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4 年中国历史地理学考试试题 论述题 一 . 三国鼎立局面出现的原因。 1 . 简述中国古代的几次分封及其影响。 2 . 论述毛乌素沙漠形成的原因。 3 . 分析历史时期中国人口变化的特点。 2004 年中国历史地理学考试答案要点 论述题 一 . 三国鼎立局面出现的原因 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是导致三国鼎立局面出现的的基础。 首先，政治上，各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以稳定其内部统治，重用人才。 其次，经济上，各国都注意发展生产经济，实行各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如屯田制等。 再次，军事上，军事战略的运用，即孙刘合作对抗强大的曹魏政权，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最后，地理环境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也提
2、到了一定的作用。蜀有剑门之险，吴有长江天险。北方的魏国虽然势力强大，但是其士兵不习水性，而吴国的士兵则习水性，加之吴蜀两国联合起来对付魏国，使曹魏政权无能为力。三个国家都各有自己的天时地利和人和。 二 . 简述中国古代的几次分封及其影响 分封制度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政体形式，始于周朝，在西汉、西晋时期也有存在。在历史中，它的影响有以下几种： 1 ，促进了历史的进程。这主要体现在西周的分封制上。周统治者面对空前广大的国土，管理起来只能是“望首莫及” ，根本管理不过来，所以只能用分封这一办法，建立一种松散的“联邦制” ，国家的根本大权属于周天子，这样可巩固国家的统一，拓展了疆土，防止国家发生动乱，
3、在统一的情况下，什么事都好办，因此，历史在这一时期便奇平稳发展。 2 ，使历史由乱到治，巩固了成果。这表现在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上。 3 ，导致出现分裂割据。这主要体现在西汉、西晋的“七国之乱”和“ 八王之乱”上。 三 . 论述毛乌素沙漠形成的原因 这里原来是否有沙漠和何时出现沙漠，目前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本来有沙漠，但其范围可能不大，而发展到目前这种状态，则是历史时期人类不合理的耕垦、放牧造成的。毛乌素地区的古代城址遗址。以汉代遗址深入沙漠内部最远，在陕北毛乌素地区还发现了夏王朝时代的遗址和玉器，反映出这个地区过去是很发达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地区已得到开发，秦
4、时在陕北设立了上郡和北地郡，到唐宋时期遗址、明代遗址则向沙漠东北边缘地区发展。呈现出西北、东南向的时代顺序性，这正是沙漠逐步扩大的有力证据。 四 . 分析历史时期中国人口数量变化的特点 1 . 增长缓慢性 根据公元二年到道光三十年（ 1850 年）以来近两千年的人口增长来看，即从近 6000 万增加到 4 3 亿，总数仅增长了 7 倍，平均年增长率仅约 1 。 2. 大起大落和发展阶段性 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化虽然总体上是增长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出现过大起大落的现象，即有的阶段增长较快，有的阶段则急剧减少。 3 . 人口增长的阶级不平衡性 从汉到清，构成人口大多数的是地主与农民这两个阶级，两者的
5、人口增长速度由于种种原因在多数情况下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4 . 人口增长的民族不平衡性 这其中包括汉族与其它民族人口增长的差异和其它民族之间的不平衡性。 2005 年中国历史地理学考试试题（开卷） 分析唐代以后西安市区全国政治中心的原因。 学生试卷两篇 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新探 2003 级历史基地班 雷晓鹏 20031020019 内容摘要： 10 世纪初，西安丧失了全国政治中心地位，开始沦为一个地区性的城市，并且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地位再也没能得以重建。西安的这种历史性的衰落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归纳为：一、历经周、秦、汉、唐，特别是经过唐末的历史大动乱，西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6、，不宜再做统一王朝的都城；二、从南北差异和对峙的意义上来看，西安的地理劣势在唐以后暴露得愈来愈明显，不宜作为后来王朝的都城（与其它城市相比）；三、中国古代的建都传统和乡土观念不利于西安政治中心地位在唐末以后的重建。 关键词： 西安；全国政治中心；重建；乡土观念 作为周、秦、汉、唐等一个个统一大帝国的都城，西安在中国历史上沐尽荣耀，出尽风头。然而，唐末以后，西安开始让位于洛阳、开封、南京和北京等城市，丧失了其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显赫地位，并且一去不复返，不能不令人忆昔伤怀，扼腕叹息。对西安“失宠”的原因，学界多有评议，然而偏颇和不足之处也不少，如许多论著都侧重于从西安在唐末的破毁中找原因，要么就用
