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人文教育鱼豢魏略探微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学术界对它的研究甚早。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来看，至少可以追溯到文心雕龙。尽管如此，学界主流仍倾向于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视为此项研究的起点。这一主张虽然在事实上割裂了新学与旧史之间的内在关联，甚至不能排除贬古媚近之嫌疑，却也未尝不可成立；毕竟，自从清季民初传统史学转型为“新史学”后，两者至少在著述形式和研究范式上，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相对于专著，有关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的单篇论文，尤见其伙。此类成果，依其研究视角的差异可分为两类。这其中的宏观探讨，大体上围绕着两个重心而展开。其一便如高国抗魏晋南北朝时
2、期史学的巨大发展、顾相奎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探源、蒋家骅论魏晋南北朝史学兴盛及其原因、高敏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兴盛及其特征和原因、李颖科魏晋南北朝史学发达原因新探诸文，通过与两汉史学的纵向比较，从史书数量的剧增、著述形式的多样化、修史制度的趋于完善、史学理论的初步建设、史学地位的日益上升等角度，论证魏晋南北朝乃传统史学发展史上的繁荣期，进而探究此期史学取得长足发展的历史动因，丁鼎先生更由此深入考察魏晋南北朝史学在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和史官制度等方面对唐代史学的重大影响。其二就是分门别类地探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各种面相，或如柏明等人合写的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勉力考察该期史注的丰富内容、显著特点
3、及其实用价值；或如赵俊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述论，专注于论述此期史学批评之形式多样化和内容深广化；或如李颖科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简论，从历史进化、人事天神、直书曲笔、忠孝节义、以史为鉴五端探析期间的史学思想；而从与区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加以关照的成果也不绝如缕，朱仲玉汉晋时期绍兴的十位史学家、耿天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鲁史家，即其荦荦大者；至如柳维本隋唐以前中国史官设置与沿革述略、王志刚民族文化认同与北朝史官制度的发展之类的对史官制度沿革的梳理和总结，更是重中之重。除宏观探讨外，对魏晋南北朝史家、史书、史学活动的微观考察，既是此项研究之大宗，也部分因为其研究对象相对单一而较易探究，故能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4、。而与宏观探讨颇相类似的是，微观考察亦有其热点。事实上时间早不一定就正确，后世考证往往能找出前人著书2之毛病，古人向有隐讳夸大之嫌，或者为应政治需要而丑化敌人等，像是文宣战檄虽为一手史料，但细观内容却往往光怪陆离。魏略会出现孔明叫魏延不要北伐，会出现刘禅小时候被人所卖，甚至对敌将魏延的奇谋扭曲到与蜀人所记不同，当然也会出现孙权不敢攻城或是文聘默城疑敌之类。在坚持先信作者背景之前提下，往往忽略其内容情节并不合理。虽然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对那一时期鱼豢的重要史学魏略确仍止步不前，甚少有文章对其进行专门论述和研究。较早对其进行研究的是1983年罗秉英发表在思想战线上的魏略典略关系试
5、探。1996年余太山发表在西域研究上的后汉书西域传与魏略西戎传的关系亦对这个问题有较多涉及。进入21世纪后，余太山继续对这一问题予以了较多研究。其2004年发表在西域研究的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有关大秦国桑蚕丝记载浅析，2006年发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的魏略西戎传。2008年郑春颖发表在北方文物上的魏志高句丽传与魏略高句丽传比较研究也是这方面的一篇重要文章。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面研究魏略的文章。因此本文试就魏略作一探微。二、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一，鱼豢与魏略二、魏略各方面的研究（一）魏略的由来（二）魏略的卷数（三）魏略记载下限（四）魏略史学研究得失1、知远不知近2、刘禅被卖3、
6、“三顾茅庐”与“毛遂自荐”4、蜀汉奇袭曹魏本项研究通过对魏略由来，基本特征出发着重探讨可信度通，过列举三点微小实例，加以论证。三、研究的方法与技术路线本文拟采用文献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魏略几点实例进行分析，研究魏略其可信度。文献研究法通过大量阅读文献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魏略成书背景，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三国志比较研究加以论证。3四、研究的总体安排与进度12010年11月2630日，与导师面谈确定正式选题，确定选题以班级为单位报学院教务办。22010年12月26日前，撰写好文献综述、开题报告上交开题论证小组。32011年1月10日前，初期检查。检查内容为选题、指导教师、任务书、文献
