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科毕业论文（20届）宁波商人与近代上海的对外贸易所在学院专业班级历史学学生姓名学号指导教师职称完成日期年月目录中文摘要错误未定义书签。英文摘要错误未定义书签。绪论1一、宁波籍买办3（一）上海的宁波籍买办兴起的因素3（二）上海的宁波籍买办的特点41、人数众多，是上海买办群体中的主体42、世袭买办多43、宁波籍买办还投资经营自己的事业5（三）买办职能演变51、管理洋行内部事务52、参与洋行的业务经营63、代理洋行买卖货物6二、宁波商人参与的主要出口行业7（一）生丝业71、上海生丝出口概况72、宁波商人与上海的生丝出口8（二）制蛋业81、蛋制品出口概况82、宁波商人与蛋制品出口9（三）草帽业101
2、、草帽出口概况102、宁波商人与草帽出口11三、上海的宁波商人对近代上海对外贸易的影响12（一）宁波商人保证了上海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12（二）上海的宁波商人外贸活动促进了上海经济的近代化13（三）宁波商人带动了上海的与外贸有关的行业的发展13参考文献15致谢16I【摘要】富有经商经验的宁波商人，深刻认识到上海崛起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抓住上海开埠的机遇，抢滩大上海，涉足近代上海经济的各领域，特别是商贸，他们在对外经济方面展示了宁波商人独特的经商头脑，宁波商人在上海的经济活动不仅推动了宁波帮的近代化，而且对上海的近代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以宁波商人与上海的对外贸易为视角，对宁波商人在上海的对外贸
3、易中的活动进行论述。【关键词】宁波商人；近代上海；对外贸易；买办II【ABSTRACT】NINGBOSMERCHANTSWHOARERICHOFBUSINESSEXPERIENCEDEEPLYUNDERSTOODTHESTATUSANDROLEOFTHERISEOFSHANGHAI,THEYSEIZEDTHEOPPORTUNITIESOFOPENINGOFSHANGHAI,LANDEDSHANGHAITHENTHEYINVOLVEDINALLAREASOFRECENTECONOMYOFSHANGHAI,ESPECIALLYCOMMERCE,INTHEAREAOFFOREIGNTRADETHEY
4、SHOWEDTHEIRUNIQUEBUSINESSMIND,THEECONOMICACTIVITIESOFNINGBOSBUSINESSMENINSHANGHAINOTONLYPROMOTEDTHEMODERNIZATIONOFNINGBOPANG,BUTALSOHADADEEPIMPACTONSHANGHAISMODERNECONOMYINTHISPAPER,THEAUTHORWILLDISCUSSTHEACTIVITIESOFNINGBOSBUSINESSMENINSHANGHAISRECENTFOREIGNTRADE【KEYWORDS】NINGBOSBUSINESSMEN；SHANGHA
5、I；FOREIGN；COMPRADOR1绪论进入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社会经济近代化的进程步履维艰。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社会格局。众多宁波籍企业家，领风气之先，审时度势，发挥自身优势，纷纷前往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从事经济活动，特别是对外贸易活动。他们以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凭借着由家族同乡关系凝结而成的团体力量与群体效应，顽强拼搏，艰苦创业，迅速由旧式商帮转化为新兴的经济力量，为振兴近代民族经济，推动我国经济近代化作出了积极地贡献。“宁波帮”企业家群体的崛起，是近代中国工商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早在1916年孙中山先生就
6、曾对“宁波帮”企业界做过高度的评价“宁波人对于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宁波帮”在近代中国工商界的各个领域均有广泛的影响，在航运业、贸易业、金融业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由此赢得了“无宁不成市”的赞誉。南京条约中，上海成为首批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中国海岸线中部，又是万里长江的入海口，沿长江上溯可抵南通、南京、芜湖、汉口等地经运河可达，杭、嘉、湖等城市，腹地广阔，外商最早在这里设立租界，便于他们开展贸易。因此，自开埠后，外商船舶蜂拥上海，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由此，上海也逐渐取代广州的位
7、置成为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内外商品的主要集散地。由于宁波与上海的地缘关系，宁波商人越来越多地集于上海，把贸易中心也转移到上海，致力于各项创业活动。从此，宁波商人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宁波商人在上海的势力逐渐超越广东商帮，成为影响上海经济活动的主要力量，宁波商人的经济活动不仅促进上海经济的近代化，同时也促使“宁波帮”向近代商帮转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帮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商帮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也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史研究中的“显学”。虽然，也有一些论文论及“宁波人在上海”这一论题，但缺乏有深度、有力度的学术论著，完整性、系统性的研究不足，对于上海的宁波人研究，倒是西方学者捷足先登，早在