7、“经济重心南移” 来搪塞之，而对一些历史深层的以及宏观形势变化上的因素鲜有提及。本文旧题重弹，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能有所精进和发挥；题目中着一“新” 字，意在敦促自己独立思考，不甘雷同。然才学所限，难能勉强，唯求竭思尽力而已，恳请师长多多批评指正一历经周、秦、汉、唐，特别是经过唐末的历史大动乱，西安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不宜再做统一王朝的都城。这是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的内在原因。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 史念海 先生在其中国古都和文化一书中提到，中国古都都经历过其“形成、发展、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过程，并且强调 “都城在演变过程中是有一定规律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西安丧失全
8、国政治中心地位这一历史现象纳入西安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加以把握，从而认为西安经过周、秦的形成，汉、唐的发展，到唐末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走向历史性衰落，是西安城内在的发展规律使然，具有必然性。以这种态度来探讨西安衰落的原因，有利于保持历史的公正与客观，从而避免因主观感情或视野狭窄而造成不应有的疏误。 同众多历史城市的形成一样，都城在一地的建立和维持是以该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依托的。关中平原南依秦岭，北临渭水，被山带河，金城千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而且，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壤肥沃，水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有“天府之国” 的盛誉。正是因为关中在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方面的优
9、越性，位于这一地区的西安才有可能成为历代王朝的都城，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是，反过来说，都城是人类积极改造自然的产物，一地区的长期建都必将导致该地区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经济基础的削弱，而当这种破坏和削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城就因失去其依托而渐渐衰落甚至消失。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城市历史中屡见不鲜，如楼兰古国和统万城等。据统计，“历史时期先后有十一个王朝、三位流亡皇帝和四位农民起义领袖在关中建都”，它们是“ 西周、秦、西汉、新、绿林、赤眉、东汉献帝、西晋惠帝和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黄巢的大齐和李自成的大顺” ，“ 总计历时 1077 年”。如此多的朝代在西安建都，这不
10、仅给西安这座古都带来了历史和文化上的无限荣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给西安带来了环境和经济上的重负。回顾西安漫长的建都史，我们从字里行间随处可以感受到西安为其荣耀而付出的沉重代价，而且隐约可以听见西安在艰难承载起一个个巨型帝国时，在其重压底下所发出的阵阵呻吟和啜泣。西周是第一个在关中建都的统一王朝，后历经秦、汉而迄于隋、唐。在从西周到唐末的漫长历史中，西安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在开发中不断破坏，在战乱中不断衰落。关中地区开发较早，周、秦属于开发的早期，西汉时达到较高的开发程度，隋、唐两代 300 余年，关中地区的人口激增，对其开发也随之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长期大规模的开发不仅使关中
