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贺雪峰【内容提要】中国农村村庄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看，中国农村可以分为南方、中部和北方三大区域，其中南方地区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区域村庄结构的差异与不同区域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有关。通过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可以比较好地揭示出中国农村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特质，从而可以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一个较为恰当的中层理论模型。从村庄结构角度来讨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不仅是理解中国农村的重要步骤，而且是理解中国的重要一环。【关键词】村庄社会结构 农村区域差异 生态 村庄史 宗族一、导论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
2、不同地区差异很大。构成中国区域差异的原因很多，择要来说，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条件、自然地理环境、种植结构、开发早晚、距权力中心远近等等，都是形成中国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从现象上看，中国农村区域差异尤其表现为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南中北方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当前国内学界和政策部门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东中西部差距比较熟悉，且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即是按东中西部分别统计的。虽然国内学界对中国农村南中北方的差异也有一定的研究，但总体来讲，学界对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南中北方差异研究颇少，也不够深入，政策部门则基本上没有关注到这种差异，并因此对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结构村庄实践过程中
3、表现出来的机制及结果的差异颇不敏感，相关方面的研究甚至还没有起步。笔者及所在学术团队最近十年一直在全国农村开展广泛的驻村调研，累计驻村调研时间超过两万个工作日，调研地点遍及中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长期驻村调查使我们关注到了之前没有意识到的若干重要学术和政策问题，这些问题大多属于调查的意外。其中，以村庄结构差异为核心的南中北方农村差异的发现，即属这样的意外。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笔者在湖北荆门观察村委会选举，发现村民在选举时缺少组织，投票几乎完全是随性行为。且正是大力推进村民自治的 90 年代，湖北农民负担快速增加。显然，选举没有增加农民抵制不合理负担的能力，相反，因为农民过于分散
4、，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在与县乡交涉中，无法得到农民强有力的组织支持，不得不依附于县乡，乡村很快结成利益共同体。湖北荆门农民的这种分散状态为原子化状态，从村庄社会结构上看，这样的村庄可以称为分散型村庄，即在村庄内部缺少紧密相连的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农民集群，每个农民都是相对独立的，是原子化的，是分散的。1999 年底，笔者到江西泰和、崇仁等地调查，发现与湖北农民原子化状态相当不同，江西农村宗族组织仍然可以在选举和公共品供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江西农村，农民通常是聚族而居，村庄往往由同一个始迁祖繁衍生成。血缘与地缘的重合使宗族组织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到 90 年代农民负担沉重的时期，宗族组织仍然可以将农
5、民集结起来，反抗地方政府加重负担的行为，因此农民负担也就远不如湖北沉重。江西宗族村庄，因为血缘与地缘的重合，村庄社会结构相当紧密而成为团结型的村庄。2002 年，笔者到安徽阜阳农村调查，发现阜阳农村的村庄往往分裂为多个派系，各个派系都有很强的一致行动能力，典型表现是村内不同派群众的轮番上访。村庄各派农民轮番上访，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县乡的权力，而村内公共事务却难以达成一致行动的意见。显然，在阜阳农村，村庄内部是分裂的。20042005 年，笔者先后到陕西关中、河南安阳、河南开封、山西运城等北方农村调研，发现北方农村村庄内部普遍存在一些功能性的村民血缘群体，名称不一，如叫“门子” 、“门份” 、
