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启蒙的自我澄清： 在神人、古今与中西之间关键词: 启蒙/神人/古今/中西 内容提要: 启蒙具有相当复杂的内涵。启蒙与启蒙运动不能混为一谈。启蒙不是先知先觉者对后知后觉者的开启鸿蒙， 而是人们对运用理性的共同提示。启蒙在神人、古今与中西之间划分出了界限， 但并不是将相关的两者切割开来而已。启蒙筹划的是在 人为自己立法.的总体处境下， 人类如何面对启蒙的生存状态， 谋划确切了解世界、有效改造社会的事业。就此而言， 启蒙具有恒久的价值。对中国而言， 启蒙是转型中国必予重视的基本精神， 它既有利于推动中国人面对现实， 也有助于中国人应接现代转型的任务， 促使中国走出发展困境。 一、 “启蒙”的准确涵义
2、当下之所以提出“启蒙的自我澄清” ，是基于两个原因： 其一、人们常常将“启蒙”( enlightenment)在欧洲思想史脉络中自我的理论延伸和清理， 误认为是对“启蒙”的颠覆。因此需要对“启蒙”的自我延续与清理在启蒙的逻辑中加以确认， 从而弄清楚“启蒙”并不是一开始就呈现其全部内涵的现代事件， 而是在“启蒙”自身不断展现其丰富内涵的过程中， 逐渐浮现其不同向度的涵义的。换言之， “启蒙”是在启蒙过程中逐渐得到清晰明白的规定性的。其二、中国人谈论启蒙的时候， 往往认为是在谈论“西方的”思想史问题。其实， 就“启蒙”的本质规定性来讲， 只要是接纳现代性和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 它就是一个处于从
3、 14、15 世纪开始并席卷全球的现代浪潮的、 “启蒙的”国家。在这个特定意义上， “启蒙”本身就是一个“现代”的展示过程。如果把“启蒙”认作是一个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话， 启蒙只能从它最初的起点， 逐渐通过国别的扩展、全球的认领， 来展示其丰富内涵。因而， 哪怕是致力清算“启蒙”的所谓“反启蒙”和非启蒙思潮， 也构成了“启蒙”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后两类思潮总是以启蒙为思考相关问题的轴心的， 缺乏启蒙这个参照系， 它们就失去了思想的坐标， 无法得到准确的理解。就此而言， 今天我们谈论“启蒙” ， 首先， 就不能止于一个简单的历史叙事，而是处理怎样重建启蒙哲学的问题。在这个
4、意义上， 人类生活中启蒙的内在性和处境性， 必定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如果我们重述启蒙的历史故事， 首先得承诺， 启蒙从英国到法国、到德国， 后来开展成为一个世界运动的时候， 扩展到俄罗斯、进入了中国场域， 这一进程不是各个国家对“启蒙”的误会性认领， 而是“启蒙”按照自身的逻辑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渐次展现。这一进程将启蒙运动( the enlightenment)最原初的内容逐渐展现出来， 从而“启蒙”对自身进行说明性的呈现， 向人们渐次展现启蒙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丰富内涵。因此， 我们站在启蒙的历史叙事角度， 以启蒙纷繁复杂的历史叙事中某一个国别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思想家的某一个主张，
5、 就断言哪个启蒙需要批评， 哪个启蒙需要超越，这是一种意义不大的历史学工夫。因为这样把“启蒙”本身僵化为某一个国别、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个历史事件， 某一个思想家的某一个主张， 这是关于“启蒙”本身的一个非历史的、反过程的， 结论性的、封闭的观点。其次， “启蒙”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因为人们被有蒙蔽了， 所以需要一部分先知先觉的人， 来启发教育那些后知后觉的人。这是对“启蒙”真正的涵义没有加以澄清的情况下， 对启蒙的严重误读。我们把启蒙概括为最简单的“你蒙我启” ， 这是从外部强加给启蒙的特点， 那种断言启蒙就是“我先知先觉， 你后知后觉， 我作为一个先觉的教育者来教育后觉者” ，
6、就是一种仅仅把启蒙当作启蒙者自身的封闭性事业。在中国， 这种认知， 尤其是在讨论法国启蒙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僵化的、普遍的定势。启蒙的真正精神是什么呢？ 简而言之， 可以叫做“有蒙共启” 。必定受到某种东西的蒙蔽， 这是人类的一种处境， 而不只是启蒙时代的精神状况。对于人类来讲， 人人都可能陷入种种新、老的蒙蔽之中， 需要以启蒙划破长空的光照， 促使人们走出蒙蔽。在这样一种处境中， “有蒙共启” ， 就是一种人人对人人的启蒙， 是一种需要人类共谋的事业， 它促使我们自己和别人一道， 都能够理性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财富， 来揭开自己受到的蒙蔽， 而真正使自己身处一派明亮的世界。换言之， 启蒙者
