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科毕业论文 （ 20 届） 苏轼人格魅力之所在 所在学院 专业班级 汉语言文学 学生姓名 学号 指导教师 职称 完成日期 年 月 摘 要 苏轼一生所产生的影响力，在中国历代名人中首屈一指。而其中异常光辉的苏轼的人格魅力，让人既有担忧又有欣慰。不管是居庙堂之高 ，还是处江湖之远，苏轼总能随着不同的身份角色给人以温暖。而其间最能给我们以警示启迪的：一是忧国忧民的政治人格魅力；二是寄情山水的隐逸人格魅力；三是旷达豪放又细腻的文艺人格魅力。 关键词 苏轼 ；人格 ；魅力 ；隐逸 Su shi personality charm is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sushi
2、s life, produced in China in the past dynasties celebrities to none. And the abnormal glorious of Su Shis personality charm, let a person both worried and comforting. Whether or temples far corners of the high ,sushi can always give a person with warm role. But meantime in his personality charmmost
3、can give us with warning enlightened: first is ,he toke care of his country and people of North Song ; Second is enjoying and adoring the nature, appreciates the hermit life personality charm; Three is bold and unconstrained and exquisite literary broad-mindedness personality charm. Key words： Sushi
4、； personality； charm； hermit - 1 - 北宋文人辈出，而以苏轼的影响力最大。无论是生前还是过世至今，苏轼永远是国人不会丢弃的谈资，正如 明代文人董斯张 诗句所说“大苏死去忙不彻，三教九流忙扯拽”。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记说：“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 1短短两句便道出了苏轼 名垂至今的原因。 在世时，苏轼由于各种原因，不停地转变着自己的角色，他除了是文人，还是政治家，书法家，画家，哲学家有时还是平民，罪犯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苏轼向我们展现了各种不同身份的人格魅力。而支撑着他的，除了
5、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志趣，还有就是苏轼骨子里的那种“随心是家” 、 “随官是乡”的乐观旷达心态和历经人世所磨砺出来的在逆流中生存的本领，苏轼曾作文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 已矣。” 2所谓“文如其人”，苏轼的这种作文心态，正是苏轼做人的心态，这是一种纯天然的人性本质，并且这样的心态恰好契合了国民所认定的为“高尚人”的伦理标准，使得苏轼在不同身份之间的人格魅力都非常受国民的推崇，但在推崇之余我们又可以看到，苏轼所闪现的最耀眼的人格魅力，也是现在这个民族大多数人员长时间缺失的做
6、人准则，而且还是一些非常基本的准则。对于苏轼，我们掺杂了过多的同情，崇拜和欣赏，却少有人具体而学。纵然苏轼的人格魅力不能复制，但也决不能停留在纸上而成为一种无言的寄托，除了需要就苏轼本身去谈论苏轼的人格魅 力，更需要由表及里，让苏轼的人格品质重新复活在在民族的血液里。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探讨如何让苏轼的人格魅力成为当代的我们的醒言。 一 、 忧国忧民的政治人格魅力 苏轼在官场上的经历可谓曲折狼狈，一生也因为做官时的“一肚皮不入时宜”而几经流放， 我们几乎只能从他所做的具体的事件中了解他的品行，但也正是这些贴近万民的事情，让苏轼的美名得以从上层社会传入下层。宋孝宗评价 他 说：“负其豪气，志在行