8、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苏姗曼（SUSANMANN鲍杰论近代宁波帮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42JONES）的17501880年宁波的金融势力（FINANCEINNINGPOTHECHIENCHUANG，17501880），“宁波帮”和上海的金融势力（THENINGPOPANGANDFINANCIALPOWERATSHANGHAI）就对宁波人在上海金融业中活动的研究着力较多。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梁元生教授的十九世纪中叶上海商界地区性集团之间的竞争一文则从对外贸易、职能分布、政治势力等方面比较了上海两个较大的移民集团广东人和宁波人在近代上海的势力消长。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代表性
9、的论文有黄逸平近代宁波帮与上海经济、蔡继福“宁波帮”与上海工商业、陈立仪上海的“宁波帮”等，这些文章大多从经济史的角度论述宁波商人的经济行为与上海经济的发展关系。上海是由商贸经济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对于宁波商人与上海经济的研究有时还是太过于局限某一领域，对于对外贸易这一方面，没有专门的论文加以阐述。所以，本文想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一时间段的宁波商人与上海的对外贸易为研究对象，对宁波商人与近代上海的对外贸易进行进一步探究，进而进一步揭示宁波商人对上海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3一、宁波籍买办买办是近代中国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19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最为活跃的一群人。鸦片战争后，西
10、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列强竞相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洋行，迫切希望占领中国这个广阔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但是，事情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顺利。由于受中国人民各种形式的抵制，语言方面的障碍以及商情隔阂等因素的影响，中外贸易的局面一时间难以打开。于是，为了适应外商在华经济活动的需要，买办就应运而生。“买办是在华外国行号的中国经理，在外国行号同中国人的交易中充当中介人。”作为中西贸易的媒介，买办首先在外商集中的通商口岸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买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介，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宁波籍买办出现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开埠后，宁波籍买办就出现在上海滩了。80年代以后迅速
11、崛起，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后来居上，超过广东买办进入鼎盛时期。上海的第一个近代买办是穆炳元。据说，他在鸦片战争的定海战役中被俘，少年时学过英语，英国侵略军进攻上海时，他随英舰到上海，受英人指挥，上海开埠后，因其会英语，颇受外国人信用，后来他因商业繁忙，一个人不能兼顾，又招收了若干学徒，教以英语和贸易相关的手续法，所以，他不仅自己是买办，还培训了一批甬籍买办商人。沪上宁波籍商人中第一个被外商雇为洋行买办的是鄞县人杨坊，他是上海著名的丝商和钱业巨商，因精于鉴别生丝质量而闻名。19世纪50年代为怡和洋行买办，因为为洋行成功设计一套严密而又有效的收购生丝的方法“苏州制度”而受到董事们赏识，此事传
12、开，外商更愿雇宁波商人为买办了。（一）上海的宁波籍买办兴起的因素第一，近代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与贸易重心的转移，提高了近代宁波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19世纪60年代以前，茶叶排在中国出口商品之首，但是，由于受到印度茶叶的竞争，中国的茶叶出口日益减少，逐渐地生丝出口超过茶叶出口成为出口商品的大宗。80年代后，“丝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首要地位一直维持到本世纪20年代”。宁波商人经营者日众，浙江是生丝的重要产地，宁波商人在生丝贸易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早已在长江一带和浙江的北部建立了商业网络，在收购与销售方面具有极有利条件，不少宁波商人被洋行郝延平，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M上海上
