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秩序：结构与行动的整合与紧张秩序是社会学的终极关注，秩序是如何可能的，始终是社会学要解决的问题，我想这也是结构与行动之所以会成为社会学理论核心的原因所在，因为一定结构下的特定行动构成了的，正是社会的秩序，尤其是当结构具有了互动性以及行动具有了结构特征的时候，所形成的就不仅是社会静态的秩序，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秩序性的更替。广义的秩序所包括的不仅是秩序更应该有秩序性的更替，这里所说的秩序以及秩序性的更替，即静态的结构以及结构变化的行动性特征与规律，这两方面的任何单独的一面，是古典学者们终身努力的方向，甚至影响了当代以及现代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方向，从机械连带到有机连带，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结
2、构性的探讨，而韦伯关于行动及其理性化理论，则开辟了社会学关于行动研究的传统，虽然不一定是他第一个研究行动，却是他第一个让行动成为社会学理论的经典与核心。而后当代社会学理论的传承，将结构与行动奉为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将本同是宏大理论的结构与行动的理论进行分化，于是结构具有了宏观色彩，而行动则偏重于微观意义，这更加明确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方向，也形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传统。但这个传统曾一度导致了社会理论研究走向两个极端，曾一度造成了社会学理论学派的生死存亡之争。这样子的斗争并不全是负面影响，随着更多的精英不断投身到各自偏好的领域里，斗争不断开辟着结构与行动的领域，帕森斯将结构发扬光大，成为社会学最后
3、的一个经典，而行动则形成了符号互动论，行动理论，交换理论等视角诸侯割剧的局面，这不仅让社会学具有了更强大的生命力和说服力，也让后代学者们看到其交会整合的可能性。由此，帕氏的结构功能主义在后世继承人那里，不再仅仅偏重于静态的切片研究，而融合了行动的互动性特征，而微观的行动探讨也具有了宏大的结构性色彩，至此，社会学初步形成了关于秩序研究的雏形：结构与行动的紧张与整合。探讨当代理论中的宏大理论与微观互动理论的内在关联与紧张，如果整合到这个框架中去的话，就会发现，关联与紧张具有必然性，而且紧张的锋头曾直指企图以一种巨大野心整合并涵盖社会世界的理论系统的所有层次的帕森斯。帕森斯试图将古典的结构与行动以及
4、社会世界的理念系统的所有层次整合在一起，他所用的工具是他的结构功能主义，从帕森斯的系统框架以及行动体系中，可以看出帕氏对秩序问题的强调，而这种秩序偏重于静态的结构性，他将一个系统从社会的连续统中抽出来，单独做切片研究，在这一个系统当中，帕氏试图进行一种高度的整合，如果只就这一系统而论，他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如果放到整个社会的连续当中的话，就会给他带来诸多指责，因为他的系统研究忽视了秩序或者结构的互动性，即一种新的秩序、一个新的结构是在与之前的秩序与结构的互动中形成的，这样的一种互动性，是另一领域 行动的特征，并不在于“结构”自身，这就为更高的整合结构与行动的整合找到了立足点。正如是我前面所
5、引用的瑞泽尔的话“只有在解释和研究了变项之后，才有可能进一步研究这些变项组合如何随时间改变”所说，帕氏的研究在具有开拓性与创造性的同时，也具有了那个时代所固有的独特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2也是帕氏后来饱受批判的原因所在。平心而论，这样子的指责与批判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忽视了局限的必然性，但也是必要以及有益的，因为它粉碎了局限（也粉碎了帕氏整合的野心） ，呼唤更高层次的整合，虽然带来的后果是后世学者各领风骚的局面，但这种大分的局面只是大合之前的征兆，当各自的领域再次发展至极致，整合将重新开始。因为帕氏的结构功能主义偏重于静态的结构，同是社会学理论核心的行动怎肯就此没落，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出来公