7、其所学。” 3 苏轼入官场，并不为自身或家族权益为先，而是重在实现如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 4， 他的理想是“天下一家”。从苏轼自小所受的教育看到，苏轼被灌输的是一种与人为善，与社会为善的思想，这种思想直接让他树立了一种极具积极意义的价值观。在苏轼的眼里，他所处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其乐融融，人人各司其职的社会。苏洵在教授苏轼各种思想时，尤以儒家的治世思想为先，使得苏轼从小浸淫在儒家的忠君，报国，为民思想中。苏母的教育则更为大义凛然，在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记载，苏母程氏读汉书至范滂传时，“慨然太息。公侍侧 ， 曰 : 轼若为滂 ,夫人亦许之否乎 ？ 太夫人曰 :汝能为滂 ,
8、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 范滂为东汉时“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名士，后被宦官诛杀。故事本身是动人的，虽不符合实际，不过从苏轼以范滂为榜样，便可以看出在苏轼的心里从小就获得了“舍身为社稷”的品质。故而太夫人高兴地说道：“吾有子矣。”这种将功业和名节结合在一起的教育，让苏轼不仅仅有了“兼济天下”的期望，更让苏轼完美地吸收了中国士子传统的气概与应当有的美德。 从“学而优则仕”这一点上讲，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人们的读书为权益的实质，较之于苏轼，大多数欠缺了将为国为民的思想打入骨髓的行动力，注重的是建功立业，苏轼却在- 2 - 这方面做到了持之以恒并一生 贯彻，这才是苏轼让人受到敬仰的原因，而不是那一句宁
9、愿自己死也要杀尽天下贪官污吏的豪言，透彻地讲，上面的故事只能算是一个小孩子的天真想法，与我们小时候立志想要成为科学家，教师的理想是一样的。但到最后，我们改变了，而苏轼却一直将自己放在这个梦想之上，并且苏轼的这个梦想并没有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改变，反而表现得愈发强烈。 可以说，自由地领悟人生的价值观和坚决的信念是苏轼一生光彩照人的铺垫，而苏轼的官道也是他内心真正想要实现的人生理想，因此身在朝廷和地方的苏轼是积极的，主动的，他不甘心居于平庸，也没有明哲保身，得过且过 的官场暮气。几乎从开始到身故，苏轼一直在推展和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为官之道。入世的苏轼在政治上的人格魅力之展现，又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
10、）：立朝中央，投身社稷。 苏轼认为当时社会，做到“致君尧舜”并不难，在这一点上他觉得即使为国家利益献身也在所不惜。首先，在政治主张上，苏轼有着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也有着热情的开拓精神。作为一个有理想又有现实精神的仕人，苏轼在这方面无疑是优秀的。苏轼入朝时，北宋的“积贫积弱”现象已经颇为严重， 社会危机急剧发展 ，虽然之前有范仲淹等人的庆历之制，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并使得老一 辈的官员们虽有改革之念，已无改革之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苏轼依旧觉得只有改革才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途径，并且将内心 的 设计大胆的呈述出来 。 对于先贤提出的盛世蓝图，苏轼非常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手实现它。这与大多数身在其位不谋其政的
11、官员，在精神上和作为上已经精进太多。在 1061年的“制举”考试中呈上代表自己政治观点的进策 25篇再加上之后所上书的思治论，这些文章针对当时国家的“ 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 ”等弊端，加以论述，并提出改变之法，所谓“言必中当世之过” 5，而非苟同他人或泛泛而谈。他认为当前国家“有治平 之名而无治平之实” 6。希望 宋神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 7，从而“卓然有所立”。较之于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政治改革观点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子语录这样说道： “他革新主张的广泛性和激烈程度并不亚于荆公，甚至甚于荆公”。使得朱熹在 篇末 评价苏轼时说：“二公之学皆不正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