11、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下降” ，而且使得西安在中唐以后“气候振动较大” ，“地震活动频繁”，“水旱灾害不断”。打开西安市志，像“ 关中饥馑”，“ 关中旱涝相继”，“蝗灾，飞天蔽日”，“ 饥荒严重，陆游饿殍，人相食”等等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目，令人触目惊心，很难相信这些是在堂堂一国之都附近发生的事情，而且这样的记载在唐代中后期更多。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关中地区粮食产量的剧减，严重影响到西安作为一国之都的经济基础。尽管关中平原以土地肥美，物产丰殷著称，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却是古而有之，从秦开始历朝历代都要通过漕运从关东运粮以解关中缺粮之急。这种情况发展到唐代变得更
12、为严重，甚至酿成震动京师的粮食危机。据史书记载，唐中后期许多皇帝因为京城缺粮而率文武百官去洛阳“就食”，成为“ 逐粮天子”，甚至高宗皇帝因此死在洛阳，不能终老故都，含恨而终。可见，关中地区的经济基础在唐中后期已显现出明显的颓势，且政治中心亦随之向关东倾斜。战乱对长安城的破坏也是极其惊人的。从西周末年的犬戎灭镐，到秦末项羽火烧咸阳，再到西汉末年的新莽之乱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西安不断地遭到战乱的洗劫，对西安的人为破坏可谓陈陈相因，变本加厉。唐末的历史大动乱更是对西安致命性的破坏。据史书记载，长安城及其郊区在僖宗和昭宗时曾四次陷于战火之中。 883 年，黄巢在长安与官军激战空前惨烈，四月离开长安时
13、，下令焚宫闱、省寺、居第殆尽，官军进城更是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居所存无几； 885 年，王重荣、李克用与田令孜大战于沙苑，田令孜败归后，令焚坊市及宫城，长安城唯昭阳、蓬莱等三宫仅存； 896 年李茂贞自岐攻入长安放火，使长安城宫室建筑统统化为灰烬。而到八年后的 904 年，朱温胁迫昭宗迁都洛阳，行前不仅“强令京师民按户籍迁居洛阳” ，而且下令“ 拆毁长安宫室、百司公廨、民间房屋，将所得木料由渭水漂流而下运往洛阳”，这使长安城遭受了致命的一击。此后京城成为废墟。严酷的战火摧毁了长安城，也摧毁了长安郊区，使长安不能作为都城继续沿用下去。二从南北差异和对峙的意义上来看，西安的地理劣势在唐以后暴
14、露得愈来愈明显，不宜作为后来王朝的都城。这是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外在因素。 辩证地讲，任何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都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暴露出其相对劣势，即所谓的地理优势不是绝对的和永恒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时代性。位于关中地区的西安也是如此。人们习惯于这样来描述关中的地理优势，说西安“南依秦岭，北临渭水，被山带河，金城千里 ”，或者说关中“居于四塞之内” ，“有高屋建瓴之势” ，“近可攻退可守”。这是不错的，但却主要是从军事战略意义上来说的。那么在沟通东西南北的意义上来讲又如何呢？作为一个统一帝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恐怕沟通的便利比军事的易于据守更为重要吧。 从关中地区自身的地
15、理特点来看，关中地区显得太过封闭。正如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关中地区在军事战略意义上的优势刚好是其在沟通不同地域方面的劣势。作为一个统一大帝国的都城，其军事战略上的意义应比一个割据政权的都城要淡化得多。虽然都城在军事战略上的优势对于一国在立国之初政权的巩固意义非凡，但随着帝国的繁荣和强大，这种军事战略上的全副装备则会转变为沉重的包袱，制约着都城在对全国进行有效管理和统一调度全国人力物力方面职能的发挥。像秦、汉、隋、唐这样的大帝国，无疑需要一个足够开放的大都市与之匹配，而西安在这点上显然并不称职。西安深居内陆，“居于四塞之内” ，“周围有崇山峻岭环绕” ，具有很强的封闭性。秦岭将西安与南方阻隔，这
16、是西安要沟通南方所无法逾越的障碍。水运方面，西安虽然河流不少，有“八水绕长安”之说，但河流的规模太小；而黄河又有三门峡之险，严重影响到黄河沟通东西功能的发挥，这成为历朝历代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西安在唐代虽称国际性大都市，但交通却多由陆路，无法在水路交通方面施展身手，这与英国之伦敦、法国之巴黎及日本之东京形成鲜明对比。而唐之后取代西安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洛阳、开封、南京和北京则无不是水陆交通的枢纽，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可见，唐以后的帝国统治者们在择都问题上表现出走出封闭，兼顾水陆交通的择都取向。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西安的地理位置太过偏西。周隆兴于西岐，数迁而至于丰镐；秦国被关东六国讥笑为“西戎”，