7、综述、开题报告、开题论证结果等。42011年4月10日，交初稿给指导教师。52011年4月20日，交二稿给指导教师。62011年4月25日前，中期检查。检查内容为工作进度、工作态度、纪律情况、翻译文章的原文来源、学生的过程记录卡、指导教师的工作指导卡。72011年5月6日，把装订好的毕业论文与过程材料终稿交给指导教师。82011年5月9日，第一轮答辩。92011年5月23、24日，第二轮答辩。五、主要参考文献1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092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904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724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10985杨
8、翼骧中国史学史数据编年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2766丁鼎略论魏晋南北朝史学对唐代史学的影响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6）1477柏明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J西北大学学报，1986（3）218赵俊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述论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6）1329李颖科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简论J西北大学学报，1992（4）8910柳维本隋唐以前中国史官设置与沿革述略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6）9711王志刚民族文化认同与北朝史官制度的发展J史学集刊，2009（2）10212卢弼集三国志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7241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8，104
9、214郑春颖魏志高句丽传与魏略高句丽传比较研究北方文物，2008,215罗秉英魏略典略关系试探J思想战线,1983,0516余太山后汉书西域传与魏略西戎传的关系J西域研究,1996,0317孙玉石雪峰早期的佚文及其它J鲁迅研究月刊,1988,05418吴伟鹏略伸三国志裴注之优长J史学史研究,1984,0119ZHAOJUNJINAND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IESHISTORIOGRAPHYBATCHREVIEWJJOURNALOFGRADUATESCHOOLOF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JOURNAL,1990,6613220LIY
10、INGKEJINAND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IESHISTORICALTHINKINGWHATJJOURNALOFNORTHWESTERNUNIVERSITY,19924895毕业论文文献综述人文教育鱼豢魏略探微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学术界对它的研究甚早。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来看，至少可以追溯到文心雕龙。尽管如此，学界主流仍倾向于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视为此项研究的起点。这一主张虽然在事实上割裂了新学与旧史之间的内在关联，甚至不能排除贬古媚近之嫌疑，却也未尝不可成立；毕竟，自从清季民初传统史学转型为“新史学”后，两者至少在著述形式和研究范式上，确实存在着
11、显著的差异。相对于专著，有关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的单篇论文，尤见其伙。此类成果，依其研究视角的差异可分为两类。这其中的宏观探讨，大体上围绕着两个重心而展开。其一便如高国抗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巨大发展、顾相奎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探源、蒋家骅论魏晋南北朝史学兴盛及其原因、高敏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兴盛及其特征和原因、李颖科魏晋南北朝史学发达原因新探诸文，通过与两汉史学的纵向比较，从史书数量的剧增、著述形式的多样化、修史制度的趋于完善、史学理论的初步建设、史学地位的日益上升等角度，论证魏晋南北朝乃传统史学发展史上的繁荣期，进而探究此期史学取得长足发展的历史动因，丁鼎先生更由此深入考察魏晋南北朝史学在