12、于荆公。” 之后，不管是反对王安石还是反对司马光，苏轼都是在系统地认识了两者法度之间的利弊之后提出自己意见的，苏轼在政治观念和党派归属上并非是一个过分在意和执拗的人，也无其他官员趋炎附势的姿态 。当时，王安石新法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国家并未因此而壮大，反而更觉疲累，他便深刻地指出其法“失在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 8。在改革方案上，苏轼提倡“徐”变“徐”立，认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 9。新法应重在养民，“便民”，而不能扰民，并认为王安石变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进言太广” 10。其法过于急于求成。其实苏王二人同出于欧阳修门下，王安石亦颇看中苏轼，若苏轼附和新法，必然可以飞黄腾达，即
13、使一直沉默，也不至于会有外放遭贬的可能，但苏轼观点在于：“ 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时迁者，松柏也。 ” 11因此他固执于自己几经思虑之后的观念，不避利害，再三呈述新法的弊端，直至被驱逐出朝。再者司马光当政，苏轼又指出旧法“虽大圣之法，不免有弊也”， 认 为新法中几项已有显著成果，一纸推翻，只会弄得民生疲敝，这些言论再次触犯当权者的利益，自然连旧法派也容不得苏轼。立于朝廷时的为国操劳，不顾身- 3 - 害，“ 赋性刚拙 ,议论不随 ” ， 可见其为国家社稷的良苦用心，苏轼为官，心存的是百姓，他认为只要万民生活安康，便是国家之福，如果百姓过于困苦压抑，国亡之日便不久矣，并且官员是为百姓服务的，自当
14、不该有太锐的私心。因而， 宋史 苏轼 传 云 :“ (轼 ) 自为举子至入侍从 ,必以爱君为本 ,忠规谠论 ,挺挺大节 ,群臣无出其右。”最后又评价道：“ 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 ” 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 这种在政治上有自己的主张和操守是为大众所推崇的行为，不失为其人格魅力的一部分。而作为中央之官，正确的治国方针和理念是应当也是必须拥有的，不然和尸位素餐又有何区别，这也是说，这种人格魅力在这样的阶层的人应该是普遍的，而不是独有的。 其次，“敢于”纠正君主之过。北宋时期，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皇帝代表当时社会至高无上的权 利，掌管一切生杀予夺
15、。因此国家的好坏，几乎取决于皇帝的英明与否。论语有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苏轼有谋略亦有勇气，苏轼 在与李公择书中曾说 :“吾侪虽老且穷 ,而道理贯心肝 ,忠义填骨髓 ,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兄虽怀坎于时 ,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 ,便忘躯为之 ,祸福得丧 ,付与造物。”苏轼既有尊主之心，亦有泽民之心，当两者相互碰撞发生矛盾时，苏轼认为“泽民”当重于“尊主”，在他心里人民的利益是最大的。这种儒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几乎所有人赞同，但甚少有人敢去实践，因为在封建社会 ，君权高于一切的情况之下，指出皇帝的过失就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做赌注，故而良好的传统一直只是纸上空文，
16、这也是国家长久以来的病症，很多言之凿凿的理论，从来不敢去实践，导致正确的政策往往由于顾忌太多而难以实现。苏轼自然知道这一点，但苏轼毕竟有着“报国之心，死而后已”的决心，其他人不敢的事情，他就要去闯一闯。王安石变法之时，苏轼对皇帝的在改革时不允许自由表达意见的做法极为愤怒，他激言上呈，警告皇帝说，君之所以为君者，并不是神所授予的，而是万民拥护才称为君，并认为这将导致国家根基的动摇，既人民的离心，苏轼善于打破陈旧的不合实际的观念和规矩。万言书中苏轼这样写道：“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制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
