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串行”人生人到中年的我，回想起自己的职业生涯，一路都在改行，改得多了，就只好叫做“串行”更贴切。关于专业和职业，有很多古训。比如，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 “隔行如隔山” ， “树挪死，人挪活”等等，都是说的职业和专业的事情。单独分析，句句都是真理，但又互相矛盾。往往人们设身处地根据自身现状的需要来寻找一条符合自己意愿的“古训”来宽慰自己的失误或者印证自己的正确。比如：“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说的是要认真选好自己的专业，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就说无论干啥都能行；“隔行如隔山”说的是不要老想着别人的饭碗，而“树挪死，人挪活”就鼓励人们不要干
2、一行爱一行，大家都去跳槽抢别人的饭碗。从学校毕业 20 多年了，一个班里 30 名同学，如今还在本专业干的了了无几。我在自己的测量专业干了大概有 5 年。测量在煤矿是一个虽边沿但却非常重要的专业技术种类。说其边沿，是因为它根本不能像采矿生产甚至机电专业那样露脸，都是在幕后干的别人看不见的工作。矿上安全生产搞得好，那是生产管理人员的成绩；工程质量优秀，是设计和施工人员的成绩；机电故障少了那是机电管理人员的成绩。因此，测量专业的毕业生在煤矿很少升任矿长、副矿长的，局级职务就更少了，多数混到退休也就是个地测科科长、副总工程师，少数调到局里当个地测处长。但测量部门的责任却很重大，一旦有大的工作失误，很
3、可能造成工程报废影响到正常的采掘衔接甚至酿成重大安全事故。相比与之业务相近的地质勘探部门，因为有很多自然存在的不可控因素，除了技术事故可以请老天爷来帮忙推脱自身的责任，机电部门就更好办了，直接把责任推到设备或材料质量上就行了，供应商一旦知道了，不但会全部应承下来，还得忙不停送礼说好话，只怕以后不再用他的货。从理论上来讲，测量的结果是可控的，测量人员若出了差错一定是要自身全部承担的，因此，每一项哪怕极细微的工作都出不得任何差错。但无论如何，人毕竟是人，谁也不能保证不出差错，一旦有了差错造成损失追查起来，唯一可做的就是从自身找原因，部门内部会立刻变成了一个相互撕咬的角斗场，每个人都使出浑身解数把责
4、任和错误尽可能推到其他人头上，遇到这个时候，真想立刻逃离这个鬼地方。但是，如果你是这个部门唯一的工程技术骨干，就是国务院来要人你也走不了，原因在于煤矿测量工作的特殊性。错综复杂的井下巷道图纸，加上几大摞的测量数据资料，外来生手没有三五年的熟悉过程根本接手不了。好在有个我一生的好兄弟和我一起参加工作的北京煤校毕业的 Z 兄顶岗，我才得以脱身了。结果，害得他好多年内即使有了提拔的机会也只能哀叹。让我没想到的是，我改行的第一站竟然是我在学校不屑一顾、几乎没摸过课本的计算机。我们在学校期间也开了两门计算机课程，但都是考察课：计算机原理与汇编语言（一个学期大概 40 个学时） ，BASIC 语言（一个学
5、期 40 个学时） 。但直至毕业也没见过计算机是什么样子，只听说学校有一台一间房子大的 DJS130（属国产小型计算机） ，学 BASIC 语言的时候，有同学去看过，我没去，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将来到了煤矿一辈子也不会用得到，所以，也就几乎没学那些课程。听去计算机房看过的同学回来说，那玩意根本就不叫学生摸，操作员是校长的千金，穿白大褂，戴白帽子、白手套和口罩，隔着窗口把学生编的程序纸拿进去马上关上窗口，先敲键盘把程序输入纸带打孔机制作成黑色的纸带卷，然后再把纸带放到计算机的录入端，若需要修改还得从头来，那叫一个麻烦。去机房回来的同学还偷偷拿回了一段大约两公分宽一尺长的黑色纸带，上面有很多圆孔，我
6、们看了都觉得很神秘，我还厚着脸皮硬扯下来两寸长夹进课本里当书签。记得 BASIC 课程结束考试时，只要求编一小段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程序就算过了，我竟然不会做，抄了黄的才过了关。我们煤矿测量专业的计算任务比较大，每天上午是野外或井下观测，下午就是计算了。为了避免计算差错，一个项目要求最少两个人同时独立计算，最终计算结果一样才可以使用。开始时全部使用计算器，已经觉得不错了。到矿第二年，突有一天，通知我去矿局学习一周，是一个叫做“PC-1500” 的日本夏普的袖珍计算机的使用培训班。那个小玩意主机的个头比计算器大一点，能编入 BASIC 语言，自带一个可以打印两寸宽纸条的打印机，因为同时参加培训的很
