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汪琬经史散文述论梁启超等人将清代朴学之兴归功于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其实，汪琬也是朴学隆兴的关键人物之一。笔者认为，吴中经学一派近源有二，即汪琬与顾炎武。汪琬（1624-1690） ，字苕文，号钝翁。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康熙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词，与修明史 。不喜仕进，惟嗜读书问学，发明经义，精研史学,昌言朴学。 汪琬的散文创作可分为两大类：经史之文与小品纪游之文。总体以观，经史之文不仅占据了大多数篇幅，而且体现了其创作的根本旨趣与艺术风格，代表着其散文的主要成就。 众所周知，汪琬之文根柢六经，浸淫史汉，出入韩愈、欧阳修、朱熹、归有光之间。 古今五服考异八卷、 丧服或问一卷、 诗
2、问一卷、 易经解一卷、 易问六十则 春秋杂义及春秋论一卷（后三种刻入前后类稿 续稿 ，未单刻行世） ，发明经学，搜剔渊微，考镜源流，以考据见长，风格质实。此即其所云“人之文也” 。 王敬哉先生集序说：“求诸文公诸书，无所不合于以辅翼传注，而疏通易诗 书 礼 乐之文，庶几由文公而遂溯孔子者与？吾然后知天之未丧斯文，殆自孔子以来，讫于今如一日也。 ”也是夫子自道。从文学创作来看，成就远不如史传之文。历经鼎革之变的文人多提倡以诗存史，汪琬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诗言情志，文以存史。他晚年尤究心于研史，所撰拟明史列传稿二十四卷、 东都事略跋三卷，博考慎取，议论2精当，风格沉稳，开阖有致，具有较高的史学与文学
3、价值。当然，文学价值还未如他的碑传志铭及史评文字。汪琬性狷介，笃好古学，重经世之用，于当世人物、文章褒讥不少宽假。他的好臧否人物，议论史事，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与明末清初的历史巨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史评十四则 ，近于宋人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的构制，短小精悍，而声如洪钟。诸侯名士篇指出所谓诸侯名士或回于利，或怵于威，欺名盗世，于世无补，无足轻重。 何晏篇对士大夫崇尚清谈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汉高祖一篇对比刘邦兴于汉中，刘备连汉中也守不住，指出“兴废之所系”不在于血统，不在于种族，而在于谋国有善与不善。这些史评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诸侯名士显然是在批判明末名士风气。文章既见作者狷介的个性，亦见汪洋恣肆的张
4、力。汪琬擅长碑传志铭，朱彝尊初与之定交，读其文赞不绝口，即请为其父撰墓志。顾炎武以为此类文章有害于经学，不喜应人而作。汪琬同样崇尚经学，但将这类文字与经世之文等观。 江天一传 乙邦才传 陈处士墓表 侯记原墓志铭金孝章墓志铭 华凤超先生传 周忠介公遗事脍炙人口，叙事宛曲，识见卓特。 江天一传传写抗清义士江天一可歌可泣的事迹。天一舍生取义的形象真实感人，荡气回肠。 陈处士墓表叙写复社名士陈贞慧对抗阉党余孽阮大铖，入狱濒死，鼎革后郁郁而终。晚明党争水火薄射，为明亡之因。汪琬赞歌陈贞慧的气节，痛恶党争门户，指责东林名士如钱谦益辈高自标榜，而恒患一己之得失，实则不足道。叙事议论，深沉而不浮泛，言语犀利，
5、直见肺腑，一股郁勃之气流动在字里行间，体现了易代后痛定思痛的深刻历史反思与批判。这类“经经纬史”之文，3即其所倡导的“文” 、 “经” 、 “道”相合一的文字。计东钝翁前后类稿序称赞说“遂能贯经与道为一，而著之为文，洋洋乎积万言，而沛然不悖于圣人之道” 。 汪琬的小品纪游文字自然流畅，长于描写刻画，寄托性情，不似经史之文质实朴重、醇雅气盛，但又与之相贯通，摒除新奇纤佻、叫嚣粗豪之习，形成了清约质朴的风格。 容安轩记 读书斋记 计氏思子亭记 尧峰山庄记 姜氏艺圃记传诵一时， 姜氏艺圃记一文对艺圃景物的描写尤为传神。艺圃景物不算复杂，在汪琬笔下却有令人“疲乎应接”之感。文中不仅以清俊的文笔绘写了艺
6、圃的情韵，而且赋予了它脱尘不俗的品格。苏州园林栉比鳞立，而艺圃独盛，客人四至， “高贤胜境交相为重” ，文末感慨道：“吴中园居相望，大抵涂饰土木，贮歌舞而夸财力之有余。彼皆鹿鹿妄庸人之所尚耳！行且荡为冷风，化为蔓草矣，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总体以观，这类文字善发议论，独具器识，清俊不俗，醇厚而灵，与经史之文在内容风格上是融为一体的，与明遗民粗头乱服之文、台阁新贵清丽华美之文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汪琬本源六经，精思为文，其辞质而赡，其义简而明，醇雅有度。如上所述，他的经史散文与顾炎武颇多相近处，不仅代表着吴中散文的一大潮流，而且体现了清初散文嬗变的重要走向，以文人之文、学人之文区别二者，大抵是一种主观的割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