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永年先生教我读书买书 辛德勇 在上大学之前，我没有见到过几本中国古代文史书籍，除了因旧时村学通行而在市面上还广泛流通的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只翻阅过一本近人林大椿编纂的唐五代词，浏览过史记的大部分本纪和列传，也看到过一两本汉书的人物列传。 1977 年考上大学，被从文科考生当中错招到理科念书。那时，不仅根本没有转系调换专业一说，学校甚至还满校园张贴告示，严禁像我这样缺乏 “专业思想 ”的学生，私自偷听其他科系的课程。在这种情形下，虽然不甘心就范，也只能在课下自己跑到图书馆去读些想看的书，但 既缺乏相应的预备知识，又没有老师指点，只能是顺手胡乱翻检，完全没有头绪。后来能够找到初入书山的路径，都
2、仰赖业师黄永年先生的点拨教诲。 本科毕业后我去读硕士、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本来都是随从史念海先生，研治历史地理学。业师史念海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建人之一，学术泰斗，但面对像我这样懵然无知的门外汉，具体怎样来引入文史研究领域，史念海先生由于年事已高并且事务繁忙，顾不上对所有事情都一一指教；有些基础工作，是请黄永年先生来协助完成，阅读文史书籍，就是如此。 黄永年先生开设有目录学课程，学校里很多文史专 业的研究生都来选修，教室里座无虚席。这里面有很多同学，基础比我要好，了解目录学对于文史研究的重要性，其中有一些人也了解黄永年先生在这一领域的精深造诣，我却只是按照导师史念海先生的强制性要求，懵懵然
3、走入黄永年先生的课堂，在听课学习的过程中，才逐渐理解到学习这门知识的重要性。 根据文献的性质、史料来源、撰述旨趣和时代早晚等项特征，来掌握并区分辨析各种典籍的史料价值，是学习目录学知识的主要用途，这也是目录学课程所要讲述的核心内容。这些知识，说起来很重要，初学起来却十分乏味，若非遇有良师引导入门，很多人对此都是 望而生厌，以至终生无法得其要领。 在并世学者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人在这方面具有比先生更为通博的学识，但至少很难有人会做到像先生那样，将这门看似枯燥不堪的学问，讲得如此妙趣横生，满堂溢彩。先生讲述目录学知识，能够吸引学生的地方，语言诙谐幽默，其实还只是表面原因。在大学的讲台上，从
4、来也不缺乏语言生动的教员，能够讲成时下万众尊崇的明星学者，但随着学生水平的提高和见识的增长，其中颇有一些 “名嘴 ”，很难持续获得学生的敬重，原因即在于缺乏足够的深度。假若仅仅是就书目而论书，目录学课程难免会被讲成余嘉锡先生痛 加贬斥的所谓 “书衣之学 ”。先生讲述这些内容，则有两项明显与此不同的特征，即一是重视将每一具体的文献，都置之于学术源流的背景当中，来阐述其内容和性质；二是注重揭示各种文献在某一具体历史研究领域当中的史料价值。这样来讲述目录学知识，想法本来很平常，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难得是这样的做法，不是随便什么人想要做就都能够做到。 经、史、子、集四部典籍，包罗万象，清楚每一部书在学
5、术源流中的位置，需要全面了解古代学术文化史，这已经很不容易做到；再要讲出这些典籍在当代各个文史学术领域内的史料价值，又需要普遍了解这些领域所 要研究的对象和主要问题，包括有重要意义的前沿进展，其对讲授者学术视野和能力的考验，可想而知。黄永年先生讲授目录学，能够得到各个专业学生普遍持久的敬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先生能够为我们提供这些从事专业研究所终生需要的基础知识，从而引领我们找到步入学术殿堂的正确途径。 在掌握相关的目录学基本知识之后，黄永年先生特别强调，一个人能否通过研读史料而从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再通过分析相关史料来很好地解决问题，除了个人的天分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每个人能否
6、静下心来细心读书。先生文献学知识广博，熟悉各种史料 ，而且自己还收藏有很多稀见善本古书，分析问题时运用各类典籍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却一贯主张，研究历史问题，要以读懂读好常基本典籍为主，特别强调要花大力气读正史。在历史研究中重视从史料入手，首先是要重视悉心研读基本史料，而不是刻意找寻生僻新鲜乃至怪异离奇的史料；或是读书不分轻重主次，泛滥无所归依，这是先生在讲课中向我们传授的治学要诀。像历代正史这一类传世史料，虽然叠经披览，但仍蕴涵有取之不尽的历史信息，有待研究者识别利用。在这当中，有些史料价值，是随着研究者视角的变化而不断显现出来的；有些是随着相关研究的进展而 被重新认识到的；还有很多，则主要是