13、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1郑友揆著，程麟荪译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2684雇为买办。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1846年上海出口贸易额占全国的1/7，1885年达到55。上海的崛起使原本在这里就很活跃的宁波商人占据了优势。第二，近代宁波商人具有的优越条件，使外商不得不加以倚重。随着贸易中心的转移，长江流域取代华南地区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贸易基地。经过明清时期的开拓，宁波商人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建立了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的商业网，这使苦于在中国打不开市场，没有正常的贸易途径的外商对宁波商人大为青睐。再加上，宁波
14、商人拥有实力雄厚的钱庄，这样一来，外商可任用宁波商人为买办，与其他各商埠的钱庄建立密切的联系，这不仅便于他们收购土特产和原料，推销洋货，也为日后外资银行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三，宁波地区开放的社会环境为宁波籍买办的兴起准备了适宜的社会条件。宁波地区地处海口，自古以来就是对外交往和贸易活动的重要地区。近代，宁波又率先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宁波商人长期从事贸易活动，与洋人接触频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宁波商人具有强烈的商品意识和较少的盲目排外的思想，这为宁波商人充当买办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使他们敢为人先涉足新行业。所以上海的宁波商人更容易与外商建立联系，更容易受到重用，使其能在上海的众多商帮中独占鳌头
15、。（二）上海的宁波籍买办的特点1、人数众多，是上海买办群体中的主体宁波人旅沪的时间比广东人迟，但后来居上，后期势力远胜于广东、江苏等地的买办。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曾对上海90个著名的买办作了分析，浙江籍43人，江苏籍31人，广东籍7人，安徽籍5人，江西籍1人，籍贯不明3人。浙江籍43人中，基本上都是宁波人。虽然，无法确认上海的宁波籍买办的人数，但从上述数据可以推测宁波籍买办在上海买办群体中占据明显优势。2、世袭买办多宁波籍买办中不乏父子、祖孙世代相传的，如朱葆三与朱之奎，严信厚与严子钧，叶澄鲍杰论近代宁波帮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201鲍杰论近代宁波帮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210
16、5衷与叶子衡，朱志尧与朱鲁异，刘鸿生与刘星耀，叶星海与叶庸方，傅筱庵与傅品圭都是父业子传。王铭槐和他的儿子王采臣、王毓臣，孙子王步洲、王云洲，虞洽卿和他的儿子虞顺恩、虞恩铭，孙子虞鲁伯，以及许春荣一家更是三代世袭的买办家族。3、宁波籍买办还投资经营自己的事业在买办生涯和经商活动中，宁波籍买办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他们将资本投向了不同行业，促进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而这些人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近代的民族资本家。如严信厚，投资创办了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通久源面粉厂，通商银行；定海朱葆三，投资创办的企业有上海丝绢厂、华商水泥公司、四名银行、中华商业银行、华兴保险公司、宁绍轮船公司等；再如镇海虞洽卿，他
17、是近代航运业的巨擘，他创办和创建的有宁绍、宁兴、三北轮船公司、鸿安商轮公司。又如，刘洪生投资组建上海水泥公司、上海煤业银行等并投资了上海志裕、成丰、五丰、义昌等钱庄。宁波籍买办的商业活动促进了近代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上海近代化的进程，他们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三）买办职能演变买办的职能大体上是有一个演变的进程的，由办理洋行内部事务的雇员，发展到兼管洋行的买卖业务，从而成为了比较完整的买办制度。1、管理洋行内部事务鸦片战争后，废除了行商管理制度，洋行可以自由选择交易对象，自由雇佣买办。初到上海的洋行商人，人生地疏，语言不通，当时由于中国与欧美远隔重洋，每家洋行
18、只有很少的几个外籍人员，所以他们不得不雇佣中国买办帮办行内事务。这时的买办与以前的买办大不相同，他们并非中国官厅指派，由行商担保，在活动上受到官方限制和监督，而是为洋行所雇佣的，而是听命洋行指挥的洋行职员，他们为洋行买日用生活用品，办理行内事务和银钱出入等。鲍杰论近代宁波帮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21162、参与洋行的业务经营买办参与洋行同华商间的交易始于19世纪4050年代，特别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钱庄庄票成为华洋交易通行的支付手段之后，逐渐普遍起来。19世纪60年代，买办在洋行的业务经营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另外，买办替洋行到内地采购丝茶土产和推销洋货也是一项主要内容。在天津条约签