17、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 12苏轼对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看得特别透彻。熙宁二月，当时神宗下令购买四千余盏江浙彩灯以作节日之用，并“尽数拘收，禁止私买”。苏轼看到此举大大损害了当时江浙制灯市场，遂冒死呈上谏买浙灯状，批判神宗“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 (指百姓 ) 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 ,例非豪 户 ,举债出息 ,畜之弥年。衣食之计 ,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 ,唯可添价贵买 ,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 ,体则甚大” 。 并认为宫廷生活也应该以“俭约”为尚。神宗“即诏罢之”，开明地采纳了苏轼的意见。而之后，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描写了当时自己的内心恐惧：“自知渎犯天威
18、,罪在不赦 ,席藁私室 ,以待斧钺之诛 ,而侧听逾旬 ,威命不至 ,问之府司 ,则买灯之事 ,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 ,又能听之 ,惊喜过望 ,以至感泣。”在恐惧和使命感之间，苏轼毅然决然选择得是使命感。区区士大夫，敢于弃自身于不顾而为民争利的行为，体现出的是苏轼崇高 的立朝大节，透出的也是其他官员节义的缺失，国家的悲哀。 （二）到任一地，造福一方。 - 4 - 立朝中央与皇帝相交，任职地方则与百姓相往。一个官员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最直接体现，当属他在地方为父母官时的行事，地方之官的所为自当为下，而非谄上。苏轼以“爱民”为核心的政治理想，“他秉承了儒家仁民爱物的精神 , 每为官一处 ,皆能留
19、爱一方。” 13苏轼本善良，他将“好”与“坏”，当做和不当做区分得清清楚楚。他知晓地方官为民之父母，理应为民做实事，也注重身为地方官的品德节操。初入仕途时，苏轼得官凤翔签判，此地靠近当时的 西夏王国，战争频繁，故而人力财力消耗极大，人们生活极为困苦，他大胆改革“衙前役”，以缓解人民困苦，并时而巡游各县，解决各地悬而未决的罪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苏轼虽然在中央时强烈反对王安石的的新法政策，但他明白其中一些亦是救国良药。因此到任杭州初期，“时新法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新法便民，民赖以安。” 14苏轼宽容对待狱中囚犯，在他看来，这些囚犯只是为了苟活于世的普通人，并非奸恶之徒，犯的那些法律也是苏轼颇为
20、反对的，可是他无权更改。在审问盐贩子时，苏轼只觉他自己和囚犯是并无差别的，“不虚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于是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苏轼这样写道 :“轼在钱塘 ,每执笔断犯盐者 ,未尝不流涕也。”并说，“两浙之民 ,以盐得罪者 ,岁万七千人 ,终不能禁。”他对这些囚犯具有巨大的同情心和爱护之心，却又无法放归他们，只觉心中苦闷，不能禁止。后来，他又疏浚西湖，修筑苏堤，改善杭州的城市饮水系统，他遇事总是亲力亲为，取舍有当，既能便民，又可以不空耗国力，杭州大旱时，他上书免去此地的贡米三分之一，以救饥民，并自己捐黄金五十两，修建医院。他知密州时深知百姓是因困苦贫穷被迫去做盗贼，因此他反对单纯的以武力来
21、抵抗盗民，认为当时“中 民以下举皆阙食 ,冒法而为盗则死 ,畏法而不盗则饥 ,饥寒之与弃市 ,均是死亡 ,而赊死之与忍饥 ,祸有迟速 ,相率为盗 ,正理之常。虽日杀百人 ,势必不止。” 15指出只有舒缓人民的困苦才是良策。 知徐州时，逢河决口，洪水大量汇于城下，城中富民都要出城避水。苏轼挺身而出：“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 16将富人们都驱赶入城，从而使得上下齐心，抗洪得以成功。苏轼的担当和魄力使得当时普通民众“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做生祠已报”。 即使是被贬得官小卑微，苏轼依旧关心着地方民生疾苦。因受乌台诗案 被贬黄州时， 临近的武昌有“例只养二男二女 , 过次辄