12、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和史官制度等方面对唐代史学的重大影响。其二就是分门别类地探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各种面相，或如柏明等人合写的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勉力考察该期史注的丰富内容、显著特点及其实用价值；或如赵俊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述论，专注于论述此期史学批评之形式多样化和内容深广化；或如李颖科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简论，从历史进化、人事天神、直书曲笔、忠孝节义、以史为鉴五端探析期间的史学思想；而从与区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加以关照的成果也不绝如缕，朱仲玉汉晋时期绍兴的十位史学家、耿天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鲁史家，即其荦荦大者；至如柳维本隋唐以前中国史官设置与沿革述略、王志刚民族文化认同与北朝史官制度的发展之类的
13、对史官制度沿革的梳理和总结，更是重中之重。除宏观探讨外，对魏晋南北朝史家、史书、史学活动的微观考察，既是此项研究之大宗，也部分因为其研究对象相对单一而较易探究，故能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而与宏观探讨颇相类似的是，微观考察亦有其热点。事实上时间早不一定就正确，后世考证往往能找出前人著书之毛病，古人向有隐讳夸大之嫌，或者为应政治需要而丑化敌人等，像是文宣战檄虽为一6手史料，但细观内容却往往光怪陆离。魏略会出现孔明叫魏延不要北伐，会出现刘禅小时候被人所卖，甚至对敌将魏延的奇谋扭曲到与蜀人所记不同，当然也会出现孙权不敢攻城或是文聘默城疑敌之类。在坚持先信作者背景之前提下，往往忽略其内容情节并不合理。也许
14、魏略在其它地方却有可取之处，但是既使正史三国志都能找出不少错误或疏失，野史魏略又有何资格能正确到完全没错要追究来源的话，曹魏官方史书为秘书监王沈所编撰魏书，或者东吴官方史书为左国史韦昭之吴书，曹魏又不是国不置史，注记无官，魏略也只不过是私人所写，鱼豢官职郎中，无权也没分，得以见识朝廷正式档案。反而陈寿曾在蜀汉为观阁令史（另类史官），接受命令编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复又入朝任为著作郎，有机会也可能因工作所需（著作之郎），见识到官方档案，完全有机会据实叙述。陈寿的正史内容业已简约，但是魏略却仍无法包涵三国志之内容，反而常常出现彼此矛盾的说法从缺少韩信故事到不知用赵云攻斜谷，魏略所指之二路直攻长安，一
15、点也不考虑孔明北伐的实际作战，因已派赵云当然不用魏延，着无庸议；再说魏略对文聘用计默城及孙权的心理反应，皆能一一详细，但是对孙权率军若干、耗时几何、事后封赏全然不提。这种尽知细节内幕，却不知大纲布置；能如亲临现场知其对话，反不清兵力数量及战意所在知小不知大，有点见树不见林。以上并未就魏延计划内容作评论，也未对文聘守城真伪作出考证，谨就三国志与魏略异同出作出比较，有趣的是正史往往包括野史，既使排开野史也能成立；但是野史若不参考正史，反而好像在说另一个故事。放大观察魏略之独家报导的异议，程度远多于三国志与其它史料偶合相符之处。虽然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对那一时期鱼豢的重要史学魏略确
16、仍止步不前，甚少有文章对其进行专门论述和研究。较早对其进行研究的是1983年罗秉英发表在思想战线上的魏略典略关系试探。1996年余太山发表在西域研究上的后汉书西域传与魏略西戎传的关系亦对这个问题有较多涉及。进入21世纪后，余太山继续对这一问题予以了较多研究。其2004年发表在西域研究的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有关大秦国桑蚕丝记载浅析，2006年发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的魏略西戎传。2008年郑春颖发表在北方文物上的魏志高句丽传与魏略高句丽传比较研究也是这方面的一篇重要文章。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面研究魏略的文章。因此本文试就魏略作一探微。7主要参考文献1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7、3092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904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724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10985杨翼骧中国史学史数据编年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2766丁鼎略论魏晋南北朝史学对唐代史学的影响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6）1477柏明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J西北大学学报，1986（3）218赵俊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述论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6）1329李颖科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简论J西北大学学报，1992（4）8910柳维本隋唐以前中国史官设置与沿革述略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6）9711王志刚民族文化认同与北朝史官制