19、订前，按照南京条约的规定外商“贸易处所，只准在五港口，不准赴他处港口”，“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但是洋商为了扩大贸易，往往利用买办到中国内地代为买卖。天津条约签订后，洋商更迫不及待地派大批人员涌入内地市场。除了买卖货物，其他如探听市场行情，管理洋行财务等都是买办参与的业务活动。3、代理洋行买卖货物19世纪60年代后，沿海和内地口岸陆续被迫开放，贸易日益扩大，上海钱庄庄票成为华洋交易不可缺少的媒介。特别到19世纪80年代，洋行由贩运商人转变为佣金商后，中小洋行大量增设，竞争激烈。同时，由于银价持续下跌和汇价波动，增加了贸易风险。为了避免风险，扩大贸易，洋行逐渐赋予买办更大的权利，利用买办在上海商
20、业中的地位和与中国国各业商人的关系及熟悉内地市场情况，代理央行经手买卖交易，允许买办抽取一定佣金，责成买办承担交易风险，并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责任与报酬以合同的形式规定下来。近代上海的宁波商人掌控着上海的金融钱庄业，加上，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商业网，自然是洋行买办的不二人选，因而更加受到外国洋行的器重。买办是中西贸易的桥梁，在近代中西贸易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虽然他们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条件下滋生的，某一角度看来他们充当了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这无可否认，但是他们在充当买办的同时，投资近代工商企业，成为民族资本家，他们也有一定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他们向西方学习，然后投资企业又与西方的资
21、本主义竞争，为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我们要你历史的眼光，结合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客观地看待这一社会群体。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上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1231247二、宁波商人参与的主要出口行业上海的宁波商人是继广东商人之后在上海商贸中崛起的新一代商人团体，他们涉足上海对外贸易的很多的行业，但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是生丝、制蛋和草帽出口行业，接下来将分别加以介绍。（一）生丝业1、上海生丝出口概况早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生丝出口是仅次于茶叶的主要出口商品。鸦片战争以后，茶叶的出口于19世纪后期已经逐渐衰落，而生丝的出口却继续增长。到1894年出口
22、货值3,3604万两，占全国出口商品总值的26，超过茶叶居全国出口商品的首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增加到8,3156万两，1929年更增加到16,4196万两，是甲午战争前夕1894年的49倍。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商贸中心，大多数的生丝都是转运到上海再销售到海外的，因此上海是中国生丝出口的最重要的港口。上海自1861年怡和洋行创办第一家纺丝局以来，几经周折，到1894年已有机器缫丝厂12家，其中洋商4家，华商8家。到1930年，上海丝厂增加到105家。上海生丝出口情况见下表表1全国和上海生丝出口量变化表年份189419131919192919311936全国（关两）33,60483,156113,95
23、8164,19694,18928,570上海（关两）23,09748,98665,461103,61149,69918,780上海占全国的比重685957635265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上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268从上表可以看出虽然从1894年到1936年，上海生丝出口占全国生丝出口的比重略有变化，但是，上海生丝出口还是占了全国生丝出口的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上海是我国近代生丝8出口的最重要的港口。2、宁波商人与上海的生丝出口浙江是生丝的主要产地，宁波商人在生丝贸易中拥有长期经验，并控制着长江下游地区的市场系统，因而他们在整个生丝的收购和销售过程中驾
24、轻就熟。上海生丝的出口大多是经过丝栈或丝行收购生丝再售于外国洋行，或者是洋行雇佣买办到农村收购生丝，然后再出口。无论是丝栈、丝行还是从事收购的买办都是生丝出口的中间人，它们在生丝出口环节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宁波商人在生丝贸易中拥有长期的经验，并且在长江和浙江北部建立了商业网，因而在收购和销售方面具有有利的条件，所以宁波商人很受外商洋行的青睐，不少的宁波丝商被聘为洋行的买办，或者充当洋商的掮客，居间中介。如泰记丝行的老板杨坊，在1850年被怡和洋行聘为买办，为洋行提供和形成了一种采购生丝的“苏州制度”，受到洋行董事们的赏识，认为“他是比广东人更为出色的丝商”。这一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宁波