6、“户族” 、 “本家”等等，大致是五服内血缘关系的联合，其主要功能是红白事上的互助。不同血缘群体之间具有竞争关系，笔者将村庄内的这些小型血缘群体统称为“小亲族” 。一个自然村一般都有数个相互竞争的小亲族，从社会结构上看，这样的村庄是分裂型村庄。这样，从结构上看，我们发现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村庄，一是湖北荆门原子化程度很高的分散型村庄，二是江西宗族性的团结型村庄，三是北方农村以“小亲族”为基础的分裂型村庄。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是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基本单位，村庄社会结构不同，生活在村庄的村民和农户就会有相当不同的应对生产、生活和娱乐的方式，也就会有相当不同的行为逻辑。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还会导致村民
7、个性（如性格、面子观）和交往方式的差异。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是通过村庄来实践的，因为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在村庄实践过程中的机制与结果有很大差异。学界一般习惯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能力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去解释农村政策实践的差异，而忽视了村庄社会结构本身对政策实践的反作用。在 2005 年以后，笔者及所在学术团队开展了大量的农村调查，以验证以上村庄分类的适用性。调查表明，当前中国农村村庄社会结构差异十分明显，且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大致说来，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南方农村多为团结型村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皖北、苏北等北方农村多为分裂型村庄，而
8、以长江流域（以及西南、东北地区的农村）为典型的中部农村多为原子化的分散型村庄。反过来说就是，从村庄社会结构角度看，中国农村存在南中北方的区域差异。本文的目标是从村庄社会结构角度提出并论证中国农村的南中北方的区域差异，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从村庄社会结构角度讨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的特征；二是讨论为什么会形成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如果可以证明中国农村村庄社会结构存在南中北方的区域差异，我们就不仅可以较好地理解中国不同区域农村村民性格特点、交往方式和行为逻辑的差异，而且可以较好地解释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区域实践机制和结果的差异。村庄社会结构是指由村庄内部成员社会关系网络构造的结构性特
9、征。村庄有多种含义，首先指自然村，在自然村之上一般都会有国家的基层行政建制，如里甲和保甲组织、乡村组织等，基层行政建制与自然村之间相互塑造。本文所指村庄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村庄成员之间的关系状况和行动能力，其中最为典型的村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族组织。村庄社会结构的形成具有内在逻辑，因为生态环境和村庄历史的区域差异，不同区域村庄往往具有相当不同的社会结构，或者说，村庄社会结构的分布具有区域规律。正因如此，我们可以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来讨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二、已有研究的简单疏理村庄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话题，吸引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个
10、学科的大量学者，他们留下不少经典作品。老一辈学者如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如弗里德曼、施坚雅、杜赞奇、黄宗智等，当代中国学者如吴毅、王铭铭、朱晓阳、阎云祥、赵旭东等，在中国村庄研究方面都有颇为深入的开拓。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一套 16 种，对当代中国 11 个省区的 15 个村庄作了深入实证调研，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并初步讨论了当前中国乡村治理区域差异问题。总体来讲，当前已有村庄研究为深入理解中国农村区域差异提供了丰富的观点和资料，也提供了诸多视角。还有学者从村庄社会结构角度（主要是宗族组织发育状况）讨论了中国农村南北方的区域差异，这都为本项研究提供了基础。（一）区域研究成果