7、少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了怕丢人才认真学了，开始真正知道了计算机和计算器的区别。那时，买那样的袖珍计算机可不是一般的事情，要大老远跑到上海才可以买到，矿上比较支持，派我只身去上海购买。其实只是是提货，有矿务局供应处设在上海的办事处早就定购好了。一共拿回两台。一台跟随我留在了生产技术科测量组直到用报废，另一台给了矿上另外一个技术部门机电科。记得当时机电科派 F 工程师来我们科拿货，年纪一大把的 F 根本不懂这洋玩意是啥，看着我那台满桌子的连线和配件，总觉得给他的小箱子里的东西不够数，为此 F 还跑到矿长那里参了我一本，当时的 Z 矿长可是我们每个刚毕业学生都崇拜的偶像，二话没说，把我叫到调度室“教育
8、”了一通，大概意思是，两台计算机是咱矿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机器了，你竟然这么大大咧咧不当回事，还拿回宿舍鼓捣，搞得我一头雾水，还没等我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郭科长就赶紧把我支走了。我始终不知道机电科是如何给我罗列罪名上报矿长的，那是我职业生涯第一次躺着中招。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和这位机电科的 F 工程师、Z 矿长（后来的 Z 副局长）都相处得很好，我离开科技科后 F 成了我的继任者，和他甚至成了好朋友。当时拿到这台 PC1500，我真的是喜不自禁，赶紧把几乎所有的复杂的测量计算都编成了程序，无论再复杂的测量计算，这边输入起始数据，那边马上打印计算结果，再也不需要几个人埋头按半天计算器了。那时的这
9、个所谓的最先进机器，屏幕只能显示一行字，存储介质就是一个的模块，后来扩展到，大一点的程序都放不下。平时所有编好的应用程序只能放在盒式磁带里，调用的时候用随机配备的小型录音机再回放到计算机的存储模块里。虽然麻烦，但已经觉得非常幸福了。后来，我不断改进，把这台袖珍机武装到了牙齿，甚至还配备了串行通讯接口，可以连接普通的宽行打印机，甚至打印输出汉字，协助财务科输出成本报表，此项现在看来实属雕虫小技的改进在当时可是响当当的“科研成果” ，因此还获得了山西省煤炭系统计算机应用成果奖。同时购买的机电科的那台 PC1500 袖珍机，一直都在当蹩脚计算器使用，没有人编过任何一句程序。在那时的人们眼里，我还是比
10、较牛的。因此，当机电科事业心很强的 M 副科长一心想搞计算机机电配件管理项目的时候，第一个想到要挖的 “人才”就是我。我也因此跳出了测量部门，完成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改行，成为凑数的专职计算机程序员。说“凑数”一点都不假。当我在“PC1500 ”袖珍机上大显身手的时候，我还从来没有摸过任何台式电脑。见到第一台台式电脑，我都不敢开箱子，拿了英文版的说明书回家连夜翻译，第二天到了办公室才敢动手开箱，然后安装连线、开机。大家想当然以为我懂计算机，其实仅仅是玩熟了一个比计算器高级点的“PC1500”而已，BASIC 语言和 DBASE 关系数库根本就是两码事，无奈，边干边学，还是用两个月的速度把煤矿机电
11、配件通用数据库搞出来了。现在看起来根本不算什么，充其量就是一个职业学校的学生作业题，但当时毛科长和我都大露脸了，全省煤炭行业头一份，从局里到煤炭部里都得过表彰。那时根本没有互联网的概念，计算机的内存最大只有64K，最大的硬盘只有 20M，显示器只能显示 11 行汉字。就是这么一个破玩意也是宝贝级的，为了它，要建专门的机房，脚踩防静电胶木地板，室内安装空调、空气加湿器和负氧离子发生器，要知道那个年代空调都是日本进口的，连矿长办公室都没有装。后来我甚至利用电话线和最简易的调制解调器实现了异地计算机点对点通讯，在我的电脑上可以调用远在省城的另一台电脑上的硬盘资料。谁会想到，其实那就是互联网的雏形。作
12、为一个闪光点，那个小地方，会经常接待外来参观者。从此，我顺利成章地接近了升职的边缘，不久就调入科技科，很快升任科技科副科长，年仅 26 岁。29 岁任正科长，32 岁升任矿长助理，5 年完成了三级跳，开始脱离专业技术而步入行政工作。这是我第二次改行。现在回想起来，这次改行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事实证明行政领导工作并不适合我。我经常给刚刚毕业的年轻人讲：无论命运把你安排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一份可以发挥你能力的工作，你就只管展现你的能力和人品就是了，千万不要争工资待遇、工作条件等，那会适得其反。那份工作就是你的舞台，你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都被台下的观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今后你在这个舞台上的去留