7、由于前人读书不够仔细而被埋没，或者被错误理解，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要想充分利用这些史料，一个最简单但也最为可靠的办法，就是仔细读书，尤其是留意哪些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先生研治隋唐和北朝历史的重要创见，就大多都是这样细心读书的结果。先生曾经几次和我谈过，他之所以能够针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观点提出许多不同看法，就是缘于在陈寅恪先生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更用心地细读两唐书等正史，以及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这样一些基本史料。 黄永年先生治学强调从史料中发现问题，从细微的现象和 具体的史实入手切入问题，同时也强调分析和论述历史问题，眼光一定要开阔，手段要尽可能丰富，先生要求学生系统学习目录学知识，其中一项重要目的
8、，就是用以开阔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手段，在这样一个侧面或者说是在基本点上，形成比较全面的研究素养。每一个人的研究，都会有所侧重，但先生主张，一个研究者，不管主要从事哪一领域的研究，不论是某一时期的断代史，还是某一部门的专门史，都要首先熟悉整个中国历史的基本史料，同时也都要尽可能全面了解所有各类文献，然后才是与每个人具体专业关系最为密切的 “专业文献 ”。 通过跟随先生学习目录 学课程，我对各类文献史料，逐渐有所了解；更为重要的是，正是遵循先生指教的这些读书路径，我才逐渐具备了起码的文史研究基础。虽然真正领会和掌握的目录学知识，直到现在，也还极为肤浅，却已经在尝试研究问题时，得到诸多收益。 黄永年
9、（ 1925-2007），江苏江阴人，早年就学于南京中央大学（ 1940-1945 部分），后放弃中央大学学历，抗战胜利后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 1950 年毕业，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政治系助教。 1956 年夏随学校内迁至西安。后被错划为右派， 1978 年借调至陕西师范大学整理图书馆藏古籍，后调至陕西师 范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并于 1983 年创建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童书业 童书业，教授。安徽芜湖人。曾任禹贡编辑，光华大学教授，上海博物馆历史部、总务部主任。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历史系副主任。九三学社社员。专于先秦史，兼治中国绘画史、瓷器史和历史地理。著有春秋史、中国疆域沿革史
10、略、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先秦七子思想等。 童书业（ 1908 1968），字丕绳，号庸安。安徽芜湖人。 1935 年结识顾颉刚先生。后在上海光华大学、美专等校任过教。 1949 年 8 月，应聘为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所研究员。主要科研成果有专著 14部和论文 129 篇。 五十年代初，山东大学历史系曾有过一个 “八马同槽 ”的兴旺时代，其时也，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童书业、杨向奎八位先生共同执教于山东大学，为一时之盛。这不仅为山东大学在史学界赢得了一个重要位置，而且也为山大历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童书业先生就是这八人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童书业先生是
11、1949 年暑期之后，由杨向奎先生引荐，从上海来到山东大学任教授的。在旧社会，童书业先生或求职于京 城，或流落于江南，始终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做学问，从 1949 年一直到先生去世、在山大教书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先生一生中较稳定的时期，事实上先生一些彪炳千古的著作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写成的。因此， “童书业 ”这个名字早已与山大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后辈者如我们，无缘亲见先生的神采，只能从诸多文字中寻觅先生的音容笑貌，于山大百年华诞之际记下几许文字，以纪念那些如童先生一般令人难以忘怀的先生们。 过目成诵的天生奇才 顾颉刚先生曾这样评价童先生： “丕绳 (童书业 )教授不仅学问精博，而且有惊人的记忆力和
12、理解分析能力。重 要的先秦古籍包括诘屈聱牙的尚书在内，都能背诵如流。这些古籍里的某个词汇出现过几次他不用查可以立刻告诉你。近人的学术著作他看过一遍就能历举其主要内容和论点 ” 童先生过目成诵的本领是众所周知的，很多人曾对此作过测试，随意的翻出尚书中的一页，任意的读一句，他马上可以接着背诵下去。在先生四十多岁时，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都能大段大段的背诵，令人叹为观止。有次华岗校长为全校师生作社会发展史的报告，会后讨论时，老师们对报告内容的细节发生争论，意见相左，于是请童先生来评判。他就将华岗校长的报告完整 的复述了下来。医学院的师生要求补听报告时，学校便请童先生代为传达。据说传达时不但