25、商人从事生丝的转口贸易。很多宁波商人除了充当买办外，还开设丝栈、丝号、丝厂，这样一来，他们不仅可以替洋行做事，还可以与洋行建立商业联系，一方面可以把自己的丝栈、丝号、丝厂的货推销出去，又可以向洋行通融款项利用洋行的名义到内地收购蚕茧，得到不少便利。如镇海方家开设的“方振记”，自己派人到湖州收买土丝，将丝卖给李百里洋行，交换进口花色洋布，再运到其他地方出售。丝栈、丝号就是这样与洋行建立业务关系，两者相互利用、相互依存。宁波商人也正是通过这两种方式主导着生丝的出口。（二）制蛋业1、蛋制品出口概况蛋制品是20世纪新发展起来的出口商品，1902年中国蛋制品出口额17844千关两，到1925年增加到25
26、，33172千关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蛋制品主要从汉口和沿长江其他各口岸出口。由于当时远洋轮船一般只停靠在上海，长江各口岸出口的蛋制品大都运到上海转口出口，因此，上海成为中国蛋制品出口的最大口岸。1902年全国蛋制品出口237万担，黄逸平近代宁波帮与上海经济J学术月刊1994（5）4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上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276999是从上海转口出口的，随着远洋轮船公司在华增辟航线，和冷藏船的增多，各大口岸蛋制品直接装船出口的数量增大，但是上海仍是蛋制品出口最大的口岸。由表2可以看出，1902年，蛋制品的出口几乎全是由上海出口的，之后虽然新航线的开辟
27、，冷藏船的增加，其他通商口岸也有蛋制品的出口，上海的出口量较之1902年的有所下降，但是所占比重还是占到了全国的一半以上，上海仍是蛋制品出口的最重要的口岸。蛋制品的出口以销往英、美、德、法、荷、比、意等国数量最多，销售量经常占中国蛋制品出口的95以上，一般出口品种分为冰蛋和干湿蛋。刚开始干湿蛋的出口量要高于冰蛋，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设备的先进，冰蛋的出口数量和金额都超过了干湿蛋，成为蛋制品出口的主要品种。表2近代上海蛋制品出口情况表单位担年份全国出口总额上海数量比重190223,74123,54599171913232,668127,89653811919794,388585,44673701
28、9251,001,682614,33761331931994,546458,5384611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上册）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2932、宁波商人与蛋制品出口宁波商人总是能审时度势，敢于开拓创新，敢于与洋人竞争。蛋制品的出口长期以来大多由外商洋行掌握，华商要插足其中实属艰难，但是，宁波商人就是具有敢为人先，敢于冒险的精神，他们在蛋制品出口方面开辟了自己的天地。在宁波人经营的蛋制品出口行业中规模最大、最有名的是奉化人郑源兴经营的茂昌蛋厂。茂昌是以蛋制品出口为专业的华商西洋庄，前身是郑源兴创办的承余蛋公司。1916年，上海蛋行为了避免同行业竞争，一致
29、对外，由介顺、郑源泰、郑恒记、协记等行号组织承余顺记蛋公司，郑源兴为经理，郑方正为副经理，资本定为20,000元，向内地采办鲜蛋，运到上海，再转售给各出口洋行。1923年第一10次改组，增设茂昌蛋厂，直接经营出口冰蛋、制造机冰、兼营冰藏。为扩大业务，又在伦敦开设分公司海昌公司。该厂以“CEPCO”（即CHINAEGGPRODUCTC0）为商标的冰蛋行销海内外。据统计，1923年出口500吨，1924年1000吨，1925年2500吨，1927年又翻了一番。1928年第二次改组，成立茂昌公司，将承余顺记公司合并。1929年，又在青岛设立制造冰蛋的分公司。1930年，上海总公司进行第三次改组，成立
30、“茂昌蛋业冷藏股份有限公司”，郑源兴任总经理，沪青两个每年可制冰蛋2万吨，出口约1万吨。其每年的营业额约占全国同业出口总额的1/5。但是茂昌公司经营蛋制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在经营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外商洋行的排挤。当时英商和记洋行为了阻止华商插手冰蛋贸易，许以赔偿茂昌动工建造的损失，企图使其放弃建厂计划，但被郑源兴拒绝，之后又收买美籍工程师卡尔登，又遭其拒绝。冰蛋的出口需要有特殊装备的冷气船舱运载，而当时这种船舱却被洋商所垄断，这样一来，茂昌就无法把蛋制品托运出去。后来，茂昌从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探询得知“由于和记、怡和定舱多，货运少，引起轮船公司的不满，发生纠纷。于是茂昌就出较高的运费与太古
31、订约，包下剩余的舱位，因而赢得了船公司的青睐，于此同时，茂昌还与日商轮船公司签订包舱合同，这样就打破了洋商在远洋运输上所树立的海底篱笆。”随后，茂昌公司的业务不断扩展，实力也不断增强，但是，在发展的同时它们也从未停止与洋商的斗争，洋商越来越感觉到要扼杀茂昌难以实现，继续斗下去到最后只会两败俱伤，于是双方妥协，外商接纳茂昌加入蛋业公会，由和记洋行担任会长，另外聘任茂昌为副会长兼秘书，分配冰蛋出口的份额和相应数量的冷舱舱位。就这样，茂昌凭借实力争得了与外商洋行相对平等的商业地位，赢得了本公司发展的机会。同时也树立了宁波商人在同行业的商业威信。（三）草帽业1、草帽出口概况草帽业是20世纪初新兴的一项