17、孔子周游列国而不入秦；西安在历史上也多次被称为“西都” 。可见西安之“西”在历史上由来已久。地理位置偏西之弊有很多。首先，都城地理位置偏西使国家对广大的关东之地的管理尤为不便，甚至酿出许多祸端。如西周为了解决对关东管理不便的难题，于是大封诸侯，最后导致诸侯坐大，周室衰微；秦吸取周之教训，罢分封，置郡县，结果过犹不及，短命而亡；西汉初立，再行分封，又导致了“七国之乱” ；隋炀帝为了加强与关东的联系而开运河、营建东都，却劳民伤财，激起民怨，使隋王朝顷刻土崩瓦解。唯唐朝坐享隋炀帝之功，后来更是凭借其强大的国势所生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向心力才勉强维持了较长时间稳定和统一的局面。其次，西安地理位
18、置的偏西与中国当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大势相背离。历史发展在地理位置上的趋向是由开发较早的文明中心向四周扩散。隋、唐之世，中原地区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已经走向衰落，而南方作为一个新兴地区，其经济地位开始不断攀升，这就使得作为都城的长安对南方越来越倚重，而两者地理上的阻隔成为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唐以后的统治者倾向于将都城建于西安之东之南，以适应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势。如“东汉时期，以及后来的北宋初年，也曾有人设想定都长安，只是考虑到粮食问题不好解决，方才作罢”。 此外，从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形势来看，西安易于遭到游牧民族的侵袭，其位置极为不利。西安的地理位置偏于西北，而这一
19、地区正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最为频繁和激烈的地区。当北方某一游牧民族兴起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西北向中原地区侵袭和骚扰，而关中地区南有秦岭阻挡，东又有黄河和函谷关相阻，往往形成自缚之困局，极不利于战略迂回和在纵深上的展开。而开封、南京和北京等城市则不存在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借助河海进退自如，从而保护自己。由此可见，西安虽然在东西对峙和南北对峙方面具有极大的军事战略优势，但在对付来自西北的威胁时则表现的力不从心，笨拙至极。历史上每一次西北游牧民族的兴起和强大都直接威胁到西安的安全，尤其是在统一王朝的建立初年和末年，游牧民族会对定都西安的王朝的命运产生致命的影响。三中国古代的建都传统和乡土观念不利于西安政
20、治中心地位在唐末以后的重建。这是西安失去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 前朝都城被毁后，后面的朝代虽可以重建，但却不能无限重建，而往往是避开旧都原址，在同一地区另辟新址营建，这是中国古代的建都传统的一个方面。因为一定的地理区域，其开发潜力是有一定极限的。在历史时期，都城在被战乱摧毁后往往难逃被遗弃的命运而沦为一片瓦砾，百数十年后仍是杂草丛生，乱石遍野的惨象。即使在同一地区要重建新都，一般都不会因袭旧址，而是在周围不远处另辟新址为城。如西安虽说是十三朝古都，但都城的具体位置在不同朝代却多有变迁。西周时，其京丰镐位于今西安以西的沣河两岸；秦都咸阳则位于今咸阳东部一带；而西汉长安城的位置却到
21、了今西安城西北 10 公里 的地方；隋的时候始建大兴城于汉长安城东南，才与今之西安市的位置大致相符。唐代虽然继续以隋大兴城为都城，但仍对之进行了多次维修和扩建。由此可见，当旧城被毁后，新王朝不会选择在旧址建都。那么，当经历了唐末的诸般兵火，长安城变为一片废墟后，新的统治者欲在西安建都就必须另辟新址，而这时候陈迹遍野的关中已很难找到一块像样的地方了。公元 904 年，唐迁都洛阳后，佑国军节度使韩建拆除外郭城和宫城，仅留皇城作为“新城” 已经是一种历史的无奈了。 乡土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对列朝统治者择都取向的影响是不应被忽视的。一般而言，统治者趋向于把都城建立在本族的祖居之地或者附近，这是乡土观