13、一字不漏，而且华岗校长讲到什么地方咳一声，他也跟着咳一声，其记忆力之强健，真是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当时曾流传着这样几句歌谣，可见一斑： “腰酸背斜肌肤瘦，长夜攻读至白昼。问君何苦自折磨？矢志十年赶上童教授。 ” 独特的三严精神 童先生曾说过自己有一种三严精神。一、严格对待承诺。决不轻易做出承诺，一旦许下诺言就务必兑现，决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或个别情况发生；二、严格的读书计划和遵守时间。当天的事当天做完，风雨无阻，日以继夜，决不 允许拖到第二天。童先生无论是上课或开会是绝对不会有迟到早退等事发生的。三、童先生严格遵守上课时间，杜绝压堂现象。童先生上课从不带笔记讲义等东西，都是徒手而来，即席发挥，但又
14、逻辑缜密，有条不紊。更为奇特之处，每当他讲完一个大段落，宣布这堂课结束时，下课的钟声也总是同时或在一两分钟内响起。其时间之准确，令人为之咋舌。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童先生有惊人的记忆力，因此他对授课内容的把握驾轻就熟。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极其艰苦认真的备课。据韩连琪教授讲，童先生在上课前数日不仅要写出高水平的讲稿，而且在临近上课前的夜 晚，还要像艺人演戏彩排一样，对着钟表完全按讲稿预讲一次，以便准确掌握好讲授进度、节奏及每节课所能定下的段限，避免前紧后松或前松后紧，以至压堂等现象发生。由此可见，童先生的备课已到了严谨到不容一丝纰漏的地步。 众所周知，童先生有过目成诵的天赋，但他从不以天赋自
15、持，从不单纯依赖记忆力。由于他对许多史料都能随口道来，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他不查书，但在写完之后，他总是对其引注等重新核对一遍，即使是他的论著修订或再版时，他也总是重新核实校对一遍，以免谬种流传，这种治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贯穿了童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 触类旁通，涉猎广泛 童书业先生的治学范围极广，诸如中国史，古代地理，中国历史分期，古代东方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史，先秦诸子思想，中国绘画史，瓷器等方面都多有建树。计由专著 14 部和论文 129 篇。这不仅反映了先生有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更主要的是因为先生有着有异乎常人的洞察力。 童先生是在旧社会自学成才的，并没有什么专业的文凭。抗战期间，顾颉刚先生
16、搬到大后方后，他留在皖、浙、杭一带，生活上遇到很多困难，杨宽先生曾给予过很多帮助。 1945 年，杨宽在上海博物馆工作，聘童先生为上海博物馆历史部主任。 但 博物馆工作并不是童先生的长处，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童先生利用在博物馆中常接触古画和瓷器的有利条件，对古代绘画和瓷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渐发现了绘画史和瓷器史上一些模糊的地方，凭着他深厚的古文化功底，他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将一些不正确的传统说法改正过来，写出了诸如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没骨花图考、唐宋绘画谈丛、中国瓷器史论丛等一些倍受专业人士赞誉的论著，成为学术界的美谈。 童先生有着惊人的理解分析能力，他能在一些常人熟视无睹的细枝末节上发
17、现问题，并迅速理出头绪 ,得出自己的结论。关于这方面 的才能，可以在一件小事上得到佐证。在抗战期间，童先生的生活遇到很多困难，于是他在闲暇之余研究物价，他发现物价波动主要受几种主要货物的影响，随着这几种货物价格的升降而调整。于是他就画了一个物价波动的曲线。当地商人闻知此事，就向先生请教何时何地该进何货，先生一一指点，屡试不爽。由此可见先生的洞察和分析能力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 忘我投入，不修边幅 在学术上童先生有惊人的记忆力，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常常记不住别人的姓名，忘记回家的路，童先生在青岛期间，有时晚上会外出看戏，但却经常辨不清路向。一次晚间从戏院出 来迷了路，只得到附近派出所问路。派出所的民
18、警不相信眼前这位不修边幅的瘦弱者竟是山东大学的教授，于是打电话到山大值班室，最后还是学校派车将他接回。还有一天晚上，童先生闯进学生宿舍，指着自己说， “我叫童书业，是历史系的副主任，要回家认不得路了，请谁送我回去？ ”最后由历史系学生孙达人恭恭敬敬送他回府。 童先生在课堂上可以极其准确的掌握时间，但在其他场合下却常常彻底忘记时间。曾有一件这样的事，一次童先生在校图书馆看书时，完全忘了下班的时间，等他看完书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一个多小时了。当人们发现图书馆书库窗口有个 瘦老头大声喊叫，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纷纷围上前观看打听，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关于童先生这样的轶事，不胜枚举。对于他的这些举动
