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曹禺 无字的晚年1983 年，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受英若诚的邀请来到北京排演话剧推销员之死 。作为彼时的戏剧届泰斗，曹禺也被英若诚拉去当陪客。虽是作陪，却没有一点务虚和客套。饭局未开始，曹禺便拿出好友黄永玉写的这封信，逐字逐句地念给他听， “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你，曾经是大海，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股溪流。何时你才会在纸上再写出波澜壮阔的场面？1942 年以来，你没有写过真的、美的、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的国家对你的才华做了什么？” 阿瑟?米勒听到如此尖锐、残酷的批评，感到十分震动。湛蓝色的眼球在白炽灯下变成
2、冷冰而颤抖的鸽子灰。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嘴唇翕动了一下，又粘在干燥的牙上。 好在曹禺是得体的，他并没有定定地望着阿瑟?米勒，期待着他的回应。念完信后，他只是赞许地点点头， “实话！这是好朋友应当做的！千真万确！” 从世俗的角度而言，曹禺的晚年可谓五谷丰登：他的社会地位与物质条件使他过得相当安逸，他的才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承认。用当下最恰切的话来形容可谓“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然而，作为一个剧作家，曹禺内心却经受着一生中最强烈又绵延的痛苦，他再也写不出激荡人心的作品了，这无异于鸟儿被剪掉双翅，鱼儿被刮去磷片。 21942 年，可以看做曹禺作品的一个分水岭。之前，他像张爱玲一样被誉为少年天才；之后
3、，尽管他笔耕不辍，得奖连连，却始终没有写出超越前半生的杰作。文化学者针对这种现象甚至特意发明了一个新词：“曹禺现象” ，用以指代文坛上那些迅速崛起却又无疾而终的作家。 曹禺的女儿万方说，她亲眼目睹了一个有才华的人，当他的灵魂被扭曲之后，他会有多么痛苦。她说：“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惟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 ”曹禺 22岁就写出了雷雨 ，之后写了日出 原野等。到了 1949 年，他进入不惑之龄，本应迎来创作高峰。这时候，忽然来了巨大的转变，他意识到自己是需要改造的。 “你想表达的都是要不得的，是这个
4、时代和人民不需要的，要遭到唾弃，你的思想，你的情感都需要改造。 ” 解放后，他真心相信这些规则，毕竟他经历过那个黑暗的旧社会。 曹禺本名万家宝，1910 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 。在影响曹禺内在艺术世界生成的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是来自家庭的情感力量，主要是他的父亲万德尊。万德尊曾就读于湖北武昌的两湖学院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担任清朝天津直隶总督，又做过民国的官。清末民初的特殊时代使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绅或官僚，军阀混战时，他退隐归家，过着寓公生活，平日就是与一帮朋友赋诗，写大字，抽大烟。 “我不喜欢我的家沉静得像座坟墓似的，十分可怕” ， “我一想到我的父亲，就恨他，但是我又惦念他”
5、 ，曹禺曾经这样形容儿时的家庭氛围。他出生三天后母亲去世，由继母带大，生活算是富足优越：家中3两栋楼房，雇佣了司机保姆奶妈等一千下人。他的成长经历也算顺利，初中进入南开中学，毕业后报送进入南开大学，因为不喜欢政治科，转学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但生性敏感忧郁，外加家庭苦闷氛围，奠定了他的阴郁风格。曹禺回忆父亲曾经问他你小小年纪，哪来那么多苦闷？曹禺答：我也不知道我会有那么多苦闷，可我的确是苦闷的啊。 雷雨剧中塑造最复杂的人物“周朴园” ，有说是以曹禺父亲的周姓朋友为原型，但这个形象与曹禺的父亲也有相似：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类人，曾经接受西洋教育，既是官僚又是资本家，最终又重新归于封建礼教
