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钱钟书的学问方式光明网微博刘梦溪 2015-05-11 09:46我要分享7摘要二十世纪现代学者的学术，是不是也有瑕疵？陈寅恪就讲过，王国维的学说可能有错误，他自己的学说也有错误。同样，钱锺书的学术也有。但是他们的学术精神，为学的态度，是后学的典范，绝无问题。钱锺书先生的赠诗学术殿堂的引桥我和钱锺书先生没有见过面。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创办中国文化杂志，也由于当时想着手对钱先生的学术思想作一些研究，跟他有不少通信。我从未把这些信拿出来，觉得不好意思。他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不仅是欣赏，而且是特别尊敬和心仪的人。我研究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学术思想史，钱先生是我关注的重点学术案例。八十年代中期，
2、我开始做这方面的题目，决定对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这三位真正大师级的人物，做个案分疏和综合比较研究，于是开始读他们的书。最先读的，是钱锺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每一本书、每一个字，我都读三遍以上。内子陈祖芬写过一篇文章，叫不敢见钱锺书先生，其中写到，在八十年代，如果你在北京的街头巷尾，看到一个人，或者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在路上，在树下，在墙边，在任何地方，都拿着书看，这个人看的一定是管锥编或者谈艺录。她这样写是写实，不是文学描写。我的确读钱先生读得很熟，熟到他成为和我日夜相伴的人。不仅他的书一本一本被我划乱了，读钱的笔记也积下好多册。读完钱锺书之后，就读王国维。王的东西多，必须选读。先是早期的
3、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然后是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古史新证等。王国维后，开始读陈寅恪。非常“不幸”，我读陈寅恪以后，扎进去就没有出来。结果不是三个人一起写了，变成对陈寅恪做单独的个案研究。我现在写的关于陈寅恪的文字，大概有五十多万言，公开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对我如此熟悉的钱锺书，却一直没有写文章发表。我的一些朋友也知道我研究钱锺书。一次厦门大学召开关于钱先生的研讨会，李泽厚得知，说应该去，你是研究钱锺书的。我问他何以知之，他说当然知道。但何以知之的理由他没有讲。近三十年我所做的研究，很大一块是围绕二十世纪现代学者的学术思想。我的体会是，这些大师巨子是我们晚学后进进入学术殿
4、堂的比较便捷的引桥。通过他们，可以通往古代，走向中国传统学术，也可以通过他们连接西方，走向中西学术思想的会通。更重要的，他们为我们树立了学术典范。我曾经用“空前绝后”一语，形容他们学问结构的特点。“空前”，是指这些现代学者，在西学的修养方面，汉儒、宋儒、清儒，都比不过他们，因为当时不可能有这个条件。汉宋儒不必说，乾嘉学者也不能跟二十世纪现代学者在这方面相比肩。虽然早期的传教士跟明末清初的一些学人有一些关联，但我们看不到乾嘉大师们的西学修养有哪些具体而明显的呈现。二十世纪学者不同，他们常常十几岁就留学国外。陈寅恪十三岁留学日本，然后美国、欧洲，前后大约有十六七年的时间在国外。连马一浮也有在美国、
5、日本的经历，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去的，尽管停留的时间前后不是很长，毕竟扩大了学问的视野。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现代学人的国学根基，又是后生晚辈不能望其项背的。他们四五岁开始发蒙，到七八岁，十几岁，不用说五经四书，十三经、诸子集成、前四史，差不多都读过了。他们有这样的学问积累的过程，所以在学术的知识结构方面，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绝后”不是说后来者的聪明智慧一定少于他们，而是没有当时那些个具体条件，包括对学人为学非常重要的家学和师承。国学需要童子功，年龄大了补课，实际上为时已晚。因此后来者要赶上他们，难之又难。就研究我国固有学术而言，二十世纪学者也开了先路。经由他们可以更自觉地进入原典。二十世纪现