18、度的发展J史学集刊，2009（2）10212卢弼集三国志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7241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8，104214郑春颖魏志高句丽传与魏略高句丽传比较研究北方文物，2008,215罗秉英魏略典略关系试探J思想战线,1983,0516余太山后汉书西域传与魏略西戎传的关系J西域研究,1996,0317孙玉石雪峰早期的佚文及其它J鲁迅研究月刊,1988,0518吴伟鹏略伸三国志裴注之优长J史学史研究,1984,0119ZHAOJUNJINAND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IESHISTORIOGRAPHYBATCHREVIEWJJOURNAL
19、OFGRADUATESCHOOLOF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JOURNAL,1990,6613220LIYINGKEJINAND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IESHISTORICALTHINKINGWHATJJOURNALOFNORTHWESTERNUNIVERSITY,19924898本科毕业论文（20届）鱼豢魏略探微9目录中文摘要错误未定义书签。英文摘要错误未定义书签。引言1一、鱼豢和魏略3二、魏略各方面的研究3（一）魏略的由来3（二）魏略的卷数4（三）魏略记载下限4（四）魏略史学研究得失51、知远不知近52、刘禅被卖63、“三顾茅
20、庐”与“毛遂自荐”74、蜀汉奇袭曹魏8三、魏略的价值9四、总结9参考文献10致谢错误未定义书签。I【摘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学术界对它的研究甚早。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来看，至少可以追溯到文心雕龙。除宏观探讨外，对魏晋南北朝史家、史书、史学活动的微观考察，既是此项研究之大宗，也部分因为其研究对象相对单一而较易探究，故能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而与宏观探讨颇相类似的是，微观考察亦有其热点。虽然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对那一时期鱼豢的重要史学魏略确仍止步不前，甚少有文章对其进行专门论述和研究。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面研究魏略的文章。因此试就魏略作一探微。由于魏略大部已经亡佚，
21、史学界对于其记载内容、起始和截止时间等方面颇有争议。就它的相关方面略作一探微。【关键词】魏略；三国志；鱼豢；曹魏。II【ABSTRACT】JINAND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IESINCHINESEHISTORYWASAPERIOD,ANIMPORTANTACADEMICRESEARCHESONITVERYEARLYFROMTHECOMPARATIVELYBROADPERSPECTIVE,ATLEASTTO“WENHSINDIAOLONG“EXCEPTFORTHEMACRODISCUSSION,JINAND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IESHIS
22、TORIAN,HISTORYANDHISTORIOGRAPHYACTIVITIES,ISTHESTUDYMICROINVESTIGATION,INPARTBECAUSEOFITSLARGERESEARCHOBJECTRELATIVESINGLEANDEXPLOREMOREEASILY,SOITCANGETAMOREFRUITFULANDQUITESIMILARWITHTHEMACROEXPLORE,MICROINVESTIGATIONALSOHASITSHOTSPOTALTHOUGHTHESTUDYOFJINANDSOUTHERNANDNORTHERNDYNASTIESHASMADEGREAT
23、PROGRESS,BUTFORTHEPERIODOFTHEIMPORTANTHISTORICALTHEFISHHUANSLIGHTLY“WEITRULYSTILLIMMOBILIZED,RAREARTICLESONTHESPECIALDISCUSSIONANDRESEARCHMOREBUTSOFAR,NOCOMPREHENSIVESTUDY“TAKASLIGHTLY“ARTICLETHEREFORETHISPAPERATTEMPTSTO“TAKASLIGHTLY“TOURSMICROBECAUSEMOSTOFTHEWSLIGHTLY“FORITSZHONGSHUO,HISTORIANSRECO
24、RDEDCONTENT,STARTINGANDTHEDEADLINEFORACONTROVERSIALASPECTSTHISARTICLETRIESTOITSRELATEDASPECTSOFTHEPUBSMICROSLIGHTLY【KEYWORDS】WEISLIGHTLYTHEHISTORYOFTHETHREEKINGDOMSYUHUANCAOWEI1引言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学术界对它的研究甚早。从较为宽泛的角度来看，至少可以追溯到文心雕龙。尽管如此，学界主流仍倾向于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视为此项研究的起点。这一主张虽然在事实上割裂了新学与旧史之间的内在关联，甚至不能排除贬古
