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钱钟书的学问方式光明网微博刘梦溪 2015-05-11 09:46我要分享7摘要二十世纪现代学者的学术,是不是也有瑕疵?陈寅恪就讲过,王国维的学说可能有错误,他自己的学说也有错误。同样,钱锺书的学术也有。但是他们的学术精神,为学的态度,是后学的典范,绝无问题。钱锺书先生的赠诗学术殿堂的引桥我和钱锺书先生没有见过面。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创办中国文化杂志,也由于当时想着手对钱先生的学术思想作一些研究,跟他有不少通信。我从未把这些信拿出来,觉得不好意思。他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不仅是欣赏,而且是特别尊敬和心仪的人。我研究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学术思想史,钱先生是我关注的重点学术案例。八十年代中期,
2、我开始做这方面的题目,决定对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这三位真正大师级的人物,做个案分疏和综合比较研究,于是开始读他们的书。最先读的,是钱锺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每一本书、每一个字,我都读三遍以上。内子陈祖芬写过一篇文章,叫不敢见钱锺书先生,其中写到,在八十年代,如果你在北京的街头巷尾,看到一个人,或者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在路上,在树下,在墙边,在任何地方,都拿着书看,这个人看的一定是管锥编或者谈艺录。她这样写是写实,不是文学描写。我的确读钱先生读得很熟,熟到他成为和我日夜相伴的人。不仅他的书一本一本被我划乱了,读钱的笔记也积下好多册。读完钱锺书之后,就读王国维。王的东西多,必须选读。先是早期的
3、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然后是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古史新证等。王国维后,开始读陈寅恪。非常“不幸”,我读陈寅恪以后,扎进去就没有出来。结果不是三个人一起写了,变成对陈寅恪做单独的个案研究。我现在写的关于陈寅恪的文字,大概有五十多万言,公开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对我如此熟悉的钱锺书,却一直没有写文章发表。我的一些朋友也知道我研究钱锺书。一次厦门大学召开关于钱先生的研讨会,李泽厚得知,说应该去,你是研究钱锺书的。我问他何以知之,他说当然知道。但何以知之的理由他没有讲。近三十年我所做的研究,很大一块是围绕二十世纪现代学者的学术思想。我的体会是,这些大师巨子是我们晚学后进进入学术殿
4、堂的比较便捷的引桥。通过他们,可以通往古代,走向中国传统学术,也可以通过他们连接西方,走向中西学术思想的会通。更重要的,他们为我们树立了学术典范。我曾经用“空前绝后”一语,形容他们学问结构的特点。“空前”,是指这些现代学者,在西学的修养方面,汉儒、宋儒、清儒,都比不过他们,因为当时不可能有这个条件。汉宋儒不必说,乾嘉学者也不能跟二十世纪现代学者在这方面相比肩。虽然早期的传教士跟明末清初的一些学人有一些关联,但我们看不到乾嘉大师们的西学修养有哪些具体而明显的呈现。二十世纪学者不同,他们常常十几岁就留学国外。陈寅恪十三岁留学日本,然后美国、欧洲,前后大约有十六七年的时间在国外。连马一浮也有在美国、
5、日本的经历,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去的,尽管停留的时间前后不是很长,毕竟扩大了学问的视野。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现代学人的国学根基,又是后生晚辈不能望其项背的。他们四五岁开始发蒙,到七八岁,十几岁,不用说五经四书,十三经、诸子集成、前四史,差不多都读过了。他们有这样的学问积累的过程,所以在学术的知识结构方面,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绝后”不是说后来者的聪明智慧一定少于他们,而是没有当时那些个具体条件,包括对学人为学非常重要的家学和师承。国学需要童子功,年龄大了补课,实际上为时已晚。因此后来者要赶上他们,难之又难。就研究我国固有学术而言,二十世纪学者也开了先路。经由他们可以更自觉地进入原典。二十世纪现