13、，或者是否给你更大的舞台，全由他们说了算，当他们认可了甚至开始欣赏你的表演的时候，你想要的一切都会随之而来。正当我的仕途如日中天的时候，上层换届，顶头上司矿长易人。新上任的 W 矿长是个实干家。中专毕业后直到当上生产副矿长之前，在采煤队技术员和队长位置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可以说一直都在一线生产单位滚打，这无疑锻炼了自身的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但也有弊端，就是思维简单，由于不了解机关工作，以至于对管理科室出来的干部带有偏见，对采掘队干部很是信任，他一上台就对他当生产副矿长时的直接下属采掘队的队长们一一委以重任，同时打压一大批机关科室出身干部，要么免职，要么调去一个闲差。W 矿长不知不觉中犯了一个
14、错误。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那些他喜欢的干将们多数是像他一样头脑简单，遇大事缺少缜密思维和深远谋略，不添乱已属万幸，以至于上任两年就把自己送进了监狱，开本矿历史先河。这是后话。我当时被彻底剥夺了话语权，当了个永远也没有人顾得上问我的“砖厂技术顾问”给挂了起来。同时，我发觉有缘无分的婚姻也到了尽头，那个时候，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人生低谷。我的性格弱点就是沉不住气。如果当年我耐得住寂寞，咬咬牙坚持一年，就等到了 W 矿长成为阶下囚的日子。不过，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说，W 矿长和我都没有这个福分。我没有这个福好解释，因为在当时的毕业生中我的职位级别算是排在前列的，若继续留任，不出意外的话，我很大
15、可能现在会是副局级待遇，然而，当年我选择了放弃，这是我没有福分。倒霉的 W 矿长咋会因我而没有福分了呢？这要从他刚刚上台说起。当时，我的职务是矿长助理兼“综合经济研究室”主任，统管全矿第三产业。W矿长上台之初，成立了与矿名同名的第三产业总公司“G 总公司” ，他本人兼任总经理，但不负责日常业务，日常业务任命了我的好哥儿们 Q 担任“常务副总经理” ，任命我为“总经理助理” ，协助 Q 工作。可以说当时虽然心有不甘，但我毫无怨言。 Q的人品、资历、能力、政绩、口碑都在我之上，是我敬佩的偶像之一，加上 Q 对我非常支持和信任，所以，我工作起来还是非常卖力和舒心，为了煤矸石砖厂项目一趟趟跑北京、太原
16、，挤破了头才拿到了 1400 万国家贴息贷款，当然我也沾了光去了趟美国。谁知不久，Q 总就荣升局企管处长，有我暂时代理 “常务副总经理” 。我当时以为，这个代理很快就会去掉，这个位置顺理成章就是我的了。为此，有一天夜班，我约了 W矿长一起下井，两个人单独在井下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内容就是一个话题，说白了，就是交易。那些年头，谁都知道，生产矿井本身归矿务局领导，不是独立核算企业，矿长在这个国企体制内（我们俗称大本营）是没有财权的。当然，只能靠外包工程、大宗设备物资采购的回扣来取得灰色收入。但第三产业，就是有企业资质的独立核算单位，其实就是小金库。而且，每个矿的第三产业其实吃的就是大本营，矿长兼三产
17、总经理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把大本营的钱流到这个小金库里，所以，这个独立的总公司的经济效益是非常可观的。交谈结果是，我想办法每年拿出 100 万元作为矿长个人的活动经费，由他支配。而且我说了这些钱是通过外部变通的方法取得的，连内部账目都不会出现。说白了，就是送给他个人的（在当年绝不是小数） ，他欣然同意。我心里很舒服，觉得这件事就没有任何问题了。谁知，过了几天在早晨的调度会上突然宣布，让一个他认为最信任的掘进队长取代了我。当时的我是彻底崩溃。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如何完成 W 矿长的 100 万“经费”的运作方案，那样的外部运作方式，可以说根本不用他老人家承担任何风险，有了这 100 万，再不需要
18、伸手接那些包工头的小钱了。伸手的面越大，翻船的几率也随之增大。很多当官的不明白这一点，肆无忌惮地卖官收钱、收受回扣。倘若那些送钱的有一个人犯事就完了。但是，假若是另外一种方式，没有直接从个人手上拿钱，即使出了事，也是被外地的某某公司骗了，所承担的也仅仅是工作失误的责任。这是需要缜密运作的，不是 W 矿长本人再加上他那几个铁杆干将的能力所及的。因此，W 矿长很快翻船是不难预测的。从根本上说，W矿长是一个将才而非帅才，如果没有当一把手的机会，而是升任副局长，没有那么炙手可热的权利给他，他将会拥有一个辉煌的人生。他没有很好地衡量自己，从事了一个不适合自己的职位。同样面对炙手可热的权力，智者的选择就会