25、媚近之嫌疑，却也未尝不可成立；毕竟，自从清季民初传统史学转型为“新史学”后，两者至少在著述形式和研究范式上，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作为“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先生虽未专门考述魏晋南北朝史学之流变，然其“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晋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晋为全盛时代1”之论断，却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国史学史的逐渐成型，魏晋南北朝史学也受到部分学人的关注，并因此出现了陈寅恪读书后等专题论文。然而，诸如此类的微观考察与宏观把握，非但数量甚少，且其所述不很确切。真正促成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趋向系统化者，则非周一良先生莫属。早在1934年，周先生
26、就发表了魏收之史学。该文在综述魏收为人的基础上，对魏书的取材、体例、书法等问题详加考辨，从而基本上澄清了长期以来对魏氏及其魏书的误读乃至曲解。时至1980年代，周先生的治学重点再度转移至魏晋南北朝史学史，先后撰就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读、的几条补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等论著，这就“把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因此，其诸多论断成为当下学界的一般知识。2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对该期史学发展的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对此期史家及其史著的个案研究，对该时代史学理念的梳理、概括和总结，却不约而同地成为诸多学人近
27、期治学之重心，并因此而有诸如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庞天佑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郝润华六朝史籍与史学、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等专著的出版，以及300多篇论文的发表，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也由此出现前所未有的热潮。3这其中，牛书作为汉唐之际史官制度史研究的第一部专著，“着重考察了魏晋南北朝史学所特有的著作官制，兼及其产生的原因与发展的结果，揭示了汉至唐初史学发展在制度层面上的特点，以及这一时期史学发展与史官制度演变之双向影响的相互关系。对推动中国史官制度的研究以至
28、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具有学术上的参考价值。”而胡宝国先生所著的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分别探讨了经史之学、文史之学、三国志裴注、史论、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62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562923庞天佑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M合肥黄山书社，2003，1742杂传与人物品评、州郡地志、南北史学异同。在胡宝国先生潜心著述的同时甚至更早时候，逯耀东先生作为台湾第一代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者，也致力于探析包括经史关系、别传、三国志裴注、史论在内的诸多史学史问题，其研究“尤注意兼顾到个人因素、社会环境、文化互动等层面，从多角度观
29、察历史的变化”，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就是其相关研究成果的集结。该书以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系列非儒家价值体系的新史学写作形式为考察对象，着重关注别传、志异小说、史注和史学评论，进而分析这类新史学写作形式所由来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其诸多论断，例如“汉书艺文志不另立史部，和史学著作篇帙的多寡无关”，实发前人未发之覆。相对于专著，有关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研究的单篇论文，尤见其伙。此类成果，依其研究视角的差异可分为两类。这其中的宏观探讨，大体上围绕着两个重心而展开。其一便如高国抗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巨大发展、顾相奎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探源、蒋家骅论魏晋南北朝史学兴盛及其原因、高敏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
30、兴盛及其特征和原因、李颖科魏晋南北朝史学发达原因新探诸文，通过与两汉史学的纵向比较，从史书数量的剧增、著述形式的多样化、修史制度的趋于完善、史学理论的初步建设、史学地位的日益上升等角度，论证魏晋南北朝乃传统史学发展史上的繁荣期，进而探究此期史学取得长足发展的历史动因，丁鼎先生更由此深入考察魏晋南北朝史学在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和史官制度等方面对唐代史学的重大影响。1其二就是分门别类地探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各种面相，或如柏明等人合写的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勉力考察该期史注的丰富内容、显著特点及其实用价值2；或如赵俊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述论，专注于论述此期史学批评之形式多样化和内容深广化3；或如李颖科魏