6、代学者的学术,是不是也有瑕疵?肯定会有。陈寅恪就讲过,王国维的学说也可能有错误,他自己的学说也会有错误,自然可以商量。同样,钱锺书的学术,也一定有可商之处。但是他们的学术精神,为学的态度,纯洁的资质,堪称后学的典范,应无问题。我们今天的学术风气所缺乏的,恰好是二十世纪大师们的那种精神、那种风范、那种态度。勿误读钱锺书现在关注二十世纪现代学术的人多起来了,但研究得远不够深入。有一些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就刮起这个“热”那个“热”的风。学术研究最怕刮风。一刮风,“热”得快,凉得也快。然后骂声随之而来。钱锺书先生不幸也遭此命运。我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钱锺书是卡夫卡的绝世艺人。这篇文章写的倒是很俏皮,
7、但认为钱先生的学问,不过是一个杂耍艺人用以谋生惑众的绝活,除了博得看客的几声叫好,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他说谈艺录和管锥编,本质上应归属于诸如绕口令、回文诗、字谜等文字和语言游戏一类,是一种自娱性的、习惯性的、享受性的东西。这位作者甚至还声称,谈艺录和管锥编是自私的,势利的,是抬高门槛为难人的,是以显摆为目的的等等。我无论如何不能认同这篇文章对钱锺书先生的评价。如果不是牵引卡夫卡蓄意做一番拟于不伦的文字游戏,我认为他至少是没有读懂钱锺书。读懂钱,并不容易。陈寅恪先生的书,马一浮先生的书,也不容易读。读懂读不懂,不完全是文字障碍,文字没有那么多障碍。马一浮的著作不多,无非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
8、尔雅台答问等。但读懂马先生,我认为是非常难的事情。难就难在,阅读者是否能够进入马先生的学问世界和精神世界。陈寅恪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就是对古人的著作,对古人的立说,要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因而能够体会古人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钱锺书先生的著作,为什么采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呈现方式?为什么用文言而不是白话?他是文学家,小说围城和散文写在人生边上等,可以证明他的白话同样令人绝倒。这涉及到如何理解钱先生的学问态度和学问方式问题。他对学问有一个宿见,就是认为大抵真正的学问,不过是荒江野老,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而不是闭目塞听地“做”出来,或是吵吵嚷
9、嚷地“讲”出来的学问。他说一旦成为朝市的“显学”,很快就会变成俗学。这些话,深入体会,才能知道一点学问的滋味。以虚妄浮躁的心态,试图了解稳定的学问,不可能对学问得出正解。钱先生的学问方式,毫无疑问是活跃的,多姿的,千变万化的,但他的学问精神是恒定而守持不变的存在。他认为古与今、中和西,不是截然不搭界的两造,而是可以连接一气,互相打通的世界。他说:“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的现实意义。”(钱锺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转引自郑朝宗著海夫文存,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年,页 8)他对“专学”的看法也很特别。他说因研究一种书而
10、名学的情况不是很多。一个是选学,文选学,一个是许学,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的学问,可以称为专学。红楼梦研究成为红学,是为特例,但他认为此学可以成立。其余的研究,包括千家注杜(杜甫)、百家注韩(韩愈),都不能以“杜学”或者“韩学”称。可见他对学问内涵的限定,何等严格。这是大学问家的态度。现在到处使用专学的称谓,把学问泛化,结果取消了学问本身。钱先生还特别指出“师传”的弊端,认为弟子多,对其师尊崇的结果,反而把师也扭曲变形了。这就是谈艺录反复讲的“尊之实足以卑之”。钱先生的好友郑朝宗先生说,钱先生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可谓真知钱先生之言。钱先生从不以师自居,不聚徒讲学,也没有弟子。钱锺书的学问构成钱锺