6、代学者的学术，是不是也有瑕疵？肯定会有。陈寅恪就讲过，王国维的学说也可能有错误，他自己的学说也会有错误，自然可以商量。同样，钱锺书的学术，也一定有可商之处。但是他们的学术精神，为学的态度，纯洁的资质，堪称后学的典范，应无问题。我们今天的学术风气所缺乏的，恰好是二十世纪大师们的那种精神、那种风范、那种态度。勿误读钱锺书现在关注二十世纪现代学术的人多起来了，但研究得远不够深入。有一些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就刮起这个“热”那个“热”的风。学术研究最怕刮风。一刮风，“热”得快，凉得也快。然后骂声随之而来。钱锺书先生不幸也遭此命运。我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钱锺书是卡夫卡的绝世艺人。这篇文章写的倒是很俏皮，
7、但认为钱先生的学问，不过是一个杂耍艺人用以谋生惑众的绝活，除了博得看客的几声叫好，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他说谈艺录和管锥编，本质上应归属于诸如绕口令、回文诗、字谜等文字和语言游戏一类，是一种自娱性的、习惯性的、享受性的东西。这位作者甚至还声称，谈艺录和管锥编是自私的，势利的，是抬高门槛为难人的，是以显摆为目的的等等。我无论如何不能认同这篇文章对钱锺书先生的评价。如果不是牵引卡夫卡蓄意做一番拟于不伦的文字游戏，我认为他至少是没有读懂钱锺书。读懂钱，并不容易。陈寅恪先生的书，马一浮先生的书，也不容易读。读懂读不懂，不完全是文字障碍，文字没有那么多障碍。马一浮的著作不多，无非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
8、尔雅台答问等。但读懂马先生，我认为是非常难的事情。难就难在，阅读者是否能够进入马先生的学问世界和精神世界。陈寅恪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就是对古人的著作，对古人的立说，要具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因而能够体会古人立说的“不得不如是”的苦心孤诣。钱锺书先生的著作，为什么采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呈现方式？为什么用文言而不是白话？他是文学家，小说围城和散文写在人生边上等，可以证明他的白话同样令人绝倒。这涉及到如何理解钱先生的学问态度和学问方式问题。他对学问有一个宿见，就是认为大抵真正的学问，不过是荒江野老，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而不是闭目塞听地“做”出来，或是吵吵嚷
9、嚷地“讲”出来的学问。他说一旦成为朝市的“显学”，很快就会变成俗学。这些话，深入体会，才能知道一点学问的滋味。以虚妄浮躁的心态，试图了解稳定的学问，不可能对学问得出正解。钱先生的学问方式，毫无疑问是活跃的，多姿的，千变万化的，但他的学问精神是恒定而守持不变的存在。他认为古与今、中和西，不是截然不搭界的两造，而是可以连接一气，互相打通的世界。他说：“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的现实意义。”（钱锺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转引自郑朝宗著海夫文存，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 年，页 8）他对“专学”的看法也很特别。他说因研究一种书而
10、名学的情况不是很多。一个是选学，文选学，一个是许学，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的学问，可以称为专学。红楼梦研究成为红学，是为特例，但他认为此学可以成立。其余的研究，包括千家注杜（杜甫）、百家注韩（韩愈），都不能以“杜学”或者“韩学”称。可见他对学问内涵的限定，何等严格。这是大学问家的态度。现在到处使用专学的称谓，把学问泛化，结果取消了学问本身。钱先生还特别指出“师传”的弊端，认为弟子多，对其师尊崇的结果，反而把师也扭曲变形了。这就是谈艺录反复讲的“尊之实足以卑之”。钱先生的好友郑朝宗先生说，钱先生是“但开风气不为师”，可谓真知钱先生之言。钱先生从不以师自居，不聚徒讲学，也没有弟子。钱锺书的学问构成钱锺
11、书先生的学问结构，都由哪些部分构成，他的学问脉分如何辨识，学术界没有一致的看法。我长期读钱，三复其义，认为他的学问构成，约略可分为四目：第一是经典阐释学；第二是学术思想史；第三是中国诗学；第四是文体修辞学。前面提到的说钱先生是卡夫卡的绝活的文章，不承认钱先生著作里面有解释学的内容，未免令人感到意外。谈艺录也好，巨著管锥编也好，独不缺少解释学的内容。只不过钱先生对解释学有独辟胜解。左传正义三，隐公元年，解一“待”字，令人绝到。郑庄公由于“寤生”，惊吓了他的生母武姜，因而母子失和。庄公即位之后，武姜便与庄公的胞弟共叔段结为联盟，封地逾制，一人独大。郑大夫祭仲建议及早除掉，免生滋蔓。庄公说：“多行不