6、开反抗结构功能主义，但零散的反抗力量集中在一起，正是行动这一视角开拓的疆域。这种结构与行动的紧张并非帕森斯所带来的，却是由他挑起的，因为他让世人（起码是社会学世界的人）知道了，单纯结构性的讨论，是很难在历史的潮流中永垂不朽的，于是两者的关联所在，就成为了社会学研究新的传统，有人直接将这种关联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而更多的人是在开拓自己独特领域的同时，不时回头兼顾另一片领土中的人们所做出的努力。在默顿的结构功能论中，他虽然没有就结构的互动性展开讨论，但他明确指出结构功能分析的对象必须是标准化的单位，即具重复性、具某种模式的。这种前提假设，至少已经看到了结构的重复性与模式性，这对于研究结构的互动
7、性来说，已前进了一大步。这是在结构框架内做出的行动特性的探索，而同样关于结构与行动关联的探索在行动那一片土地上又是如何进行着的呢？举一个例子（事实上，这也是我狭小知识范围内所能提供的一个例子） ，“虽然戈夫曼以符号互动论者之姿探讨前台和他提出的剧场理认系统的其它面向，但他也提到了它们的结构特性” ，在他的剧场理论里，提出了“集体表像”的概念，用以描述前台具有的制度化的倾向：当行动者演出约定成俗的角色时，他们会发现他们的表演已经有特定的前台与之配合。戈夫曼的结论是“前台是被选择的，而不是被创造的” 。他的剧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兼顾了结构的讨论，使得行动具有了结构特性行动是依某种结构或秩序进行的
8、。而这在社会学关于行动的研究中曾经是不被允许的，至少也是难以发现的。曾经关注的是行动的互动性，行动的理性等方面的东西，而在帕氏的整合潮流之后，这样子的兼顾，已被接受，甚至成为另一种潮流，这其中有帕森斯的一份功劳。之所以说是功劳，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一种肯定的意味，因为关于结构与行动的新的整合，减少了单纯只就结构或者行动进行讨论带来的局限性，使之更能经得起考验。结构的互动性，将帕森斯的系统研究扩展到各个系统的连续与传承，无疑提前了结构功能主义的适应性，但这并不是说，结构一旦与行动的特性相结合，就能产生巨大效应，关于它们的关联与整合，还有很大的工作要作，这份工作已经有人在做，但还远远不够；而行动的结
9、构特性，让行动有一定模式可循，扩展了互动性的思维，因为曾经互动性只是指人与具体情境的互动，现在考虑的还有与结构、与既定程序之间的互动，当然，这其中的整合也不尽人意，甚至只是开了个头而已，具体的将行动理论与结构特性结合起来，还有待努力。而上述的两种前景，只是结构与行动结合的诸多前景之二，绝不是全部，更进一步的整合会带来什么样的扩展与改变，将是不可限量的，但最起码，仅就现在而言，这样子的整合，已大大扩展了社会学的视野与思维，这就已经值得学者们去努力探索，用心耕耘了。3当结构具有了行动性，而行动又有了结构特性的时候，虽然结构还是结构，行动还是行动，但两者已是浑然一体的两个部分，不再那么界线分明。如果
10、将结构的行动性，与行动的结构特性，做再进一步的抽象，则会发现，这两者的规律是一样的，或者说描述的是同样的东西，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都可以用同样的一套理论去解释。而这种再进一步抽象的产物，就是秩序，广义上的秩序。这种广义上的秩序应该涵盖了结构和行动以及两者的整合，这有点像中国古典所说的“太极” ，而这样一种更高程度的抽象，具有了更高程度的解释力，正如中国古代可以用太极来解释世间万物一样。我想，这社会学发展的至少一个方向吧。至此，已经将结构与行动以及两者的整合与紧张生成的广义的秩序论述完毕，自我审视一番，觉得如果以本文作一个引子，再辅以类比的思维，来看待本文的论述，甚至看待社会学的发展缩影，都不会有太大的误差，但为何内心还是有种隐隐的不安呢？是不安于结构与行动不应当是这种子的整合，还是不安于广义的秩序不应当这样子产生吗？不，应该都不是，我想，不安的，应该是社会学理论的核心应该不止结构与行动两者，如果还有第三者，甚至更多的时候，那么本文试图做出一个整合的论述，就会变成一个残缺的笑话。不过这也是时代的局限性吧，最起码现在还没有发现第三个理论核心，想到这里，内心的不安终于消减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