19、是另一种情况。前面提到的那个事业心很强的机电科 M 副科长，甚至还没有当过正科长就一步跨越到副矿长位置，然后是常务副矿长。在局里头天宣布他任正矿长之后的第二天宣布辞职还乡，在当时可是爆出了一个大大的爆炸新闻。W 矿长就是在这时被推上去的。因为工作关系，和 M 比较融洽，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但他当时走的非常匆忙，至今没见过面，也就没有机会聊透。但我分析了他辞职的原因，还是能够让人理解的。M 出身名门，家中多人生活在海外，不缺钱，所以，不会把权利当做赚钱的工具。此外，他的个性来说，属于谨小慎微型的，喜欢具体的工作，作副职没问题，可以把一项工作做到极致，但若是做大企业的正职，千头万绪都要他决策和
20、把握，又想每件事都做好，就有点撑不住。拿他的话来说， “那会要了命的，划不来。 ”因此，只有远走故乡。想想也是，如果当官不是为了钱，没有节假日，还要没完没了地应酬，还要为安全提心吊胆，那么，这个矿长的位置还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呢？我仔细考虑过，国营企业的运作模式非常不适合我不羁的个性，依然选择了辞职。在当时多少有点赌口气的意思，但从来没有后悔过。这是我的职业生涯中第三次改行成为机械设计师和私企合伙人。从国企走出来后，几个同系校友合资在郑州开了一家技术推广型的公司，他们三个都是同届勘探专业毕业的，我比他们低一届，年龄却比他们小 5 到 8 岁。公司开始也比较艰难，我是最后加入的，负责设计和制造，没
21、有参与经营，因此重新学习机械设计、热工远离、和 CAD。两年后，年龄最小的我作为经营负责人被推到了前台，担任公司总经理，开始打开广东市场，效益逐渐好起来，这时大家的分歧就越来越明显。我们三个小股东主张做强郑州公司，老大却要削弱郑州公司而做强北京公司，我就当场决定退出，这样我们心平气和就分家了，但没有翻脸，我同大家至今相处甚欢。他们撤了郑州公司后全部人马到了北京，又先后增加了几个合伙人，最终都不欢而散。好在大家后来虽各自为政但都混的不错。当年郑州公司的老大和老二一直在北京发展，老大在北京起码有 10 套房子了，老三留在了河南焦作，在家门口独自经营自己的加工厂和物业。我立脚广东佛山 13 年没有挪
22、窝，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厂子、几处商铺和私宅。离开国企后，有一点最大的感受，就是自由。无论和合伙人一起还是自己独立经营企业，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了。国企内部人际关系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一大片。最难处理的还是各层领导之间的关系。那些年，一到春节就发愁了，不知道该先去谁家拜年。已经下台的老领导是一定要先去的，否则会背上“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骂名。但是，若正好在老领导家碰到新领导就惨了，新领导会认为你是老领导的铁杆走卒，再也不会对你有信任可言。同级别的领导往往住在一起，先去 A 家出来碰到了 B 或家属是常有的事，这时，就算你马上进去 B 家再热情百倍给人家拜年，B 领导也会认为是
23、看到你了你才勉强进来的，明显能看出不爽。平时说话办事也得小心翼翼，生怕一不留神而冒犯了哪路神仙。纠结啊！和合伙人在一起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大家坦诚相对，想啥说啥，都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没有人有另外的目的。就是不得已分手，也往往发生在市场业已培育成熟、生意开始红火、企业业绩大幅上升的阶段，正所谓“共苦易同甘难” 。这时，就算分手了，大家也都是赢家。中国乃至世界市场之大，完全容得下各自分手后另立门户、各起炉灶来快速瓜分市场，这可以算作是企业另一种形式的扩张。和伙伴分手后，也算我第三次改变职业，从机械工程师和合伙人转变为私营企业小老板。从我内心来讲，这次转变实属无奈，并非我的心愿。这么几年做下来，虽然
24、钱是赚到了一些，但内心里时时感到一种难以排解的孤独，反而非常怀念郑州时大家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虽然收入不多，但日子过得开心，随便哪个人说个段子，大家都能开心一整天，工作中有了烦心的事或者遇到难关，大家抱团应对，自然就有种安全感。这样的情形想来是有科学道理的。人本身就是群居动物，虽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洗礼，喜欢群体生活的本质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潜意识里了。但是，这个群体也不能无限制地庞大，群体生活到了一定规模就成了每个人的累赘，所以，我觉得，那些自由轻松的小型私营企业是最适合大多数人的。到了这个年龄，也没有精力再“串行”了，若真的有机会给我，倒是还想“串”回过去。不对，这有个时髦的叫法，叫“穿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