22、杀之 , 尤讳养女” 17。苏轼“闻之酸辛 , 为食不下”18,不顾自己谪贬罪臣的身份 ,马上写信给太守朱寿昌，让其从教育出发，改变这一现象，并修建孤儿院，出资收养弃婴孩童。贬入惠州时，苏轼困顿已极，但仍然考察当地民众的生活现状，他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也写诗推广当时先进的农业工具。又不畏僭管官事，从民心出发，提出了很多如修缮军营和修建桥梁的建议。苏轼将自己仅剩的影响力用在了爱民护民，修缮国之基础之上，吃力不讨好亦在所不惜。晚年时苏轼贬入海外儋州 ,自己的生活 极其穷困不幸 ,但当他听说自己早年提出过的黄河北流入海的治黄方案已经被采纳实施 ,极其兴奋地感慨道 :“三策已应思贾让 , 孤忠犹未赦
23、虞翻。”这里的苏轼以三国时吴国的虞翻自比，即写出被贬海外，生活穷困，抱负全失的愤恨，又因为自己的意见依旧被朝廷重要，可以惠及民众而高兴，可见苏轼无论在何时，其立足点都是在为民谋福利，他的想法作为大多是出以体恤民众之心，并为此以身犯险，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的惠民利民措施加以实现。苏轼说：“平生文字为吾累”，也因此希望：“惟愿我儿愚且直，无灾无妄到公卿。”但当自己最爱的百姓有难时，苏轼还是 义无反顾的选择了这种“最累”的生活方式。 - 5 - 历史上长河中，一般的被罢黜或左迁的士人，都以儒家的“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 。 ”为宗旨，将自己的理想磨灭在失望之中，而苏轼由始至终的一贯作为早已超越了这
24、一点，无论自己身处在什么样的位置，苏轼都是以民为先，用尽一生心血守护国之根本，仅仅是这一点，就已经让历代国民所崇敬。其动人心弦的人格魅力，在当时可以从一件事上一窥究竟，苏轼去世之事传至各地，“吴越之民 , 相哭于市 , 其君子相吊于家 , 讣闻四方 , 无贤愚皆咨嗟出涕 ,太学士数百人 , 相率饭僧惠林僧舍。”“ 稍有知 识之国人，谈及苏轼，几乎无人不知，苏轼乃中国读书人之典范，亦即士一阶层，所愿效法之模范，悬为行为之准则。”19而这些也恰恰反映出中国社会实际上一直缺少像苏轼这样可以提着自己脑袋去为民办实事的人。我们敬佩这种精神，吸收这种精神，却少有人去使用这种精神。我们赞扬挺身而出的人，但也
25、往往冷漠的看着他们白白流尽血液。苏轼所拥有的，正是这个社会所缺失的。另外，最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从来没有一种民主的思想真正诞生。他们对官员有着极大的依赖，又带着巨大的有色眼镜去看这些官员。官与民之间总是存在一种互相不信任的态度，而熟识之后又发现大多数官员是用碌无为或者危害一方的，故而，“清廉，正直，有主见，又有强大的执行力”，心中填满浩然正气的苏轼便成了青天大老爷，成了百姓可以将自己托付于他的人。现在，这如果依旧只是苏轼独有的人格魅力，那么我们依然是一群精神和外在的卑微者，这样的人格魅力，即使他的光辉再耀眼，也只是挡不住的流水。 二：寄情山水的隐逸人格魅力 几乎每个进入社会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对自己
26、所处的环境表示不满和厌倦，于是相对于功成名就，隐逸情怀的出现，就像一张网，让历代各色人等在功名利禄和安贫乐道之间有一个徘徊游荡的理由。古语有云： “智者乐山，仁者乐水。”苏轼内心掺杂着儒释佛道的思想，于是内心的感悟成了一个结，将他困在了入世和出世之间，也让他重新审视了人生之价值，人生之本相，苏轼善于思考，善于领悟体会，但不善于放弃根本理想，在这里，苏轼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他将这种普通人的人格魅力升华了，寓清于浊，藏巧为拙。因此，由始至终，苏轼都没有成为真正的隐士，但其内心的出世归隐念头却一直在流动，总想着有朝一日理想成就了，能够有个“退隐隆中”的生活，他对陶渊明是极其推崇的，从陶的诗文生平中所
27、体会到的超脱的心境和自身拥有的志趣高远，乐观旷达的思想情怀 便成为他政治不得意时排解内心苦闷的一剂良药，展示了的是苏轼别样的人格魅力。“ 作为隐士，苏东坡的退隐不是一种实际行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哲学意义上的，后者比前者又深一层。” 20未步入仕途之前，苏轼曾如此说：“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之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众，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薄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 21而且蜀地习俗是喜好游乐，纵情山水，即使“衣食常苦艰”，也还是“游乐不知还”，带着富贵于我是无物，心中所得才是 真的精神。贬谪儋州时，苏轼作诗说：“兹游奇绝冠