6、。他们是中国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特殊时代下的产物。 在谈到写作意图时他说， 雷雨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 。“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 ”这“原始”的、 “野蛮”的情绪，不仅仅要揭露现实，还有着“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 。他这样如实解释着：“与这样原始或者野蛮的情绪俱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我性情中燠热的氛围。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
7、代表这样性格的是蘩漪，是鲁大海，甚至是周萍，而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协、缓冲、敷衍，便是周朴园，以至于鲁贵。 ” 现在，随便查找有关曹禺的资料，上面都会清晰地注明，曹禺是一4个“左翼作家” 。对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而言，许多人贴上“左翼”的标签不过是时事所迫，是时势造英雄。然而曹禺，是发自内心地拥护“左翼” 。 凤子是 20 世纪 20 年代已经崭露头角的舞台剧女演员，她出演了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雷雨中的四凤，第一个日出中的陈白露。凤子的外甥女姚珠珠说，通过戏剧，凤子结识了周恩来，她决定以剧场为战场，投身抗战和解放事业。凤子也与曹禺和老舍交情不浅。创作出北京人后，曹禺与“左翼”接近，一次在“
8、国立剧校”校长余上沅家吃饭，一人问曹禺：“你怎么会喜欢共产党？”曹禺反问：“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共产党？” 在田本相所著的曹禺传中记录了这个段子，总结说：“曹禺也免不了文人的清高，甚至还厌恶党派斗争，但在他的内心，他厌恶的是国民党，敬仰的是周恩来、徐特立那样的共产党人。他隐约地感到，是共产党真正在关心着他，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热爱着他、守护着他，使他在那暗夜中感到温暖和力量。 ” 万方曾经担任过日出电视脚本改编，进而分析， “从写于上世纪30 年代的日出里，你就可以看出他当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是真切地希望这个正在堕落的旧社会被彻底地摧毁。抗战期间与周恩来在重庆的见面，似乎让他改变了不少。他真心体
9、认文艺创作要服务于某个更大的目标，尽管这个目标是什么，他并不清楚。 ” 1949 年的开国大典，他居然是锣鼓秧歌队的一名指挥。缺乏条理、小脑不发达的曹禺竟然指挥着秧歌队，可见他对新社会充满了热忱。 “文革”前，他意识到即使困5惑，也应该试着调整自己去适应社会。他曾经接到过任务，让他写售货员， 他跑到一个小店去给人家打酱油卖醋，体验生活，但这对他是力不从心的。领导还要让他写抗洪，无果。 “文革”期间，上面要求修改雷雨 ，他二话不说，自己动手加强了鲁大海这个角色，以突出他身上的“阶级性” 。然而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曹禺依然不能保全自己。从风光的剧作大师变成北京人艺的看门人。那些年，家门口则被张贴
10、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污名，除了必须被关牛棚，扫大街，小孩子还用石头砸他。他就吃安眠药，想忘了这些，昏睡。曹禺怀疑自己“是我全错了，我痛苦极了” 。和所有被整的文人一样，他也想过死，他向妻子方端祈求， “你帮我死了吧！你用电电死我吧！”他宁愿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 文革被平反之后，曹禺写作一部戏，叫明朗的天 ，写协和医院的一群知识分子接受改造，但写完了，却只令他徒生疑窦， “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 ，那我怎么写别的知识分子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 。翻案之作王昭君是周恩来派下的
11、任务，用意在“歌颂我国的民族团结” 。 胆剑篇则是“集体创作”风行时，曹禺带着于是之、梅阡搞的。当时全国各个院团都在重写卧薪尝胆的故事，以落实中央的宣传政策，在“三年困难时期”里鼓动老百姓扎紧裤腰带。 这些新作在舞台上，均只是昙花一现。 万方说：“我爸爸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6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 ”及至曹禺的晚年，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王晓鹰在介绍人的引见下找到了北京医院，提出想要重排雷雨 。这个年轻人有个大胆的设想，要把鲁大海这个角色拿掉。 “我爸爸一听，马上说好呀 。 ” 一句大快人心的“好呀” ，多少实现了他未了却的夙愿种自我否定的快感。晚年的曹禺想写一个主
