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永嘉南渡后南北经学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自汉代儒学一尊，崇奉孔孟以来， “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四库全书总目)。其中，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经学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也是南北经学分立的时期。 永嘉丧乱，中原衣冠南迁，北方学术随之南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学，大规模传人江南。淝水之战后，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确立，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与“北学”之分，清代经学家皮锡瑞称这一时期为“经学分立”的时代。所谓“南学” ，是指承袭魏晋学风，博采玄老众学，不拘家法，随意发挥的南朝经学。元嘉十五年，宋文帝立“儒、玄、史、文”四学，儒学以雷次宗为代表， “说礼谨严，引证详实，
2、有汉石渠、虎观遗风，此则后世所不逮也”(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分立时代)。梁武帝时，更开设五馆，建立国学，立五经博士，怀经负笈者纷纷汇聚于京师，南学之风一时竞起，蔚为大观。 “北学”是指承袭东汉经学遗风，以章句训诂为主，宣传普及儒家经典的北朝经学。北学代表人物以徐遵明为主，魏、齐之际名儒如李业兴、李铉、熊安生、马敬德等，皆出自徐遵明之门。 关于南北经学的差异，古人和近人都有所议论。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时人这样的一段对话：“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 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 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2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刘孝标注云：“
3、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圈，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 ”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南学“清通简要” ，但却如“牖中窥日” ，所学有所狭隘；北学“渊综广博” ，却不免粗糙，如“显处视月” ，所谓“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 。余嘉锡先生指出， “北史?儒林传序曰：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语即本此。此言北人博而不精，南人精而不博。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近代朴学大师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也说：“北儒学崇实际，喜以训诂章句说经，南人学尚夸夸，喜以义理说经。 ”此论可谓一语中的。 具体说来，南北经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首先，南北经学所承袭的经学传统大相径庭。南学主要继承魏晋玄风的传统，博采玄老众学，不拘家法，重在贯通诸家，注重义理和文辞，因而其思想比较自由活跃；北学则多墨守东汉章句训诂的学风，故思想较为保守、质朴。南学由于受玄学和佛学影响比较大，因此南朝经师在说经时往往博采众说，自立新意，贵有心得，能破除师法、家法门户成见，反映了哲学思辨能力的提高，实为儒家义理之学出现的中间环节；北学因受北方游牧民族质朴风尚的影响，保持了汉朝经学以章句训诂为宗的特点，古代众多的名物制度得以阐明。 其次，南北经学所修习的儒家经典不同。 “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 ”(北史卷八一儒林传)南学周易尊王弼， 尚书流行孔传古
5、文尚书 ， 左传盛行杜预春秋左传集解 ；北学周易3、 尚书主郑玄， 左传则主服虔。 最后，在学术风格上，南北经学迥异。 “南人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隋书?儒林传)这里所谓的“简约” 、 “深芜” ，并不是指文字的繁简，而是指一种学风，即南学偏重于清通简要，北学偏重于朴实。另外，在文学上，南学清绮，北学质重，如隋书?文学传序所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意旨刚，重争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在经学占主导地位的南北朝时期，文学上的南北差异可以说正是经学南北差异的一种折射。 作为中国古代学术主流的经学
6、，为何到了南北朝时期而进入南北分立的时代呢?大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南北双方地理差别 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和文化特征(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孔子也说过，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而北方多仁者，南方多智者。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方面，都可以找到许多相对的词语来形容或概括南北文化的差异。如认为南方士人聪慧、精细，而北方士人憨直、阔博；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4省