28、平生”，此时的苏轼步入晚年，历经磨难，却依旧乐观开朗。苏轼的隐士魅力，不仅有对老庄，禅宗的古有思想的参透领悟，也有所处蜀地文化精髓的内外浸染。因此，所言苏轼的隐逸人格，我从中所得的，便是其行为和思想两个层面。 行为层面 苏轼乐于在山水之间寻找人生的快乐，体验自然的魅力，而异于他人的官场沉浮记，也让他只能从人世之外寻找一份慰藉。熙宁年间，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不得而上书请求外放，得官杭州通判。初到杭州时便被杭州的美景所迷住， 在 六月廿七日望湖- 6 - 楼醉书五绝 中 感慨 道：“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住。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虽然在杭州时苏轼为官政绩颇好，不过也是国家弊政的
29、修修补补，满肚才华的他成了烂摊子的收拾者，当看到平民因新法入罪，而自己不能解救他们的时候，心中的苦闷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尽自己所能之余，只好逃向大自然。他曾 在行香子中 这样写道：“宦游处，青山石浪，万重千叠。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他与各色人等相交往，如山中访僧道，市井访平民，极乐场所与众人享受风花雪月，从不同的人当中获得不同的思想趣味，并用最自然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的所见所想。即使他依旧被俗世缠绕，苏轼也能在缝隙里面找到一些人生真谛。 在获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之后，苏轼的言行举止都被监视，但也因此获得了完全的“自由”。纵使已经远离朝堂，苏轼却并未意志消沉，也没有被悲伤和
30、痛苦压倒。他随缘自适，随遇而安，所知该在意时在意，该放弃时放弃，用无为之行答内心的有为之想，或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认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又或说 ：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 苏轼在政务上 获得解脱后，更重“游”与“友”，“每数日必一泛舟江上，听其所往；乘兴或入旁郡界，经宿不返。” 22“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选，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 23将自己的心愿寄托在山水之间，谈笑之中。除此之外，苏轼练瑜伽，炼丹药，他曾经这
31、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安分以养福；宽胃以气，省费以养财” 24。行为上的闲情逸致，让苏轼的人生更加充实，增加了其神秘感，也增加了其真实性，无不让人心生向往，为此倾倒。 较之于上面的文人式生活，苏轼的平民式生活也让其人 格魅力大放光彩。 苏轼喜欢佳肴，并且颇好此道，因此有了闻名天下的“东坡肉”。对于农事，苏轼在东坡八首序中这样写道：“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物，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并且“自牧一牛”。这块地在黄州城的东面山坡上，故而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并以农人自称，劳作辛苦，用双手化解生活困顿，在大自然中获得“昨夜东陂春雨是，乌鹊喜报新晴 。 ”的野趣。在黄州时，
32、苏轼酿蜜酒，在惠州时又酿桂酒。对于兽医之道，苏轼也有所尝试，在苏长公外记中记述说苏轼擅长医牛。在儋州时，公馆破旧，于是苏轼自 费修建，并参与其中。 与平民亲近，并参与到他们生活的行为，就如苏轼自己说宣扬的：“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是好人。” 25苏轼与普通之人做朋友，是因为他能找到富贵名利之外的乐趣，也是因为他能放下身段，平等视世间之物，苏轼几乎对各行各业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兴趣，并总是有时间去亲手创造一番。苏轼是不怕失败的，不管在官场上还是生活上，只要活着，他都会为自己内心的理想世界而奋斗，因此，不管是酒酿成了酸醋，还是被一而再再而三的远贬，苏轼从来没有失去对生活