12、角是孙悟空的戏。孙悟空头戴紧箍咒，紧箍咒一念你就无法说真话，而且最后孙悟空被招安，封为“斗战胜佛” ，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原来的猴身。但直到曹禺去世，这个戏都没能写成。 “一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叶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 ”万方的话剧另一种毒药的主人公正是从父亲曹禺身上幻化而来的。剧中人有过了不起的创作，后来创造力突然消失，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在“文革”中，这顶帽子被揪下来，连同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不想“文革”结束后，帽子和头再次被按在了他的身体上。 他的知己黄永玉曾毫不留情地指责他“为势位所误” 。他曾是中戏副院长，又
13、是人艺的院长；既是人大代表，又是文联副主席。最高峰值期，他一共兼任十五份职务。曹禺的第一志愿肯定不是仕途，然而每次接到会议的电话，他就来了精神。他无疑是矛盾的，就像他明明讨厌实用主义，却一度在命题作文的圈地里跟自己较着劲。 一方面是公职在身，另一方面，大家伙都围着他。有时，参加完宴会，回到家，他就把外套往沙发上一仍，闭目，人好像被抽空了似的。7万方就站在旁边笑。他也明白万方的笑。他心里对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满的，所以大半夜他吃安眠药，把万方叫到他屋子里，跟万方说他要跳窗子。 这种生活让他那么痛苦，可是他又被吸引。万方讲：“如果他真的可以开始写一个大东西并以他的水平来完成，他可能就会有力气来推开这种
14、生活，但当他做不到的时候，他的存在又必须有价值，其他的事情就只好来充当这些价值，但那又不是他最初想要的。 ”曹禺后来住院，巴金还说：“家宝，你心里是有宝贝的，你应该把你心里的宝贝掏出来。 ” 好在曹禺能听得进朋友的意见。摘掉头衔、推掉约稿之后的曹禺曾在北京医院的特护病房里呆了 8 年。这几乎是他一生中最舒适安逸的一段时间。他可以随意地读书、学习、写作。曹禺有很强的学习精神，他善于拥抱变化，并且深谙兼容并蓄之道。作为出生于上个世纪初的剧作家，曹禺和同时代的文人一样都有典型的两面性：既禀承儒家传统，又学习西洋艺术。他喜欢的作家是曹雪芹和关汉卿；看他的剧作，不管是雷雨 ，还是北京人 ，你都能感受到奥
15、尼尔式的浓烈和契诃夫式的平淡。但是到了 1942 年，那个师承清晰，积累厚重，同时有着相当明晰和显著的现代性的曹禺不见了。一条断裂的峡谷赫然而突兀地横在那里。在 1949 年后的创作中，曹禺笔下的剧中人不再有善恶互搏的复杂度，而把“是” “好”挂在嘴边，变得“高大全”起来。如果说这是奉命文学带来的弊端，那么关于末代皇帝的批评则让他彻底陷入虚妄。据曾经与他共同担任政协委员的一位舞蹈家回忆，政协会议上讨论尊龙主演8的末代皇帝 。曹禺对电影致以严厉的批评之词：过分同情溥仪，没有讲清楚封建王朝是如何没落，新中国又是怎样建立的，还不如官方版电视剧末代皇帝坐在一旁的舞蹈家糊涂了：尊龙出演的溥仪不是个绝然的
16、正面角色或负面角色，他是个可悲的人，他也值得同情，他手里攥着蛐蛐笼的样子，让人看到人性的复杂。这些不都是曹禺最擅长也曾经非常优秀地表达过的吗？年迈的曹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曹禺最后的日子里，始终没有离开过文学创作，自然主要是戏剧创作。老师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其中有活页本、小笔记本、学生用的横格本里边的内容很丰富繁杂，有他的断想，有日记，有人物的对话，有写出的诗，更多的是他想写的剧本之提纲等。 有一次清早醒来，万方看到父亲满面是血，玻璃渣子插在头发里，样子骇人。因为夜里在药物的致幻作用下，他昏昏沉沉一头撞上书橱，自己却浑然不觉。 那段时间，曹禺的枕头边上常常放着托尔斯泰评传之类的书。他看起来很是认真，很有兴致。有时，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撒手，大声说：“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 ”“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甘。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可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又怏怏地自嘲， “就我，还想成托尔斯泰？” 曹禺晚年得了肾衰竭，没有什么力气。让人吃惊的是，如果北京人艺的同事来看他，他会忽然声如洪钟，谈笑风生，就像没病一样，只要他们一走，他又必须上床休息，累得没有一丝力气。他是真的喜欢戏剧。戏剧就是他的命根子。然而，他却再也没有写出一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