22、念对国人的影响在统治者身上的体现。乡土观念是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由于中国深居内陆，地区差异十分明显，交通不便，这些因素使国人形成一种“安土重迁”的观念，当然这也与中国很早以来就是一个定居的农耕民族有关。另一方面，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历代的思想文化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影响中国数千年，被称为儒教。而儒家思想有一大核心，即“孝”的思想，对国人的乡土观念产生了极深的影响。论语中讲“孝” 时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因此古人常常将父母及家亦即孝作为自己终生守望的精神家园和恪守的人生信条，即使位
23、居九五至尊的皇帝也不能例外。而且，除了对父母之孝外，“敬祖先 ”也是“孝” 的内涵的发展和延伸。因此，后代子孙能否“光耀门楣” ，使父母祖宗脸上有光就被作为衡量是否尽到“孝” 的一大标准，而建功立业也常被作为“光宗耀祖” 的资本。如楚霸王项羽就说富贵不归故里，如衣锦夜行，结果放弃关中而定都彭城，最终落得自刎乌江的下场。加之“祖坟”在国人心目中占据重要神圣的地位，为了保护“祖坟” 不被破坏，历代统治者都愿意将都城建于本族的隆兴之地，即便不得已要迁离，也必须设重兵防守。试看周、秦、汉、隋、唐的情况，周、秦起于西戎之地，都城数迁却不出关中，体现了就近隆兴之地择都的取向。隋唐统治者起于陇西，以长安为都
24、亦是如此。唯西汉刘邦兴于江苏沛县，临近山东，初定中原就“即帝位于山东定陶的汜水之阳”，后又欲以偏东之洛阳为都，因娄敬、张良力谏才决定定都长安，随后迁父母及家乡父老百余户到长安定居，才聊解缺憾。唐以长安为都，尽管中后期长安城每况愈下，皇帝们甚至不得不到洛阳“就食” ，但也是数月而返，没有长居不去的。高宗在洛阳病危，犹表示因不能终老故都长安之遗恨。 904 年长安久已残破，昭宗才在朱温的胁迫下被逼迁都洛阳。唐代以后，宋元明清迭兴。因为唐以后统一王朝的统治者从祖籍渊源上多与关中无关，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西安不可能成为以后王朝的都城。元、清自不用说，其定都北京，皆是由其故都就近迁徙而来的。这样的处理既有
25、利于适应全国大一统的需要，又不至于离本族的隆兴之地太远。而北宋初年定都开封，虽说是“为了贪图当地漕运的便利 ”，但与宋太宗及其部众多属关东人氏有关。朱元璋祖籍安徽（一说是江苏句容），故以南京为都；而成祖朱棣早年被封为燕王，留守北京，后以北京为都自在情理之中。可见，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乡土观念，对历代统治者的择都取向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综上所述，西安在唐末以后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想当然地认为西安失去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是战争的破坏和经济重心的南移，这是非常有害的。本文从表面上看是从三个方面探讨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其实在每一方
26、面的内部又有分层，如此则层层面面远不止三之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本文题目的不确定性。本文的题目是“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的原因” ，现抛开“原因”二字不论，单从“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这句话来看就存在很大问题。首先，历史上的西安不仅名称不同，而且其指代的地理实体也有很大差异，那么题目中的“西安” 二字显然用得不妥，必须加以规定和解释；其次，“丧失”之前没有时间的限制，因为西安在历史上曾多次丧失过全国政治中心地位，具体指那一次，该题目没有讲清楚，所以很成问题；最后，即便默认为“丧失” 是指西安在唐末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那么，该题讨论的范围是只局限于“ 在唐末的丧失” 呢，还是要延伸到西安在
27、唐以后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重建，这依然是很模糊的。正是因为题目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使得本文在行文过程中能够自由张弛，很少约束，从而易于网罗史料，比较能够从更深的层次和更宽的角度挖掘新的观点。当然，这样做也有一定的缺陷和不妥之处，颇值得商榷。西安丧失全国政治中心的原因 2003 级历史学基地班 齐润运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十几个王朝 ( 包括统一王朝西周、秦、西汉、隋、唐 ) 在关中地区建立都城。不过，唐代以后，关中就完全丧失了其都城的地位，沦为区域性政治中心。也就是说，关中地区作为全国性政治中心，建都时间较早，但丧失其政治中心地位的时间也比较早。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关中丧失全国政治中心，是生态