12、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进入中学课本的左传名段“郑伯克段于鄢”。我们且看钱锺书先生如何解释此一“待”字。他先是征引左传闵公元年，齐国的仲孙湫提出：“不去庆父，鲁难未已。”齐桓公回答说：“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又引定公六年，公叔文子谏卫侯：“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再引韩非子说林，下有与悍者邻，欲卖宅避之，人曰：“是其贯将满矣，子姑待之。”钱先生具引之后申论说：“待之时义大矣哉。待者，待恶贯之满盈、时机之成熟也。”然后又引汉书五行志董仲舒之对策：“鲁定公、哀公时，季氏之恶已熟”、孟子告子上以麰麦喻人性：“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这就如同郑庄公等待到共叔段谋反在
13、即，并得知其起事的具体日期，于是下定决心，说：“可矣！”也就是可作为的时机真正成熟了。钱先生接着又引史记韩信卢绾传：“太史公曰：於戏悲夫，夫计之生熟成败，于人也深矣！”以及北齐书陆法和传里的陆氏发为议论：“凡人取果，宜待熟时，不撩自落，檀越但待候景熟。”抑犹未尽，更引西典助发，一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论家的“待熟”之说，二是培根论“待”时提出的“机缘有生熟”，三是孟德斯鸠论修改法律，提出“筹备之功须数百载，待诸事成熟，则变革于一旦”，四是一名李伐洛者，认为“人事亦有时季，若物候然”（管锥编，三联版，页 276277）。中西古典万箭齐发，齐来会战，“待”之一词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只好俯首就擒。其实
14、所谓“待之”，就是为人举事，要讲究条件和时机。而时机须由条件来酝酿。舍此二端，急于从事，揠苗助长，冒行躁进；或灰心气沮，知难而返，坐失良机，都是不明不智的表现，亦即尚不懂钱先生反复阐释的这个“大矣哉”的“待”字。钱先生又引清儒之言写道：“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
15、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管锥编，三联版，页 281）这也就是乾嘉学者何以重视小学的原因。小学是进入经学的阶梯，故“读书必先识字”是清儒的常谈。小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即读书进学，首在认识字，知读音，明义训。然后再由小学进入经学。经学的旨归在义理，就进到中国传统学问最高的形上之境了。钱先生把这一过程概括为“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此亦即西哲所说的“循环阐释”。钱先生告诉我们，阐释的方式或有中西的不同，但阐释学，中西宜有共理。钱氏阐释学，则明显带有经典阐释的特点，既吸收了西方的理论范式，又直承中国传统传注义疏的阐释传统。他学问构成的第二脉分，是学术思
16、想史的内容。绝不光是文学，他的学问早已超越单一的文学一科。特别管锥编一书，处理的主要是学术史的问题。他选出来作为研究案例的那些典范著作，周易、毛诗、左传、史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涵盖了传统四部之学的最精要的内容。他丝毫没有轻视作为我国固有学术统领地位的经史之学，而是将其置于先位来加以研究。诗经易经均可分称为“六经”之首，左传是春秋三传中最重要的一传。而焦氏易林的列入，则是钱先生的所好，喜其文辞古雅，诗意馥馥。钱先生虽出身中西文学，其经史之学的根底岂可限量哉。只不过他解“经”的方法不仅与清儒不同，与昔日的时流亦迥然有别而已。他的“经解”，集部之学并为
17、入室阶梯。钱先生学问构成的第三脉分的内容，是中国诗学，这是他学问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喜欢诗，长于写诗，有诗眼，也有诗心。他的精神意象在诗里边存活并得到再生。笔触一旦进入中国诗学，他自由得如同水里面的鱼，欢悦而快乐，似乎有无穷无尽对诗学的独得之秘，顷刻化作语言文辞的泉水，重叠交会，喷涌而出。谈艺录就是一部关于中国诗学的大著述。还有可与专著相埒的诗论中国诗与中国画，以及诗可以怨。通感其实也是一篇诗学的会通之作。宋诗选注虽受到彼时精神环境的限制，未能畅意发抒，被他称为“模糊的铜镜”，但经钱先生手泽润色，自有他人所不及的佳风景。他诗学的义理情愫所锺，是为宋诗，自己为诗也是宋诗的风致。但谈艺录论诗，唐