11、书先生的学问结构,都由哪些部分构成,他的学问脉分如何辨识,学术界没有一致的看法。我长期读钱,三复其义,认为他的学问构成,约略可分为四目:第一是经典阐释学;第二是学术思想史;第三是中国诗学;第四是文体修辞学。前面提到的说钱先生是卡夫卡的绝活的文章,不承认钱先生著作里面有解释学的内容,未免令人感到意外。谈艺录也好,巨著管锥编也好,独不缺少解释学的内容。只不过钱先生对解释学有独辟胜解。左传正义三,隐公元年,解一“待”字,令人绝到。郑庄公由于“寤生”,惊吓了他的生母武姜,因而母子失和。庄公即位之后,武姜便与庄公的胞弟共叔段结为联盟,封地逾制,一人独大。郑大夫祭仲建议及早除掉,免生滋蔓。庄公说:“多行不
12、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进入中学课本的左传名段“郑伯克段于鄢”。我们且看钱锺书先生如何解释此一“待”字。他先是征引左传闵公元年,齐国的仲孙湫提出:“不去庆父,鲁难未已。”齐桓公回答说:“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又引定公六年,公叔文子谏卫侯:“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再引韩非子说林,下有与悍者邻,欲卖宅避之,人曰:“是其贯将满矣,子姑待之。”钱先生具引之后申论说:“待之时义大矣哉。待者,待恶贯之满盈、时机之成熟也。”然后又引汉书五行志董仲舒之对策:“鲁定公、哀公时,季氏之恶已熟”、孟子告子上以麰麦喻人性:“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这就如同郑庄公等待到共叔段谋反在
13、即,并得知其起事的具体日期,于是下定决心,说:“可矣!”也就是可作为的时机真正成熟了。钱先生接着又引史记韩信卢绾传:“太史公曰:於戏悲夫,夫计之生熟成败,于人也深矣!”以及北齐书陆法和传里的陆氏发为议论:“凡人取果,宜待熟时,不撩自落,檀越但待候景熟。”抑犹未尽,更引西典助发,一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论家的“待熟”之说,二是培根论“待”时提出的“机缘有生熟”,三是孟德斯鸠论修改法律,提出“筹备之功须数百载,待诸事成熟,则变革于一旦”,四是一名李伐洛者,认为“人事亦有时季,若物候然”(管锥编,三联版,页 276277)。中西古典万箭齐发,齐来会战,“待”之一词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只好俯首就擒。其实
14、所谓“待之”,就是为人举事,要讲究条件和时机。而时机须由条件来酝酿。舍此二端,急于从事,揠苗助长,冒行躁进;或灰心气沮,知难而返,坐失良机,都是不明不智的表现,亦即尚不懂钱先生反复阐释的这个“大矣哉”的“待”字。钱先生又引清儒之言写道:“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
15、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管锥编,三联版,页 281)这也就是乾嘉学者何以重视小学的原因。小学是进入经学的阶梯,故“读书必先识字”是清儒的常谈。小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即读书进学,首在认识字,知读音,明义训。然后再由小学进入经学。经学的旨归在义理,就进到中国传统学问最高的形上之境了。钱先生把这一过程概括为“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此亦即西哲所说的“循环阐释”。钱先生告诉我们,阐释的方式或有中西的不同,但阐释学,中西宜有共理。钱氏阐释学,则明显带有经典阐释的特点,既吸收了西方的理论范式,又直承中国传统传注义疏的阐释传统。他学问构成的第二脉分,是学术思
16、想史的内容。绝不光是文学,他的学问早已超越单一的文学一科。特别管锥编一书,处理的主要是学术史的问题。他选出来作为研究案例的那些典范著作,周易、毛诗、左传、史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涵盖了传统四部之学的最精要的内容。他丝毫没有轻视作为我国固有学术统领地位的经史之学,而是将其置于先位来加以研究。诗经易经均可分称为“六经”之首,左传是春秋三传中最重要的一传。而焦氏易林的列入,则是钱先生的所好,喜其文辞古雅,诗意馥馥。钱先生虽出身中西文学,其经史之学的根底岂可限量哉。只不过他解“经”的方法不仅与清儒不同,与昔日的时流亦迥然有别而已。他的“经解”,集部之学并为
17、入室阶梯。钱先生学问构成的第三脉分的内容,是中国诗学,这是他学问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喜欢诗,长于写诗,有诗眼,也有诗心。他的精神意象在诗里边存活并得到再生。笔触一旦进入中国诗学,他自由得如同水里面的鱼,欢悦而快乐,似乎有无穷无尽对诗学的独得之秘,顷刻化作语言文辞的泉水,重叠交会,喷涌而出。谈艺录就是一部关于中国诗学的大著述。还有可与专著相埒的诗论中国诗与中国画,以及诗可以怨。通感其实也是一篇诗学的会通之作。宋诗选注虽受到彼时精神环境的限制,未能畅意发抒,被他称为“模糊的铜镜”,但经钱先生手泽润色,自有他人所不及的佳风景。他诗学的义理情愫所锺,是为宋诗,自己为诗也是宋诗的风致。但谈艺录论诗,唐