31、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简论，从历史进化、人事天神、直书曲笔、忠孝节义、以史为鉴五端探析期间的史学思想；而从与区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加以关照的成果也不绝如缕，朱仲玉汉晋时期绍兴的十位史学家、耿天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鲁史家，即其荦荦大者；至如柳维本隋唐以前中国史官设置与沿革述略4、王志刚民族文化认同与北朝史官制度的发展之类的对史官制度沿革的梳理和总结，更是重中之重。5除宏观探讨外，对魏晋南北朝史家、史书、史学活动的微观考察，既是此项研究之大宗，也部分因为其研究对象相对单一而较易探究，故能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而与宏观探讨颇相类似的是，微观考察亦有其热点。虽然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对那一时期鱼
32、豢的重要史学魏略确仍止步不前，甚少有文章对其进行专门论述和研究。较早对其进行研究的是1983年罗秉英发表在思想战线1丁鼎略论魏晋南北朝史学对唐代史学的影响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6）1472柏明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J西北大学学报，1986（3）213赵俊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述论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6）1324柳维本隋唐以前中国史官设置与沿革述略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6）971王志刚民族文化认同与北朝史官制度的发展J史学集刊，200921023上的关系试探。11996年余太山发表在西域研究上的与的关系亦对这个问题有较多涉及。2进入21世纪后，余太山继续对这一问题
33、予以了较多研究。其2004年发表在西域研究的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有关大秦国桑蚕丝记载浅析，2006年发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的魏略西戎传。2008年郑春颖发表在北方文物上的与比较研究也是这方面的一篇重要文章。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面研究魏略的文章。因此本文试就魏略作一探微。一、鱼豢和魏略鱼豢是三国时期曹魏国郎中，著名的史学家。鱼豢是长鱼氏，京兆人今陕西西安。其撰有纪传体史书魏略。魏略可能为八十余卷，每部又包含数十篇，是魏、晋时期的重要史学著作，大多数皆已亡佚。其内容分别由法苑珠林、翰苑、后汉书、三国志、北户录、太平御览等书所引用。清代史家王仁俊、张鹏一分别为此书作了辑佚工作，其中以张鹏一辑本
34、为佳，有25卷并附遗文6条，绝大部分辑自三国志裴注，但辑自初学记、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者，如中外官志、礼志各条，皆裴注所无。由于魏略大部已经亡佚，史学界对于其记载内容、起始和截止时间等方面颇有争议。本文试图就它的相关方面略作一探微。二、魏略各方面的研究（一）魏略的由来关于魏略的由来，后人多有评析。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记曰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吴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今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纪录。
35、至少帝时，更勑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核，访求往事，相与记述，并作之中，曜、莹为首。当归命侯时，昭、广先亡，曜、莹徒黜，史官久缺，书遂无闻。核表请召曜、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至晋授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撰为国志，凡六十五篇先是，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后孙盛撰魏氏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録，异闻间2罗秉英魏略典略关系试探J思想战线，198305293余太山后汉书西域传与魏略西戎传的关系J西域研究，199603944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中书郎裴松兼采众书补注其阙，由是世言三国志者以裴注为本焉。由上可知，曹魏宫撰史书为王
36、沈主撰之魏书。孙吴宫撰史书为韦昭主撰之吴书。晋书卷39王沈传言王沈于魏正元年间（254年至259年）。“与荀觊、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那时，高贵乡公曹髦因不能忍受当傀儡皇帝的耻辱，决定对司马昭发动突然袭击。当曹髦把这个计划告诉给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后，沈、业二人立即驰马向司马昭告密。因此，王沈受到司马氏重用，宫运亨通，但为众议所非，魏书也因袒护司马氏，被讥为非实录。吴书的主撰韦昭，孙晧时为侍中，领左国史。因孙晧暴虐，群臣多阿谀顺旨，数言天降祥瑞，以博得孙皓欢心。晧以问昭，昭曰“此人家筐筐中物耳”。晧又欲令昭为父和作纪，昭以和“不登帝位”，不予照办。诸如此类的事，使晧衔恨
