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保险公司董事会治理有效性实证研究基于 32 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的经验数据（上）2016-03-30摘要：利用我国存续时间 5 年及以上的 32 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从 2010 年到2013 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广义最小二乘（GLS）的方法，检验了我国保险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对公司绩效具有负面作用，独立董事比例、女性董事比例、金融背景董事比例、法律背景董事比例等特征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教育背景董事比例对公司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研究建议我国保险公司应不断加强董事会治理机制建设，实现董事会治理机制从合规性到有效性的转型。关键词：保险公司，
2、公司治理，董事会特征，绩效一、引言从 2006 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到 2014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充分显示了国家对保险业的高度重视，保险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不但是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高效引擎，而且将有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保险公司治理一直都是保险业改革与发展的核心，而董事会又是保险公司治理的核心所在。保险公司董事会除了承担战略规划、监督和咨询等董事会的传统职能外，还承担风险识别、内部控制和合规经营等职能，其对保险公司的科学决策、稳健发展和长期价值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将对绩效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公
3、司治理文化和制度环境缺失，现代保险公司制度建设滞后，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保险公司董事会治理仍存在众多问题，如规模过大、结构不合理、运作不规范、履职评价不规范、受托责任欠缺、专业性不足等等。中国保监会自 2006 年颁布关于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始，连续颁布了一系列保险公司治理的文件，董事会建设一直是各文件关注的重点所在，至今我国保险公司董事会治理工作已经展开了近十年，其治理效果如何也需要我们进行审视。但受制于上市保险公司数量少、数据获取困难，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研究偏重于理论分析，缺少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选择了存续 5 年及以上即度过过渡期的 32 家股份制保险公司 2010 年到 201
4、3 年的治理数据，从董事会规模、结构、素质等多维度检验处于平稳期中的保险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以期检验我国保险公司董事会治理建设的效果，为完善保险公司治理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促进我国保险业的科学、健康、稳健发展。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保险公司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学术界关于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所进行的研究不计其数，研究结论存在正相关、负相关、非线性相关和不相关等众多观点，这些观点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小规模董事会更有效率，这一观点也被西方发达国家董事会规模在不断缩小的事实所支持。针对保险业，Wang 等（2007）发现中国台湾保险公司董事会规模对经营效率具有负面影响。Lai 和
5、 Lee（2011）的研究表明，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大，承保风险、杠杆风险、投资风险及总风险都会随之上升。谢晓霞和李进（2009）证实了中国保险公司董事会规模与 ROA 呈负相关关系。而夏喆和靳龙（2013）却并未发现中国保险公司董事会规模与 ROE 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保险公司因为在经营对象、资本结构、保险契约及政府监管等方面具有众多特殊性，各公司治理群体利益冲突严重，加之经营地域广泛等特点，决定了其董事会规模较一般公司偏大。但是笔者认为董事会规模过大将如委托代理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势必带来沟通协调成本的增加，从而降低公司绩效。基于上述论述，我们提出假设 1：假设 1：保险公司董事会规模与公
6、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二）保险公司执行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较多学者认为内部董事比外部董事具有专业和信息优势，对董事会的影响力也比外部董事强，所以应该保持有一定数量的内部董事（Baysinger 和Hoskisson，1990；Bhagat 和 Black，2002）。但是，英国 20 世纪 8090 年代初众多治理丑闻公司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存在一个强有力的主导型首席执行官和一个受其支配的较弱的董事会，金融时报 1988 年公布了 500 强的公司中只有 21 家公司的董事会是由较多的非执行董事组成的（格尔根，2014）。凯德伯瑞报告明确建议公司应将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分设、非执行董事应占多数
7、，应设置薪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也提出相似要求。执行董事比例的增加意味着内部人控制的可能性增大，意味着作为董事会成员的高级管理者要自己监督自己，这无疑会带来监管的弱化和怠慢及侵权可能性的增加。但是目前在我国少有的保险公司董事会治理实证研究中，并没有学者开展执行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从上述事实出发，我们提出假设2：假设 2：保险公司执行董事比例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三）保险公司董事会独立性与公司绩效理论上，独立董事占比越高，意味着董事会决策的独立性、专业性和科学性越强。在声誉机制的作用下，独立董事能够发挥对管理者的监督与制衡职能，保护股东的利益不被管理者侵蚀，阻