33、的热情。对于苏轼这方面的谈论，多数人 都觉得，苏轼如果没有被远贬，他不会有如此丰富的作品，或许能够在官场上获得更大的成就等等。但我认为，这些“如果”或者即成的事实，在苏轼的世界里都是不存在的，他内心的一切让他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官位都是天才，而不是只有在乡野或者在朝堂才是天才。我觉得，苏轼有着一种令任何人向往的超脱，这种人格魅力是苏轼独有的，后- 7 - 者即使再如何模仿也无法复制成功。因此，在这样的精神界面之上，苏轼的其他成就又算什么。 思想层面 政治上的打击和解脱让苏轼在政务方面得益暂时的憩息，在寄情山水，躬耕原野的同时，苏轼对老庄以 及禅宗思想的运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苏轼是不知疲
34、倦的人，用得意时政论，失意时人生的心态获得理趣，同时，他“超旷高远的人生境界还表现在他以幽默的态度笑对人生 , 又使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充满了谐趣” 26。在被贬之地，苏轼以闲者自居，并以此自慰。在记承天寺夜游中，他这样写道：“何夜无月 ,何处无竹柏 ,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除了对自己遭遇的不平，苏轼更多的是带着一种新鲜感以及乐观豁达的精神去面对人生，因此在写初入黄州时，除哀叹遭遇外，也有这样的诗句：“长江绕郭知鱼美 ,好竹连山觉笋香。”字里行间的真情流露，让人顿 觉苏轼在心灵上的放松闲逸。在岭南时，苏轼作诗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此时的苏轼依然饮酒，赏梅，赋词，作诗，全然不为身份所
35、降而困恼。即使被再次远贬，得官于海南儋州，苏轼仍然会说：“海南万里真吾乡。”在别海南黎民表中又写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平淡安适的心境，在纵笔一诗中如此描述：“白头萧散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为报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苏轼随缘自适，对命运的沉浮，总是可以不计得失，苦中作乐，同时又显出“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亦如是”般的自信。这样的诗句甚多，比如“回首 向来萧瑟处 , 归去 , 也无风雨也无晴。”“人间有味是清欢。”也正是对人生的参透，才让苏轼有着“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迈和“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超脱。据说正因为政敌无法在苏轼的诗文中看出苏轼的窘迫
36、，才使得苏轼一贬再贬，而民众对苏轼多的同情和崇敬，两者不同的嫉妒和羡慕，不就是印证了苏轼极具个性的人格魅力。 苏轼自我见解的老庄和禅宗，蕴含了乐观豁达，超然物外的精神。老庄、禅宗注重的是一种出世精神，不重名誉，不重富贵，不念生死，处逆为顺，甚至达到“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境界。苏轼与僧道交往 密切，在和尚的日常生活中悟得：“世人视身如金玉 ,不旋踵为粪土 ,至人反是。余以是知一切法 :以爱故坏 ,以舍故常在 ,岂不然哉 ！ ” 27苏轼明白不能将自己看得太重，只有不计较个人得失，才能于人生之中得一安适。苏轼这样的心态并非天生就有，而是在历经劫难之后方才懂得，大起大落的生存际遇让苏轼明白人生得失
37、只在一瞬间，在寿禅师放生中：“学出生死法 ,得向死地走之一遭 ,抵三十年修行。吾窜海上 ,去死稍近 ,当于此证阿罗汉果。”可见“流离僵仆 ,九死之余”之后方才进入了一种常人难以进入的思想境界。这种心境可以说和早年苏轼所作题 西林壁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味相媲美。在前赤壁赋中，关于人生，苏轼作了这样的见解：“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之而为声 ,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 ,用之不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在这世间，万事万物，都不是自己的，又何必去计较呢，将自己的人生埋进入造物主的怀抱里，从而体会“生不带来，死