7、、求精、温怨、柔曼、灵秀，而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慷慨、峻肃等等。 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在南北朝时期突出表现在南北经学的对立上。“大抵北方之土，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中国古籍以六艺为先，而尚书 、 春秋记动记言，严谨简直；礼 、 乐二例严辞约，平易不诬。记事之文，此其嚆矢。 大易一书，素远钩深，精义曲隐，析理之作，此其权舆。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南方文风较为瑰丽、学术较为自由，所尚虚无，除上述记言之春秋 、 尚书之外， 老子 、楚辞、汉末
8、荆州之学、江左玄风、玄佛会通无不与之有关。因此，南学简约，得其精华，思想比较自由活跃。北方礼乐文明开发较早，如关中、中原、邹鲁等地区民风均较为淳朴，民尚实际，除上述析理、记事之礼 、 乐 、 大易的儒家经籍外，法家、墨家亦源于此。因而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文风偏于质朴保守。 当然，南北主流文风、学风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地理环境决定的，还应包括具体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因素。 二、永嘉南渡后南北双方社会思潮及风气的影响不同 在南主要是玄学清谈和佛教传播日深的影响，在北主要是胡族的长5期统治和北方清谈风气的淡薄。 永嘉南渡，一部分洛阳之士渡江而东，玄学思想随之东流。继正始名
9、士后有中朝名士附其风流，又有所谓“元康无德，折巾效尤”的元康名士踵其迹。在偏安的思想支配下，他们或谈玄说理，阐述老庄，或援佛入儒，以义理说经；此风至梁不衰，正如颜氏家训?勉学篇称：“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蘼。洎于梁世，兹风复阐， 老 、 庄 、 周易 ，总谓三玄。 ”深受玄学、佛学影响的南学，以玄妙之言注经释文，偏注于哲学义理的阐发与思辨，重清通简要之义解而失圆照洞察之广博，也就毫不奇怪了。 与南方经学润浸着玄学精神不同的是，北方经学几乎全不受玄学的影响。永嘉之乱后，随着河洛名士的南迁，具有洛下地方色彩的玄学在北方几乎完全消失，所谓“北人俗尚 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皮
10、锡瑞经学历史之六经学分立时代)。刘师培也说“北儒学崇实际，喜以训诂章句说经”(刘师培南北经学不同论)。北魏李业兴作使臣往梁，向梁武帝谈到自己“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魏书?儒林传)。当其时，南北政权虽或重在偏安，或力图一统，但都十分重视使臣的人选，北方使臣“素不玄学” ，应该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儒、释、道三教并盛的时代，经学的发展自然会受到其他二者的影响和限制。由于在佛教和道教上，北方重修行实践，南方重思索探析，而当时的经学者又往往儒、释、道兼修，这就深刻影响了南北经学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进而促进了南学简约变6通和北学质朴保守的对立。 三、南北经
11、济、社会、民族状况的差异 在经济上，南方比北方发达，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北方经济相对落后，使得其文化取向趋于保守而缺乏活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战乱也深刻影响了南北经学的发展。八王之乱使北方一片萧条，民熬于野，继之以永嘉之乱，北方更为胡骑所蹂躏，故留在北方的儒学之士一守其家学之滥觞，承两汉经学之风，颇有兴复中原之志，以平实为功， “抱残守缺，不尚空言，耻谈新理”(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而南方自永嘉南渡后，因儒学正统之基地洛阳既毁，洛阳儒学之士除携其家学归隐外，多流向河西和辽东；北人南渡者又多是玄学之士，致使南方的两汉经学传统中衰，南方之士有断炊之虑，江右正统儒学既不可续火薪传，唯有另起炉
12、灶，嘉言新理，以补其缺。 由于北方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与南方争夺政权的正统性，他们十分重视政治文化教化。建立典章制度，重树社会规范，崇儒兴学为其首选的任务之一。 “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北方主流经学的历史任务在于宣传儒家经典，赓续儒学传统，其研究的主要目标不是追求新的思想，新的体系，而是坚持汉儒学术传统，整理、笺释儒家经典中固有的典章制度和思想学术的基本内容，故其本质朴实，追求渊综广博，说经多限于讲章明句，详核名物。 7当然，南北经学的对立也不是绝对的。南北学风的差异，自古就存在，往往又是统一于一体的。在南北主流经学之外，也存有北学南化、南学
13、北化的特点。不惟南北经学，即便是南北儒家经典本身，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也存在互相交融的现象。正如皮锡瑞指出， “当南北朝时，南学中亦有北人，北学中亦有南人。如崔灵恩本北人，而南归；沈重本南人，而北归。及隋并陈，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皆以南人见重于炀帝。南方书籍，如费施义疏之类，亦流入北方。人情既厌故喜新，学术又以华胜朴。当时北人之于南学，有如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矣。 ”(皮锡瑞经学历史)皮氏站在汉学宗主的立场上，在批判“以华胜朴”学风的同时，也揭示了南北学术杂融的事实。可见，南学中有北学，北学中亦有南学，南北学术不断交流，唐代孔颖达纂修五经正义 ，标志着南北经学最终走向融合。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不同的地域孕育着不同的文化。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的差异正反映了中国地域色彩的独特性，其发展所经历的同源、殊途又趋向同归的历程，正是历史发展个性和共性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