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重建当前文学的伦理想像力作为一个批评概念， “新世纪文学”仍有很多暧昧之处。它的起点在哪？与后新时期文学相较，它的文学生产机制、传播方式有何不同？它在最初的发展中已经显露出了哪些新质的萌芽？进一步，这些萌芽在将来的文学演进中有没有延续的可能性或增殖能力？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学理论证以给出它们的合法性依据。尽管如此，这一概念还是赢得了批评界的广泛认可，它一方面结束了自 1990 年代以来文学的无名状态，缓解了对当下文学的命名焦虑。另一方面， “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是以纯粹的时间之维来描述正在进行的共时文学事件，既可保证历史的现场感又可存留丰富性，具有相当的包容性。批评家对“新世纪文学”概念趋之若
2、鹜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它似乎为批评家提供了文学阐释的“新”视野。按照黑格尔的逻辑，概念起于人类对新鲜事物的命名焦虑，但是新概念的产生必须遵循概念系统的生产机制，它是以旧有相关概念为视角为参照形成的对新事物的观照和表达。当新的概念得以确立后，进入自我完善的话语实践过程，从而走向成熟。成熟的概念会成为人们的观念，进一步，观念又是人们观照其他新事物的视角和价值评判的尺度。应该说， “新世纪文学”还走在由概念向观念成长的路上。因为在批评实践中人们总是热衷挖掘晚近文学中的新元素以确立“新世纪文学”之“新” ，但问题是我们着意强调的“新”很多是此前文学中早已存在但被我们忽略了的“旧” 。同时，这一概念目前还
3、无法为我们提供藉以判断新兴文学的理论支撑和价值尺度，所以，那些急于概括或预言“新世纪文2学”本质特征的启示录式批评就显得非常滑稽。 “新世纪文学”终将由概念走向观念，为文学阐释甚至文学创作提供坚实的理论维度。但从目下情况看，它仅仅是一个带有前瞻性的事实描述性文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具有回溯性的史实阐释性文学史观念。所以，我们应该权且抑制对这一概念理解的文学史思维的冲动（况且这一概念也不必然进入将来的文学史叙述） ，与其劳心费神地追问“新世纪文学”新在哪、怎么样，还不如换一种提问方式：“我们向新世纪文学要求什么？”一方面，文学史反复证明：新的社会文化思潮是新兴文学产生的根基，与之相比，文学的生产机制
4、、传播方式的更新毕竟是细枝末节。所以，在历史进程中，伴随新世纪而来的新的社会文化问题要求文学给以艺术的解决，在新的社会思潮与文学的应答关系中必将催生新的文学。另一方面，新兴文学本质的获得是一个繁复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较长时段的积累。新的文学无法自我确立，其能否确立主要取决于文学自身对新的社会思潮的回应能力，在回应中，文学逐步积聚思想和艺术的新元素，从而获得自己的本质。 我认为， “新世纪文学”应该重建文学的伦理想像力，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有力地回应时代要求，也才能够获得新质以确立自身。 2006 年 9 月 9 日，也就是学界热议“新世纪文学”的时候，大江健三郎在中国社科院做了题为始自于绝望的希
5、望的演讲，本文“伦理想像力”一词即借用自大江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大江表现了对日本国内对过去战争毫无反省状态的深深忧虑，他对此感到绝望，但又对日3本人与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能够达成最终和解抱有他所谓的“意思性乐观主义”的希望。针对日本人战争记忆丧失的问题，他呼吁通过教育让人了解过去， “运用伦理性想像力唤起日本人对未来的构想” 。如果单纯从这次演讲的上下文来看，大江所谓的“伦理性想像力”与文学没有直接关联，它更像是一个政治思想命题。但是纵观大江的文学思想，我们发现，伦理想像力仍属于他的文学想像力思想谱系。大江早在大学时代就接受了萨特以文学“介入”社会的思想，他之介入主要是以文学介入日本当代
6、政治，从这一意义上讲，他的创作是真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 。1979 年，在有了 20 余年创作实践后，他借用诺曼米勒的“政治的想像力”和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南的“民众共同的想像力”两个概念，构筑自己的文学想像力体系。在大江这里，政治的想像力是指在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宣谕、教化下形成的，带有集体无意识特征，为民族共同体享有的政治文化心态。与处于中心的政治想像力相比，民众共同的想像力带有边缘性、本土性，它作为地方性知识留在民族的记忆中，是无需教化而自然绵延的民族真正的集体无意识。大江认为，民众共同的想像力是政治想像力的对抗性存在，大江的作品充满了对前者的批判，以及后者对前者的修正与颠覆，他希望以文学的
7、“语言结构”建构形象系统，以形象唤起读者的想像力。实质上，大江的民众共同的想像力作为一种对抗性力量出现的时候，它也是一种（准）政治的想像力，对于这一点，他并不讳言，二者的对抗是边缘对中心的挑战，是对话语权和主流位置的争夺。但是步入晚景的大江逐渐认识到这种对抗的局限性，因为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比另一种意识形态更好。此次4的“2006 北京演讲”分明证实了这一点。在沮丧、绝望、忧虑之外，大江还有希望，他提出了“伦理想像力”的说法。我倾向于把它看成是大江对自己文学想像力思想的修正和提升，他希望文学通过建构伦理想像力唤起读者构想未来的“祈盼” 。但是对 71 岁的大江而言，建构文学的伦理想像力