8、止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犯，维护其他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国内外众多学者实证检验并确认了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如 Brick 和 Chidamaran（2008）、Wang 等（2007）、Lai 和Lee（2011）、He 和 Sommer（2010）等。但我国学者对保险业所开展研究结果却未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关系（陈彬和邓霆，2013、夏喆和靳龙，2013），李维安等（2012）在检验保险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与消费者利益保护之间的关系时也没发现显著性结果。因为本文选择的保险公司已经度过过渡期，董事会治理机制建设合规性和有效性较为完善，所以本文提出假设 3：假设 3：保险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绩
9、效呈正相关关系。（四）保险公司董事会领导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现代管家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在董事会领导权结构上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对立。现代管家理论认为董事会主席与首席执行官应两职合一，因为经理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施展其才能。委托代理理论则认为，二者之间是决策制定与决策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一元结构的董事会就失去了其最核心的监督职能，而两职分离则能够在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建立制衡机制。但众多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两职分离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负相关和不相关等多种观点。针对保险业，Lai 和 Lee（2011）发现，两职合一将导致公司总风险增高；Adams（2005）研究表明一元结构的公司表现出高风险承担
10、行为，Wang 等（2007）发现一元结构对经营效率具有显著负相关。而 OSullivan 和Diacon（2003）、陈彬和邓霆（2013）发现二职合一与绩效显著正相关。本文认为保险公司的治理目标和国有股权普遍存在的背景决定了其领导权安排需要有较好的制衡机制。本文给出如下假设：假设 4：保险公司的两职分离与公司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五）保险公司董事会素质与公司绩效董事成员性别多元化、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专业背景有助于董事职能的发挥。董事会性别多元化问题近年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研究发现因为女性董事因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说“不”，性别多元化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张琨和杨丹，2013）。龚辉峰（2
11、011）发现具有博士学位的董事会人数比例与绩效呈正相关，但魏刚（2007）并没有发现学历对绩效的显著影响。保险公司董事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专业性，保险公司董事会运作指引中规定，董事会成员中应该有金融、财务和法律人士，并鼓励精算人员担任董事。一般认为，专业人士增多将增加保险公司的效率和经营稳定性，促进公司的成长和盈利能力。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 5：保险公司女性董事比例、金融背景董事比例、法律背景董事比例、精算背景董事比例和教育背景董事比例分别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三、研究设计（一）样本来源本文选择了成立于 2006 年及以前的股份制保险公司 20102013 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虑到保
12、险公司经营一般需要经过 3 年到 5 年的过渡期才能进入业绩平稳状态，同时存续时间长的保险公司其公司治理也较为良好，所以本文选择的股份制保险公司截止 2010 年的存续时间都在 5 年以上。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我们剔除了数据不完整的公司，最终每年留存了 32 个样本（其中财险公司 15 家，寿险公司 17 家），从而形成一个时长 4 年、每年 32 家样本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数据。（二）研究变量的选择1.被解释变量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公司绩效，关于衡量公司绩效的变量有托宾 Q 值、总资产收益率（ROA）等，鉴于我国上市保险公司数量较少，托宾 Q 值数据
13、无法取得，所以本文在实证分析时选择了 ROA 作为被解释变量。2.解释变量董事会规模（Bsize）。董事会规模是公司治理的关键因素，将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本文用董事会人数来表示董事会规模。执行董事比例（Manger）。本文用执行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来表示。董事会独立性。本文以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总人数比例（Dper）作为衡量董事会独立性高低的指标。董事会领导权结构（Duality）。本文采用虚拟变量来表示董事会领导权结构，Duality=1 表示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Duality=0 表示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分离。董事会素质。本文以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Diver）、金融背景董事比例（
14、Finance）、精算专业董事比例（Actuary）、法律背景董事比例（Law）以及硕士和博士占董事全体成员的比例（Education）等变量作为表示董事成员素质的变量。3.控制变量为了真实地反映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监事会规模（Jsize）。监事会作为我国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国有股持股比例（GOV）。国有股在我国保险公司中普遍存在，且占有较大的比例。因为国有股具有一定的政治资源，所以将会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股权控制度（CN）。一股独大是我国保险公司普遍存在的现象，良好的股权制衡将能够减少代理成本，将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公司