7、不能置身启蒙范围之外， 单纯以启别人之蒙为职志，他本身既是启蒙的行动者、也是启蒙的对象。因此， 可以断言， 启蒙的自我澄清，即一种不论是理论理性意义上、或是实践理性意义上的启蒙， 永远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处境， 绝对不仅仅是一种限于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历史叙事。这正符合康德对启蒙的经典定义， “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 而在于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 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aude(敢于知道)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 ”康德在这里申述的宗旨再明白不过了， 不
8、是一个人诉诸他人的启发才知道走出蒙蔽的必要， 恰恰是自己对于理智运用的重要性的自觉认识！ 这就是启蒙的准确含义。任何偏离启蒙的基本精神， 不在启蒙的自我定位之中去批判启蒙的图谋， 都不应由启蒙本身来承担任何责任。二、启蒙的神人与古今划界“启蒙”确实是一个广义的古今划界的过程。所谓启蒙广义的古今划界， 指的是启蒙不仅具有划分古代与现代的时限涵义， 而且具有划分中世纪的神圣世界与现代的世俗社会的涵义。这两个含义需要分别陈述： 一是从神统治的世界演变为人自我治理的世界。这是关乎启蒙最为重要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启蒙以前， 人类是在中世纪的、神的庇护下展开活动的。权力受到神的保护、德性由神规划、日常生活秩
9、序由神保证。启蒙肇始， 我们人类再也不需要神的庇护， 我们需要的是确认人的价值， 伸张“人为自己立法”的原则。我们人类处于一种自由状态情景下，“人为自己立法”体现出人类活动的特征： 它展现为一种思想自由的过程， 那就是要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 它展现为一个政治自由过程，体现为我们人类在政治状态中建立起宪政、民主和法治； 它展现为一种社会经济秩序， 体现为人类自由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财富。因而， 这个时候， 人类绝对不必说在我们之外， 去寻找到一种力量， 来对我们人的活动的正当性进行庇护。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业已告诉我们， 对于人类来讲， 最重要的是人不可能再找到神来作为人行动正
10、当性的庇护者， 人类必须自己提供行为正当性的证明， 这是启蒙划分出的从神到人演变的、一个最重要的分界线。针对认识世界的启蒙特性而言， 柏林曾经明确指出， 启蒙开创了一个诉诸自然科学的理性认知时代， “空间、质量、力、动量、静止等力学术语取代了终极因、实体形式、神圣目的和其他形而上学概念。中世纪的本体论和神学那套玩意儿被完全抛弃了。人们转而支持有关宇宙被呈现给感觉或以其他方式或推论的方面的符号论。 ”针对社会世界而言， 人们将自然科学的理念贯通到社会领域， “科学在物质世界领域里已获得的一切， 当然也能在精神领域里获得， 更进一步， 也能在社会和政治关系的领域里获得。 ”“自然是个和谐体， 其中
11、不会有任何不和谐； 既然诸如会做什么、怎么生活、什么将使人公正或合乎理性或幸福这类问题全都是事实的问题， 那么， 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正确回答都不可能与对任何别的问题的回答不相容。因此， 建立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有德性、完全令人满意的社会这个理想， 便不再是空想了。 ”可见， 启蒙开创了人类自己筹划社会事务的时代， 而不必诉诸上帝的神意。二是展现为古典学的立场、伪古典学的立场与现代启蒙的辩护立场三个差别性向度。18 世纪的启蒙运动， 无论是苏格兰的启蒙运动、还是法国的启蒙运动、或是德国的启蒙运动， 有一个最重要的写照， 我们常常忘记了， 就是启蒙后的“人类往何处去”的问题。英法启蒙的普遍主义预设
