：咸淳临安志卷 58货之品 。 ） 。茶叶如此大规模的种植，使过去荒芜的山区土地得到了有效的垦殖利用，实现了资源的经济价值，同时还使不少原来人迹罕至的地方逐渐出现了村落，这就为山区的进一步开发积累了资金和劳力，推动着山区开发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向前迈进。 不仅如此，茶叶在山区的广泛种植还促进了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人陈师道在论及茶叶生产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时曾说：“山泽以成市，
11、商贾以起家。 ”（注：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卷 16茶经序 。 ）可见，茶叶生产对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每当茶叶采摘季节，大批商人携带现金或商品入山收市茶叶，直接沟通了山区农民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山区一些交通要冲之处，为着收集和销售茶叶的方便，还逐渐兴起了一批草市，陆游在诗中曾说：“村虚卖茶已成市” （注：陆游：剑南诗稿卷 12小憩前平院戏书触目 。 ） 。四川九陇县的堋口镇、新安草市等一批市镇就是这样形成的。市场在山区的发展，使较为闭塞的山区孕育了一种新的力量。 二、小农生产方式的特性及其演进与茶叶生产的发展 小农家庭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因
12、此，它对任何生产的发展都具有着某种决定性的影响。 一般来说，小农家庭人口和劳力十分有限，通常为五口之家，且生产工具较为简单，一家一户自成一个经济单位，彼此之间缺乏太多的联系。在此情况之下，小农家庭生产能力较弱，缺乏更多的资金和劳力投资于规模较大的生产行业，多数情况下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细小性。与之相关，小农家庭的经济还具有脆弱性，任何天灾人祸以及意外打击都可能使之濒于崩溃的边缘。除此之外，小农家庭还极为分散，不易联合，生产上具有着极其突出的分散性。这就是中国小农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属性。 在这样一种特性的支配下，小农只能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细小性生产，而不敢问津规模较大的生产行业。
13、中国封建社会，煮盐、冶铁为高利润产业，但历代均为富商、权贵、大户所经营，小农只能受雇充当廉价的劳动力，而没有出现亲自经营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与盐、铁生产不同，茶叶生产不需要大规模的资金和劳力投入，几乎任何一个小农都可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栽茶，数株乃至数十株，经济条件好的农户还可开辟茶园从事专业性生产。茶叶生产的这种特性无疑最适合于小农的生产方式。唐代太和末年，一个愚而好自用的宰相王涯，“置榷茶吏，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者” 。结果弄得“天下大怨”（注：新唐书食货志 。 ） 。他后因甘露政变未遂被处斩， “百姓观者怨王涯榷茶， 或诟詈， 或投瓦砾击之” （注：资治通鉴卷 245，太和九
14、年十一月乙丑条。 ） 。继任盐铁使的令狐楚恢复旧法， 对茶叶税而不榷，说：“岂有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于官场中造，有同儿戏，不近人情！” （注：旧唐书食货志 。 ）这个事例突出地表明：茶叶的种植正好与小农生产的分散性相适应，根本不可能垄断集中；倘若一定要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结果只能是破坏这种生产而招致“天下大怨” 。唯其如此，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均可大量栽种茶叶，这就有利于茶叶生产的大规模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唐宋时期，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小农经济也得以演进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极大地刺激了小农对茶叶的种植。 小农经济的自身实力和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大为增强，这是小农经济的
15、一大发展变化。唐宋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粮食亩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以及社会总产品供给的增多，小农的经济实力比之以前有了明显的增强。其显著表现是小农有了更多的剩余产品，生活较之以往也有了更大的保障。与此同时，自均田制破坏以后，由于小农摆脱了中古田制的束缚以及地租货币化等因素的影响，小农种植什么，生产什么有了相对较大的自主权，不再像均田制下那样受到严格的干预和控制。这样一来，一方面，由于小农的自身经济实力得到加强，他就可以匀出相当一部分土地、时间、劳力、肥料去种植与粮食生产争土地、争时间、争劳力、争肥料的茶叶；另一方面，由于小农生产经营独立性的增强，他就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市场行情，选择种植