19、，黄冕堂先生有过这样的解释： “人们认为这是由于神经质所至，虽也不无道理，但我个人认为更本质的原因还是由于童先生在学术上的超强度投入和格外专精，忘情了一切，因而再现了韩愈所形容的亡失迷茫神态。 ”此言诚非虚，对童先生来说，读书写作是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生命中的一切。他把自己的全副心力都已投注在学问上了，因此无暇顾及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也就不足为怪了。 童先生晚 年患有极严重的肺病，那个时候他的肺部已烂成了一个大窟窿，并且引发了严重的强迫官念症的旧疾。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先生写就了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当后者写竣时，离他逝世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这是一种何等的专注精神，这
20、又是一份何等沉重的生命总结！ 先生于 1968 年 1 月 8 日逝世，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几年了。历史的车轮转眼已驶进一个新世纪，山大也走过了她的百年历程。在这个时候再忆起先生的点滴旧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先生泉下有知，当喜看百年山大迎来新的春天！ 先生有知于泉下，当笑看山大百年焕发出 第二次青春！ 他是吕思勉的学生，童书业的女婿，沐浴一代学风。 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写文章与陈寅恪商榷，后有书信之交。 他在多个学术领域皆有建树，著作等身。 这次专访完成于一月前。 2007 年 1 月 16 日，黄永年先生逝世。 大家访谈 【文化老人系列】 编者按 2006 年 12 月 7 日，黄永年先生在西安
21、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李怀宇的专访。尽管身体欠佳，声音微弱，但他仍认真倾听记者的问题，并耐心作答，从容讲述自己的经历及与昔日师友的交往。而这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接受媒体 采访。 2007 年 1 月 16 日，黄永年先生逝世于西安。今日本报刊发此文，以志怀念，遥托哀思。 黄永年小传 黄永年，江苏江阴人， 1925 年 10 月出生， 2007 年 1 月 16日逝世。 1950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曾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著有：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整理概论、古
22、籍版本学、古文献学四讲、学苑零拾、树新义室笔谈、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等。 2006 年 12 月 7 日，农历大雪。西安的早晨很冷，进入黄永年先生的家，有书，有微笑，有平常谈，顿觉一室皆春气也。 黄永年先生的声音很微弱，有些谈话需要他的儿子黄寿成在一旁解释才能听清。谈起童年旧事，似有无限向往。对自己的学术成就，则只是轻轻带过。偶尔谈及学界中看不起的人事，言语顿显锋芒。谈得最多的是昔日师友：吕思勉、顾颉刚、童书业、启功，这些现代文化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尽在追思里。 在黄永年看来，吕思勉是 “我生平第一次遇到的好老师，是把我真正引进学问之门的导师 ”。他专门提到自己的新著 学苑与书林 (上海书店出
23、版社 2006 年 1 月版 )的第一篇：吕思勉先生古文观止评讲录。这份看似平常的评讲录，在黄永年心中并不平常。 “我记得上第一堂 国文 课，吕先生就宣布用古文观止作教本。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古文观止我在十三四岁时就选读过，不久买到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有了点文学史的知识，早薄古文观止为村塾陋籍。何以吕先生这位大学者忽然要用这种陋籍作教本呢？可是接着吕先生就作解释了，吕先生说：所以用这部书，正是因为它选得坏。 ”经吕思勉一一评讲，黄永年有茅塞顿开之感，因而在几十年后，还把当年 的讲课笔记印出。 对 “疑古派 ”创导者顾颉刚，倒未及细谈，黄永年只说： “顾先生是我的老师，他的学问我很佩服。 ”而对
24、有学者提出“走出疑古时代 ”，黄永年颇不以为然，曾写文章商榷，言谈中又多次提起。 童书业是黄永年的岳父。黄永年的回忆文章里曾有妙笔： “有一次我和他到光华大学宿舍去看吕思勉先生，走到半路他突然叫起来，原来裤带断了，我一看，已烂得无法接，好在不在大马路上，赶快到附近小杂货店买了一条给他换上。不过他对我却还关心，我每次去看他，谈到中午，总是请工友从附近饭馆里买一客茄汁牛肉饭给我当午餐。每次都不变， 因为他爱吃茄汁牛肉，以为我一定也爱吃。 ”黄永年也谈起启功： “启功和童书业是朋友，我称他为世叔，他总是把我当成朋友，所以我请他题什么东西都很方便。 ”边说边取出启功题签的文史探微。 黄永年擅书法，爱刻