11、从区域角度看，学界对村庄结构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这些往往以个案为基础的区域研究，不仅刻画了各区域村庄结构的特征，而且还对形成区域特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1. 华南村庄研究本文所指华南地区主要包括福建、广东、江西、广西、海南等南方省区，以华南为代表的南方农村还包括皖南、浙西南、鄂东南、湘南等区域，这些南方地区农村的村庄结构与华南农村也相当接近。华南村庄研究中，内容最丰富也最值得注意的是对福建、江西和广东农村宗族的研究。较早的作品如林耀华研究福建宗族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和义序的宗族研究 ；庄孔韶在林耀华研究的基础上调研撰写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 一书；美国学者葛
12、学溥 20 世纪早期在广东凤凰村调研并写作华南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 。改革开放以后对华南宗族的研究，代表性人物如叶显恩对广东珠三角和安徽徽州宗族的研究；郑振满对福建明清家族组织的研究；钱杭、谢维扬对江西泰和县农村宗族的研究。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华南地区农村宗族组织大多比较发达，村庄结构的典型特征是聚族而居，血缘与地缘重合，宗族规范（族规家法）强大，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结构成为维系村庄秩序的基础。华南地区宗族组织发达的典型表现是具有完备的宗族四大要素，即祠堂、族谱、族长和族田。以林耀华和葛学溥等人的研究为基础，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写作了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等书，对中国东南地区尤其是福建、广东宗
13、族性村庄形成原因进行了高度概括和归纳。他认为，中国东南地区宗族发达源自东南地区的三大特点：边陲状态、水利和稻作农业。112. 华北农村研究华北区域研究中最有成就的，当属以“满铁”调查资料为基础的海外中国研究，黄宗智和杜赞奇是集大成者。黄宗智深入研究了华北地区生态环境、小农经济形态、国家与农民关系，他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区域意识。黄宗智认为，华北村庄相对封闭，自然村的宗族组织不突出，村内街坊组成的共同体具有较大作用。华北以自耕农为主的商品化程度较低的经济形态，导致农民主要不是与地主打交道，而是为缴纳赋税不得不通过村庄与国家打交道。正是在与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华北村庄内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带有委员会制特
14、点的“会首制度” 。12 李怀印在黄宗智研究的基础上，以华北获鹿县的档案资料为基础，更加详细地研究和证实了黄宗智的观点。13 杜赞奇认为，与华南庞大、复杂、联合式的宗族相比，北方宗族既不拥有巨额族产，又缺乏强大的同族意识，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北方宗族就没有作用。在华北， “在与全体村民相关的村务（公共事务）中，为人所承认的最基本的参与单位是由同一宗族组成的门或派，由于其成员是同一祖先的后代，故具有血缘集团的性质。从这点出发，我认为，村落组织是由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集团和经济上相互协作的家庭集团组成。 ”14研究还表明，华北地区，村庄内的土地买卖受到地方规范的严格限制，15 这与长江流域的情形大为不
15、同。正是土地买卖受到限制，使华北村庄可以保持相当的稳定性。日本学者平野义太郎以河北顺义县沙井村的调查为基础，在 1941 年发表会、会首、村长一文，提出中国村落具有共同体性质，他“主张村落在农村生活中的农耕、治安防卫、祭祀信仰、娱乐、婚葬以及农民的意识道德中的共同规范等方面具有共同体意义” 。同样以华北调查为基础，日本学者戒能孝通在 1943 年发表中国土地法惯性序说一文，针锋相对地指出，华北村庄集团的性质不是共同社会而是利益社会。福武直与戒能孝通持相同的观点，认为华北地区的村落与华中相比集团性要强，但仍然是微弱的，不能说华北存在村落共同体，只能说是存在有组织的“生活共同体” 。福武直之所以认
16、为华北不存在村落共同体，是因为他认为华北村庄不具有强大凝聚力，缺少内生的积极的村落认同。而华北村落的生活共同体性质，使得村落仍然具有对外封闭性，在以村外作为参考群体时，村民仍然具有本村人、外路人或异乡人的意识。外村人迁居到新的村落仍然需要村民的保证，要取得正式村民资格则需要长时间的交往。16 某种意义上说，无论认为华北存在村落共同体的平野义太郎，还是认为华北村落是生活共同体的福武直，都认为在华北地区，村庄有比较严格的规范。不同的是，平野义太郎认为华北村庄具有强大凝聚力，福武直认为华北农村并不存在像日本农村对村民具有巨大制约作用的社会规范，华北农村村民关系是扩散性的，村落具有结社性质。从现有华北
17、农村的研究成果看，新中国成立前，华北村庄社会结构有四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村庄相对封闭，构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单元；二是自耕农占主导；三是村庄以多姓村为主且分裂为多个门派，17 每个门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首事，或称会首） ，这些代表人物组成的首事会决定村庄公共事务和协调对外事务，包括承担国家赋税任务；四是村庄具有较强的规范。3. 长江流域农村研究长江流域的研究可以分为长江下游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中游的两湖平原、上游的川渝地区。先看长江三角洲的研究。最早的经典研究应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费孝通提出了一个农民通过兼业来应对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的生计模式，而对村庄内的社会结构较少涉及。18 黄宗