32、出口商品。宁波是草帽的主要产地之一，在这一行业中，宁波人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草帽出口开始于19世纪的60年代，以后发展迅速，当时出口的主要是宁波所产的席草帽。宁波草帽自组织出口以来，最初由当地帽贩将零星的产品收集成批，售给宁波洋行，后来发展成立洋庄帽行，帽行从产地收购草帽，然后售给上海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上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301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M三联书店，1961，48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上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30111行，再由上海的洋行销售出口。后来，草帽出口的种类主要是金丝帽和麻帽，而这两种草帽
33、的出口几乎全部是由上海对外出口的，而且贸易增长很快。1928年上海出口的金丝帽和麻帽总共11337千打，总额88116千关两，到1930年出口数量就增加到37591千打，总额增加到5,35114千关两，占上海出口总值的171，由于海关对草帽估计的偏差，实际上是不止这个数的。可见，草帽行业发展之迅速。2、宁波商人与草帽出口早期宁波一带的农民自己买席草编织草帽，由当地帽贩收购，售给宁波永兴洋行。因此，帽贩是向农村编户收购草帽售与洋行的一种商贩。后来，编制草帽的原料采用进口原料，帽贩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单纯的收购草帽变为向编户发放草料收购成品。这样洋行就可以控制货源，后来随着草帽出口的扩大，洋
34、行也不能控制进口原料的货源，经营草帽的帽行发展起来，他们从产地收购草帽售与上海的洋行出口。在这一行业中，宁波商人具有突出的优势，一方面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买办身份与上海的洋行建立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利用对家乡草帽市场的了解，保证货源的供给。由此，宁波商人的这种商业活动使草帽的商业路线发生变化，上海代替宁波成为草帽的主要销售市场。在外销畅销的情况下，不仅洋庄帽行售货给上海的洋行，宁波的商贩也带货到上海出售。宁波商人在上海开设的帽行就有十几处。最早在上海经营席草帽的是宁波西门外的何天生，他是上海英商泰隆洋行的买办，之前提到的“列丰行”的主人何积藩的父亲何宝林就是通过何天生的关系在上海开设永丰帽行的
35、，由产地收购，再运到上海的洋行销售。随着这一行业的反战，1917年，为了统一收售，避免同行业的竞争，永丰、恒泰等帽行联合组织了“公兴草帽公司”，何宝林任董事长。宁波人在上海设立的帽行代理见下表。由表可以看出宁波人在上海经营帽业的繁盛，宁波商人在该行业的实力是相当的雄厚，由于宁波商人控制草帽的货源，了解草帽业的行情，在这一行业中外商洋行的实力是无法与宁波商人建立的大的草帽行相媲及的。在这些宁波商人开设的帽行中，傅其霖开设的坤和出口行是上海第一家专门出口草帽的华商西洋庄。此行于1914年设立，1917年与英国FGELLIOTTCO建立关系，直接对英出口。1920年，该行改组，由何其霖独资经营，资本
36、10，000两，1925年增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上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31512加为25，000两，在宁波、海门、余姚设有帽行，与上海法商中西公司建立独家供货关系。1928年，由于美商泡力克（HENRYPOLLAK）建立业务往来，使行庄业务发展迅速。表3宁波人在上海设立的帽行代理处行名宁波所在地代理人上海代理处源丰鄞西白龙王庙缪绵发五马路信记洋行坤和鄞西卖面桥傅其霖华安保险公司三泰鄞西宝家桥杨文林南香粉弄隆和号大隆鄞县西门外郭惠川三马路兆福里郭惠记顺余鄞西望春桥陈安洲三洋泾桥长源洋货号恒泰鄞西朱园朱宝星自来水桥下恒泰申庄源泰鄞西望春桥杨文林同前嘉泰鄞县西门外
37、杨文林同前泰丰鄞西望春桥郭惠川同前中兴鄞西高桥张贵仁北山西路顺庆里华兴公司新昌鄞县西门外汪炳炎北京路新昌申庄华兴鄞西横街头韩国甫北山西路顺庆里华兴公司天隆鄞县西门外冯积明石路口晋恒里天隆申庄资料来源李瑊上海的宁波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8三、上海的宁波商人对近代上海对外贸易的影响宁波商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上海的商业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他们不仅为上海的对外贸易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对于国内的近代化进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宁波商人保证了上海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上海的宁波商人多受雇于外国的洋行，充当买办，著名的宁波籍买办有杨坊，朱葆三，虞洽卿，严信厚等。他们逐渐取代广东商人，受到
38、外商洋行的青睐，外商洋行多喜欢雇佣宁波商人为买办。买办一方面要为他们收购土产奔波于各地，而宁波商人久富经商的经验，他们比较容易在地方上建立商业联系，这样就可以保证货源的供应。另一方面，商人可以帮助13洋行将洋货销售给内地的人们。由于买办的中介作用，大量的洋货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土产品则经过他们出口国外，由此，中国农村、城市、沿海与世界市场日益密切联系起来，买办架起了中西经济交往的桥梁。由于买办的中介作用，大量土特产品进入国外市场，中国村民的生产与世界市场相联系，这不仅增加了中国村民的收入，还刺激了他们的消费，活跃了市场，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商品化的进程，有利于自然经济的瓦解。