37、在心。凤凰二年（273年），晧竟杀昭。与昭共撰吴书的薛莹、华核皆正人君子，且有才学。故吴书尚为史家所许可。晋时，陈寿撰写三国志，鱼豢私撰魏略，止于明帝时期，孙盛撰魏氏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録，各类史书众说纷纭，宋文帝命中书郎裴松兼采众书补注其阙，于是后世三国志都裴注为本。（二）魏略的卷数本书原卷数，各史记载相异，甚至相差甚大。由于史料有限，对于卷数只能大抵依靠前人推测。隋书经籍志二隋书卷三十三载“典略八十九卷，魏郎中魚豢撰”。（疑魏略）；旧唐书经籍志上卷四十六载“魏略三十八卷，魚豢撰”，“典略五十卷，魚豢撰”1；新唐书艺文志二卷五十八载“魚豢魏略五十卷”2。有的学者认为典略及魏略为同一书，
38、有的则认为是二书，至今仍无定论。3（三）魏略记载下限对于魏略记载的下限，可通过相关记载略作推测。史通古今正史卷十二记曰“先是，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但三国志卷四魏书四三少帝纪第四记载“是日迁居别宫，年二十三。使者持节送卫，营齐王宫于河内重门，制度皆如藩国之礼。”其注曰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722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10983杨翼骧中国史学史数据编年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2765魏略曰景王将废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
39、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玺绶着坐侧。芝出报景王，景王甚欢。又遣使者授齐王印绶，当出就西宫。帝受命，遂载王车，与太后别，垂涕，始从太极殿南出，髃臣送者数十人，太尉司马孚悲不自胜，余多流涕。王出后，景王又使使者请玺绶。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来立，我当何之且明皇帝当绝嗣乎吾以为高贵乡公者，文皇帝之长孙，明皇帝之弟子，于礼，小宗有后大宗之义，其详议之。”景王乃更召髃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贵乡公。是时太常已发二日，待玺绶于温。事定，又请玺绶。太后令曰“我见高贵乡公，小时识之，明日我自欲以玺绶手授之。”丁
40、丑，令曰“东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诸子，与国至亲，高贵乡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为明皇帝嗣。”魏略对嘉平六年（254年）九月司马师废齐王曹芳及郭太后议立高贵乡公事甚详，则知魏略记事非只止于明帝，而是止于三少帝时。（四）魏略史学研究得失魏略记述魏国与汉末中原群雄相当详细，而对偏远地区的记载较略，全书记载敌国比本国的资料要多，而且不少看起来敌国极为机密的东西都写得很详细，且此书处处存在贬低歪曲诸葛亮等人的记载，如刘禅被卖过、诸葛亮毛遂自荐等。下面分析其几点1、知远不知近裴松之注释三国志时，虽大量引用魏略，但也屡屡指出魏略与三国志记载相反。如“曹操焚书”与“搜信索情”中，正值官渡之战，曾与袁绍互通
41、书信的曹军上下颇多，甚至不乏来自后方许都，在官渡战后，曹操不惜焚毁双方往来书信，以安人心。但是魏略却称曹操在战后派人搜阅袁绍记室，找不到李通与袁绍互通的书疏，曹操暗想这一定是赵俨的计谋。还有魏臣常林以清白不畏权贵着称（不独三国志如此，魏略亦有“林性既清白，当官又严。”与本传叙述相同。）三国志就提到司马懿屡拜常林，当然会有人要常林小心一点，不要让司马懿低头，但是常林就不肯照办。魏略反而提出常林阻止司马懿跪拜，原因正是司马懿身分“尊贵”，所以后来司徒职缺空出，司马懿就打算以常林补位。裴松之的评语为“臣松之以为林之为人，不畏权贵者也。论其然否，谓本传为是。”鱼豢向来知远不知近，对刘禅被卖汉中及孙权旗
42、舰失重都能知悉，就是不知曹操有无焚书或是6常林趋附权贵，对本国魏国反而叙述有错。2、刘禅被卖对于刘禅被人口贩子出卖事，巨细靡遗描述前后经过。裴松之亦对详细辩驳魏略有关刘禅被卖事情。魏略记载初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弃家属，后奔荆州。禅时年数岁，窜匿，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及建安十六年，关中破乱，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禅，问知其良家子，遂养为子，与娶妇，生一子。初禅与备相失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诣简，简相检讯，事皆符验。简喜，以语张鲁，鲁（乃）为洗沐送诣益州，备乃立以为太子。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
43、，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裴松之驳斥曰二主妃子传曰后主生于荆州，后主传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则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败于长阪，备弃妻子走，赵云传曰云身抱弱子以免，即后主也。如此，备与禅未尝相失也。又诸葛亮以禅立之明年领益州牧，其年与主簿杜微书曰朝廷今年十八，与禅传相应，理当非虚。而鱼豢云备败于小沛，禅时年始生，及奔荆州，能识其父字玄德，计当五六岁。备败于小沛时，建安五年也，至禅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禅应过二十矣。以事相验，理不得然。此则魏略之妄说，乃至二百余言，异也又案诸书记及诸葛亮集，亮亦不为太子太傅。”刘备立汉中王太子时年在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刘备攻取汉中后，自