12、， 与英国开启而德国光大的特殊主义走向， 将启蒙后的欧洲搞得有些不知前路何处的感觉。人类好像一幅无可奈何的状态， 启蒙了，人类必须为自己立规， 但规范似乎没有从天而降。启蒙似乎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 人类不得已回到古典中寻找启示。这个时候， 古典学成了现代启蒙思想兴起的重要参照。但不能不注意的是， 以启蒙运动作为标志， 古典学显示了两种判然有别的价值立场， 二者恰恰是以对启蒙的态度区分开来： 一种是真正的古典文明研究。这样的古典文明研究， 是要回到文明的原初状态， 即回到古希腊、古罗马、希伯莱的经典中， 以求获取为现代性启蒙辩护和引路的资源。这是一种真正开启古典的现代价值的、可靠的古典学立场。这
13、正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古籍披览工夫， 启蒙乃是从古希腊、古罗马经过中世纪的历史演进的产物， 这种“历史还原” ， 促使希腊的理性精神、罗马的法律理念和希伯莱的虔诚精神， “回到”启蒙的现场， 构成“启蒙”的重要思想动力。另一种是被启蒙批判和拒斥的伪古典学立场。在 18 世纪、19 世纪、20 世纪以及 21 世纪的今天， 在西方、在中国当下， 伪古典学都非常流行。这里的“伪”是伪装、伪托之伪， 而非虚假、冒充之伪。所谓伪古典学的立场是什么呢？ 它有两个标志： 一是以对古典的研究， 即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形式， 祈求回归古希腊哲学王统治的方式， 甚至回归斯巴达军事化
14、的生活方式， 来解决所谓的启蒙无法克服的困境。他们自负地认定， 人类在实现现代工业化以后， 已经走入绝境， 不回到哲人王的路径上， 就不足以告别困局， 发现美好生活的答案。实际上，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尾声中兴起的、真正的古典学研究， 古典学家就已经对这种伪古典学加以抨击。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法国著名古典学家库朗热。.伪古典学是一种以古典学的面目， 否定现代的、旨不在学术而在政治的伪学术。换言之， 我们不能不在现代性处境背景中， 在启蒙已经曙光照人的条件， 确信“人为自己立法”的正当性， 将“内心的道德律”和“头上的星空” ，作为确当实践的支撑、理性探究的对象。以颠覆“现代”为目标的伪古典学， 一方面它
15、把现代性和启蒙事业，看作包含着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的运动， 因此我们不仅要到古希腊、古罗马、希伯莱的古代典籍中寻求缓解现代矛盾的答案； 而且另一方面他们认定， 人类不仅应当到古典文献中寻求智慧， 而且应当径直回到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莱状态， 这才足以校正现代性悖谬。这完全是颠覆现代性的立场， 自然它也就是一种反启蒙和反现代立场。这一思潮起源于德、法的浪漫主义， 借助其特别有助于流行开来的诗情画意， 扩展为颠覆启蒙的世界思潮。在中国， 以研习德国哲学出身的伪古典学者，以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提倡， 申述他们径直回到古希腊、回到他们所期待的哲学王统治状态的主张。很显然， 启蒙的古今划界就像神人划界一样
16、， 也是不可忽视的划界。如果不准确把握这两个边界，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讨论启蒙究竟有什么价值？ 启蒙在今天的中国究竟有什么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启蒙和作为一个社会现代进程的启蒙，在性质和功能上都是不一样的。三、启蒙的问题指向需要区别作为“国别的启蒙”和作为“问题的启蒙” 。我们单纯讲苏格兰启蒙对中国的示范意义、或者法国的启蒙对中国的示范意义有多大，抑或德国的启蒙对中国的教训有多么深刻或沉痛， 这都是一种仅仅将启蒙限定为一个国家范围内的说辞。在启蒙的内在互动或自我呈现上来看， 作为国别的英格兰启蒙、法国启蒙或德国启蒙， 又或是作为社会运动的欧洲启蒙， 从欧洲
17、启蒙演进到北美启蒙， 从北美启蒙演进到整个世界的启蒙运动， 其实都是对启蒙真精神的渐次凸显而已。真正的启蒙精神正是在它作为现代世界变迁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 而不是在某个国家的启蒙中间被局限着的。在一个先起的国家启蒙中， 一些启蒙内涵显现了， 一些内涵仍然被遮蔽着。但在随后进入启蒙状态的国家变迁中，那些被遮蔽的内涵也逐渐显现出来。这是一个连续的启蒙演进所呈现的基本情形。真正的启蒙精神， 远不能被直白的表达为我们熟知的现代基本理念， 比如理性、进步、自由、平等、博爱； 也不能被直白的表达为某一种民主的制度形式，比如宪政民主制度； 更不能被直白的表达为某种特定的生活姿态， 比如存在于西欧的那种现代生
