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中国回到中国2009 年上半年,我与北大的穆文博士、人大的杨庆祥博士、中国社科院的唐磊博士、复旦的慕颜和洛盏、同济的茱萸和刘化童、台湾大学的陈柏青以及青年批评家陈错等几位朋友在语文报大学版开设专栏,共同提出了“从中国回到中国”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痛感在“以西释中”九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普遍所面临的“我们的粮食不多了”的精神困境。此种困境的解决,必将时代的思想主题之一,而此中敢于涉入、勇于担当的人群里绝不应该缺少我们出生于 1980 年以后知识分子的身影。对于如何来解决此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们认为应该从中国的文化源头中去寻找中国新的可能性,回到传统的深处去寻觅和挖掘
2、精神资源,找到一个值得我们想象与创造的“中国” 。参与的十位朋友所学或者所研究的领域涉及文学、哲学、历史、法学、管理等多个方面,但对我个人来说,则是基于对所谓诗歌的时代精神以及诗人们苦苦寻求的新世纪诗歌发展方向的思考。 论及“诗歌的时代精神”,应该首先明晰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中国现在所处的是一个纷繁变化的时代。一方面,可以说,这种变化从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关涉到了“古今” 、“中西”的种种大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无论怎样,这种变化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而展开,就是如何使中国富强。在今天,不论我们从何种意义上去理解“中国的崛起”,中国力量的增长与强大,以及这种
3、力量2对世界所起的重要作用,都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所谓“诗歌的时代精神”无疑要从这样的时代土壤中生长出来。从我个人的读书与思考出发,我认为,“诗歌的时代精神”,所指的就是要参与到这种中国力量的建构中去。如果要求一个具体的路径与方向的话,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一种文化自觉的基础上,通过诗歌,去自觉地承继传统,表达中国人特有的价值与认同。? 具体来讲,文化自觉指的是对于本民族固有之文化的自觉,也就是对于中国文化的自觉。这种文化自觉的建立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建立。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为该文化所化之人,对于中国文化所应当具备的信心与认同。用钱穆先生的话来讲,就是最起码的“
4、温情与敬意” 。文化自觉或者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我们如何去看待他者(例如,西方与西方文化),更关系到我们如何去看待自我?对于自我来讲,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对于意义与价值的确认。这种确认,我想,需要经由文化的自觉,文化主体性的建立才能达到。 “从中国回到中国”就是建立这种文化主体性的第一步。仅从字面上理解,前一个“中国”,是当下的杂糅了古今中西的中国,后一个“中国”,是中国本土的、固有的那些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开始,中国人就逐步接受了线性的时间观念和人类以前进的方式实现发展的新历史观,从而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强调和对“新”的迷恋。于此同
5、时,“现在”作为一种策略,常常被尊奉为同过去决裂的转折点,以此提升各种文学主张的声势,为其更大的发展披荆斩棘。这种影响一百年来,3未曾断绝,前有偏激的“新文学运动”及其余绪,后有 20 世纪 80 年代和90 年代的各种各样的“断裂” 。于是,在没有阅读我们的文章之前,就有人先入为主地攻击“从中国回到中国”外表所呈现的对“旧”和“传统”的强调,认为这是“复古主义”在诗歌领域的令人厌恶的招魂,或者认为这是对上世纪 80 年代“寻根之旅”的低劣模仿和无效重复。但事实上读过我们文章的人就知道,“回到”也并非目的,后一个“中国”也并非终点。在“从中国回到中国”这个口号背后始终潜藏着这样的话语:在“本土
6、性”之上建设汉语的“现代性”,汉语诗歌自然也包含其中。 但无论论及“传统”,还是“本土性”,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与特殊,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文化传统不只有一个。甘阳先生有一个说法,叫作“通三统” 。在他看来,我们现在实际上面临着三种传统:一种是几千年以来我们本身固有的传统,即一个以孔子的儒家为主体的传统;一种是 1949 年建国以来由毛泽东同志所开创的传统;还有一种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由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传统。甘阳认为,这三种传统并非是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实际的情况是,这三种传统是以一种辨证的方式相互贯通的。他们之间既有相互的对立与矛盾,但同时也有继承与发展。在甘阳“通三统”的想
7、法中,他更倾向于这三种传统相互继承与发展的一面。通过甘阳先生的观念,我们是否同样可以认为,中国诗歌的传统是否也可以用甘阳先生的“通三统”来理解和处理?或者说,我们也要进行类似的“通三统”或者“通四统”或者通更多的工作? 然而,在“现代性”进行中,特别是在我认为这种现代性已经进行到极需反省的时刻,有三种在中国出现的景象不可忽略。第一,今天的中国4作为一种巨大的存在,以及它对世界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都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样的国际图景中,所谓的“现代性”一定要在中国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要在中国力量的参与中的基础上,重新出发。甚至于,现代性、现代主义,经过近百年的历史沉积,他们本身也成为了具
8、有典范意义的“传统群”,其本身面临着被“现代性”的命运。第二,近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曾经像神话一样牢不可破的西方经验有失效的倾向,中国经验的有效性慢慢突显,而这种有效性被越来越多被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人们认为与中国深厚的历史传统息息相关。第三,作为文学革命的敏锐的感知者与预言者,一些诗人的创作已经融入了在汉语的“本土性”之上建设汉语的“现代性”的思考。诗人、诗歌评论家李少君先生近年提出了诗歌的“草根性”的概念。其所谓的“草根性”诗歌其实就是一种立基于本土传统,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出发的诗歌创作。其中,他强调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以及中国九十年新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并试图去改变
9、中国诗歌“全盘西化”的发展思路。在同一时期,诗人陈先发先生的诗作逐渐受人关注。有论者称他的诗歌“常常被一些我们所熟知的古代诗歌意象惊醒,陈先发从那里建设了一个活力四射的全新汉语谱系 ”。其中多处所论的“本土性”与“现代性”,本质上就是“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在诗歌上续接的努力。此外,近几年在上海,以“在南方”诗歌团体为核心,出现了一种“新古典主义”倾向的写作,其中他们采取的一种形式就是“新绝句” 。 “新绝句”形式上是四行诗,但它试图去承接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国的唐绝句,一个是西方的诗歌语言、材料以及气质。中国古代的绝句,以小见大,在短小的篇幅内,试图5展示巨大的内心世界或者政治、社会场景,新绝句也试图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新绝句愿意吸取西方的诗歌材料和写作技巧,在语言、内容空间、段落组合几个方面有突破古代绝句的企图,更重要的是他要在诗歌之中传达中国气质、中国精神,要从形式和内容上体现十足的“中国性” 。 因此,我们所倡导的“从中国回到中国”,其核心不仅关照的是当下,更是诗歌整个历史性的整体,它关照的也不仅是现代性,而且是诗歌的本土性、中国性,更是包含了诗歌“中国性”和“中国力量”的新的“现代性” 。后一个“中国”并不是终点,在“回望”之后,我们将努力以新的“现代性”重新出发。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