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科学地把握文艺的若干重要关系文艺事业及产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系统，但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律、自主的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大系统的一个方面，势必要受到社会大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影响。虽说这样的影响深浅不一，但还是有相当一些因素可以影响文艺系统关系的变化，甚至改写文艺发展的状况、趋向乃至命运。我们这里先提纲挈领地考察其内在关系中几个在当前比较突出的方面。 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改革开放 30 年，的确是文艺发展的黄金时期。文艺创作空前繁荣，在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质量上整体也有所提高。但应该清醒地看到，数量与质量之间发展并不平衡，二者相较不成比例。 即便是人们引以为荣的数量，其本身也是不平衡的。有些门类
2、及体裁、题材、风格、流派等在基本数量上也是有欠缺的，如深受群众喜爱的歌剧、舞剧以及相声等多年来一蹶不振。而传统剧种及流派，不少也因各类缘由已似濒危动物一样苟延残喘，生计都成了问题，哪还能谈得上别的？ 而比较数量与质量，就更不容乐观。我们现在有“百、千、万”之说，即每年电影产量逾百（2006 年更达 330 部） 、长篇小说逾千，电视剧逾万，真可谓洋洋大观，的确还是值得欣慰的。可若按“叫得响、立得2住、传得开、留得下”来要求，所剩却不多矣，包括一些轰动一时的作品，恐怕只有到仓库或史书上去找它们的踪迹了。从总体上看，平平之作与精品力作的比例，窃以为保持在 8：2 是适宜的。 没有一定的数量，当然也
3、不可能有质量。但如果大量的都是平庸之作，就会将偶尔涌现的优秀作品给淹没。急功近利、仓促完稿，使许多本可以成为精品的创作也留下了诸多遗憾。所以，不能完全听任创作者个人的自发选择，必要的调控对质量的提高是有益的。这就需要有关方面、部门和专家在创作之前和之间，进行引导、帮助和协调；同时提供条件和环境，使其真正潜下心来精心打磨，使作品精益求精。 时尚与经典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时尚的东西常常扭曲、篡改经典。在受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今日文化界，这种戏拟、窜改、甚至恶搞经典的现象时有发生。恶搞经典本身也差不多成了一种时尚。 经典与时尚之间其实并不必然成为矛盾，许多时尚的作品也能成为经
4、典，不少流行音乐如黎锦晖、王洛宾等的作品毫无疑问已成经典；而经典的东西常常也可以是时尚的，甚至不断成为时尚，在不同时代成为时尚。京剧（包括京剧现代戏） 、话剧、电影等之中都有大量这方面的例证。 这并非要混淆经典与时尚的界限。事实证明，时尚与经典之间是可以相通的。当然，更多的时候，二者也是泾渭分明的，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大量的时尚作品时过境迁就成过眼云烟，而不少经典的作品要变成3时尚也有一定的难度。因而，我们要设法自觉地使经典作品成为时尚，同时努力把一些值得重视的时尚作品提升到经典之中。 对经典务必不要有误解。经典并不是问世时间长短的问题，当然要经过历史的检验。但不少作品一经问世就是经典， 兰亭集
5、序 清明上河图 红楼梦 二泉映月 茶馆等都是典型的例证。所以，经典与否主要不是问世时间长短。如果一定要考虑时间维度，那主要也是在此之前酝酿积累的长短。但更主要的则是其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因此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流行，更要有创造出“当代经典”的雄心壮志。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创造“当代经典”的历史机遇千载难逢，关键要看我们自己的主观努力了。 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本质上虽然还是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但在今天赋予了新的内容。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空前关注，那么，首先是抢救和保护的问题，然后才是去粗取精的问题。其实不仅是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物质文化遗产，对文物和典籍，我们也先别忙着
6、选择、淘汰。常常是我们没选的、淘汰的那些遗产中，隐藏着精华，以至国粹。 而在我们自己的创作中，要着重考虑的是如何真正站在前人的肩上，在充分认识了前贤们的成就和不足之后，再向上继续攀登的问题。我们是要抢救和保护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但在思想和艺术上却不能顶礼膜拜。昔日大师们的创造，固然是一座座高峰，但毕竟还是不可4避免地存在着时代、历史以及阶级等的局限。处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的我们，理应认清其局限及不足而勿蹈其旧辙，同时又真正掌握其精髓而发扬光大。 所以，真正的创新绝不是割断历史，而是以历史的最高成就为起点，同时又避免其失误的弯路，从现实实践中获取灵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创造。创新不可能凭空孕