18、活样式。今天反启蒙和非启蒙的主张者申述径直回到古典的立场、或者以古典超越现代的主张， 其前提就是启蒙存在明白无误的过失， 其断言实际上对启蒙问题性的不断延展， 存有明显的误读。作为问题的启蒙.的精髓， 旨在把英格兰、法国和德国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凸显在我们面前， 旨在将先导和后起的启蒙所针对的真问题凸显出来。这里的启蒙真问题和真精神， 简而言之， 就是让人人都有理性担当精神。这就是康德所强调的启蒙精神dare to know。人类的理性担当精神， 具有两个指向： 从纯粹理性上来说是为了认识世界； 从实践理性上来说是人为自己负责。这在任何时候， 对于我们人类打破神权统治之后， 进入“人为自己立法”
19、的状态， 都具有决定性价值。从人类的基本理念上看， 人类只能以自己的能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履行相关的义务， 他才成为人。从制度安排上来说， 不是因为自由民主和宪政法治落定了的制度结果显示启蒙的制度价值， 更为关键的是“人为自己立法” ， 指引现代人类建构限权文明。而以往我们只有在上帝的名义下才足以限权， 启蒙运动刻画了“神为人立法”与“人为自己立法”这二者之间的分水岭； 在日常生活状态中， 我们从启蒙开始， 对别的族群、别的文化怀抱宽容、理解与欣赏的态度，致力研究原始文化的人类学等学科的兴起， 就可以视为启蒙精神的产物。我们中国人谈论启蒙， 对启蒙的精神误解最深。由于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人习惯将启蒙
20、切割为某个国别的事务， 因此以某国某个思想家的主张、尤其是某国某个思想家蔑视中国文化的说辞， 来断定整个启蒙对于中国的意义和作用， 好像启蒙.对于欧美以外地区的人们的生活和理念持有一种绝对拒斥的说法。基于这种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主张，人们申述中国人有必要清算启蒙、超越启蒙或告别启蒙的相反主张。他们以为， 倘若中国人对启蒙抱持的蔑视东方立场不加清算， 中国就无法真正进入健康的现代精神天地。这是一种误读启蒙的结果。在处理文化间关系上， 启蒙的主流绝对不是偏狭的、而是宽容的， 正是启蒙开创了文化多元主义。像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坚人物伏尔泰对中国就极为欣赏， 这与德国启蒙走到穷途末路时的黑格尔对东方的蔑
21、视， 完全是两回事。今天我们中国人没有必要以所谓解构启蒙心态为前提， 申述中国儒学的现代价值与人类价值。儒学价值与中国古典政治智慧， 早就在启蒙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悉心模仿之中。启蒙是不是预设了“西方中心主义”立场， 这本身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作为问题指向的启蒙， 在自身逐渐呈现的、健全的启蒙理念中，并不存在一个完全排斥非西方的预设性立场。启蒙与启蒙后的社会政治变迁， 并不能由启蒙承担所有责任。所谓“西力东渐”与“西学东渐”不能被描述为一件事情的两个面相。前者是整合着的世界体系必然具有的扩张性决定的， 后者是文化交流、文化传通渐次展开之后必然出现的胜景。西方携坚船利炮东来， 并不是启蒙筹划中的举
22、措， 它是一个兴起中的市场经济需要全球市场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反应机制注定的。西方现代思想向东方的传播， 不是政治经济侵略就能自然而然成就的事情， 这些现代理念进入东方世界的前提， 是东方社会的精英们自觉认同的结果。如果说政治经济运行方式可以由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直接成功地强加的话， 文化思想理念很少以同样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结果。四、启蒙基本理念的再清算启蒙具有自己的基本预设。这类基本预设由四个支点支撑起来： 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普遍主义与进步主义。在启蒙思潮占据现代思潮的主流地位以后， 不断出现清算这四个主张的思想与人物。对于任何试图为启蒙辩护的人士来讲，假如不能够对这类清算启蒙的说法进行再清算的话， 启蒙的自我澄清就可能沦为自我瓦解。关于启蒙的个人主义预设。从神主宰的世界转变为人自己主导的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