8、也只能是一个“祈盼” ，甚至在他最后的封笔长篇别了，我的书中，他仍延续了以对抗模式建构文学政治想像力的实践，他在作品中深入思考了后“911”时代的政治，包含对当代诸多政治症候（如恐怖主义、暴力、文明冲突等）的想像性省思。大江把这一课题留给了将来的文学，当然也应该包括我们的“新世纪文学” 。 伦理想像力与作为政治文化认知方式的政治想像力不同，它是一种对“生活世界”的认知方式，它不指向任何意识形态，而是指向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它是一种有待建构的民族共同体的生活心态。因此，伦理想像力是非对抗性的，这一点正是我们时代的发展趋势和要求。1990 年代，福山以他的学术敏感及时宣告了意识形态对抗的“历史的终结
9、” ，宣告西方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其实，意识形态的对抗没有像福山所言走向终结，亨廷顿提出了他的后冷战时代“文明的冲突”理论。萨义德终其一生猛烈批判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殖民本身即内含着文化对抗的隐形结构。发人省思的是：在冲突之后（之中） ，这个世界会怎样呢？我想，它永远会是一个“生活世界” ，这是无可置疑的。中国自 1949 年后思潮转化的过程，当代文学史实给予了有力说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是主流的政治想像力建构阶段，当时的民间写作、潜在写作构建的是与之对抗的民众共同的想像力。新时期以降5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甚至先锋文学，不但与建国后人们的政治想
10、像力形成一种对抗关系，而且对同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言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异质性。这些文学思潮构建了民众共同的想像力，但这种民众共同的想像力实质上逐渐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一种以西方思想为资源、精英化的意识形态。在 1990 年代初以后的中国，伴随市场化、全球化的进程，日益精英化、中心化的民众共同的想像力受到来自后现代文化的“反叛” ，这些思想文化上的揭竿而起上演的均是“中心边缘”的对抗模式。后现代文化以价值多元相号召，其内里则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所以，我们享受了它造就的文化民主也就要承受它带来的文化后果，事实上，随着后现代的逐步意识形态化，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价值世界的混乱无序。缺乏建设性的后现代除了留
11、下一片狼藉之外，还带来了非对抗性、物质化的“时尚”意识形态，有学者甚至把时尚称为当下影响最大的意识形态。总之，社会文化思潮的去意识形态化、非对抗性特征势必推动文学远离思想文化的对抗，而向生活世界探索，在生活的多样可能性中构建出文学的伦理想像力。 伦理想像力叩问的是生活的意义，它关心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形式和社会制度能够创造幸福生活，因而是介入性的、建设性的。今天，技术的不断进步，财富的大量积累，享乐的无限自由（尼尔波兹曼对此提出了一个“娱乐致死”的概念）共同构成人的幸福的前提。但它们联手缔造的只是幸福的假象，人的幸福在排除了任何不幸的前提下成为社会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更应深思的是，幸福危机一定程度
12、上决定着人类的整体命运。赵汀阳认为：“整个现代性都是只注意物质发展和意6识形态而忽视幸福和德性的社会制度。只有回到生活问题，才能够意识到生活制度的巨大力量，才能够因此重建美好的生活制度和生活意识。 ”（论可能生活 ）作为一种对“生活世界”的认知方式，伦理想像力力主回到生活问题，思考美好生活制度和生活意识的重建路径，它要超越物对人的桎梏、意识形态对人的束缚，以使人类走向较为光明的未来。因此，伦理想像力成为文学的中心课题也是社会历史演进的客观要求，是文学应该承担的责任。面对被扭曲的生活世界， “新世纪文学”必须介入生活，构建自身的伦理想像力，把生活事实作为“第一事实”加以表现、把生活问题作为“第一
13、问题”给以艺术的回答，以形象体系唤起读者对美好的可能生活的祈盼，引导一种道德、幸福并且美的生活。 重建文学的伦理想像力既是我们对文学内部要素的诉求，也是对文学外在功用的企望。当然，文学借形象体系唤起读者的伦理想像力可以有多样的表现形态，在致力幸福生活建设，开掘生活可能性和发现生活意义上则是同一的。如果以文学的伦理想像力作为视角观照晚近的文学创作，那么，贾平凹的秦腔 、王蒙的尴尬风流 、铁凝的笨花等作品可以说已经走在了重建文学伦理想像力的路上，它们表现出生活的原生的质感，生活的真与美、绝望与希望、现实与可能。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我愿意把它们命名为“伦理写实主义”创作，在一定数量的此类作品出现后，甚至由此引领出“新世纪文学”的第一个创作思潮也未可知。