25、印。他说： “书法是小时候学起，到了中年，看看清朝人的字，能写几笔文人字，不难看。刻印是小时候刻着玩的，又向郭则豫先生学习，后来出了黄永年印存。 ”黄永年买书有一习惯，不想让服务员在书上盖图章，他笑道： “像在猪肉上盖图章一样。 ” 晚年，黄永年很少出门，每天在家看闲书，最爱看回忆录。生活上不讲究，近年喜欢 吃点北方食品，尤其是面食。我望着家里珍贵的古书问： “这些书以后怎么办？ ”他淡淡地说： “不考虑。我的儿子也是搞这种东西，他还可以用。 ” 2007 年 1 月 16 日，黄永年逝世。 师从学者吕思勉 黄永年童年在常州读书。抗战之初，他在常州地摊上买到吕思勉的著作经子解题，大受启发。初中
26、读书时找些古书自己看，学做文言文。高中二年级时考入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有幸听了吕思勉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等于上了一次大学： “吕先生给我们整整讲了一学年。后来才知道在大学里也很难有机会听名教授讲 那么多钟点。 ”到了改革开放之初，黄永年执教陕西师范大学，他感慨： “现在，我也是五十好几的人，已接近当年吕先生给我们讲课时的年龄了，也勉强在大学里带着几位唐史专业研究生。可是抚心自问，在学问上固不如吕先生的万一，在为人处世上也深感吕先生之不易企及 ”(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 (思勉 )先生 )。 南方都市报：常州百年来出了很多文化名人，像瞿秋白、赵元任，还有在世的周有光先生。
27、黄永年：我是江阴人，从小在常州长大。常州比较大，原来是一个府。我家在农村，属于江阴。我老家也可以讲两句，这在我讲课时也讲过。中国过去是 封建地主，不是领主，欧洲过去是封建领主，是世袭的，中国的封建地主是经常变的。我出世的时候，祖父已经归天了。据说，他在太平天国时是没有财富的，只有一头牛，他牵着牛逃走，也不参加革命。太平天国平定以后，他变成三千亩的大地主。有种种传说，有一种说法是，我祖父是 “鲨鱼精 ”转世，他是经营江边的沙田，这当然是胡说八道。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挖到太平军留下的金银财宝，这个也有可能。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接受的是新式的教育？ 黄永年：完全是新式的。和一般的小朋友一样，不读古书
28、的。后来请了一位懂古文的先生，那位先生可能是 中过秀才，就开始读孟子，对古书感兴趣。 南方都市报：你 12 岁时抗战爆发了，生活有什么变化？ 黄永年：当时是小孩，最恨的就是东洋鬼子，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好像提到东洋鬼子没有什么仇恨了。 南方都市报：现在是 “哈日 ”。 黄永年：我们当时提到东洋鬼子是深仇大恨。沦陷以后，我就逃难。 南方都市报：逃到哪里？ 黄永年：逃到家乡农村，在一个江心沙洲上。后来到常州城里安定下来。东洋鬼子一占领是杀人放火的，但也不能天天杀人放火，他们自己也收刮民脂民膏，要吃饭，就平定下来。我就回来念书，当然那些学校 都是在东洋鬼子控制之下，但是学校里没有一个老师说汉奸话。 南
29、方都市报：接受的是中国式的教育？ 黄永年：是的，唯一不同的是，加了一门日语，日语老师是中国人，到日本留过学，他要我们知己知彼，反对日本也要了解日本，所以我学日语倒是认认真真学的。学校是东洋鬼子统治的，但是实际上东洋鬼子也管不了。这些老师从现在的角度来讲，还是不错的。我自己还是用功看书的。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读吕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 黄永年：看吕先生的书是在常州城里稍为平静了，当然还是东洋鬼子统治的，那是上初中一二年级的时候 。我是在地摊上买到经子解题， 5 分钱，一看，做学问应该这样做。这以后，就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时候就知道要读些什么书。自己看了不少古书。这些古书不是从头到尾读，但是
30、至少要翻一翻，所以我买的古书都翻过的。上初中自己作文，都是文言文，基本上文言文是过关的。眼光比较开阔。 南方都市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吕思勉先生到常州来教书了。 黄永年：我听到很高兴，因为之前我已看了吕先生的经子解题。这样我听了吕先生一年的课，现在可以说没有一个大学的教授有这样的水平。吕先生给我们开课，是 “国学概论 ”、 “中 国文化史 ”，另外是 “国文 ”、 “本国史 ”。 南方都市报：吕思勉先生上课的风度如何？ 黄永年：我听吕先生的课，简直是一种学问上的享受。吕先生当时已经五十几岁了，但是在课堂上从来不坐着，总是站着在黑板上写一段，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课。他没有叫我们买教科