28、气候、政治军事防御以及经济状况等因素的互相影响的结果。一、生态环境与气候的变化 生态环境与气候是古代都城选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长安之所以长期作为古代都城，正是由于长安及关中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河流众多，森林茂密，气候较为怡人。然而，长安及关中地区历经数千年的开发，人口大量增加，历史上掀起过一次次土地开发的热潮。关中地区的开发，使之成为 “ 天府 ” ，但同时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历代建都时，往往大兴土木，各项建筑用材和生活、生产燃料的需求大量增加，而这些木材都取之于附近的山林，使森林受到巨大的损失。唐政府曾在东西两京附近盛产木材的地区设置了六监，掌管采伐工作，供应建设所需
29、 。曾有 “ 八水绕长安 ” 美誉的西安水系，在唐代以后也随着环境的恶化遭到灭顶之灾。河流的水量大为减少乃至干涸，水土流失也十分严重，这与秦岭森林的破坏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这种情况导致了长安的环境优势已不存在，从而影响长安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其地位逐渐下降。 在气候方面，唐中期以来，西安及关中地区的气候变化较大。唐贞观元年以后，长安地区的气候以寒冬为主，不时有霜雪害稼的现象。北宋时，关中地区气候继续偏凉，宋太宗淳化三年（ 992 年）九月，关中中部京兆府出现了 “ 大雪杀苗稼 ” 的现象。当时关中梅树已绝迹，反映出气候的明显变化。至于旱灾情况，次数甚多。自宋太祖建隆三年（ 962 年）至宋徽宗宣
30、和五年（ 1123 年）的一百六十二年中，关中地区发生的旱灾就达 38 次。北宋地区的这一凉干气候所引起的灾害致使饥荒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代长安地区的经济的发展。金代前期关中地区气候略有回升，年平均温度略高于现代，是温干型气候。但后期气候又转寒。这种不稳定的气候波动势必对长安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而且金代关中地区旱灾较为严重。旱灾发生次数与北宋时期接近。金初熙宗皇统二年（ 1142 年）十二月，长安出现了 “ 泾、渭、灞、浐皆竭 郡邑遂空 ” 的景象，有的旱灾还伴随着蝗灾。元代，关中地区的气候又有变化，其寒冷干燥的程度较金代后期有所加剧。据元史中五行志记载，元代发生的 “ 陨霜杀稼 ”
31、 事件共 8 次。元时关中地区的旱灾发生频率很高，计有 23 次，占元统治年份的四分之一。其中成宗大徳六年到大徳十年（ 1302-1306 年）连续五年大旱，泰定三年（ 1326 年）至文宗天历二年（ 1329 年）的干旱持续了四年，皆造成惨重的损失。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安及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气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其已经丧失原有的环境优势，这势必会影响到后世建都于此。此外，笔者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我国历史上的三个温暖期（史前到西汉、隋唐、元代）中的两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长安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这似乎也可以说明气候和环境对于西安成为都城的影响。二、政治及军事上防御的考虑 对中央政权来说
32、，时刻都会受到来自边境的政治集团的压力与威胁。在交通信息并不发达的时代，都城作为政治中心，一方面要能有效统治国内各政治集团，另一方面就要能够兼抑边患、抵御外侮。如果政治中心选择得当，就可以在与边境军事政权的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政治中心不会在全国的几何中心，而是向外患较深的边境地域靠拢，这样可以羁縻或镇压外部政治势力，在发生战乱时可以就近指挥，便于调兵遣将，以保证对外战争的胜利 , 捍卫统治权。至吕后时 , 匈奴多次入侵陇西 ( 治狄道 , 今甘肃临洮 ) ，攻城屠邑，其侦察尖兵甚至深入到长安郊外的甘泉宫，迫使汉王朝集中十多万大军防守长安。到文帝后元六年 ( 公元前 158 年 ) ，匈奴