18、宋之别,不以历史时段,而以“体格性分”。对清末同光体诸人,是非得失均看得清爽,不掩善,也不护短。钱之诗论,通贯古今,兼采中西,旁征博引,胜解如云。我未见有另外的诗评家能和钱先生对中国诗学的贡献相比伦。老辈如陈石遗,终因缺少西学根底,不能不让钱一箭之地。杨绛先生也说:“他酷爱诗。我国的旧体诗之外,西洋德、意、英、法原文诗他熟读的真不少,诗的意境是他深有体会的。”(管锥编三联版杨序,写于 1997 年)他学问构成的第四脉分,是文体修辞学。钱先生无异是修辞高手甚或圣手。他的言语文辞的讲究,见于他所有各体著作。丰赡、睿智、幽默的特点充溢字里行间。不妨一读他的散文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以及长篇小说围城,他
19、的独特的修辞风格,踵武前贤而不袭前贤,迥异时流而无法模仿,开篇即知此为“钱氏体”。谈艺录等涉及文评诗话的学理文章写作,管锥编所展示的经典诠释系统,都是自家体貌,古今中外的要言妙道齐来登场,共同搬演中国诗学和中国学术的传奇大戏。钱锺书先生的学问呈现方式,体现了古今文体的兼美。如果是白话,他使用的是典雅的白话,不是通俗的白话。文字里带有诙谐的隐喻,和繁富扬厉的比类观照。“典雅的白话”,是我的概括语,自认比较确切。如果是文言,他使用的是典雅的文言。至于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文言,我的理解是,谈艺录、管锥编有大量原典引用,所引原典都是文言,如果述论者以白话来阐释文言,繁简失序,两不相融,必令文体不相统一。这
20、在常人不成为问题,在钱先生则情非所愿。现在史学界正在组织人写清史,我的老师戴逸先生主持该项目。原来的清史稿自然多有舛误,但当时撰写清史稿的那些作者,可都是一时之选,譬如赵尔巽等,学问文章相当入流。现在写清史,如果用浅近的白话,只能无限地扩大篇幅,史著的味道,过去二十四史的味道,就没有了。钱先生撰写谈艺录和管锥编,以他对文体修辞之道的精熟老到,自然懂得,如果用白话通释文言典藏,无异于在茶水里兑上白开水。他深知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域区类属,宜乎以不同的文体来加以呈现。而中国的文评诗话,他认为向无定体。谈艺录的方式,应归于中国的文评诗话之属,文体上叫“诗文评”。钱先生说过,“文评诗品,本无定体”。
21、陆机的文赋是赋体,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诗体,郑板桥的述诗、潘德舆的读太白集、读子美集,是词体。钱先生说,“或以赋,或以诗,或以词,皆有月旦藻鉴之用,小说亦未尝不可”。(管锥编,三联版,页 1002)小说也可以用来评文论诗,古典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事例多有,而围城发抒此道,尤见文体修辞家的法眼机杼。钱氏修辞典则:“说破乏味”钱锺书先生认为,“遮言为深,表言为浅”(管锥编,三联版,页840,引宗镜录)。他的修辞典则是:“说破乏味。”其实就是含蓄为美。所谓行文典雅,语言使用的诀窍,是为不露,是为含蓄。有人说,钱先生的著作不见义理,光引那么多故书,意欲何为。其实钱著充满了义蕴理趣,到处都是创
22、发的观点和独出的见解,思想的烛光照亮著论全体。如果钱著没有思理意蕴,他就不会拥有那么多读者了。只不过他不喜欢空疏著论,而是善用遮言和隐喻,将理趣意蕴寓于古今典例故事的征引叙述之中。也就是不把问题全都“说破”,点到为止,引而不发,留给读者以三隅反的空间,是为钱氏修辞学的特点。所以他特别提醒:“善运不亚善创,初无须词尽己出也。”(管锥编,三联版,页 371)钱先生的名言是:“不道破以见巧思。”(管锥编,三联版,页2364)并且引吴文溥南野堂笔记里的诗句作为例证:“怕闻桥名郎信断,愁看山影妾身孤。”把西湖的断桥和孤山巧妙地织入诗的语句中,以自然风景映衬人的心情意绪。怕听到“断桥”的桥名,是担心爱恋的
23、对象音书断绝;愁看“孤山”,是因为看到孤山的山影,会联想到己身的孤单。钱先生本人的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重峦叠嶂,溪流百转,山穷水复,柳暗花明,文心诗笔,吊诡有术,趣味无穷。管锥编卷焦氏易林“大有”引晋李顒的雷赋云:“审其体势,观其曲折,轻如伐鼓,轰若走辙。”钱先生认为,斯雷鼓之喻,还未能尽“声势之殊相”,只有易林以声声相续为声声相“逐”,“活泼连绵,音态不特如轮之转,抑如后浪之趁前浪,兼轮之滚滚与浪之滚滚,钟嵘所谓几乎一字千金,可以移品。”这段话,“移品”钱氏的文体修辞,虽不中亦不远矣。钱先生又引杜句“青山意不尽,滚滚上牛头”,状其“峰峦衔接,弥望无已,如浪花相追逐”,以及岑参诗句“连山若