18、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利用“满铁”资料和实地调查成果，在费孝通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阐明了中国农业内卷化的问题及乡村工业发展的意义。19 他们的研究，一个有趣之处恰在于，揭示出长江三角洲地区频繁的土地流转、繁荣的商品生产以及不在村地主与国家合力剥削在村农民的问题。长江三角州的村社组织十分微弱，农民很少与国家打交道，而且也很少与不在村地主打交道。他们种地交租，一般拥有田面权，交租给拥有田底权的城居地主。村庄事务主要靠强有力的同族集团，但长江三角洲的同族集团与南方农村强大宗族完全不同，因为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居住往往相当分散。也就是说，黄宗智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既不存在如
19、华南农村以地缘和血缘重合的大规模聚居且往往拥有大量族田的强宗大族，也很少有华北农村强有力的门派组织。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相对稳定的生态条件、多样化的生态结构，使得高度市场化和田底权的高度流动性并未带来农村基层的高度不稳定。在基层社会，强有力而人数很少的同族集团成为农民主要的合作单位。因为村庄内生同族集团一般规模很小，且村庄分散，农民为了增强应对外来冲击的能力，往往要通过村内联姻增加自保的能力，或通过认干亲、加入义缘团体来寻求保护。无论是村内联姻、认干亲还是参加义缘团体，都可能进一步切割村庄内的宗族血缘联系，抑制宗族组织的形成。施坚雅研究的长江上游四川成都平原的情形与长江三角洲十分相似。施坚雅认为
20、，在成都平原，村庄的社会意义很弱，农民主要生活在基层市场圈内，一级一级的市场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秘密。他认为，成都农民高度面向市场而生产，土地快速流动，农民在农闲时几乎天天到集镇闲逛。基层市场不仅构成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场所，而且与通婚圈高度重合。成都平原村庄边界高度开放且不稳定。成都平原所形成的以基层市场为基础而非以村庄边界为基础的基层社会结构，导致村民无法通过稳定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重合来形成强有力的合作与互惠网络，为了获得有力的救助网络，农民就不得不求助于哥老会等帮会组织，及求助于结拜兄弟等义缘组织的力量。20长江中游地区，如两湖地区、江西北部、安徽中部，因为长江季节性泛滥而存在高度
21、的生态不稳定性，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居住形态和村落结构，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散居的形式远较聚居为多。也就是说，散居是一种常态，而聚居倒是一种变态” ，正因如此，两湖地区“宗族组织在时段发展上呈现出较江西和华南稍微延后的局面，两湖地区宗族组织的规模化、制度化、组织化的局面更多出现在清代中后期” ，而且“两湖地区宗族组织化的程度参差不齐，概而言之，两湖地区宗族势力较盛的地区多半靠近江西” 。21日本学者福武直对华中地区也有研究。他认为，华中地区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存在村落共同体，由于缺少村有财产，宗族村落又很少，村落内部结合程度相对微弱，对外来者的排斥并不显著，村庄具有极大的开放性。按福武直的观点
22、，决定华中地区村落社会性质的因素是其固有的自然条件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之上达到的经济发展阶段。22从地理上看，长江流域正是中国的中部地区。从已有研究看，长江流域村庄在结构上的明显特征有三，一是散居为主，二是宗族组织规模小且弱，三是农村市场化程度高，村庄规范薄弱。综合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中国农村划分为以华南为代表的南方地区、以华北为代表的北方地区和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中部地区。这三大区域的村庄社会结构差异颇大，或者说，从村庄社会结构角度看，可以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南中北三大区域。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农村地域广大，除以上三大区域以外，还有其他的农村区域及类型，其中有些区域类型可以归并到以上三大区域中