33、又大举入寇陕北 , 迫近长安，长安以北细柳、棘门、霸上都划为战区。唐朝时，突厥数次南下，大致都是以宁陕一线为主力，辅以山西一线。关中地区首当其冲。有唐一代 , 突厥、吐谷浑、高昌等边境势力均在关中西北。 关中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北的必经之地，又是西北地区到达中原的门户，能否牢固有效地控制关中，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很明显，建都关中可以加强政府在西北的防御能力，因为只有把政府机关置于前线，以都城守卫边疆，才能加强边境的防御实力，才不会在战争中掉以轻心。 汉代在都城长安的西北的咸阳原上修建陵墓、设置陵县、迁徙关东富豪 , 唐代也在关中平原的北部，北山脚下依山建陵，究其原因，除了讲求“风水”之外，封
34、锁匈奴、突厥进入关中的交通要道、加强在西北的防御能力是其最重要的原因。明朝皇陵的地址选择在北京西北的昌平地区 , 距离边墙非常之近，就与汉、唐皇室选择陵墓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祖先崇拜意识使得人们不能容忍祖陵受到丝毫侵犯，保护祖陵也不能有任何懈怠，而把都城和祖陵置于前线，显然可以有效地加强边境的防御能力。这就说明，在西北边境少数民族政治军事实力较强的时期，西北边境多事，各统一王朝为了能够与这些边境政治势力相抗衡，都会建都关中以绾毂西北的门户，就近处理各项征战事务，进行有效的防御和出击。 而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如宋、元、明、清时期，随着我国北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蒙古族、满
35、族 ( 皇太极时将女真族更名为满族 ) 等政治军事势力的崛起，边境政治斗争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北方和东北，如果再建都关中则舍近求远，边疆的防御力量会大打折扣。所以政治中心在封建社会后期东移北迁成为必然的趋势。三、西安地区经济的衰落及漕运的中断 唐长安毁灭与关中京畿地位丧失的更深层原因，主要在于经济方面。在生产力低下，交通运输不发达的古代社会 , 统一王朝的都城 ( 政治中心 ) 一般要与经济重心 ( 富庶地区 ) 相重合。是故以唐末五代为转折，都城开始东移南迁。换言之，即自秦汉以来关中的区位优势，历经千年沧桑，已经改观，而其区位劣势“寓内西偏 , 天下劳于转输”，日渐明显，不可逆转。审视唐末朝廷之
36、情形，最窘迫者，莫达于缺乏劲旅和匮乏钱粮二端。 回溯历史，当西汉初年刘邦在定都问题上犹豫不决时，留侯张良赞成齐人娄 ( 刘 ) 敬“ 都秦地”之献策，以为“关中左崤函，右陇蜀，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金城千里”是从事军攻守上权衡关中四周的山河形要。“天府之国” 则是从经济上评价关中农业生产基础雄厚，开发时间早而程度高，其人力、物力、财力均可支持国都的存在。然而，美中不足者则是长安还需“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 ，即仰仗于函谷关以东地区的粮食供给。核实而论，关中地区的这
37、一缺憾，早在战国后期已经显露。当时的对策，一是修栈道通巴蜀以运粮，二是在关中开渠灌田以增收。秦统一六国后，又从关东大量运粮。 降至唐代，江淮流域的经济富庶已呈赶超黄河中下游之势。如人口分布状况，盛唐时为“北重南轻” 。到元和年间已是“北轻南重” 了。史载“ 唐都长安 , 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时每年漕转 20 万石；玄宗开元末年漕粟多达 400 万石。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北方地区因战争破坏，经济衰败凋敝，朝廷财赋仰赖于东南八道 ( 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湖南、福建 ) ，京城局势之稳定，和从江淮至长安的漕道畅通与否，息息相关
38、。如贞元二年 (786) ，连接江淮与黄河的汴河漕路因藩镇跋扈而不时梗阻，京师缺粮，禁军骚然，会有 3 万斛米运至陕州，德宗闻报，情不自禁谓太子道：“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然而，自江淮之地逆水转漕，颇多艰难，一是航道曲折绵长，须待水势涨落，势必周期迁延；二是黄河上有三门峡谷和砥柱之险，渭水又因河道迂曲且深浅不一，漕路不畅，尤耗费用。为此，唐朝先后负责租庸转运的官员使臣如裴耀卿、韦坚、刘晏等辈，多方设计，成分段漕运，节级设仓，水陆结合；或疏浚汴河、漕渠 ( 关中东部 ) ，畅通漕路，以增运量。但糜耗浸广，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真可谓惨淡经营。 在唐以前，关中地区一直以来就是我国农业比较发
39、达的地区。但是在唐代，关中地区的粮食已不能满足长安城的需求，但与此同时，渭河漕运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渭河（渭水）是关中地区最大的河流，八水绕长安的八水都是渭水的支流。这些河流情况的恶化以及渭河沿岸的植被的破坏直接影响到作为都城长安供给线的渭河。渭水航运始于春秋，秦、汉两代，咸阳和长安先后成为渭水运输关东漕粮的终点。西汉时由关东运输来的粮食，可以直抵长安城下。西汉、隋、唐三代又历次开凿傍渭水而东的漕渠，这说明单凭渭水还不能完全满足运输的需要，而要借助漕渠。不过，西汉和隋、唐开凿漕渠的背景却不相同。西汉开凿漕渠，是因为渭水流经关中东部时河道弯曲，从潼关渭水入黄河处到长安的水路竟有九百里，距离太长。而