18、宋之别，不以历史时段，而以“体格性分”。对清末同光体诸人，是非得失均看得清爽，不掩善，也不护短。钱之诗论，通贯古今，兼采中西，旁征博引，胜解如云。我未见有另外的诗评家能和钱先生对中国诗学的贡献相比伦。老辈如陈石遗，终因缺少西学根底，不能不让钱一箭之地。杨绛先生也说：“他酷爱诗。我国的旧体诗之外，西洋德、意、英、法原文诗他熟读的真不少，诗的意境是他深有体会的。”（管锥编三联版杨序，写于 1997 年）他学问构成的第四脉分，是文体修辞学。钱先生无异是修辞高手甚或圣手。他的言语文辞的讲究，见于他所有各体著作。丰赡、睿智、幽默的特点充溢字里行间。不妨一读他的散文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以及长篇小说围城，他
19、的独特的修辞风格，踵武前贤而不袭前贤，迥异时流而无法模仿，开篇即知此为“钱氏体”。谈艺录等涉及文评诗话的学理文章写作，管锥编所展示的经典诠释系统，都是自家体貌，古今中外的要言妙道齐来登场，共同搬演中国诗学和中国学术的传奇大戏。钱锺书先生的学问呈现方式，体现了古今文体的兼美。如果是白话，他使用的是典雅的白话，不是通俗的白话。文字里带有诙谐的隐喻，和繁富扬厉的比类观照。“典雅的白话”，是我的概括语，自认比较确切。如果是文言，他使用的是典雅的文言。至于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文言，我的理解是，谈艺录、管锥编有大量原典引用，所引原典都是文言，如果述论者以白话来阐释文言，繁简失序，两不相融，必令文体不相统一。这
20、在常人不成为问题，在钱先生则情非所愿。现在史学界正在组织人写清史，我的老师戴逸先生主持该项目。原来的清史稿自然多有舛误，但当时撰写清史稿的那些作者，可都是一时之选，譬如赵尔巽等，学问文章相当入流。现在写清史，如果用浅近的白话，只能无限地扩大篇幅，史著的味道，过去二十四史的味道，就没有了。钱先生撰写谈艺录和管锥编，以他对文体修辞之道的精熟老到，自然懂得，如果用白话通释文言典藏，无异于在茶水里兑上白开水。他深知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域区类属，宜乎以不同的文体来加以呈现。而中国的文评诗话，他认为向无定体。谈艺录的方式，应归于中国的文评诗话之属，文体上叫“诗文评”。钱先生说过，“文评诗品，本无定体”。
21、陆机的文赋是赋体，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诗体，郑板桥的述诗、潘德舆的读太白集、读子美集，是词体。钱先生说，“或以赋，或以诗，或以词，皆有月旦藻鉴之用，小说亦未尝不可”。（管锥编，三联版，页 1002）小说也可以用来评文论诗，古典小说如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事例多有，而围城发抒此道，尤见文体修辞家的法眼机杼。钱氏修辞典则：“说破乏味”钱锺书先生认为，“遮言为深，表言为浅”(管锥编，三联版，页840，引宗镜录)。他的修辞典则是：“说破乏味。”其实就是含蓄为美。所谓行文典雅，语言使用的诀窍，是为不露，是为含蓄。有人说，钱先生的著作不见义理，光引那么多故书，意欲何为。其实钱著充满了义蕴理趣，到处都是创
22、发的观点和独出的见解，思想的烛光照亮著论全体。如果钱著没有思理意蕴，他就不会拥有那么多读者了。只不过他不喜欢空疏著论，而是善用遮言和隐喻，将理趣意蕴寓于古今典例故事的征引叙述之中。也就是不把问题全都“说破”，点到为止，引而不发，留给读者以三隅反的空间，是为钱氏修辞学的特点。所以他特别提醒：“善运不亚善创，初无须词尽己出也。”（管锥编，三联版，页 371）钱先生的名言是：“不道破以见巧思。”（管锥编，三联版，页2364）并且引吴文溥南野堂笔记里的诗句作为例证：“怕闻桥名郎信断，愁看山影妾身孤。”把西湖的断桥和孤山巧妙地织入诗的语句中，以自然风景映衬人的心情意绪。怕听到“断桥”的桥名，是担心爱恋的
23、对象音书断绝；愁看“孤山”，是因为看到孤山的山影，会联想到己身的孤单。钱先生本人的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重峦叠嶂，溪流百转，山穷水复，柳暗花明，文心诗笔，吊诡有术，趣味无穷。管锥编卷焦氏易林“大有”引晋李顒的雷赋云：“审其体势，观其曲折，轻如伐鼓，轰若走辙。”钱先生认为，斯雷鼓之喻，还未能尽“声势之殊相”，只有易林以声声相续为声声相“逐”，“活泼连绵，音态不特如轮之转，抑如后浪之趁前浪，兼轮之滚滚与浪之滚滚，钟嵘所谓几乎一字千金，可以移品。”这段话，“移品”钱氏的文体修辞，虽不中亦不远矣。钱先生又引杜句“青山意不尽，滚滚上牛头”，状其“峰峦衔接，弥望无已，如浪花相追逐”，以及岑参诗句“连山若