23、。23（二）区域比较研究目前国内学界较少区域比较研究的视野，其中费孝通是通过类型研究取代了区域比较研究。而关于区域比较的研究，多是泛泛比较南北农村的差异，如冯尔康对南北方农村宗族的比较。冯尔康认为，就清代宗族活动而言， “南北方表现形式颇有不同，南方似乎更规范一些，在一定意义上讲南方宗族活动盛于北方” 。冯尔康分析南方宗族活动盛于北方的原因时，特别提出了三点：第一，从历史上看，南方多北方移民，土客籍矛盾大，双方为生存发展，都需要团结宗族，共同奋斗；第二，从政治上看，除明朝初年极其短暂的时期以外，中国的政治中心都在中原北方，南方人要想在朝中占据显要位置，利用宗族资源，加强宗族建设，以集体的力量培
24、养家族人才也不失为一条途径；第三，从经济上看，南方商品经济发展，商人仍要借助宗族组织开展商业活动等。24冯尔康的分析与前述弗里德曼的分析异曲同工。无论是弗里德曼还是冯尔康，都是以二手资料进行的理论推断。真正有实地调查经验，且有敏锐区域比较意识的应是黄宗智。他主要从生态条件、土地制度和商品化程度等方面讨论了华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的差异，他在比较中，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对“生态环境”这一关键概念的讨论。25 黄宗智还比较了华北与成都平原村庄结构的差异。26依据“满铁”资料，麻国庆比较了南北方村落的差异。他认为：“从民间政治的视角来看，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两种村落系统或类型即以会为中心的北方
25、村落社会和以宗族为中心的南方村落社会，即会型村落和宗族村落。 ”27 遗憾的是，麻国庆的研究论据不很充分，并且他对北方农村“会”的理解似有误解。还有一篇颇为有趣的研究论文是王询所作。他在题为“中国南北方汉族聚居区宗族聚居差异的原因”文章中，系统分析了南方农村和北方农村宗族差异的三大原因，分别是人口迁移、人口定居后的同族集聚、国家政权组织与宗族的关系。28 虽然王询的大多数观点已有论述（比如弗里德曼等） ，但他的讨论不仅比较系统，而且在国家政权与宗族发展关系上的论证颇有新意。（三）小结当前学界对各区域农村村庄结构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不同区域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并提出了比较全面深入
26、的关于村庄结构区域差异的解释。相对来说，学界对村庄结构区域差异的研究，多是泛泛而论，缺少深入的比较研究，也缺少更加宏观和系统的理论概括。在已有研究中，南北方的所指大多暧昧，尤其缺少中部地区的概念。结合笔者的调查和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中国农村不同区域村庄结构（见表 1） 。三、村庄结构的区域差异及其成因中国不同区域村庄结构差异明显，从而形成了村庄类型的区域差异。当前中国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在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一书中，笔者曾试图构建一个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双层认同与行动单位的模型。29 笔者认为，中国特殊的文化、地理、种植结构和气候条件等，使得中国基层治理中一直存在
27、一个超出家庭的强有力的血缘单位，最典型就是宗族，正是宗族这一聚族而居形成的血缘与地缘共同体，成为中国传统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结构。进入 20 世纪，持续一百年的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使中国不同地区基层社会结构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依其中宗族血缘关系受影响的程度，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虽然受到影响，但宗族认同仍然存在，宗族仍然具有一定认同和行动能力，在村庄内，农民既受家庭结构的影响，又受宗族认同的影响，从而保持了双重的认同与行动逻辑，这就是当前中国南方宗族农村的情况；二是宗族血缘关系受到较大冲击而断裂为若干碎片，其中有些碎片较大，比如五服以内的血缘认同与行动单位，还有一些碎片较小，如仅兄弟堂兄弟
28、关系才具有认同与行动能力，甚至仅仅兄弟之间才比较亲密。这样一来，在血缘与地缘重合基础上的村庄内部，因为宗族血缘关系的断裂，村庄内形成了若干互不隶属的门派，也就是说村庄结构是分裂的，这与宗族村庄已大为不同，典型地区是华北农村；三是血缘关系断裂得比较彻底，以至于任何超出家庭的血缘关系都不再具有行动能力，兄弟关系也已经现代化了，这样的地区就不再存在超出家庭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农民原子化程度很高，这样的村庄就成为原子化的村庄，典型地区如两湖平原。从逻辑上讲，以上建构并非没有道理，问题是，不同地区的历史与地理条件差异很大，在现代性因素冲击之前的农村基层社会结构中，不同地区的情况就千差万别，且往往正是这种差
29、异使得现代性的冲击回应有了差异。当前中国不同区域村庄结构的差异，不仅是现代性冲击程度不同和方式不同的结果，而且由其本来就存在的差异决定。不具体分析不同区域农村的历史地理条件，我们很难真正深入理解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的复杂性及其内在机制。在展开具体分析前，我们可以再回到弗里德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东南宗族的发展与边陲地带、灌溉农业这两个因素有最为密切的关系。在边陲地带，中央权力难以深度介入、地方自治变得重要，以宗族为基础的地方自治单位通过族内团结、族外联宗、远交近攻，以维持地方基本的秩序；灌溉农业对水利的需要进一步强化了对基层合作能力的需要，同时灌溉农业高产出也为宗族自治提供了经济基础。循弗里德曼的