16、经济收益较高的茶叶（详下） 。 小农经济的另一大发展变化是，小农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古代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下，小农被越来越多地卷入市场，市场成为影响小农生产、生活的重要因素。从市场的角度比较分析，种植茶叶无疑比种植粮食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每亩茶园大约可产茶叶 120 斤（注：韩鄂：四时纂要 。 ） ，以斤为钱 100 文的中价计算（注：关于唐宋时期的茶叶价格问题，斤自为钱十文至千文不等，较为复杂。据宋史食货志所记官府买茶价格，未加工过的茶叶斤值一百文应属中等价格。 ） ，则一亩茶园的年产值在 12000 文左
17、右。 与之相比，种植一亩粮食， 即使以亩产五六石计， 每石按宋初为钱 700 至 800 文的高价折算（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70，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条。 ） ，一亩地的年产值也只在 5000 文上下，二者悬殊较大。因此，在许多地区，一些农民还纷纷放弃粮食生产，转而去从事茶叶的种植。 在上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唐宋时期，小农掀起了一股栽种茶叶的热潮。唐武宗开成五年十月，盐铁司在奏文中说：“伏以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 ”（注：册府元龟卷 494 邦计部山泽二 。）另据吕商隐说，在四川的泸州， “郡连戎僰，地接巴黔，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 （注：全唐文卷 772， 李商隐为京兆公
18、乞留泸州刺史洗宗礼状 。 ） 。进入宋代，小农种茶同样普遍。鄂州崇阳县，“民不务耕织，唯以植茶为业” （注：梦溪续笔谈卷 2。 ） 。四川地区，“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 唯宜种茶，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 （注：宋史食货志 。 ） 。从这些资料来看，当时，茶叶的种植已十分普遍，并且，在不少地方，茶叶种植在经济中的地位已不亚于粮食的种植，成为后来居上的新领域。 除小农生产以外，唐宋时期，茶叶的生产形态还有国有茶园的生产、寺院茶园的生产和专业户的茶园生产等多种形态。在这些形态中，虽然后几种生产形态资金较为充裕，劳动力较多，茶园面积较大，生产能力非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所能比，但是，它们
19、毕竟为数有限，而小农生产则散布各地，数量众多，每家每户将自己生产的茶叶投向市场，就会积腋成裘，在茶叶的总产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因此，可以肯定，唐宋时期，小农是茶叶生产的主要力量。就此而言，小农生产方式的特性及其演进确实是茶叶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市场的发展变化与茶叶生产的发展 在以往探讨唐宋茶叶生产的发展原因时，学者们多谈消费的影响，而没有进一步深入考察市场的作用。实际上，市场对茶叶生产发展的影响是深远巨大的。 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粮食的种植主要是为了生产者自己的消费，自给自足。与此不同，茶叶的生产主要不是为了生产者自己的消费，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面向市场的商业性农业生产，生产的主要目的在
20、于交换。所以，市场自始至终都是茶叶生产发展的一个内在要素。唯其如此，市场的每一发展变化就与茶叶生产的发展息息相关。 唐宋时期，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推动下，传统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首先，市场的商品经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民生日用品的交易日趋活跃，并不断排挤着奢侈品的贸易，逐渐成为市场上的大宗交易。这样就由此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商品经营结构由奢侈品向民生日用品的转移打通了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渠道，从而为农产品扩大市场，增加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宋人李新在谈到宋代的商品经营结构时说：“商于海者，不宝珠玉，则宝犀瑁；商于陆者，不宝盐铁，则宝茶茗。 ”（注：李新：跨鳖集卷 12上王提刑书 。
21、 ）应该说，茶叶在唐宋成为市场上的大宗商品，既是商品经营结构转变的结果，同时又是促成这种转变的重要因素；二是，农业与市场联系的加强，使市场在农业生产中的导向作用益显突出，这对以市场为目的的茶叶生产来说，必然起到不小的刺激作用。 其次，市场在空间上得到迅速扩大，初步形成较为完备的市场网络。唐人杜佑描述全国的陆路交通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阳、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 ”（注：杜佑：通典卷 7。 ）崔融描述全国的水路交通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注：旧唐书卷 94崔融传 。 ）从杜、崔二人的描述来看，当时，一张漫画式的全国性市场网络无疑已初步形成，市场在空间上大为拓展。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市场的扩大就是商品流通半径的延长。当时，在市场迅猛扩大的拉动下，产于南方的茶叶被源源不绝地运往北方地区乃至塞外。据封演说，早在唐代开元之际，北方饮茶大盛， “自邹、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