38、不带去”的人生意味，让自己在政治理想不得舒展的情况之下得以解脱，这种体会在给子由的信 和陶王抚军座送客 中 亦有提及：“吾兄弟俱老矣 ,当以时自娱 ,此外万端皆不足介怀。所谓自娱者 ,亦非世俗之乐 ,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 ,山川草木虫鱼之类 ,皆吾作乐事也。”去苦存乐，大隐隐于市，苏轼独一，难能有二。 - 8 - 苏轼对人生的感悟并非什么高见，但他能在耐心得体会之余深入其间，才是他思想境界的最高层面，真正的言行合一，便是苏轼的魅力。 三 、 旷达豪放又细腻的文艺人格魅力 苏轼一生与文学艺术相伴，在诗文词曲，书法绘画等都有不同凡响的造诣，几乎算是一个通才。苏轼是文学艺术的集大成者，我们倾
39、佩他的创造力，他的渊博知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才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从 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汲取力量，也可以放松心情，更可以体会到繁芜之外的世界，有如一股清风送入心田一般的柔和。因此，苏轼在这些方面我只能敬佩的说他是天才，在这些方面体现的魅力不仅仅有其独特的人格，更有着他独特的傲骨。 苏轼自己亦认为，自己最大的功名成就不是政治上的所为，而是在文学上艺术上的创造。苏轼晚年遇赦北归途中经过仪真 ,与程之元、钱世雄相会于金山 ,登妙高台 ,见壁间李公麟所画苏轼石刻像 ,自题道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反映了他对自己生平的认
40、识，也 让我们知晓了苏轼所觉自己人生最大的政治理想虽然草草结束，但在文学上，还是获得了聊以自慰的成就。一般仕人将自己在政治上获得的成就看得比自己任何方面的成就都重。在没有经历人生沉浮前的苏轼也是如此，但到了人生的终点，苏轼终于体会到，虽然在黄州、惠州、儋州时政治上最失落的时期，但无论是思想，还是文艺成就，都达到了自己在朝堂时无法达到的境界。苏轼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反映出他对人生价值和文学创作的独到见解，渗透着苏轼文学上独特的人格魅力。 价值观上的与众不同，也让苏轼在文学创作时显现出自身的风骨。苏轼的诗词文章，从不强行 为之，有时候是即兴之作，有时候是批驳时事，有时候又是有感而发，全都顺乎自己的心
41、意，是苏轼真挚感情的流露，阅读苏轼的作品，就像在和自己的心阅读一般，或产生共鸣，或叹息生活，或得其激励，或赞其文采，全然没有文学大家与一般人之间的鸿沟。除了面对世事艰难时体现出的乐观旷达和思想上的超越，更在于苏轼创造时展现的自己的风格，对文道的坚持以及字里行间的感情流露。 苏轼认为“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 28。因此平淡无奇的“春鸟秋虫之声”，在他的笔下便成了“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又如给黄州歌妓李琪的诗 ：“东坡四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将原本平淡之事描写得清新自然恰到好处，让人拍案叫绝。在苏轼的诗词文章中，无论是鸟兽飞禽，江河湖海
42、，山川秀色，草木虫鱼，日月星辰，还是远古怪谈，流芳历史，纷繁世事，风花雪月，柴米油盐，市井平民，都显现出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原本淡如溪水的事情，经苏轼的描绘，不仅没有失去它原本的面貌，反而在他的笔下让人看出了原本所无法发现的美。这是其一。 再者，苏轼不拘泥于前人的思维。他具有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他是苏轼是北宋豪放派词 人代表。他的词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 或者 离愁别绪的题材，融入了 当时 广阔的社会生活，就如“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他的豪放词以高亢激昂甚至悲凉戚戚的感情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宏大壮阔的场面取胜；他的婉约词感情清新纯正，婉转婀娜，格调健康高远。苏轼的诗，皆 “ 有为而作 ”， 充满着豪纵奔放和挥洒自如，这些诗不仅题材广泛、内容深刻，特别是它拥有理趣化的特征，使之最后完成区别于唐诗的宋诗体制，具有创造性的功绩。它的文章既吸收汲取前人的营养，但又有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