31、书，也没有专门印发讲义，但把每次写在黑板上的内容抄下来，就是一部好讲义，现在我的著作学苑与书林中收了我抄写吕先生古文观止评讲录的内容。 缘系童书业千金 师从吕思勉后，黄永年在闲谈时向吕思勉请教： “古史辩这本书怎样？ ”原来此前黄 永年听说古史辩把治水的圣人大禹说成一条虫。不料吕思勉却回答： “此书颇有道理 ”。并说此书的第七册是他和童书业合编的。黄永年马上向母亲要了钱，寄往上海，托人到开明书店买了一部古史辩第七册来细读。后来认识童书业，黄永年执弟子礼，他回忆： “童先生有个习惯，喜欢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讲给别人听，虽然有时不择对象，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但我认为总比某些人喜欢在学问上、资料上留一手
32、好得多。 ”黄永年入读复旦大学历史系后，时常向童书业问学，后来更有缘分：“在解放的前一年，他托当时已在博物馆工作的承名世兄作媒把他的大女儿教宁介 绍给我。我和教宁没见过面，但马上表示同意，不过说要请示母亲。童先生就在抽斗里翻了半天，翻出一张教宁十二三岁小姑娘时候的照片，让我寄到常州给我母亲看，我母亲也居然回信满口同意。解放后不久，我们结了婚。从此童先生和我除师生外又加上一层翁婿关系。他没有儿子，所以后来还把我当亲儿子看待 (记童书业先生 )。 ” 南方都市报：怎么认识童书业先生的？ 黄永年：我一个在念劬中学读书的老同学介绍的，童先生在那儿教过书。我在家里请他吃过饭，这以后，我就称他为老师，他也
33、称我为学生。就在这时候，我把古史辩看了。吕先生讲 课的时候告诉我，古史辩的第七册是他和童先生合编的，我就买来看。现在有些人把 “三皇五帝 ”抬出来，是反动的，拍做官人的马屁，不要脸！我对赶时髦的东西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话。 南方都市报：后来如何和童书业先生的女儿结婚？ 黄永年：这是童先生主动提出来，请另外一个朋友作媒，当时我在上大学三年级，她上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大学毕业以后才结婚。 南方都市报：你读大学经历了一番曲折？ 黄永年：本来我不想读大学，大学有些东西不见得高明。原来有人给我介绍工作，很抱歉，只有高中文凭，不行。高中文凭只能当助理员，去 助理谁呢？老子不干！后来去读大学，本来想读北大。结果
34、没有去，只读了一段时期的中央大学，伪中大。 (笑 )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当时没有读北大？ 黄永年：当时已经打内战了，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儿子，不放心。我想读光华大学，因为吕思勉先生在那里当系主任，光华大学是私立学校，贵得不得了。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考复旦大学呢？我说复旦算什么。以前我妈妈她们讲到复旦大学是非常鄙视的，因为复旦大学抗战前是私立学校，说它是野鸡大学。光华的学费很贵，我妈妈借了点钱，东拼西凑。人家跟我说，复旦大学现在是国立大学，不收学费。我一听，这 还不错，所以读了复旦大学。 南方都市报：复旦大学里的老师有蒋天枢先生。 黄永年：他是中文系的。还有陈子展，我的国文考卷是陈子展批的，给了 10
35、0 分。 南方都市报：蒋天枢先生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 黄永年：是的。他教我 “大一国文 ”，我为什么选他的课呢？因为我高中时看过他写的全谢山年谱。 南方都市报：你在年轻时对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看得多吗？ 黄永年：我买过陈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当时读不懂。后来才慢慢领会。陈寅恪先生的书我都看，就是柳如是别传没看完，对那些 东西不感兴趣。 南方都市报：你写过和陈先生商榷的文章。 黄永年：看了之后，有不同意见写文章商榷是很正常的。就是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他有错误的地方。我写的东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人家没有讲过、而那个东西又比较重要的，我填补空白；还有一个是人家讲
36、错的，我加以纠正。如果是人家讲过的，我再讲一遍，不是等于公共汽车上当扒手吗？这种事情不能做。 南方都市报：陈先生看了文章之后还请他夫人代笔给你回信？ 黄永年：头一封他就回了，我一看，是他夫人写的，字比他写得好。按现在做法，他本来 可以置之不理，但是他回信，还送给我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的长恨歌笺证。 潜心治学读好书 1950 年，黄永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服从统一分配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政治课助教。 1956 年随校迁至西安。第二年因反对学生闹事，主张深入群众化解矛盾被划为 “右派 ”， 1962 年安排在校图书馆工作并摘帽。 1978 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 1979 年起，黄永年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