24、波涛,奔凑似朝东”,是又将此意境推至无穷。自然也可以“移品”钱锺书先生。以是之故,惟懂得了钱氏的学问方式和修辞典则,才能懂得他学问本身;反之亦复如是,懂得他的学问内涵和理蕴,才能知晓他的不与人同的学问呈现方式和修辞法则。学者的立身行事,也为钱锺书先生所关注。他有一个信守不移的观念,就是学者最忌出位之思。学问做到一定程度,会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对自己不了解的问题不应该也不必发言。这其实是学者的自知之明和理性自觉。知不知道对哪些问题自己不具备发言条件,考验一个学人学问的知性程度。谈艺录初版于 1948 年,到八十年代才第一次重印。三十多年的时光,他不是没有机会再行出版此书。1965 年,北京和上海
25、的出版社都曾向他提出申请,他一律予以婉拒。1982 年重印此书,他道出个中原委:“壮悔兹甚,藏拙为幸。”(谈艺录引言,中华书局,1984)他深谙避世避俗之道。“隐身适成引目之具,自障偏有自彰之效,相反相成,同体岐用”(管锥编,三联版,页 10)的哲理,为他所深谙。杨绛先生也写过隐身衣。但钱锺书不是隐者,他不同于马一浮。马先生是真正的隐士,长期在西湖,住陋巷,不入讲舍。钱先生也不入讲舍,但他有许多青年朋友,对文坛世相的了解出于很多人的想象。我跟钱先生并无接触,但一次他在信中,称我和内子是“文章知己,患难夫妻”。不晓得他是如何知道的不入正传的“野史掌故”,我们夫妇因此非常感念他。钱先生不是隐者,只
26、是“默存”而已。探讨钱锺书先生的学问方式,还必须讲几句不能不说的话。就是你想向钱先生要什么?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一本流行的书,是前苏联的作家柯切托夫写的,叫你到底要什么,一本反思苏俄正统的书。但是它的书名我很感兴趣。对钱先生,也有个到底要什么的问题。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位说钱先生是杂耍艺人的文章,他要的是钱先生自己不想要更不想做的东西。钱先生不是革命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游旋于政学两界的人。你向他要革命,他没有。要政治,他不喜欢谈。要亦学亦政,他反对这种骑墙式的人生状态。他是非常单纯的学者。不应该向他要这些反其道而行之的东西。你要他出头?参与街头政治?他不愿意那样做。换句话说,他不是梁任公,他不是
27、冯友兰。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当然很好,三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大册,陈寅恪先生评价很高。抗战时期的“贞元六书”,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也是开创性的建树。冯友兰的学术成就,没人能够否定。但冯先生一生于学问之外,有不能忘情于政治的一面,所以容易遭受各种訾议。但我不赞成否定这位杰出的大哲学史家,到现在我给学生开书目,他的中国哲学简史,还是必读书。但钱先生不是冯友兰,他没有投身政治活动的激进的经历。他和熊十力也不一样。熊十力是新儒家的领军。我们讲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三圣。熊十力早年投身国民革命,参加过起义,行伍出身,学问资历不高,但他的学问成就是一流的。钱先生没有参加过革命,甚至学生运动
28、他也不是很赞成。要知道,他的尊人钱基博老先生,也不赞成学生搞运动。钱穆钱宾四先生,也不赞成年轻学生参政,他们认为学生主要是读好书,积累知识学问以备将来有用于家国,或至少有益于世道人心。陈寅恪先生就是这样的主张。但他不涉身政治,不等于不懂政治,他的信念和信仰非常牢固。如果对政治有看法,也是通过学问的途径来表达,不轻易作出位之思。钱锺书先生所以养成宁静的不旁骛的治学心态,固然由于对学问本身的如同宿契般的兴趣,还由于他很早就获得了终生不渝的爱情。爱情是一副良好的安定剂。躁动不安的青年时期,让他得到了安宁。八十年代中期,我参加厦门大学的一个研讨会,当时有幸拜望郑朝宗先生。我去拜访他,是由于正在研究钱锺书。我向郑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以钱先生的睿智和锋芒无法掩藏的性格,1957 年的风雨环境他何以能够平安度过。郑朝宗先生用很大的声音说:那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