44、称汉中王。因此魏略所称回益州后始立太子，时间上已经不对，称谓也有误。按太子为诸王皇族之嗣君，若刘备未称王或称帝，那有什么权力立太子如果刘备称汉中王后才立太子刘禅，则时间上也不可能。刘备于建安十九年得益州，建安二十四年称王，张鲁不可能在建安十九年送刘禅回去当太子，因为刘备还没称王；或者张鲁在建安二十四年已经人在曹操手下，也不方便送刘禅。而建安十三年赤壁战前，刘禅还是婴儿，曾有被赵云突围拯救的往事，建安十九年刘备才收川，张鲁若在建安十六年送刘禅，刘备当时也还没取得益州，正帮刘璋领军准备攻打张鲁。而且诸葛亮没当过太子太傅，因此张鲁在建安十九年以前送刘禅，就不可能成为汉中王的太子或是有太子太傅孔明辅佐
45、。从年龄上看，刘禅在荆州出生，当年一岁，时为建安十二年，没有机会在徐州走失，等到二岁时在建安十三年的赤壁前哨当阳战役虽然一度走失，但被赵云救回，所以刘禅根本没有走失可被卖到汉中，否则赵云救回7来的人是谁呢另外刘备收川前还有孙夫人意图绑架刘禅，结果赵云及张飞勒兵截兵，把刘禅救回，时年正为建安十六年，刘备方入益州，表示刘禅一直在荆州，当年五岁。魏略却言同年建安十六年刘括在汉中买到刘禅，因为当时益州刘璋与汉中张鲁交战中（刘备尚未取得益州），刘括很难出入敌对战区，而张鲁也不能把刘禅送诣益州。3、“三顾茅庐”与“毛遂自荐”关于诸葛亮出山的事，当时有三种记载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
46、中，谘臣以当世之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徐）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诸葛）亮，凡三往，乃见。”魏略“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诸葛）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诸葛）亮乃北行见（刘）备，（刘）备与（诸葛）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诸葛）亮独留，（刘）备亦不问其所欲言。（刘）备性好结毦，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刘）备因手自结之。（诸葛）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毦而已邪”（刘）备知（诸葛）亮非常人也，乃
47、投毦而答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诸葛）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孰与曹公邪”（刘）备曰“不及。”（诸葛）亮又曰“将军自度何如也”（刘）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数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刘）备曰“我亦愁之，当若之何”（诸葛）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着籍者寡，平居发调，则人心不悦；可语镇南，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刘）备从其计，故众遂强。（刘）备由此知（诸葛）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前两种记载都是出自蜀国的记载，支持刘备三顾茅庐，而第三种是魏国的记载，以为孔明求见刘备。是刘备三顾茅庐，还是诸葛亮毛遂自荐梁启超认为必须采信“最有力之证据”，有力证据
48、指的是出师表那句“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梁启超说“苟吾侪不能证明出师表之为伪作，又不能证明亮之好妄语，则可决言备先见亮，非亮先见备也。”但实际上，魏略谈诸葛亮“北行见备”使地理位置错乱。刘备若屯兵于樊城，造就成诸葛亮“北行”的条件必须是诸葛亮身在樊城的南方，但诸葛亮隐居于隆中，隆中却在襄阳的西北方。如果诸葛亮从隆中到樊城，方向就变成“东行”或“南下”；或者诸葛亮必须人在樊城的南方，才有办8法完成“北行”的任务。樊城的南方有襄阳及江陵等，不能离开隆中专程南下，再来“北行见刘备”。陈寿是史学家谯周的弟子，在撰写三国志之前，就编撰了诸葛亮故事和诸葛亮集。陈寿的
49、父亲是马谡的参军，虽然诸葛亮后来挥泪斩马谡，但诸葛亮器重马谡，众人皆知，马谡的同胞兄弟马良和诸葛亮更是交情匪浅。陈寿从他父亲那边打听到诸葛亮的点点滴滴，十分容易。陈寿具备鉴别史料的能力，其三国志诸葛亮传载“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陈寿采用刘备三顾茅庐之说，否决鱼豢在魏略所言，不是没有道理的。4、蜀汉奇袭曹魏按三国志的说法，魏延打算与孔明会师潼关，但是魏略的情报却改成魏延奇袭长安，并且将孔明战略目标变更，仅为征伐陇右取土而已。子午谷是关中通汉中的要道从汉初的刘邦由咸阳到汉中时，即烧所经栈道；再到韩遂及马超之乱时，就有数万家男女从子午谷离开关中到汉中；还有曹真想伐汉中时，也由关中走子午谷；甚至锺会以大军伐蜀，亦由关中经由斜谷、骆谷及子午谷至汉中。魏略却以为魏延可以从子午谷轻袭长安，好像以为长安有意放松对汉中到关中最短快捷方式的防备，这若不是突显魏延的高傲与轻敌，就是有意丑化愚策拙计。关中人民逃难至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