15、规模（lnAssets）。保险公司盈利基于大数法则，具有较为明显的规模经济，所以公司规模将对公司盈利能力具有一定的影响。公司存续时间（lnTime）。新设立的保险公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期才能进入稳定状态，而存续时间的长短也决定了公司经营管理、投资运作、风险控制等能力的强弱，所以在实证研究中通常将存续时间作为一个控制变量。险种类别（寿险（Lkind=1）和财险（Pkind=1）。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在经营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为了更好地反映董事会治理对绩效的影响，我们将其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 1 所示。（三）实证模型设计根据分析，总体样本回归模型设计如下：ROAit=a0+a1
16、Bsizeit+a2Bsizeit2+a3Managerit+a4Dperit+a5Diverit+a6Financeit+a7Actuaryit+a8Lawit+a9Dualityit+a10Educationit+a11Jsizeit+a12GOVit+a13CNit+a14lnTimeit+a15lnAssetsit+ （模型 1）分寿险和产险公司回归模型设计如下：ROAit=（a 0+a1Bsizeit+a2Bsizeit2+a3Managerit+a4Dperit+a5Diverit+a6Financeit+a7Actuaryit+a8Lawit+a9Dualityit+a10Edu
17、cationit+a11Jsizeit+a12GOVit+a13CNit+a14lnTimeit+a15lnAssetsit）（Pkind+Lkind）+ （模型 2）上述模型 12 中，下标 it 是指第 i 家保险公司第 t 年的指标；a 为各变量的回归参数（包含常数项）； 代表回归残差。本文在实证分析时主要借助的软件为 Eviews 7.2。四、实证分析（一）描述性统计1.总体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2 描述了样本公司董事会特征与绩效变量的总体情况。整体来看，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等主要治理变量基本满足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也即这些治理指标合规性较好，公司治理合规性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提升治理有
18、效性（李慧聪等，2015）。可以看出保险公司总资产收益率整体偏低，仅为0.0005，说明我国保险公司整体经营效率低下。董事会规模最小值为 5 人，最大值为 19 人，各保险公司之间董事会规模差异较大且平均值较高。执行董事的平均比例为 23.8%，说明保险公司中执行董事比例过高。独立董事比例平均值为 29.3%，说明较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比例低于保险监管部门的规定比例。在所有董事中，女性董事仅占 13.4%的比重，占比偏低。法律背景和精算背景董事比例占比分别为 7.4%和 3.7%，而金融背景董事占比达到了 37.4%。硕士和博士教育程度的董事占比达到了 55.4%，说明我国保险公司董事受教育程度
19、较高。50%的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权合一，说明两权分离的领导权结构并没有被广泛采用。国有股均值为 53%，处于绝对控股地位，一股独大现象明显。2.分年度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了更好地反映保险公司董事会治理机制变化的趋势，表 3 显示了各主要变量均值的分年度统计结果。整体看，总资产收益率每一年都比较低，且并未呈现出一致的趋势。董事会规模平均值基本呈现增加的趋势，而随着对独立董事制度的重视，可以发现独立董事比例整体略微有所增加，执行董事比例则呈下降趋势。关于董事会素质建设年度统计结果显示，女性董事比例呈现整体上升趋势，而金融背景、精算背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法律背景董事比例、两权合一的领导权结构都呈现了先
20、升后降的态势。此外，国有股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虽然统计时间短暂，但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我国保险公司董事会治理机制建设在逐步完善。（二）实证结果及分析1.面板数据回归面板模型选择一般来讲，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避免伪回归情况的出现。鉴于本文所选择样本数据时间跨度较短仅为 4 年，且带有横截面数据构成短期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时对变量可以不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面板数据时间跨度较小，个体所包含的信息量不多，所以无需讨论扰动项自相关问题，在实证时通常视其为独立同分布。但因为各家保险公司在截面维度上存在差异，为了减少因此差异而导致的异方差影响，采用广义最小二乘（GLS）回归
21、的方法进行了截面加权处理，从而结果的显著性和无偏性，提高回归分析对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在模型选择时，首先进行了混合回归和个体固定效应回归，并对回归结果进行了 F 统计量（Redundant Fixed Effects Tests）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较混合模型更为合理；其次，对个体固定效应和个体随机效应进行了豪斯曼 H 统计量（Correlated Random Effects-Hausman Test）检验，结果显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优于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所以在回归时采用的均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2.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回归结果根据表 4 中对总体样本的回
22、归结果可以看出：董事会特征变量与公司绩效间整体呈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即对保险公司总资产收益率来讲，保险公司董事会治理已经逐步从“形似神非”逐步走向了“形神俱备”，其可能原因在于本文所选择的保险公司均成立于 2006 年及以前，已经度过了过渡期，经营绩效较为平稳且公司治理较为完善，所以显著性明显。在回归分析中，本文不但考察了董事会规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也考察了董事会规模平方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其平方项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保险公司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呈 U 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大，公司绩效将先呈下降趋势后呈上升趋势。但是根据回归结果，可以计算出这一 U 型曲线的拐点为 19 人，而这一人数刚好是根据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份公司董事会的最高人数，因此，大于 19 人的董事会在我国保险公司中其实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一结论支持小规模董事会更具有效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