24、波涛，奔凑似朝东”，是又将此意境推至无穷。自然也可以“移品”钱锺书先生。以是之故，惟懂得了钱氏的学问方式和修辞典则，才能懂得他学问本身；反之亦复如是，懂得他的学问内涵和理蕴，才能知晓他的不与人同的学问呈现方式和修辞法则。学者的立身行事，也为钱锺书先生所关注。他有一个信守不移的观念，就是学者最忌出位之思。学问做到一定程度，会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对自己不了解的问题不应该也不必发言。这其实是学者的自知之明和理性自觉。知不知道对哪些问题自己不具备发言条件，考验一个学人学问的知性程度。谈艺录初版于 1948 年，到八十年代才第一次重印。三十多年的时光，他不是没有机会再行出版此书。1965 年，北京和上海
25、的出版社都曾向他提出申请，他一律予以婉拒。1982 年重印此书，他道出个中原委：“壮悔兹甚，藏拙为幸。”（谈艺录引言，中华书局，1984）他深谙避世避俗之道。“隐身适成引目之具，自障偏有自彰之效，相反相成，同体岐用”（管锥编，三联版，页 10）的哲理，为他所深谙。杨绛先生也写过隐身衣。但钱锺书不是隐者，他不同于马一浮。马先生是真正的隐士，长期在西湖，住陋巷，不入讲舍。钱先生也不入讲舍，但他有许多青年朋友，对文坛世相的了解出于很多人的想象。我跟钱先生并无接触，但一次他在信中，称我和内子是“文章知己，患难夫妻”。不晓得他是如何知道的不入正传的“野史掌故”，我们夫妇因此非常感念他。钱先生不是隐者，只
26、是“默存”而已。探讨钱锺书先生的学问方式，还必须讲几句不能不说的话。就是你想向钱先生要什么？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一本流行的书，是前苏联的作家柯切托夫写的，叫你到底要什么，一本反思苏俄正统的书。但是它的书名我很感兴趣。对钱先生，也有个到底要什么的问题。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位说钱先生是杂耍艺人的文章，他要的是钱先生自己不想要更不想做的东西。钱先生不是革命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游旋于政学两界的人。你向他要革命，他没有。要政治，他不喜欢谈。要亦学亦政，他反对这种骑墙式的人生状态。他是非常单纯的学者。不应该向他要这些反其道而行之的东西。你要他出头？参与街头政治？他不愿意那样做。换句话说，他不是梁任公，他不是
27、冯友兰。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当然很好，三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大册，陈寅恪先生评价很高。抗战时期的“贞元六书”，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也是开创性的建树。冯友兰的学术成就，没人能够否定。但冯先生一生于学问之外，有不能忘情于政治的一面，所以容易遭受各种訾议。但我不赞成否定这位杰出的大哲学史家，到现在我给学生开书目，他的中国哲学简史，还是必读书。但钱先生不是冯友兰，他没有投身政治活动的激进的经历。他和熊十力也不一样。熊十力是新儒家的领军。我们讲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三圣。熊十力早年投身国民革命，参加过起义，行伍出身，学问资历不高，但他的学问成就是一流的。钱先生没有参加过革命，甚至学生运动
28、他也不是很赞成。要知道，他的尊人钱基博老先生，也不赞成学生搞运动。钱穆钱宾四先生，也不赞成年轻学生参政，他们认为学生主要是读好书，积累知识学问以备将来有用于家国，或至少有益于世道人心。陈寅恪先生就是这样的主张。但他不涉身政治，不等于不懂政治，他的信念和信仰非常牢固。如果对政治有看法，也是通过学问的途径来表达，不轻易作出位之思。钱锺书先生所以养成宁静的不旁骛的治学心态，固然由于对学问本身的如同宿契般的兴趣，还由于他很早就获得了终生不渝的爱情。爱情是一副良好的安定剂。躁动不安的青年时期，让他得到了安宁。八十年代中期，我参加厦门大学的一个研讨会，当时有幸拜望郑朝宗先生。我去拜访他，是由于正在研究钱锺书。我向郑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以钱先生的睿智和锋芒无法掩藏的性格，1957 年的风雨环境他何以能够平安度过。郑朝宗先生用很大的声音说：那是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