37、方向硕士生， 1982 年起，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先后开设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 研究、吴梅村诗研究等课程。他认为： “这些课程和学问都不是当年哪位老师直接传授的，而是凭多年自学而自行建立体系的。 ”在学术研究上，他主张 “人活着总得干点有益的事情 ”，而过于在名和利上计较实无多大意义。再是研究历史主要得把史实弄清楚，在此基础上能找出点规律性的东西自更好，而哗众取宠或卖论求荣者终将经受不起时间的考验。 南方都市报：在复旦大学毕业之后，你怎么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教书？ 黄永年：是统一分配的，教政治课，当时当然不愿意干，但是没有办法。当
38、时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不服从分配是不行的。教了几年，到了打成 “右派 ”，就不叫我教了。 南方都市报： 1956 年从上海到西安来了？ 黄永年：到西安来，我是很赞同的，因为对上海也没有什么留恋。上海有什么好？都是玩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我是从来不玩的。我到现在不会跳交际舞，对电影也没有什么兴趣，上海还有什么呢？ 南方都市报：但是 50 年代在上海买了很多古书？ 黄永年：这倒是，当时古书实在便宜。当时我一个月 80 多块，我记得在学生食堂吃很好的饭，一个月才 12 块钱，所以可以买书，一本明版书 3 块 5 块就可以买。我看着实在便宜，买着玩。当时几块钱的书现在涨到几万块了。当时没有 做生意的头脑，
39、如果有的话，现在发大财了。 (笑 )现在这点书也不卖，留着玩玩吧。 南方都市报：后来这些在上海买的书都搬到西安来了吗？ 黄永年：都搬来了，打成 “右派 ”以后卖掉一些。一些自己留着。 南方都市报：这些书对你后来研究有没有影响？ 黄永年：没有关系，买这些是玩的。 南方都市报： 1956 年搬到西安， 1957 年就被打成 “右派 ”？ 黄永年：当时有一些学生、教师闹着要回去了。我是不主张回上海的，明明是 “左派 ”，最后把我打成 “右派 ”，当时没有道理好讲的。 南方都市报：打成 “右派 ”以后做什 么？ 黄永年：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他们说，老黄不是坏人，是好人。前前后后劳动了四年，先是在农村改造
40、了两年，回来以后在学校当工人，干了两年。后来放到图书馆。 南方都市报：劳动改造那几年能看书吗？ 黄永年：可以看书，自己偷偷摸摸看。 南方都市报：回来以后，到图书馆里干什么？ 黄永年：就是一般的工作，在图书馆里也没有什么书可以看。 南方都市报： “文革 ”结束以后到陕西师范大学开设了那么多方向的课程，这些学问从何而来？ 黄永年：学问是自己弄的，一个是靠吕思勉先生的引导，第二是靠自学。我在图书 馆工作到改革开放，从西安交通大学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当时西安交通大学还不放呢。来到陕西师范大学以后，史念海先生和我合招唐史研究生。 南方都市报：你在学术研究上的重点是什么？ 黄永年：我有几个东西可以成为代表作
41、的：文史探微、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学苑零拾。重点是研究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因为人家研究有很多错误。另外有一点是版本目录，这个完全不是老师教出来的，完全是泡书店泡出来的。懂线装书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买书的，一种是卖书的。卖书的如果不懂，不到几个月就关门大吉了；买书的，太多钱不行，没有钱 也不行，一定要稍微有一点钱。我就是这种人。 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了的人 为童书业逝世二十周年而作 2009 年 05 月 09 日 08:10 作者 :赵俪生 转自 :赵俪生文集 .第五卷 张维华死了，终年 86 岁，算是好寿数。来了讣告，我也去了唁电，其中说 “ 先生在五十年代山大历史系教师中，为具有真正水平
42、之一员 ” 。写着这样的电文，不禁想起了童书业。童死去已 19 年，终年差几个月不到 60 岁，真是寿夭之事不可测。 1980 年我到杭州，童的小女儿童教英同志对我说， “ 你是先父生前好友，为什么不见写一篇纪念文章呢？ ”当时我未作答， 并非我 “ 语为之塞 ”; 而是要答，需要涉及很复杂的一段历程，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 1984 年在西安我把情况一股脑对童的老友史念海讲了，史说还是不写文章为好。但不写不写，连我本人也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岂不遗闻湮没了吗？因此，还是趁 20 年忌辰的前夕，把它写出来吧。 童的长婿黄永年写的童传，好几年前就度过了，感到不少形式化的地方。这也不能怪黄，那时的风气就
