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典诗词与古代诗人的仕途的困惑庙堂与江湖的抉择内容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等的探求，寻找古代诗人在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总是陷于两难境地的缘由，试图理解古代诗人在仕途之路上的各种矛盾与困惑。关键词：仕途；诗人；庙堂；江湖一、在儒家文化的思想体系中，一枝是仕宦文化，一枝是隐逸文化。可以说千百年来中国古代文人的仕途困惑最终都将涉及到一个关于“仕”与“隐”的抉择。而这一困惑的来源，是在专制政治体制下，中国古代诗人的社会理想与现实的无法统一。二、（一）、居庙堂之高：古代知识分子多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思想给知识分子设计的一条康庄大道。” 杜甫“
2、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胸怀天下；苏轼感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渴望在早生华发之前能够有所作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使如李清照这样的女诗人也有“人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诗句。大都积极入世，渴望有从政的机会。但是，在一个君权笼罩一切、支配一切的时代，古代诗人的政治理想在社会的黑暗、官场的腐朽中，往往遭遇到种种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打击。首先是“内圣”和“外王”的矛盾。古代诗人最大的人生理想就是在实现“内圣”的基础上“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外王”。专制的政治制度大量需要的是奴才，尽管他们也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但也必须是奴才式的人才 。在外王的实现中
3、，君王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封建时代从来就是明君少而昏君、暴君多，倘若遇上这样的君主，则“外王”基本无从谈起。其次是“致君”与“制于君”的矛盾。 在旧时代，封建皇权高于一切，知识分子要有所作为，必须“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允许的范围内对封建政权修修补补 。在入世思想的影响下, 文人的政治目标在追求的过程中肯定会触犯其他人的利益, 乃至君主集团的利益, 这种时候,败走就成了文人政客最终的悲哀宿命。（二）、庙堂与江湖的抉择由于古代诗人耿直的秉性和敢谏的气概，大多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有的被奸臣所害，有的遭小人暗算，有的受同党排斥，或穷困潦倒，或流放荒丘，或不得善终。韩愈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
4、八千”，柳宗元的“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苏东坡的“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就是文人落魄和被贬的真实写照。这时候诗人们就面临着江湖与庙堂，即“仕”与“隐”的抉择。中国读书人的骨子里，还是更向往入仕的。因为他们大都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有“济世”之才，且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这样，“学而优则仕”就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正道。但他们终究是文人，当理想与现实碰撞， 梦想破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寄情于山水之中，流连于风物之间。（三）、处江湖之远：在“出世”与“入世”的两难选择中, 我们看到了“仰天大笑”的豪者,“ 采菊东篱”的闲者, “独钓寒江”的适者, “感慨流水”的
5、智者, “感叹命运”的明者他们不甘愿选择政治, 泯灭个性, 就只得将政治悲剧回归到自然当中。他们吟诗作赋, 对酒当歌, 此时的文人去掉了伪装, 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隐逸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一种人生方式，是自古存在的。从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道隐”，到庄子追求超然之精神存在的“心隐”；从汉代东方朔提出隐身“金马门”，将独立自由人格巧妙融入宦游之中的“朝隐”，到魏晋时期身居林泉，人格豪迈的“林泉之隐”，中国的隐逸文化传统逐步形成和成熟。到了唐代白居易提出“中隐”，使隐逸中庸化，不再以“隐”作为实现独立和价值的途径，盛极一时的隐逸文化便开始走向衰落 。在古代文人的心目中，隐逸成为一条获
6、得集体认同的世人处事、持身的最佳退路，所谓“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它成了不少知识分子安顿良心，安顿受挫人生的一种精神方式。但不管是精神上的归隐还是现实性的归隐，其中灌注的现实政治内涵的“归隐情结”，也折射出中国古代文人入世与归隐之间相互矛盾的心理文化。（四）、江湖亦如庙堂封建社会官本位的价值观，决定了士人把做官从政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作为“自我实现”的唯一内容，甚至成为民族心理。当认识到做官不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就选择隐逸。许多诗人隐逸之后又并非心如死灰，而是将才情寄予诗文，在艺术上不断突破，创造巅峰。可以说，挫折与困顿对文人是一个打击，也是一种拯救。这种打击动摇了他们政治的报复与
7、理想，拯救了他们思想和文学家的灵魂。可能正是这些打击使得中国少了一些平庸的官僚却造就了无数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他们的命运与艺术的天命不期而遇，从而走向人生的更高境界。并且他们也并非从此不再过问天下事，反而更加关心国计民生。他们从政治舞台下场，完成了一种从弄潮儿到守望者的身份转变，始终保有着一颗为国尽忠与为民做主之心。一方面古代诗人们处江湖之远仍忧国忧民的大情怀值得认可，但是他们又并非以一种真正超脱的态度来做这一切，“独善其身”的撤退之隐占了大多数，诗人们还是始终抱着能够被统治者赏识重用的希望，“终南捷径”一说即可证之。究其缘由：首先，儒家文化作为中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主张将个体的人生价值和生命超
8、越落实在对群体理想的追求和奉献之中，形成一种积极有为、奋斗不息的生命旨趣。绝大多数诗人们都受着儒家入世思想的激励，读书积习，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飞黄腾达，所谓“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其次是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文人身份的不能独立，文人在政治、经济、情感上对封建皇权都存在很强的依附性，所谓“诗歌干预政治”就从文学作品的不纯粹的侧面体现了这一点 。出仕做官带来的不仅仅是丰厚的傣禄，还可以提高士人的社会地位。诗人们都立志于从政治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立足点。可以说，诗人们的这种在仕途观念上的局限性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必然。三、小结：古代诗人在仕途上的“仕”与“隐”的困惑是个人高洁品质
9、与黑暗官场的冲突，亦是一种人文情怀与封建制度的冲突。但是他们致力于事功，不愿做或者是无法成为纯粹的文人的现象，导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个性意识；他们所做所为的最终旨归往往有关于家仇国恨，希望能以一己之力达到救世的目的，却忽略了拯救个人，目光对于受难个体的落实还是偏少。参考文献：曹佳玲.中国古代文人隐逸思想的渊源及其诗文表现J. 甘肃林业高职教育，2010(2)：102-105 孙适民蒋玉兰.中国古代文史文化与知识分子现代化M.湖南: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刘明华.致君与制于君论杜甫的仕途困惑J. 天府新论 ,1998(2):88-93 杨德秀.古代文人“进”与“退”的智慧古代文人的 “入世”与“出世”J. 大语文论坛，2007(7):29-30 张再林.唐宋食风与词风的研究以白居易、苏轼为中心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