7、育出来，而是要辩证地处理好传统、外国、现实之间的关系，并充分发挥文艺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才可能走出前人没走出的路，或者与前人不同的路。 原创与改编的关系 这一问题与上述问题都有联系，但又涉及别的更深一些的层面。由于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原创能力看来还很不足的当代文艺家，便纷纷将眼光投向经典，甚至投向一些并非经典的作品，不断加以改编。近年来“改编热”经久不衰，几乎能改编的都给拿来改写了。 上面已提到过窜改的问题，这里就谈那些比较忠实原著的改编，其中也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改编？二是改编与创新是什么关系？之所以要改编，如果是出自艺术的冲动而非市场的算计，应当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当代
8、人的审美趣味。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被欧美各国改编了 18 次之多，较好的版本都是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赋予了新的时代气息。可我们的许多改编不仅没有把握住当代大众欣赏的脉搏，反5而比原作还差出许多。这就应该好好反省了。正在进行时的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的改编，我很是担忧：达不到曹雪芹、罗贯中等的水准还可以理解，如果连 20 年前的影视水平都没有，恐怕就真成了狗尾续貂了。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也已有了不少。与其事后追悔莫及，还不如事先未雨绸缪。 不是要贬低改编的地位，优秀的改编其实常常还可以与原作并驾齐驱。夏衍改编的家和林家铺子 ，与巴金和茅盾的原作相比，可以说各有千秋。改编之所以中外都盛行，就是因为它既可以
9、借原著（通常是经典）的声威，又能调整其与当代审美趣味不接轨的地方，并增添一些吸引当代人兴趣的因素。改编还常常涉及两种以上的艺术形式之间的转换，对于促进各门类艺术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促进也颇有意义。 但改编决不能代替原创。在某种意义上，改编也是催生原创作品的基础，关键还是要创造出比已有的经典作品更佳的新作来。原创不易，特别是还要达到一定的水准就更难。因此在政策和舆论上，不妨对改编严格一些，而对原创相对宽松一些，以鼓励和支持更多文艺家向原创倾斜。 本土与世界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意识反而更加强烈反弹。在我国， “国学”新一轮热潮又方兴未艾。当年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受到众人的差
10、不多一致赞同。但我经多年观察和思考后，对这一命题越来越产生疑惑。很简单，往实了说，三寸金莲毫无疑问是很民族的，难道6也越是世界的？往虚了说，科举制度也是很民族的，难道也越是世界的？由此观之，这一提法显然是有片面性的。 辩证地看，还是要强调民族那些优秀的个性和特征，并能与全人类的心灵相通。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既不丢掉我们的根，又能以开阔的胸襟容纳外来的先进文化。对“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都要重新反思，都要正确地理解。这里的关键是怎么“用” ，决不能像过去我们曾做过的那样急功近利。对于传统和外国的优秀成果，我们都要以深远和博大的眼光和态度来对待、来吸收。 我们悠久而灿烂的传统文化令我们十分自豪，但
11、这属于老祖宗的创造，我们只是继承者，不变卖、不糟蹋，就守住了底线。有出息的后人应该不断在这一传统文化基础上增添新的、具有时代气息的东西，以创造性地延续我们的文化传统，建设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就要求我们打开眼界，放眼世界，以谦逊的态度先理清楚他人的成就。不管怎样，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毕竟比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更多一些时代感和当代性。 因此我们的使命就是，创造出足以体现出我们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相统一的优秀作品，并为世界各国主流社会所认同。我们实施“走出去”战略已多年，成绩有目共睹，但要承认远未达到我们的期望值。除了途径、方式、举措的进一步改进之外，最根本的还是要有能让国外普通人们接受和喜爱的
12、作品和产品，而且多多益善。 艺术与科技的关系 7高新技术（基本上都是由国外输入）进入当代中国艺术及文学，并对其产生深远的影响，是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事情。此前，尽管载体媒介和工具媒介对艺术都有不同的影响，但远不如电脑网络、数字技术等对艺术的影响深刻。它们直接影响到艺术的内核。除了还坚持口耳相传或纸上挥笔之外，其它的文艺方式，不论是写作，还是表演，还是展览等等，都已由高新科技“改写”了。 传统的文艺创作方式，不论中外，都不太注重技术层面。若看重技术及技艺层面，就有被当成“匠人”之嫌，但现在不行了。那么，科技进入艺术，尤其是突入到艺术的核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好的和不好的有哪些？总体看，科技