39、宁波买办的商业活动使内销与外销联系起来，使上海的外贸活动顺利进行，促进了上海对外贸易的繁荣。（二）上海的宁波商人外贸活动促进了上海经济的近代化由于宁波商人较早与外商接触，他们从外商那里学到很多企业经营的知识，他们敢于开拓、创新，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推动传统商业向新式商业的转变。宁波商人在洋行充任买办的同时，也从洋人那里学到很多西方进步的东西，他们利用自身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经商经验，积极投资本民族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刺激了上海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敢于同外国的资本主义进行竞争，于是，上海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在与外商的竞争斗争中发展起来，上海的工商企业逐步发展起来
40、，并且朝着近代化的方向迈进，而且上海的工商体系逐步建立，使上海走在了全国近代化的前列。（三）宁波商人带动了上海的与外贸有关的行业的发展发展对外贸易业离不开交通业和金融业，而宁波商人在这两个领域的影响力是其他商帮无法相比的，就是与外商相比，他们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比如航运业，自上海开埠以来外国的轮船公司就控制着上海的航运业，本民族的航运公司难以发展，但是宁波商人敢于探索，敢于与洋人争一杯羹。在航运业中比较有影响力是虞洽卿开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在与洋人的较量中，他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宁波商人利用同乡关系建立共同的商业组织，相互帮助，一致对外，在航运业中开辟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促进了本民族航运业在上海的
41、发展。再例如，发展对外贸易，离不开金融机构，在当时中国近代银行尚未发展起来的时候，钱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上海的钱庄业中，宁波商人的势力是不容置疑的，当时外商银行由于初来咋到对于中国的外贸流程都不熟悉，开展外贸结算很不方便，这时，钱庄却发挥着重要的中间作用，保证了外贸的汇兑顺利进行。宁波商人一直控制着上海的钱庄业，他们的外贸活动带动了钱庄业地发展，其钱庄与外国银行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为后来近代银行业的出现和发展奠14定了基础。宁波商人在上海的外贸活动中十分的活跃，他们对上海的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带动了上海经济的近代化，刺激了本民族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
42、充分认识宁波商人在近代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且正确给予他们合理的评价。参考文献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对外贸易（上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1213222李瑊上海的宁波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21193鲍杰，鲍鹤年，孙善根论近代宁波帮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6，154黄逸平近代宁波帮与上海经济J学术月刊，1994（5）47525黄伟明近代宁波帮在上海的生成与发展J探索与争鸣，1999（9）46486乐承耀近代宁波商人与上海经济发展J宁波党校学报，2006（4）1021087曹峻近代上海宁波帮的经济与组织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4）1431468陈梅龙
43、论宁波商人在上海及其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地位J三江论坛，2006（11）42479陈梅龙宁波商人与近代上海J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91410孙善根，杨顺福近代宁波籍买办势力的形成和发展J浙江学刊，1993（5）11511811鲍静静对外贸易与上海经济的早期现代化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0）818712周静芬宁波籍买办的兴起与宁波帮近代化J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414513刘爱新近代买办与中西经济交往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535514WEWILLMOTTECONOMICORGANIZATIONINCHINESESOCIETYM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2495415MARKELVINANDGWILLAMSKINNERTHECHINESECITYBETWEENTWOWORLDM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47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