43、是如此，打就要打到地，好就要好上天。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写童，他平生弱点，就在一个 “ 怕 ” 字。有六怕，怕失业、怕雷电、怕传染病、怕癌、怕运动。童的学生又补充了 两条：怕地震、怕蒋记反攻大陆。所有这些他都怕，有时怕得要死。在此还要说明，这里的 “ 运动 ” ，非指体育运动，而是指政治运动，这一项是他最怕的。每当运动前奏， “ 先吹吹风 ”的会开过之后，第二天童的脸马上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单这一条，在过去 “ 左 ” 的年代，能写吗？我想有朝一日教英同志读到这里，七年前的疙瘩就可以解开了。 以 1955 年的肃反运动为例，先是批胡风，接着从党内揪出华岗，慢慢就要深入到本单位的问题了。照例先开一
44、个“ 吹风会 ” 。记得 “ 吹风会 ” 的主持人是三个：杨向奎、蒋捷夫、孙思白。不久之后，我就是肃反 的大对象：可是 “ 吹风 ” 之时，我还侥幸有资格跟若干积极分子坐在一起听 “ 吹风 ” 。 “ 吹风 ” 的大意是，山大历史系有三个大反革命。其一是张维华，他是美帝的忠实走狗，齐鲁大学的洋人离去时，给他留下埋在地下的几缸金银，作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资本：还有一张地图，标志埋缸的方位。我们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张缴出这张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其二是童书业，他有血债，他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有检举材料可证。其三是韩连琪，济南解放后他化装成乞丐到青岛去给国民党通风报信。听了 “ 吹风 ” 内容后
45、我回来对妻子高昭一说，童先生看见咱家杀鸡都吓得捂 着脸，他怎么会一夜之间杀死一千个党员呢？ 原来事出有因。童跟他父亲的关系，不甚协调。童夫人时常谈起抗日战争时，童的父亲受其妾的挑唆，将童夫妇赶出家门，逼得童夫妇从江南到江北、从江北到江南跑 “ 单帮 ” 生意过活。那时童的鞋底都是大洞，用一把稻草塞住。解放后，童父及其妾住在上海，写信到青岛来，说你现在是大教授了，应该按月给一点赡养费。最初，准备每月给 30元，不知怎么一来没有给。上海那边就写了检举信，信在肃反之前早已由市委转下来，贮藏在党委的组织部了。 事情是这样的， 1948 年徐州解放之前 ，顾祝同为了勉强点缀升平，发起要邀请一些学者到徐州
46、去讲学。很多人拒绝前往，童书业和杨宽二人应邀前去了。当时使用军用卡车把他二人送往苏北，黑夜之间有不断的枪声，童问这是什么声音，蒋军官兵回答说， “ 打共产党，我们一夜可以消灭他们千把。 ” 回到上海之后，童是 “ 书呆气 ” 很重的人，不懂得这话的轻重，就把这话传出来了，传来传去，话的主词从蒋军官兵讹成了童本人。童父之妾，就是按这话头写成了检举材料的。 童如何对待的，我就不大清楚了，因为我在他们之前被斗，并被宣布为 “ 披着马列外衣、猖狂向党进攻的反革命分子 ” 。斗 争的气氛，远较他们的为盛大热烈。但我心里并不太紧张，因为对我一未抄家，二未隔离，一直让我 “ 逍遥 ” 着，不久，山东省委宣传
47、部长夏征农来青岛以 “ 有反必肃、有错必究 ” 的原则，替我宣布了平反。 事情过了很久，已经是运动的 “ 收尾子 ” 阶段，突然发生了一件新鲜的事。似乎是一个星期天，家里人大部分都出门了，只剩高昭一在家合衣午睡。当时只有我三岁的小女儿赵红从外面偶然跑回家，意外的发现一个瘦老头跪在妈妈床前。这一下，可把她吓坏了。她喊着跑着出去找人。后来高昭一也醒了，我也从街上回来，研究的结果，那个跪着的人是童书 业。 事情的关键是，童有一份 “ 交代材料 ” 在党委组织部，运动过去了，他想索要回来毁掉，可是又不敢自己去要 ;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当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可来时正值我妻午睡，所以就出了这怪相了。
48、 “ 交代材料 ” 中说了些什么呢？说的是有一个受美国情报局指挥的，隐藏在大陆很久、很深的，以研究历史、地理、绘制地图为幌子的反革命集团，其最高首脑是顾颉刚，各地分设代理人，山东代理人是王仲荦，东北代理人是林志纯，底下还有一句 “ 我和赵俪生也是其中的成员 ” 。这份 “ 交代 ” 写了一厚本，题曰童书业供状。我得悉之后，立 刻去找了组织部长高芸昌，高派人到合江路宿舍把童找来，就在组织部组织部办公室内找来一只盆子当着童的面，把供状撕开烧成了一盆灰。童从此才释然了。在这件事情以后，我与孙思白之间，曾展开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孙认为，我去替童书业要求将供状焚毁的事，是一件严重无原则的行为，因为这份文件需要永远保存下来，作为童书业不惜陷害老师好友的品质问题的铁证。但我不以为然。任何人，任何人的性格、品质，都是跟他的环境条件分不开的。在 “ 左 ” 的路线下，一次次运动的架势，真是吓得死人。前文表述过，童是个 “ 怕 ” 字当头的人，旧社会怕失业，曾怕 到神经失常，这是被扭曲的头一回；解放后不怕失业了，可又怕运动，试想，一千条性命的 “ 血债 ” ，不够他发疯的吗？这是被扭曲的第二回。当然，我从来没有说过，童写那样的供状是好的、应该的。童在平时经常对我谈，一个变态心理的人制造的谎言和假相，往往是最精致的。可是他究竟还是在长达数万言的供状中并未遗漏下连他自己也是其中成员之一的 “ 坦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