40、开凿的漕渠，航道只有三百余里，节省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从而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同时，西汉漕渠还用于农业灌溉。 隋唐开凿漕渠，则是因为渭水及其支流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河水含沙量过大，河床淤积过深，已不利行船。隋代开凿漕渠的原因即是： “ 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 ” 可见，隋代开凿漕渠的目的不是为缩短航程，而是为运输通畅。唐代亦是如此，唐中叶，漕渠一度阻塞，漕粮只得仍由渭水运输，有时不得不边挖沙边行船，其艰难程度非同一般。而到唐以后，再未发现有关运输船只行驶于渭水、漕渠的记载，仅有小舟摆渡，恐怕是水流细小，难以行船了 。
41、长安城供给线的中断，使得长安无法立即承载过多的人口，换言之，这一状况，使得定都长安的成本大大提高，首先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疏浚渭河或重挖运河。 四、长安城被毁 这座凝聚着建筑工匠天才智思和无数钱财民力的繁华帝都，却在唐未短暂的 20 余年间，先后遭受多次的兵火之劫，毁为一片废墟。 僖宗广明元年 (880) 十二月初，黄巢义军破潼关，克华州。唐僖宗出奔汉中，再奔成都。义军入据长安，建大齐政权。 中和元年 (881) 四月，义军设计于长安城中大败唐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十一月，义军于富平再败唐军。十二月，唐军从四面围攻长安，放火焚烧诸城门。 中和元年 (882) ，关中百姓避乱皆
42、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值三十缗。甚至有军人掠卖百姓为食者。 中和三年 (883) 正月起，唐军入城暴掠，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 中和四年 (884) 六月，黄巢起义失败。九月，右仆射、大明宫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招抚流散，户口稍归，复缮治宫室，百司粗有绪。然府寺民居被焚十之六七，王徽累年补葺，仅完一二。 光启元年 (885) 三月，僖宗还京，荆棘满城，狐兔纵横。李克用进逼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出奔凤翔。乱兵入长安，焚掠坊市与宫城，王徽累年补葺者无孑遗，宫阙萧条，鞠为茂草矣。 光启二年 (886) 十二月，王行瑜杀朱玫及其党徒数百人，诸军大乱，焚掠京城。是冬苦寒
43、，九衢积雪，兵入之夜，寒冽尤剧，士民无衣冻死者蔽地。 景福二年 (893) 九月，昭宗以李茂贞骄横不逊，发禁军 3 万讨之，反为所败。李茂贞与王行瑜兵逼长安，士民奔散，或亡匿山谷。 乾宁二年 (895) 五月，李茂贞、王行瑜与韩健带兵入京，谋行废立，闻河东李克用起兵勤王，遂各还本镇。七月，右神策军将李继鹏欲劫皇驾幸凤翔，纵火焚烧宫门，烟炎蔽开，京城大乱，诸军互相剽掠。昭宗出幸南山麓莎城、石门等处旬余。京城士庶从幸者数十万人，中暑而死者三分之一。李克用进兵关中 , 表请车驾还京，时宫室焚毁，未暇完葺，昭宗寓居尚书省，百宫往往无袍笏仆马。乾宁三年 (896) 七月，李茂贞兵逼长安，昭宗出奔渭北富平
44、，被韩健奉迎至华州。李茂贞入长安，大肆焚掠，自僖宗中和以来修葺宫室、市肆，燔烧俱尽。 天复元年 (901) 十月，昭宗与宰相崔胤密计尽诛宦官，谋泄事急，乃召朱温以兵迎幸。朱温发汴军西进，至河中，京城大骇，百官无人入朝，士民亡窜山谷。十一月初，宦官韩作诲等劫持昭宗出幸凤翔，并火烧宫城，诸军大掠城中，士民衣纸及布襦者，满街及目。 天复四年 (904) ，朱温东迁洛阳，并强迫长安居民近籍迁徙，老幼襁属，号哭满路，月余不绝；又拆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木，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成丘墟。结语 综上所述，关中地区丧失掉国都的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集团势力的区域分布和对比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关中地区在封建社会后期丧失了全国性政治中心的地位，而环境气候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状况则加剧了这一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