30、研究路数，王询讨论了中国南北方汉族聚居区宗族聚居差异的原因，他认为，在一个地域内，现有人口的始迁祖迁入该地的时间越早，则该地宗族聚居之势越强。从各大区域现有人口聚居格局形成时间看，大体说来，南方早于北方，从而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宗族聚居南盛于北的格局；从定居后的同族集聚情况看，北方的旱作农业和南方的灌溉农业对合作需求程度不同，面对外部冲突的背景不同，以及经济实力、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宗族聚居强弱的差异；从国家政权组织方面看，距政治中心越近，国家政权组织对社会的控制力越强，控制成本越低，越能进行有效控制。北方一直是中国政治中心，华北地区宗族势力就更加缺少自由发育的空间。另一方面，近代以来，
31、南方宗族势力盛于北方的既成事实下面，国家存在更多因势利导通过宗族间接控制社会的可能，尤其导致“在中国的南北方之间，由于距国家政治中心的距离和原有宗族聚居程度和宗族势力强弱不同，国家实际上采取了不同的控制方式。不同的控制方式又对宗族的发展产生了反馈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南北方宗族聚居格局和宗族势力的差异” 。30从宗族本身的发育来看，宗族应该是宋明以来的新发明，宋以前的宗族一般指世家大族，到了宋代后期，经宋儒倡导，一般庶民建祠堂、修族谱、建祖先牌位和祭祖等不仅被允许，而且被国家有意提倡，到了明清两代，宗族已成为地方社会中的主要自治力量。31从中国不同区域来看，因为移民时期、开发早晚、开发方式、种植结
32、构、生产力发展水平、生态环境、距政权中心远近等等的差异，不同区域村庄结构包括宗族组织发展状况的差异颇大。以下主要从生态和历史两个层面讨论中国目前村庄结构形成的区域条件，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当前中国村庄结构区域差异的成因。（一）生态的区域差异中国地理上划分南北的分界线是秦岭淮河线，这条线是我国东部暖温带与亚热带、半湿润区与湿润区的分界线。此线南北水热条件差异显著，农业生产也截然不同：线北的北方地区以旱地耕作为主，发展了一整套旱地农业的生产经营制度；线南的南方地区则以灌溉农业为主。以下我们分别来看不同区域的地理和生态。1. 华北地区从地理和生态上看，华北地区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黄土地，二是大平原，三
33、是半干旱气候。黄土地容易开发，土地易耕，杂草易除，作物易成活，且土壤粘性较小，交通运输方便，黄河流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大平原一方面使得华北地区文化交流便利，语言相对统一，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战乱等天灾人祸，因为无险可守，由战乱而饥荒，整个华北地区都容易受到严重影响。半干旱意味着灌溉农业难以发展起来，旱作物产量较低。此外，华北地区旱灾频繁，生态不稳定，黄河和淮海经常泛滥。华北地区因为易于开发，又是大平原，在生产力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华北的开发就会十分迅速，人口繁衍速度很快。一方面，华北地区容易发生战乱，战乱导致华北地区多次出现大规模人口减少，然后移民再开发。因为熟土且容易开发，外来移民快速繁
34、衍，很快就形成密集人口，人地关系变得紧张。而恰恰是华北平原易开发，到清代以后，华北地区野生资源逐步减少，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就很少有缓冲余地。华北地区的生态条件使当地农民更容易选择聚居。第一，华北黄土不沾，半干旱，使得运输相对容易，田间作业可以距居住地较远；第二，按黄宗智的说法，华北平原河流少，地下水位深，水井不像南方那样随处可打，散居不利于到定点的水井打水，聚居则可以缩短取水距离，减少取水劳动量。华北农村重视水源选择，凡聚落之中心，往往也是一个村庄的井泉所在；32 第三，聚居可以满足劳动协作和共同防御贼匪的需要。33 因此，在华北平原容易形成大规模的聚居村落，村落与村落之间相对封闭。2. 华南
35、地区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湘南等地南方农村基本上是山地为主，丘陵为辅，平原甚少，地表起伏。小块盆地和山区小水源水稻耕作环境，都极有利于强宗大族的发展。34 从气候上讲，南方农村雨热同期，降水丰富，适合灌溉农业的发展。但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情况下，除草是一个严重问题，杂草往往比禾苗更有生长力，除非投入大量劳力锄草，水稻或者其他作物很难获得收成。直至明朝末年，来自南美的土豆、红薯、玉米等作物引进之后，由于这些作物生命力顽强，可以在与杂草竞争阳光与肥源上取胜，南方山地才得到充分的开发。同时南方以山地为主，农业开发难度大，交通不便利，导致区域内的文化差异较大，语言繁杂。3. 长江流域长江上游是位于内陆