13、给文艺带来了一场可称得上是全方位的革命，特别是那些科技含量较高的艺术形式如电影电视、舞台艺术和建筑绘画等。但应当看到，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某些方面对艺术是有一定损害的。 而我国的文艺家，大部分都与高新科技隔膜。面对科技咄咄逼人的情势，文艺家们如何自处？而且高新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家们的风采，也是文艺表现的重要对象，文艺家又如何作为？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或许我也还比较传统，故我以为：不论科技如何侵蚀文艺，艺术的创造性、审美性等仍要坚持，千万不能让炫目的声光形色把艺术的内核给空壳化了。张艺谋、陈凯歌及冯小刚等的部分影视作品，技术手段比较高超，而内容却十分贫乏，甚至还有不良取向。那么
14、，如此越运用高新技术，岂不离正确的方向越远？我们还是要运用高新科技手段为提升8艺术所用而不能为其所累，艺术与科技的联姻就不会互害而会双赢。 迎合与引导的关系 这些年我们可能高估了大众的思想水平、艺术趣味，只提满足，不谈提升；只提适应，不谈引导。其实大众的观念和审美都是大可分析的，大众本就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也是有不同层次、不同取向的。其中确有先进分子，但还是有不少素质、修养等都有待提高的人在，更还有少部分趣味低级、思想混沌的。可怕的是，这部分人甚至进入到传统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行列之中，以其影响，更带动落后的人们沉溺其中而难以自拔。 还好，文艺家总体上还是“人类的良知” 。但也有另一部分作家艺术
15、家似乎在自甘“边缘化” 。在当今世界， “独善其身”是不行的， “兼济天下”依然是我们推卸不了的责任。除了靠作品的引导，文艺家人格魅力也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人格魅力有时比作品的影响还来得及时和有效。所以文艺家务必要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当然是要塑造和展现其正面的、良好的公众形象。 必要的适应乃至迎合确实也还是要讲的，否则就可能失去一大堆受众；但光是迎合则不够，岂能将我们降低到大众的平均水平甚至以下？我们要以春风化雨般的方式，既通过作品，也通过其它各种文艺的方式，去提高对公众的感染力、感召力和影响力，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引导和提高公众。 对于未成年人的引导和帮助也是文艺
16、家的重要职责。在如今这个竞9争日剧的年代，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更应引起重视，文艺家以自己优秀的作品去引领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将是一件功莫大焉的善举。 个性与责任的关系 由此就可说到文艺家的社会责任。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直至对世界、对全人类，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文艺家都要有责任意识。今天中国的文艺家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比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同行都更难担当。责任重大，相关的也就是使命光荣。 而这些责任并不仅仅是外加的，更应该是我们内在的要求。这就要求文艺家自身加强修养，不断提高自己。作为文艺家，其思想境界、道德水准、文化品位、审美趣味等理应要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值。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
17、伟大业要求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文艺家在建设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理应发挥中坚作用；在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努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文艺家更是义不容辞，任重而道远。 不过，我想特别说明一下，在责任与个性之间，也不宜偏废，还是要讲求平衡。既不能为了突出艺术个性，就置基本的道德准则等于不顾；也不能用社会责任扼杀了艺术个性，尤其是对于一些前沿的探索，如果没有挑战公共道德标准，还是不妨宽容一些。只要维护和坚守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应当鼓励和支持文艺家充分展现艺术个性，形成文艺百花园里异彩纷呈、姹紫嫣红的生动局面。 10我们这里仅就当前比较突出的、而且是文艺系统内部的一些重要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文艺系统与外部多种系统还存在着各种复杂的、互动的关系，特别是与市场、与政治、与文化、与伦理、与宗教、与教育等的关系日益密切。辩证地、恰当地协调、解决好文艺系统的这些内外关系，那么，文艺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将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文艺事业及产业自身大繁荣、大发展的喜人局面也就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