36、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按一般地理特征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东部为四川盆地，西部属青藏高原。西部地势高耸、气候严寒、人口稀疏，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地区。东部则是平原或丘陵、气候温和、人口稠密、垦殖指数高。35 东部核心区是川西平原（即成都平原） ，因为战国时期都江堰的修建，川西平原成为中国最好的自流灌溉地区之一。川西平原地形平坦、土地肥沃、生态稳定，是西南地区最为重要的农业经济区。长江出三峡后自宜昌进入中游冲击平原，河床比降锐减，河道迂回曲折，尤其是湖北枝江至湖南城陵矶一段（称为荆江）尤为突出。由于水流缓，泥沙沉积旺盛，荆江河面高出地面，亦成“地上河” ，每到汛期，洪水高出平地 1014 米，极易溃堤
37、成灾。因此，长江中游多洪水，1949 年前的 2000 多年发生较大洪水 200 多次。尤其是明清时期，由于不断围垦，把洪水大部逼入主泓，加大了堤防压力，导致荆江两岸在清代后期几乎无年无灾。因为长江中游水患，致使直到明末，两湖地区人口并不密集。明清时期，两湖地区皆属于移民型社会（江西填湖广） 。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势低平，湖泊密布，河渠稠密，水田连片，流域最具有生产力的地区都集中在长江冲积形成的河网平原地带，这些河网平原地带具有发展灌溉农业的极大便利，也具有相当高的生产能力。因为长江周期性的泛滥，以及非周期性的洪涝灾害，使得半耕半渔式的生产方式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江汉平原腹地的沔
38、阳民谣称“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若得一年收，狗子不吃糯米粥” ，生动表现了长江中游地区水患多但土地肥沃的现实。水网密布，生态不稳定，加之长江流域土壤粘性大，交通道路网难以建立，农户不得不依山傍水而居， “房屋相互隔离，或三五成群，形成稀疏的小村落，这种散漫型的村落形态我们称之为散村” 。364. 南中北方农村生态的比较小结以上分析，华北、华南和长江流域在生态上有如下差异：第一，从种植结构上看，华北多种植产量较低的旱作物，而华南和长江流域多种植高产水稻。长江流域还是湖泊密布的地域，渔业是重要产业。第二，从居住形态上看，华北和华南多聚居，长江流域多散居。第三，从生态多样性上看，华北地区缺少应对天
39、灾人祸的自然缓冲，人地关系紧张，生态结构单一且脆弱，华南农村和长江流域具有较强的生态多样性，从而有较强的应对天灾人祸的自然缓冲。37 正如黄宗智所说，长江三角洲远较华北平原肥沃，当农民遇到困难，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自己的勤快和节俭，恢复到之前的生活水平，正因如此，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可以保持相当的稳定，而华北农村，一年灾害，三年负债，两年灾害，终身穷苦。38第四，从生态稳定性上看，华南生态稳定性较好，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的生态稳定性均较差，其中华北最大的天灾是旱灾，长江流域最大的天灾是洪水泛滥，因为长江流域最具有生产力的地区是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这些地区恰恰最容易遭受洪水冲击。第五，从开发难度上
40、看，华北开发最容易，难度最低，华南地区和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游地区）开发难度比较大，开发较晚且相对缓慢。长江流域和华南农村广大的未开发水面和山地，不仅使农民有了应对灾荒的回旋余地，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优良作物的引进与改良，农民可以向水面和山地争粮食。正是因此，当南方小平原建立的宗族群体人满为患时，当地居民就可以向水面和山地迁移，形成新的宗族组织。第六，从战乱扩散难易程度上看，华北地区最容易受到战乱影响，长江流域因为地处中国中部，也容易受到战争影响，华南偏于一隅，且多山水阻隔，战乱较少且战乱不容易扩散。第七，从文化传播角度上看，华北交通方便，文化统一程度高，语言相对单一。华南因为多山多水，文
41、化传播比较困难，语言繁杂。长江流域因为地处中部，是文化交流的枢纽，因此相对包容和多样化。（二）村庄历史的区域差异几乎所有研究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的学者都注意到了南北方村庄结构存在的巨大差异，其中的关键是华南普遍存在宗族结构，而华北宗族结构力量薄弱。造成宗族南北差异的重要原因与目前居住人口形成时间有密切关系。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农村主流居住人口及村落建成时间，大致是华南（宋代） 、华东（宋代） 、西北（宋元） 、华北（明代） 、华中（明清） 、西南（清代） 、东北（清末） ，其中华东地区在太平天国时期发生大量人口损失，出现了局部移民。要正确理解现居人口和现有村庄建成时间早晚对村庄结构的影响，需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从始迁祖迁入到村庄成型需要时间，二是 20 世纪革命到来之前，村庄既有格局状况。在面对革命冲击时，村庄既有结构是十分关键的。我们假定在 20 世纪革命前均为传统时代，在传统时代，村庄是按照传统逻辑正常成长的。1. 华南农村虽然生态条件有差异，但自宋元以来，汉人聚居区的宗族组织普遍得到发展。自宋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